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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
作者简介：余露，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发信息：《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是佛教词汇的“世界”，从19世纪末期开始，逐渐由虚入实，被用以指称全球，进而落实到各种具体事物上，在描述范围和规模之外，更体现价值上的判断。源自欧洲的Esperanto，最终取得“世界语”的名号，并多层次展现出近代中国“世界”观念的丰富面向和深厚意蕴。究其根源，则是近代中国人在一元论的线性进化观念下，努力成为他者的艰辛探索和深度纠结。
源于佛教、兼具“方位”与“流变”时空含义的“世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经过与“天下”、“万国”、“泰西”、“西洋”等词的联系混用，逐渐约定俗成为指称中国以外广大地域的重要概念。这一看似涵盖广泛的地域指称名词，却并不一定包含地球上的所有地方，而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虚拟性。此外，还包含非具体空间的抽象意义，且在不同的语境下变化出种种丰富含义。“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等观念作为一种深层意识乃至认识框架，常常制约着近代中国对自我定位和未来方向的认识，已经引起有识者的关注。①
已有世界语运动的研究，大抵分为两类，一为亲历者不无深情的追忆，一为局外人带有反思的审视。前者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世界语在中国发展的大概史实，②后者则从团体活动、文字改革、思想文化大背景等方面展开论述。③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关怀之一，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此为主题，从名称流变、理想寄托和终极关怀等层面，顺时序地考察“世界”及其相关观念在世界语运动中的虚虚实实，及各种或隐或显的表现背后的意蕴，可以挖掘世界语运动的思想文化内涵，展现包含地域而不止于地域的“世界”观念如何体现于倡行者各自的言论行事之中，从而试图将一些看似不言而喻实则言人人殊的观念还原于历史。
一、虚实相生：清季十年间世界语其名其物的引入与讨论
海通以来，轮船、火车、电报等工具广泛使用，国际间的交流无论深度广度都非往日可比，语言上也渐渐发生一种需要。1887年，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正式公布其创造的一种人造语言，并将其定名为“La LingvoInternacia”，意为“国际语言”。后来人们将柴氏发表该语时所采用的笔名“Esperanto”(意为“希望”)作为这一新语言的名字。所希望者，照柴氏自己的追溯和历次世界语大会的主旨，乃是超越国界，消除隔阂，实现人类相爱如一家。这与柴氏生活在多民族混居区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也因应着欧洲内部不同民族和平相处的追求。欧洲的经验与探索，最终辐射到亚洲，经日本人发端，中国人逐渐以“世界语”之名来称呼Esperanto，引起有关“世界”观念的一系列丰富表现。
清季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国际交流中语言的重要。1900年，清朝驻美大臣伍廷芳在费城书院演说，“综览环球之大局，默验人情之向背，谓宜定万国通用语言为各国人民交易往来之用耳，此固极省事之办法。”[1]伍氏之“万国通语”乃“万国通用语言”的简称，并未固定为专有名词，也并非指称Esperanto。到1905年，留日归国学生戢元丞等编辑主持的《大陆》刊出《世界语》一文，以“世界语”为标题，分节介绍其发明者与构造时，却以“爱斯泼拉特语”音译相称，除标题外，通篇不见“世界语”字样。可见，所谓“世界语”并非Esperanto的专称，而是描述，与辑录欧美近闻以成“世界谈片”之“世界”一样，意谓欧美那个世间，此时的“世界语”之名并未约定俗成，更谈不上习以为常。据称：发明者有感于自身经历，“怀抱四海同胞之主义，此所以着手于实际同语”，“爱斯泼拉特语为万国语之用途”，“构造极为简单，苟稍通外国语者，凡一月即可以得学之”。[2]“四海同胞主义”与“极为简单”，一则精神内核，一则实际效用，既连接欧美世界语运动所寄托的“希望”，更成为后来十余年间提倡与反对世界语者反复争辩的两个基准点。
1907年，第三次世界语大会在剑桥召开，署名“醒”的作者在《新世纪》上撰文记述，多方面渲染会议的盛况和世界语的流行。该文以“万国新语”指称Esperanto，所记柴门霍夫12日的演讲，“大致谓万国新语通行之后，实能改良国际之感情，增进人道之幸福”。19日演说则称，“新语通行之后，各国便不致再有误会之事。误会之事既少，则战争之事可息。战争既息，则所谓大同之境界不难立致也。总之，吾辈宜以爱世界为真爱，爱本国为私爱。若专私其所爱，而不知博爱，则非吾辈所取也。”[3]这是较早对世界语大本营相关情况的介绍，名称用汉语意译，敏锐地捕捉到世界语消融国界的理念。
《大陆》的《世界语》不过昙花一现。1907到1908年，创办于巴黎的《新世纪》在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党人的主导下鼓吹Esperanto，主要还是用“万国新语”之名。有意思的是，“万国新语”之外，还有“中国新语”。署名“前行”者来稿提出，为推行万国新语而发起中国新语，作为从中国语到万国新语的过渡。[4]
“万国”在中文古典中本来指众多“封建诸侯”，元代曾指称外国，明清以后渐渐对应世界各国。19世纪以来，西力东渐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对应感渐强，传统的天下格局受到冲击。1864年总理衙门刊印《万国公法》，以西欧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新秩序被中国人接纳。[5]从某种意义上，万国新语同万国公法一样，以欧洲经验为实质，却有着“万国通用”的意象，前者以一个“新”字，更寄托着进化链条上更加先进的期待。而中国与万国对言，中国置身万国之外，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广泛的历史影响，且与后来的“中国与世界”一脉相承。
同一时期，日本的世界语运动开始萌发，在日中国人参与其中。1906年，日本翻译家二叶亭四迷出版了日本最早的Esperanto自习本《世界语》，④“世界语”之名在日本开始流传。同年，无政府党人大杉荣在狱中开始学习世界语。出狱后，他在杂志上连载有关世界语的消息，在东京本乡小学开办讲习会，据说有中国人参加。从1908年4月6日开始，大杉荣还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留日学生刘师培家里开办世界语讲习会，刘师培何震夫妇、张继、苏曼殊、景梅九等人参与其中，他们主办的《衡报》对世界语大加提倡。Esperanto以“世界语”或“世界新语”之名在少数中国人当中传播开来。[6]当刘师培提出“今欲扩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时，[7]Esperanto与“世界语”并用。今日几乎所有涉及世界语的论着都称Esperanto最初汉译为“万国新语”，“世界语”之名乃沿用日本说法，基本事实或在于此。对刘师培等人而言，无政府主义的共同信仰，加上时空与人事的机缘，其沿用日本称谓的“世界语”，本属自然之势，但更多的中国人沿用之后，自觉不自觉的变化就更加丰富了。
近代中国“世界”观念的发生演化，与日本关系匪浅，世界语即其表现之一，1910年代之后，出现许多追认并解读这段因缘的说法。此时“世界语”一词并不流行，更非唯一，这与“世界”一词在近代兴起的大趋势是吻合的。古代中国的“世界”一词主要是佛教意义上的，虽然也会用来描绘尘世，但总体上虚大于实，近代来华传教士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借用过来描述上帝所创造和掌控的“世界”。后来逐渐从天国转到人间，19世纪末在各种商务统计表中出现“世界各国”、“世界各地”等明确为地域指向的用法，但还是在较为普泛和笼统的含义上，至于更加具体地落实到指称各种事物，时间更为漫长，过程更加丰富。本质为欧洲语言的Esperanto逐渐取得“世界语”的名号，正是一例。同时，由虚入实的“世界”落实到该语言之后，其虚的一面自然成为各种寄托的内在契合点。
1907年，署名“醒”的作者在《新世纪》上撰文，认为“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平和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之张本也”，[8]将万国新语与大同主义勾连起来，赋予其精神内涵。后来，他总结万国新语“进步几一日千里”的原因，除简单易学和世界各国交通日益频繁外，还因为“科学发达，人类之智识愈进，研究真理之心愈炽”，“十九世纪之末，世界种种，渐趋于大同时代，各国人民亦多厌弃战争，而研究万国平和之道。惟欲万国平和，必先有统一之语言文字”。[9]“研究真理”而学习万国新语，则此真理的重心已经偏向于外。“大同时代”则文字统一，并且以万国新语为依归，则大同的方向无非是舍己从人以求一致。更具体深入的论述则是：“以余意观之，苟吾辈而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英法诸国文字，本不能谓之极文明，然彼以有一定之规则，故终较无规则之中国文字为便利。且每一种文字，必有字母，几为各国文字之通例。中国人与欧美交通，为日已久。欧美文明蒸蒸日上而中国则停滞不进。近数年来，中国文明似稍发达，然卒以中西两文相差过远，故西洋文明不易输入。……然吾以为与其改用英文或他国文，不如采用万国新语。以英文虽较良于中文，而究非最良之文字。与其取较良之英文而贻后悔，何如用最良之万国新语而为一劳永逸之计乎？欧美文明发明已数十年，而中国则至今尚落人后。考其原因，实由乎文字之野蛮。故吾辈今日而欲急起直追也，非废弃中国旧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为功。”[10]
作者“醒”明确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万国新语，理由是字母为“各国文字之通例”，汉字例外而“无规则”，是不文明的表现。为文明进步，需要输入西洋文明，万国新语作为最良之文字，是最好的凭借。此时Esperanto尚未取得“世界语”之名，但作者这些虽未必符合实情却旗帜鲜明的言论所体现的思想取向，与后来世界语运动所承载的理想相当一贯，根源即在于西力东渐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内外环境和国人由此产出的观感。
针对这些美好而虚幻的期待，章太炎针锋相对地指出：“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余闻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在彼则以便俗为功，在此则以戾匡从事。”[11]章氏认为留学生们“好尚奇觚”，罔顾世界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的确从主客观两面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更重要的是，他提出“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不能齐更不必齐，已经明显跳脱出一元化线性追赶的思维模式，触及到世界语问题乃至“世界”观念的最根本所在。吴稚晖对此回应道：“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听其刚柔侈敛，随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人力齐一之改良。执吹万不同之例以为推，原无可齐一之合点能为大巧所指定。然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益进而益近于合点，世界遂有进化之一说。”他还提出虽然“一跃即能采用万国新语”的目标不容易达到，但是“讲求世界新学，处处为梗”，至少应该为“迂拙之进行”，“如日本已往之例，入高等学者，必通一种西文，由高等学入大学校者，必通两种西文”，由此渐渐达到目的。中国人若“守其中国文，尤格格与世界不入，为无穷周章之困难”。[12]双方在是否以相同为进化上分歧明显，与此相关，其“世界”也大相径庭，章太炎的“世界”的确涵盖全球，所以他认为不过糅合欧洲语言的世界语“不足以方行世界”，“所谓世界语者，但以欧洲为世界耳”；⑤而吴稚晖“世界新学”和“格格与世界不入”的“世界”，都是剥离了中国、与中国相对而言的外在存在，并且是一种先进的、标杆的存在，所以他认为世界语是中国应取的方向。作为地域指称的“世界”，其范围可伸可缩的诡异在这里得到了典型体现。
对“世界”的向往，串连起许多意向，且在串连中加强。1908年8月，有人在《新世纪》上撰文记述世界语第四次大会，称该会新会长德国人梅勃博士“认万国新语者为全世界大同之语言，至为重要之语言”。文末说道：“吾望当第十四会之顷，中国鞑狗之腥膻，早已薰除。彼中之贤良者，皆脱尽鞑气，富有高尚之学问及世界之观念。于是中国境内万国新语会之会员，居其多数。是年大会首移东方，即开会于扬子江东部建业城中之秦淮河上。”[13]大同的追求依然坚定，同时将“高尚之学问及世界之观念”与世界语互为表里，互相加强。
废汉文毕竟有些极端，一些看似较为折衷的主张开始被国人注意。裘昌运所译，疑为日本人所作(行文不无面向中国之意)的《世界语叙言》针对“今天下人数十余亿，而半操英语，由是扩充，使英语通行各国，不易于为力耶”的主张，提出国语关乎一国之文化命脉，不能轻易言废，“使必欲立一国之语言，以为万国通用，则各国必起而牵制”，故而英语不可取。“若今之新世界语者，与各国之语近似而非尽似，近似则易学，不尽似则无偏倚之弊。……欲立一公共之语，便天下之交通，舍此新世界语又何求哉？”[14]如此这般警惕英语侵入而热情迎合世界语，难免掩耳盗铃，与其说是实际考虑，不如说是心理安慰。因为对于东方人的语言学习而言，世界语和英语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外语。但拥有“世界语”的名号、具有超国意味(英语则暗含国家意味)、在欧洲同样是新事物的Esperanto，毕竟可以掩盖某种冲突，而造成一种同一起跑线的假象。这对于自认落后又不甘于落后太多，尤其不愿放弃进步的希望的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
最早集中讨论世界语的《新世纪》刊行于巴黎，刘师培等学习世界语于日本，都让这一时段的世界语运动带有几分洋气和外在感。不久，由外而内，上海成立了世界语学社(该社展开不少宣传和活动，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其启示称“世界语者，万国共通、人类统一之语也”，可以“跻五洲于同堂，洽感情于寰宇”，域外讨论中世界语与人类亲爱的嫁接延伸到国内。启示还说“欲扩智识首恃观阅西书，然欧美名着均由此语译成”，学习世界语可以“广览西籍以扩见闻”。[15]说欧美名着均由世界语译成，如果不是罔顾事实的谎言，就是一厢情愿的误会，这种误会本身却体现一种历史的真实——“一路向西”的取向日渐显然，⑥“扩智识首恃观阅西书”即为显例。此时世界语名词已经相对确定，⑦但问题又绝非仅仅名称变化那么简单。
二、语以载道：民初世界语运动与各种“世界”观念的联系
民国肇基，中国成为“共和国”，是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世界”也早已超越名物指称的层面，在落实到各类具体事物的同时，又实中生虚，连带其诸多意向，形成彼此联系的一整套观念。此时的世界语运动更加热闹，创立学会，开办讲习班，名人捧场，青年参与，在实际活动和思想讨论两方面都有十分丰富的表现，与“世界”相关各种观念的休戚与共也更加深化。
早在预备立宪时代(至少是“走向世界”的一小步)的1910年，上海商学研究会附设商务学堂添设世界语传习所，其广告称：“世界语者，万国通行之新文字也，吸收世界文明之利器也。二十世纪之学术赖以进化也，而又为世界和平之证券也。欧美各国已认为万国公语(亦名国际补助语)……当此预备立宪时代，国民锐意图强，若不急起直追，竞习斯语，安能与世界文明诸国并驾齐驱耶？”[16]“世界文明”和“世界观念”一样，都是这个时期的时髦语，具有号召力而并不明确，究其本原，还是欧美意象。“急起直追”，以世界语为重要凭借，目的则是“与世界文明诸国并驾齐驱”。预备立宪的大背景，增强了这种线性追赶的正当性和紧迫性。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世界语的定位若为“国际补助语”，则不过方便国际交流，毫无取消各民族语言的意思，而“万国公语”则暗含取代民族语的玄机。
1912年2月12日，作为一门国际通用语“蓝色语言”的作者，雷因·博拉克得知中国即将在所有学校开设英语课，致函孙中山，称与其推广英语，还不如推广国际通用语(IDO)，因为后者更容易。[17]IDO即伊多语(又译作伊斗语)，是世界语的改革版。世界语进入最高当政层的视野。孙中山的反应目前未见直接材料，但5月7日同盟会召开第一次评议会，通过决议六条，其中有一条为在会场附设世界语讲习所，[18]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同年，世界语社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其旨趣书认为世界语学习更易，可以更有效率地“灌输欧美科学，促进国民程度”。[19]5月5日，世界语者孙国璋等致电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各部总次长、各省都督及各报馆称，“民国成立，欲策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关系之进步，非藉万国通行之世界语不足以导灌科学，输入文明。”[20]8月17日，蔡元培在该会“登台宣言，谓今日蒙诸君开会欢迎，愧不敢当，惟鄙人对于世界之观念以及提倡，社会尚多抱憾，务望诸君子极力提倡，裨益民国”。[21]蔡氏自称“不过愿学世界语之一人，于世界语尚未娴习”，演讲所说都是对于“世界语之感情”。他在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下提倡世界语的最大理由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22]9月22日，世界语会发布消息称世界语事业日益发达，“兹更得民立报之赞助，附刊世界语消息一栏，逐日刊登备载中外消息，为交通声气，导灌世界知识之机关”。[23]1913年4月15日，又说“新国民殆不可无世界知识乎？盍人人读本会世界语函授讲义”。[24]4月26日称其会务年鉴“材料丰富，应用甚广，不啻为欲得世界知识者之一益友”。[25]在“世界”这一观念的衔接下，“灌输欧美科学”、“世界之观念”、“求知识于世界”、“世界知识”等诉求都与世界语相联系，世界语作为语言本身反倒是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起来都很“正面”的诉求，众口一词之下其实有着相当的含糊，体现出极强的主观性。而其实质，都不外乎以欧美为“世界”，以自我为化外，努力向外求索的思想指向。
流风之下，南社社友、《生计杂志》主笔公羊寿文主张师范学校添设世界语，自称“未尝深谙世界语为何物，固绝对赞成世界语”，原因在于“今日国民趋势由国家事业而渐及于世界事业，则教育方针亦当由国家主义而渐及于世界主义”，而世界语“足为世界事业之先导者”。并且，“二十世纪以前之世界，固人自为人，国自为国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之世界，则将渐趋于一致，以成大同世界也”，而世界语为“趋一致成大同”之主宰。[26]其主张师范学校添设世界语，无非以此立意。同样是不了解世界语，却如此积极提倡，可见世界语的所载之道超过了世界语本身，正是这所载之道的光荣正确，正是其所代表的“世界事业”的大旗，成全了世界语运动的热度，尽管只是一些人的。
针对上述主张，同为南社社友的丁以布刊文表示反对。他认为“世界语是否急需于今日之中国，与夫师范学校宜否设立为一科，似尚在惝恍迷离之乡”。丁氏注意到了提倡者拉上世界主义这面大旗的做法，有的放矢，明确指出世界主义未必要通过世界语来实现：“诚以世界主义之真谛，其最浅则使国民知世界大势之趋向，而知所警惕，语其极则养成我之实力，以跻乎世界事业之间。……实力薄虽欲进焉而莫由腾跃。此固非斤斤焉在于世界语之明不明以为断。质言之，即实力充，不明世界语，要亦无碍，实力薄，虽明之而庸有济。”[27]与倾心向外不同，丁氏的“世界主义”更多立足于自身实力的发展，宜乎其对源自于外的世界语不甚热心。
留美生沈步洲(后来曾任北大预科学长、教育部次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更颇为精准地指出“世界语”之名具有迷惑性：“公羊君谓学习世界语可以增进世界观念，仅就名词上立论。一若既名世界语，则其间细微曲折，皆含有世界意味者。”[28]“世界观念”、“世界意味”的无形魅力，足以让“世界语”之名产生迷惑效应，当时思想空气可见一斑。他认为公羊寿文之所以推崇世界语，其中不无吴稚晖的影响，⑧而吴氏“本理想家”，高远之余，难免虚幻，正因为如此，公羊君其实并不了解世界语为何物。而沈氏正是要努力阐明所谓世界语其实并不“世界”：“世界语者，依欧西文字门户而立者也，与汉文绝无相类之点。……今苟未通西语而习世界语，则其困难亦仍与习他种西文同，未见其能省工力也。……世界语便于东人，必不便于西人，便于西人，必不便于东人。……仅足供西人公用。我国人不察，辄译之为世界语，辄信为世界语，一若世界中固仅有欧美二洲者，一若吾国立于世界之外者。嘻！何其见之不广也。……我处于求人之地位，知识薄弱，胥赖文字以资输灌。顾乃不致力于英法德日之语言而致力于世界语，必其成功也，无所用之。西人之书，无一可读。西人语言，无一能解。习科学不能，习法律不可。”[29]在这里，沈氏循名责实，批评那些世界语的提倡者“一若吾国立于世界之外者”。有意思的是，世界语提倡者们也给不学习世界语者扣以“自绝于世界”的帽子：“世界语为交通之利器，大同之先河，久已风行欧美。支那不通此语，是自绝于世界也，此语不普及于支那，是自外于大同也。”[30]
对立双方用同样的言辞互相批评，则其言辞之相同只是文字上的，而非内涵上的。一方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为“世界”，则中国本来在其中，“亦不过一种西文”(沈步洲语)的世界语，名实不符，不值得趋之若鹜；一方则以欧美为“世界”，以相同为大同，在欧洲不失为便利语言的世界语自然就是无上至宝。沈氏的循名责实，恰恰反映同样的名之下，有着各不相同的实，却无一不是历史的真实。不过，沈氏也同样承认“我处于求人之地位，知识薄弱，胥赖文字以资输灌”，他只是认为世界语(即Esperanto)不够资格而已，还不如学英德法文来得实在。在这一点上，双方未必没有沟通的基础。何况，“中国为世界一国”本来也是清季以来西潮激荡的结果，而非传统的认识格局，[31]此时则新见已成共识。
随后，卞武撰文反驳沈步洲，提出“世界语”三个字乃是日本人所译(日本早期提倡世界语者，“宗旨有类社会主义”，“欲避政府之耳目乃名之曰‘世界语’，一日‘国际补助语’，盖以其能涵盖全球之人。该国学者多数则谓之‘世界语’也，我国学者多仍之”)，中国人不过沿用而已，并无所谓误会。⑨但问题是，不管“世界语”的发明者是谁，从公羊寿文等提倡者的言论来看，的确是“世界观念”增加了世界语的分量，世界语也确实借了“世界观念”的东风，让并不了解的人都热心提倡。姚明仁即认为起初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以少数人之精力，未能普遍，国内革命以后，人民思想为之一变，渐有世界观念，于是研究世界语者大有其人”。[32]
国人热衷如此，外人亦推波助澜。曾任世界语万国大会会长的美国人挨门士1914年6月与上海世界语同志相聚并演讲。他对中国寄予“第一当醒悟，第二需输入外国智识”的希望，要输入外国智识，就少不了世界语，不无居高临下的姿态；又说“谈世界语者，则均自忘其为何国人，而仅知为世界语学子，接近时倍觉亲爱，且较本国人为尤甚也”，则世界语对国家的消融可见；其敦促中国人热心学习世界语时说中国人“办事处处落人后”，俨然先进指引者。[33]这种姿态对中国人已有的观念不无加强之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此处在内的很多人在宣扬世界语的时候，多是热情多于分析，雄辩大过事实，常常是非常主观地将世界语与各种高尚理念挂钩，而几乎没有给出过必要的证明，包括宣扬世界语有多简单易学。即便现身说法者，以其语态夸张，也难免令人生疑。
还有一桩小公案值得注意。先前，世界语会与江苏教育会商定，在后者处设信箱，以为通讯中转之地，但在各种宣传品中却称其“中央事务所在上海西门江苏省教育会”，而“未有通讯处上海江苏教育会”字样，造成混淆。又在教育会侧面悬挂一木牌，以大字书“中央事务所”，以小字书“通讯处”，颇有类今日机巧商人之所为。教育会于1914年7月4日致函世界语会，要求“各清界限”，次日世界语会复书虽称“自当遵办”，但同时诡称误会产生是由于“报载云云，以限于字数，致未能明晰”，似乎并非实际更正。如此偷梁换柱，虚与委蛇，果然有效，有人频频到教育会询问世界语会事务，这样更引起教育会不满，于7月22日再次发函要求澄清。世界语会次日复函认错，但对大字小字的小聪明，似乎有些羞赧而含糊以对。[34]以江苏教育会在全国的影响力，世界语会此番作为或许不无有意。果真如此，则世界语运动，无论舆论宣传，还是实际行事，都有浓厚的依附色彩。而其依附之大端者，厥为“世界”各种相关观念极为主观而普遍的运用。
三、世界主义：一战前后世界语运动的大同追求
一战爆发，中国最终参战，并且“战胜居然吾国与”。时人的称呼也有着从“欧战”到“世界大战”的微妙转换。这一事件大大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35]与此种时势相因应，世界语运动在多角度展现了“世界”观念的各种面向和意蕴后，讨论更加深入，集中体现为对世界主义的青睐，更触碰到“世界”观念背后之深层思维取向。
到1917年，距离世界语之发明已经30载，中国人之接触此语已经10余载，认识也在逐渐深化。此前关于世界语的讨论，或停留在方便交流的实用层面，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较少触及其作为语言本身的文化内涵问题。⑩《新青年》上的讨论则已经比较集中深入到这一点。陈独秀认为：“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36]
陶孟和并不赞同以上说法，在他看来，“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阅读英、法、德、俄等国着作，译本不如原着，何况世界语只是一个“半生半死之人造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谓可以保存思想传达思想乎？”然而，这层讨论就世界语本身来说可谓深入，但对于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语运动，则仍嫌浅显。陶孟和指出“关于世界语最大之间题，厥为世界主义之观念”，至于语言学上的优劣，倒在其次。正由于此，他只是简略说明世界语从来源、构造上看都不“世界”，而用大量篇幅来说明虽然“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但“世界语”与“世界主义”是两回事，并不是有了“世界语”就可以保证实现“世界主义”。这显然针对的是“世人不察，以世界语为促进世界主义之实现”的误会，可谓釜底抽薪。不止于此，陶氏还更进一步对“大同”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而已”，所以“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大同也“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而非一致之统一”。[37]对于那些以相同为大同、以统一求进化者，(11)这番话实在点到要害。这就将世界语问题的主题升华到世界文化多元还是一元的高度。这正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症结，也是“世界”问题的最终归宿。
陈独秀回应陶孟和的时候，除了说明世界主义和世界语“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外，还说：“今之世界语，东洋各国语无位置，此诚吾人私心之所痛憾；欲弥此憾，是在吾人之自奋。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果于世界史上有存在之价值，吾人正可假世界语之邮，输出远方，永远存在。否则于人何尤？闭门造车，出门每不合辙。虽严拒世界语而谓人不我重，究于吾文明存在之价值有何补耶？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本国之文明艺术，需要通过世界语对外输出，才能体现价值，华夷之辨的乾坤颠倒，一至于斯。同时，陈氏还算能直视世界语的欧洲本质，所以才提出“不应以欧语为限”，呼吁“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立论似较公允。但问题是，“世界之世界语”何在？最后，陈独秀总结道：“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38]历史的遗物，是一国精神文化的实在，人造的理想，则为时人主观愿望的构想，陈氏轻视前者而热衷后者，不仅反映出本人的意态，也体现出世界语运动强烈的主观性(或曰乌托邦色彩)。
钱玄同在对陶孟和的回应中对陈独秀的上述倾向极表赞成。他认为反对世界语的是洋翰林，因为他们忌惮世界语易学而降低自身身价。反对的不必说，提倡的也不在正路，“上海一班无聊的人物”，仅仅知道世界语可以用来和各国通信。钱氏看不起这种思路，认为如果仅仅如此，则世界语“真是要不得的东西”。在他看来，“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因此“最不敢苟同”陶孟和“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之说：“玄同与先生根本上不同之点，即先生以为文字不能由人为的创造，世界语言文字不求其统一。玄同则反是，以为进化之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然玄同亟亟提倡Esperanto之意见，尚不在此。玄同之意，以为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诚欲保存国语，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搀入不可，惟搀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乎？是一至难解决之问题也。鄙意Es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钱氏之提倡世界语不同于世界语会注重实用的取向，而是从文字改革的角度措意。但中国文字之所以需要改革，还是拿西洋标尺裁量的结果，本质则是要弃绝多元，让中国成为西洋，让西洋同化中国。“走向世界”，斯之谓也。针对陶氏所说世界语名不副实的问题，钱玄同回应说这是日本人转译的问题，当然未必确当，所以他自己从该信开始不用“世界语”而用“Esperanto”。但同时指出，“‘世界语’三字之意义，大概是说世界公用的语言，并非说此种语言尽括世界各种历史的语言在内，故此三字之名词，亦未必便是绝对的不适当”。[39]问题恰恰在于，世界语既然并未顾及到各种语言，又凭什么要求世界公用？
此后不久，“以传播世界语为己任”的孙国璋投稿《新青年》，主要反驳陶孟和，同时特意表示不同意钱玄同在名称上弃“世界语”而就“Esperanto”的主张。他认为“世界语”之名早已通用，没必要在中文当中夹杂Esperanto原名，“写在哪一种文字中，就从哪一种文字写去，此等专名词，有何通不通之研究”。钱玄同对此回应说，他的主张“并无深意，不过觉得新学名词，用汉文译义，总是不甚适宜”。在他看来，“爱斯不难读”等汉文音译不但麻烦，还荒谬绝伦，“世界语”之名则“亦不妥洽，且嫌多事”，何况“世界语”之名的发明者日本“近来已改用译音，作エスペラント”，中国没有坚持的必要。认为世界语之名“多事”，可见钱氏潜意识中已经觉察这一称谓包含许多意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如不用。如前所述，刘师培等最早一批中国人跟随日本人使用“世界语”一词尚属较为单纯的沿用，而此后中国习称之“世界语”虽仍不无日本渊源，却由于中日国际处境和思想文化状况的差异，变化出更加丰富的面相，包含更为曲折的内涵，后来发展实非先前渊源所能范围。或许正由于此，后来日本放弃“世界语”之名而使用片假名，中国却仍然使用并越来越习以为常。
陶孟和则在这一轮的讨论中坚决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世界语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诸邦，已过讨论之时代，而吾辈今犹以宝贵之光阴，讨论此垂死之假语言，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后于欧美之一种表象。……吾之位置：是绝对的不信世界语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语与世界统一有因果之关系，不信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谓余不信，请再俟五十年视世界语之运命果为何如？”[40]历史最终证明了陶孟和的先见之明。而陶氏所谓“中国文化思想后于欧美”，与其解读为价值上的落后，不如说是处处步人之后来得贴近。
文字改革毕竟有些专门，和者未必众多。但文字改革只是手段，文明、进化、统一、大同才是根本追求，宏大美好而虚幻，反而可以引起更多门里门外的共鸣。鲁迅就曾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世界语。”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学世界语是一件事，学世界语的精神，又是一件事。”[41]可毕竟世界语的精神却为世界的学习提供了正当性。果不其然，或许是有感于钱玄同的鄙夷，或许是专注于世界语的学习还不够过瘾，世界语的学习者们于1923年11月2日组织成立世界语主义研究会，主张在语言学习之外，更要注重世界语的灵魂——“世界语主义”，牢记“举世相爱”的箴言。[42]
但愿望是一事，实际是一事。中国人对世界语的学习、提倡以及争论，在域外发端，继而在本土展开，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那个“世界”的十足热情。那个“世界”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有人以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因记者离华渡美时挟有世界语之册籍甚多，一抵美洲意谓世界语一物必已欧美通行矣，乃据身历所得其对人操世界语者千百万人中竟不能得一人。记者挈眷渡美，幸均习得他国文字与语言乃不至为《哑旅行》小说中人物。然记者跃跃欲动之念俄顷不能释也。寻记者遍询彼邦知名人士，咸谓世界语无他奇，不过为社会党人之媒介物而已。寻常人士莫不众口同声而反对之，而记者之喋喋以世界语为言在彼都人士心意中反目为不识时务之徒，遂亦不得不稍缄其口。语云百闻不如一见，世界语其一端也。”[43]这段材料揭示了世界语在欧美的冷落境况，也暴露了中国的世界语宣扬者的一厢情愿(或者是别有关怀，所以世界语在欧美到底冷落与否就并不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点还有，听到彼都人士以为其不识时务，就赶快缄口不言，这何尝不是一幅典型的不断追模西方又始终学不像，反为所笑，怅然若失的图景？又岂止世界语然哉？该文还赞叹英国人颇能尊重本国固有之文字，言下之意，中国人鼓吹世界语，主张改革乃至废弃汉字，不啻为一种迷思。
“世界”一词由虚入实，从天国转到人间，先是笼统指称，继而附着到各种具体事物上，除了作为范围和规模的描述外，更包含种种价值的判断，寄托不少追求的理想。当人们开始用“世界语”之名来指认Esperanto时，其欧洲本质被披上世界共通的外衣，在此外衣之下罩着的仍然是对欧风美雨的向往，其方便国际交流的功能被拔高和幻化成向外求索的方向和全球大同的理想。这种向往，是对线性进化序列上更高层级的渴望。这种大同，是一元化思维下改变自己符合他人的相同和一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世界”观念如此丰富而深厚的表现。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由表及里，层层绽开，有渊源、有系统、有归宿，如同一颗露珠，折射出近代中国“世界”相关观念的实情与实质。
清季民初的世界语运动如今已过去百余年，其提倡的效果由今日世界语的发展状况即可知晓。但其所表现出的种种“世界”的想象、期待与努力，今天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行事。一元还是多元，直线追赶还是齐头并进，什么是进化，怎么样大同，依然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桑兵指出：一般而言，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着重于追赶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变成他者，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则希望重寻自我，想知道我何以与众不同、我何以是我。这样的重新定位，无疑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入手，并且比较其他，尤其侧重于自我认识。[44]如果说世界语运动的命运不啻为近代中国“世界”观念的一个缩影，那么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国家发展不断走高的今天，这样的意识尤其应该引起重视。
①举其显要者有：桑兵：《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②侯志平编着：《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俄]E.德雷仁：《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徐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瑞士]E.普里瓦：《世界语史》，张闳凡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
③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宝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福建论坛》2007年第5期；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程巍：《“世界语”与犹太复国主义——兼论清末“世界语”运动》，《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2期；周质平：《春梦了无痕——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语言的乌托邦——从世界语到废灭汉字》，《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④林义强：《“万国”と“新”の意味を问いかける：清末国学におけるエスペラント(万国新语)论》，《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147册。承叶倩莹提示并翻译，特此致谢。
⑤章太炎：《与人书》(1909年10月20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与吴稚晖等人不同，章氏的“世界”十分明确，就是地域上的全球，他提出“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故命为万国新语，不如命为欧洲新语。其亚细亚人学之，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则不若命为外交新语。”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⑥关于近代中国的“外倾”，可参见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⑦此后“世界语”一词在作为专有名词指称Esperanto之外，有时依然被作为普通名词使用，意为世界共通语，在后一层意义上，又称Esperanto为新世界语。(《近世世界语发达史》，《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1909年11月25日)天外有天，新外有新，到1913年，又称美国人发明的“以英语为基础而复以他国语贯通之”的“慧而登”为“最新发明之世界语”且“谓世界语之根源于英语胜于根源拉丁也”。(《最新发明之世界语》，《申报》1913年8月5日第10版)
⑧这里主要指的是公羊寿文《再论世界语(致〈独立报〉记者)》(《独立周报》第1卷第14期，1912年12月)中所引吴稚晖之语：“今日人群趋势，渐倾向于世界方面。世界一切动作行为，必归于一致，而成大同。即语言一科，庞杂分歧，久为识者所诟病。常思有以谋一致而救其弊。世界语实足代表此思想，而为世界语言统一之基础也。”以一致为大同，以世界语为能一致，是其主旨。
⑨卞武：《论世界语问题(致〈独立周报〉记者沈君步洲)》，《独立周报》第18期，1913年。关于世界语名称的日本渊源问题，还有几种大同小异的说法。《世界语概论》有言“日本人因斯语广行世界，译以今名，吾国因之，遂仍名为世界语”。(《世界语概论》，《申报》1912年6月5日第7版)姚明仁的说法是“日人以斯语构造之性质大有通行世界之希望，故名之曰世界语”。(姚明仁：《世界语之演说辞》，《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6期，1914年6月)这些说法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的运用。
⑩此前也有比较零碎的讨论，如早在1908年，就有人认为“以爱司波兰他为语言，或犹可行，若以为文，未见其能有成也”，充其量只是“世界语”而无法成为“世界文”。(裘昌运译述：《世界语学叙言》，《东吴大学堂学桴》第2卷第2期)到1911年，又有人认为“其语无用处，且无积世之文苑增其趣味也”。(《问答栏》，《青年》第14卷第2期，1911年)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世界语作为一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作为母语而只是少数人发明的符号和规则的语言，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语言。见周质平：《春梦了无痕——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第242页。
(11)除前文已有所涉及者外，胡学愚也提出“方今之世，文明大进，人类思想已有渐趋统一之势，而用以代表思想之语言文字，转不能一致，不可谓非进化之障”。(胡学愚：《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1917年1月15日)明显将世界语摆到统一与进化的价值天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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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续记中国驻美大臣伍秩庸星使在费城大书院演说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申报》1900年7月11日第1版。
·[2]《世界语》，《大陆》第3卷第15期，1905年。
·[3]醒：《记万国新语会》，《新世纪》第10号，1907年8月24日。
·[4]前行：《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世纪》第40号，1908年3月28日。
·[5]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26-251页。
·[6][日]嵯峨隆：《近代日中社会主义交流之经验——以大杉荣为例》，《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卷；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7]师培(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国粹学报》第46期，1908年10月。
·[8]醒：《万国新语》，《新世纪》第6号，1907年7月27日。
·[9]醒：《万国新语之进步》，《新世纪》第34号，1908年2月15日。
·[10]醒：《续万国新语之进步》，《新世纪》第36号，1908年2月29日。
·[11]章绛(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粹学报》第41、42期，1908年5、6月。
·[12]燃料(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
·[13]《万国新语第四次大会》，《新世纪》第62号，1908年8月29日。
·[14]裘昌运译述：《世界语学叙言》，《东吴大学堂学桴》第2卷第2期，1908年。
·[15]《上海世界语学社启》，《申报》1909年3月24日第20版。
·[16]《上海商学研究会附设商务夜学堂添设世界语传习所广告》，《申报》1910年6月22日第6版。
·[17]胡伯洲、胡波、朱明海：《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二)，董少葵译，《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18]《同盟会之议案》，《申报》1912年5月8日第7版。
·[19]《拟组织中华民国世界语会Ainrespub likaEaperanto-Aeiilo旨趣书》，《申报》1912年3月10日第7版。
·[20]《公电·孙国璋等电》，《申报》1912年5月5日第2版。
·[21]《世界语会欢迎蔡元培》，《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7版。
·[22]蔡元培：《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2年8月17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3-276页。
·[23]《世界语会消息》，《申报》1912年9月22日第7版。
·[24]《中华民国世界语会消息》，《申报》1913年4月15日第10版。
·[25]《中华民国世界语会消息》，《申报》1913年4月26日第11版。
·[26]公羊寿文：《主张师范学校宜添设世界语一科》，《独立周报》第1卷第8期，1912年11月10日。
·[27]丁以布：《师范学校应否设立世界语之讨论(致〈独立周报〉记者)》，《独立周报》第1卷第10期，1912年11月24日。
·[28]沈步洲：《师范学校附设世界语问题》，《独立周报》第13期，1912年12月。
·[29]沈步洲：《师范学校附设世界语问题(续第十四期)》，《独立周报》第2年第1期，1913年1月12日。
·[30]《上海世界语同志旅行记》，《社会》第2期，1913年2月。
·[31]陈独秀：《说国家》(1904年6月14日)，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着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32]姚明仁：《世界语之演说辞》，《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6期，1914年6月。
·[33]国成：《挨门士君与世界语》，《惜阴周刊》，1914年6月。
·[34]《致世界语会书》(7月4日、7月22日)、《世界语会复书》(7月5日、7月23日)，《教育研究》1914年第14期。
·[35]罗志田：《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7页。
·[36]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37]陶履恭：《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38]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39]钱玄同：《通信·Esperanto》，《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40]孙国璋：《论Esperanto》(附钱玄同、陶履恭、胡适答语)，《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1]唐俟(鲁迅)：《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42]《世界语主义研究会成立纪详·刘金声君演说词》；《世界语主义研究会成立纪详·张宜今演说词》；张目寒(张慕韩)：《世界语主义研究会成立纪详·我对于研究世界语主义者的希望》，《学汇》(北京《国风日报》副刊)第353、357、358期，1923年11月。
·[43]《旅美观察谈》，《申报》1919年4月30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