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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罗敏：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长春)2013年1期第34～45页
【作者简介】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1930年代，蒋介石面对外敌入侵、中部空虚、南北不稳的危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政治空间角度来观察，蒋对于如何处置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东南，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透过分析其“安内”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下，蒋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决策方式的转变，以及自身的局限。
【关 键 词】蒋介石/安定北方/坐镇华中/巡视西北/经营西南/建设东南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之所以能在1920、1930年代先后消灭北洋军阀和内部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战略思维与运用能力明显要强于其同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物。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家也是其对手的周恩来曾评价称：“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说他是个战略家也许还凑合”，“他的政治嗅觉比军事嗅觉敏锐”，“这便是他得以战胜其他军阀之所在”。②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正如他在日记中描述的：“局势日趋紧急，粤变有蔓延之势，赤匪有猖獗之象，北方尚未稳定，倭患正在酝酿，加之洪水成灾，哀鸿遍野，此诚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之时，险象环生，大局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③为了应对前所未有之危局，蒋坚持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中心。蒋之“安内”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中共，其次则为国内处于割据状态的地方实力派。从空间分布看，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统治根基依然未出长江中下游流域七省之范围。而中共在其中心势力范围内的武汉、南昌、南京等地附近先后建立了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和闽浙赣等几大根据地，游击区达到124县以上，蒋三度围剿均未奏效。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张学良与蒋关系密切，南方的粤桂是反蒋的大本营，西南的川滇黔、西北的晋陕甘青基本都各自为政，不受南京控制。
蒋对如何“安内”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32年年底，蒋在永绥舰中思索对内的“基本政策”，认为：“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④1933年热河失守后，蒋对北方的政策由放任转为统制，于3月6日北上保定，撤换张学良，以“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⑤至1934年年中，随着剿共形势的变化，蒋对南方的粤桂反对势力由消极“妥协”转为积极“平定”。自1934年7月10日以后，蒋每日都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⑥
目前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应变图存问题的相关研究，大都围绕其对日政策的形成过程，即如何“攘外”这一层面展开讨论，而对其“安内”政策在实践中的具体演变过程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⑦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的日记，透过其对政治空间观念的认知和他在地理空间上移动的轨迹与范围，力图揭示其空间观念和轨迹变化背后所蕴含的“安内”政策演变的信息。
安定北方
在1930年代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九一八事变后，蒋获知日本攻占沈阳、长春、营口的消息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在日记中痛下决心：“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⑧1932年9月1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同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而况为我父母之所生者乎?”“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恢复沦陷的东北失地始终念兹在兹，但对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并未高调苛责。是因为张学良的处境，与蒋在“济南惨案”时的遭遇可谓同出一辙，所以有不胜同情之感。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势力向北推进至山东境内后，日本公然出兵阻挠，炮轰济南城，并要求中国军队“撤退济南周围廿里军队与禁止反日运动”等屈辱条件。日军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了蒋内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在日记中痛陈道：“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得忘此仇乎?”然而，面对现实中两国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蒋介石不得不忍辱负重，“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率军绕道继续北伐。⑨
作为弱国的领袖，蒋认为：弱国的国防不能像强国那样“重边疆”，“取攻势”，只能“重核心”，“取守势”。⑩在东北边疆已失的既定事实面前，蒋主张“东北失地任国联以政治方法解决，不愿以武力反攻收回”。蒋认为，真正攸关存亡的是关内的华北，如果日本“欲在关内再进”，“则必死力抵抗，虽被其全国占领封锁，亦所不恤”。(11)
中原大战后，蒋为了拉拢张学良打击阎锡山和冯玉祥，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华北军政大权委托其全权处理，(12)甚至有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蒋在日记中记载，1930年12月4日，蒋与参加三届四中全会的张学良叙别时，“托以万一我去后或死后之国事，又告其各将领之性质，并赠其完人模范一书，未知彼能有何感觉”。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蒋之政治盟友的张学良，因失土之责而遭受粤方的攻讦。1932年1月锦州失守后，粤方元老邹鲁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惩办张学良案，张之地位因此岌岌可危。此时，蒋虽已自身不保，因粤方反对而宣告下野，但依然设法保张。1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告以：“此时以巩固汉卿地位为惟一要旨，如汉卿能不辞职，务望勿辞。”在蒋看来，粤方之所以力主惩张是欲“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也。”(13)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联手汪精卫，重返政治舞台，汪出任行政院长，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格局。蒋对日坚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14)对内政策为“统北缓南”，“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15)蒋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对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割据两广，只能暂取妥协、联络的态度，而对北方则力主维持现状，继续支持张学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对桂系负责与中央联络的政客王季文所述“阶段斗争急于民族斗争，暂失东北，令倭寇为我防范苏赤，未始非计”的看法，表示赞许之意，认为王“有几分观察能力”，“皆中肯之谈也”。(16)
蒋“统北缓南”的战略部署为汪精卫与张学良的冲突所打破。1932年5月，《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后，日军对南方的侵扰暂告平息，目标转向北方的热河。6、7月间，汪精卫不满于张学良对日军侵热的消极敷衍，力主撤换。此时，蒋正坐镇汉口部署新一轮的剿共攻势。他对汪、张的矛盾感到左右为难，他对张学良的懦弱和无所作为深感遗憾，认为“不能不管”，“如放任则又恐变为东北第二”；但是“如管理则时间不许，实力亦差，而与缩小范围之旨相反”。在蒋看来，“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时间，则事可为也”。(17)
随着热河危机的加剧，汪、张关系终至破裂。8月6日，汪精卫公开致电张学良，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面对骤然爆发的汪、张冲突，蒋以“在剿匪期间，决不能回京”为由，(18)坐镇武汉，沉机观变。蒋力主维持现状，“中央处理，以汪复行政院为宜，否则只有自任；北方处理，以留张在平为宜，如不能留，则只有以余自任委员长”，“继持现状，待剿匪成功之后，再问北方之事也”(19)。为了保持北方的安定，同时因汪之去张背后其实别有用心，(20)蒋对张采取了去名存实的处理，令张辞职，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蒋自兼，张以私人名义代为主持。
蒋虽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兵入热，但并非要求其与日展开大规模的决战，确保热河不失，只是希望张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使日本人进占热河时要付出相当之代价，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而已。蒋对热河局势早已“预备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后被反动势力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心理准备。蒋认为，即使遭受如此侮辱，也要“卓立不动”，“以贯彻余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寇决战也”(21)。
但事与愿违，奉军毫无斗志，凌源、承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相继失守。蒋忍无可忍，认为“此种失地，诚不能为天下后世谅也”，(22)于是决定北上保定。
蒋到保定后，以热河失守为由，撤换了张学良，对北方政局由“放任”转为统制，欲“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23)蒋因念及张翊赞中央维护统一之前功，其内心对去张颇为“悬念不定”，甚感“公私之间为难”。蒋既担心张“不能谅解”，又怕张不愿离职，“不能速决其行也”。(24)张离职后，蒋曾动念借机改编东北军，但因担心此举会引起内争，其内心甚感不安，“决以大公示之，乃即中止，此或一良知所致也”。(25)
对于“蒋北上与张下野”，蒋的政治对手两广舆论喉舌的解读虽有故意挑拨的意味，但也可从中窥见若干真相。两广方面认为：
蒋之北上，固全在乘机接管东北军及攘夺平津防区也。自唐、李、白、冯、阎等势力先后被蒋氏所摧毁之后，环顾国中，所差堪与蒋对峙者，仅张学良一人，数年来蒋之对张时存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之念，野心若蒋氏，讵容两雄之并立。彼虽德张氏之压北平扩大会议，唯德之愈深则忌之愈切，固一面恩于张氏使作不叛之臣，一面则伺隙而动，思所以去之而接管其所部。(26)
张下野后，两广反蒋势力的政治领袖胡汉民曾托人转告：“蒋北行只谋对内，攫得津平，并牺牲汉兄，求解于敌。西南同志闻汉辞职，均谓如此适售其奸，此时不特要决心且须决计。能即起抗之，上也；次策亦当如西南，成立华北国防委会，联同韩、阎，以为后图，俟其与敌妥协成，则声罪致讨，南北并起救国，亦以自救也。”(27)张学良与两广方面的联络情形，虽受史料方面的限制，不得而知。但张之下野，为日后蒋、张关系埋下隐忧，则当属实情。3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汉卿尚无觉悟，不知其丧国失土之罪，而又一意怪人之对他不起，是诚以怨报德，不足与交也。以后军事之难，仍以冯系与奉系为害政误国之根，当力加研究也。”
张学良去职后，蒋即亲自指挥北上的中央军参加长城一线的保卫战。3月11日，他在日记中称：“连日古北上与喜峰二口战事激烈。廿五师关师长在古北口受伤四处，不胜悲愤。中央军牺牲之价值，此为初试也。”3月16日，又记曰：“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激战七日，击退倭寇，足以挫寇锋而张军誉也。”为确保关内安全，蒋对长城抗战态度坚定，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势。3月20日，蒋在日记写道：“今日对倭一面交涉之方针，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华民族光荣历史最后之一页，况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
长城抗战最后虽仍以中方的妥协退让告终，但中央军在长城一线誓死抵抗，浴血奋战，“牺牲之价值”是充分表明了中方抵抗的决心，令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戒惧。《塘沽协定》的签署令日本对关内的侵扰暂告一段落，为蒋赢得了宝贵的“整顿准备”的时机。
坐镇华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南北分崩之局面，蒋坚持“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则虽牺牲个人亦不失其革命负责之精神”(28)。1932年6月《上海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便离京南下，蒋常驻武汉办公达半年之久，直至四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回到南京。
驻汉期间，蒋采取严厉措施，整治湖北政治。7月1日，蒋召见湖北党委和清乡促进委员会后，对湖北政治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写道：“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与幼稚党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严励手段决无起色也。”蒋对湖北省两位主政者何成溶和夏斗寅更是深恶痛绝，认为：“湖北情形复杂，腐败纷乱，至不可言状，何、夏不自知其过，尚欲争权暗斗，竟使湖北不可收拾。余意在此期间，能在政治上稍植善种，则以后无论如何，皆可为湖北事也。”蒋为了重新收拾湖北政局，召见了张难先和王陆一，“询王以党务与民众运动意见，询张以湖北清乡与政务事”，并欲委任张、王二人为政务委会常委，拟以张群、萧纫秋、仇鳌、杨畅卿、刘健群、罗贡华、俞大维、张静愚、斐物恒为委员，“对湖北财政、军政、公路、清乡善后诸务应切实考虑详审，期速解决，俾政务得以迅即进行也”。(29)为了整顿湖北地方政治，蒋还召见了各县保荐的士绅。由于北伐期间两湖地区曾为桂系所控制，因此湖北的基层地方官员多为以前桂系军人，蒋对此表示称：“余不异视，使其为乡国效力也。”(30)
剿除长江流域的中共武装，是蒋实现其“保全中心区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1932年5月，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围剿”攻势。蒋吸收了前几次“剿共”失败的教训，不同于以往仅仅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围剿，提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措施互相配合的总体进剿战略。6月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先求军纪严明，次求吏治清明，再以团警、土地、赈济、运转之方补充之，其要在于多设侦察监督机关。又在于得公正勤劳，有正气，有血气之人也。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次日，又写道：“以后剿匪方针，决以开辟道路为首，次以组织民团整顿警察，再次以救济贫民，施行教育，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11日，又思考认为：“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
蒋驻守武汉指挥“围剿”期间可谓励精图治，宵衣旰食。7月23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岳母逝世周年，时日如滚，忽忽一年，不能再见此贤母，哀哉。不能上山与妻共同尽礼，以剿匪任务，与倭寇扰热问题，不敢以私庆公，亦不敢畏暑偷懒耳。”在蒋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洪湖、新集、金家寨等地，鄂中“剿匪”略告段落。(31)
南昌是蒋常川驻守的另一华中重镇。1933年1月，日本侵逼热河，蒋决定“先剿赤而后对日”，于1月29日动身前往江西剿共。4月3日，蒋北上保定处理完张学良后，因“江西新淦失守，情形紧急”，决定“前往震慑”。蒋抵达南昌第二天便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急驰抚州，听取各将领的报告后，决定先收复新淦与肃清永乐间的共军。蒋还“甚思以后剿匪战术编制与组织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战略应准备三个纵队，分置南城、宜黄与永丰三点，以待赤匪之弱点而进袭之。”1933年，蒋除了曾于3月间北上保定处理北方政局外，始终无声无息，在江西埋头“剿共”。
庐山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蒋曾在日记中称：“山下岭上气候实差廿度，不啻有天壤之别矣。”(32)庐山怡人的气候和清丽的山水成为蒋在内忧外患、万事繁错之中放松身心、静心思考的场所。蒋曾为此而发“政治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之慨。1932年6月9日，蒋在发动新一轮“剿共”攻势前，曾携同家人前往庐山休整，至27日才下山赴汉。蒋身处庐山林泉之间，慨叹道：“性情雅逸，精神愉爽，故心思专一，对于政治与国防皆能发幽抉微，虽劳不疲，山水之有助于人如此，殊足贵也。古人着作多成于山林间，谅哉。”(33)蒋站在九十九峰亭眺望汉阳峰与鄱阳湖时，顿觉“心神怡悦，思想开展”，关于如何阐发建国中心理论的计划酝酿于胸，“拟着中山学社从书，题名‘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而以建国大纲为‘政治建设’。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主体，所谓民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也。”(34)
庐山对蒋来说不仅仅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休闲空间，更是开展整军、讨论决定党国大计的重要政治空间。借“剿共”之机整顿基本部队是蒋对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背后的用心所在。1933年2月22日，蒋思考出处时，认为：“以剿匪整军未完，当以不出为原则。”蒋还在日记中多处强调：“整理部队与地方，以及基本组织，此三者如能按期进行，埋头做去，必有得济之时。”(35)第四次“围剿”失利后，蒋下决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1933年7、8、9三个月，蒋在庐山举办了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他对在庐军官的训练不辞辛劳，用心“耕耘”。7月23日，蒋于早上4点半起床，静坐、早餐后，5点半由观音桥出发，经白鹿洞至海会寺军官训练团驻地后，对军官团训话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中午11时，蒋又对军官团的教官训话约半小时。经过一上午紧张而忙碌的训话后，蒋虽自感体力渐强，“不觉其疲劳”，但陪同其前往的戴季陶却以其“过劳与舌齿音混为虑”。蒋在庐山三个月期间，一共培训了7500余人，他对训练的结果充满信心，在日记中写道：“三月来，所组织之庐山军官团，至今日已三期完毕，自信训练之后，必于剿匪建国有一进步也。”(36)
1933年9月初，蒋召集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要人，齐集庐山，商谈国家大计。9月8日，蒋在日记中记曰：“此次牯岭会商外交财政，与棉麦借款，及五全大会等问题，皆得一具体结果，乃是一佳象。惟子文不能如其意也。”庐山会议决定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展期举行。会议期间，蒋和宋子文为棉麦借款的用途产生争执，宋坚决反对将棉麦借款用于国防经费和偿还旧欠，甚至“以辞职相要胁”。蒋在日记中痛斥宋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政策，尚不知觉悟，而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余负其责，蒙亡国失土之罪，而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把持财政。”(37)会后不久，10月29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孔祥熙接任。个性强硬、顽梗的宋子文辞职后，蒋如释重负地在日记中写道：“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38)
蒋在北方危机不断的情形下，之所以选择坐镇华中，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安内”，肃清中共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避责，避免成为对日妥协政策攻击的目标。1932年，蒋、汪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再次携手合作后，大致形成了蒋专责剿共、汪负责对日交涉的分工格局。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对汪蒋合作时局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指出：“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39)汪在南京独守空城，背了四年的“黑锅”，曾在家书坦陈其不得已之苦衷，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40)
与此同时，蒋之坐镇武汉也是避免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欲以超然的姿态，静观事态的演变，从容加以调解与操纵。1932年8月，在汪、张交恶期间，蒋以“在此剿匪积极进行之时，万难回京”为由，坐镇武汉，其用意是欲“以静制动”、“沉机观变”。(41)他的政治对手对此分析得入木三分，两广方面认为：“汪张负气一辞后……要人之车驾频繁扰攘喧噪，弄成一团，惟蒋介石萧然避暑汉皋，深得诸葛武侯宁静致远之旨，以不着边际手段周旋于两方之间。”(42)又谓：“二月来之南京政局，又有一番如走马灯式之照例演变，汪之始而辞职，继而称病，已包含无限内容……以致孙科之北行，汪兆铭之传说出国，使政海波澜，更呈决荡之观。蒋中正坐镇汉皋，为后牵线，实为此中一切之发动人，以表演其拿手之舞台剧也。”(43)
巡视西北、华北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于10月3日发表“江电”，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但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蒋因感愤环境之恶劣，一度曾有“另辟途径，致力遐荒”的想法。(44)12月10日，蒋致电顾祝同称：“中拟哿日后来潼关、西安视察，拟在西安渡岁，预备率部入甘，实行开发西北，以身为倡导也。”(45)其后蒋虽未能如其所愿，前往开发西北，但西北开始为国人所注意，从事开发与经营，则因蒋之倡导而实行。1931年3月20日，蒋又通过令敕各学术机关遴派专门人员，酌给旅费，组织西北学术考察团，实地考察西北地理、地质、生物、古物、人种各项学术案。(46)
东北沦陷后不久，9月26日，蒋便开始考虑“移首都于西北”。10月3日，蒋与手下幕僚熊式辉讨论备战计划时，表示“余意无论此次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方以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为由，再起冲突，上海告急。蒋于是决定迁都洛阳。蒋于2月2日凌晨五时抵达洛阳。在洛期间，蒋获知“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袍亦无所施其技，更知为迁都西北之必要也”(47)。
蒋虽从国防角度考虑到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但对西北的地理概貌所知甚少。1932年6月19日，蒋邀请翁文灏来讲学，才得知“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据其以气候与雨量而论，则西北只可移数百万之民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万之移民也。”一向择人苛刻的蒋介石对翁称赞不已，在日记中写道：“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蒋了解到西北资源贫乏后，开始考虑仅将西北作为应急之地，将目光转向四川。
为了加强西北的经济建设，将西北建成国防据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他认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48)
10月，蒋巡视了洛阳、西安、兰州等地，前往“规定陕南修路与经济方略”。(49)10月10日上午九时，蒋到洛阳参加阅兵国庆典礼后，感觉“气象更新矣”。11日下午，蒋到孝义视察军用化学新厂后，认为“规模宏远”，“愿得如期生效也”。12日上午9时，蒋抵达潼关，登东门，眺望“第一关风陵渡北之中条山与南十二塞。黄雒、渭水由西北会汇于此，直注东流”的雄伟景象后，顿生“如此形胜而不图保存固守，何以对先人耶?”之感。
17日，蒋由西安飞抵兰州，视察完黄河后，在日记中写道：“至此更知中国之伟大与可为也。左公规模之大尤为心领。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19日，蒋由甘肃飞宁夏视察，见到久未谋面的马鸿逵母子后，感到“到此亲爱无比”，认为“宁夏政治渐上轨道，或在陕甘之上，可慰也”。亲眼见到“贺兰山之雄伟，与黄河之深长”，他立下誓言称：“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50)21日，蒋前往咸阳拜谒茂陵和周陵后，在日记中写道：“谒文武周公之陵，而不思发扬光大其先人之基业者，非吾族类矣。”
华北一直处于地方实力派掌控之下，在蒋看来，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都有成为“边藩之第二”的可能，提醒自己：“可不慎乎?”(51)为增强华北的向心力，蒋于10月24日由济南飞抵北平。在北平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紫禁城东南角、朝阳门和瀛州白塔等地的工事，认为：“以如此形势与坚城，若弃之不守，诚非黄胄矣。”(52)11月3日，蒋在怀仁堂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后，从西直门坐火车前往居庸关。登临长城后，他感慨长城之雄伟与精坚，提笔写下：“未登长城不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二语。
蒋自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政最高领导职位后，虽曾于1928年7月和次年6月两次莅临北平，但都止步于长城，未曾踏足关外地区。蒋第一次领略塞北风光，见“桑乾河水清流与高山之环绕平原，草木茂盛，土地肥美，且能种水稻”，不禁联想到了江南故乡的风貌。(53)11月5日，蒋从张家口继续向西，经柴沟堡、永嘉堡、高城前往大同，沿途山河秀丽，土地膏腴，令蒋印象深刻，感慨道：“如果再有森林，则江南不及此矣。”7日，蒋在绥远会见了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德王盛赞蒋是二百余年来第一位来蒙边巡视的国家最高领袖。(54)
11月8日，蒋由绥远飞抵太原，他对阎锡山在山西所从事的各项建设，印象深刻，认为：其规模与经营都很远大，只是惋惜其“奈何不用之于全国与民族之上也”。9日，蒋前往阎的故乡河边村，探望其封翁之病。途中，阎向他陈述三点建国主张：“一、对日不主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专重黄老之说也。二、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而其造产方法，为以物品代币钞之信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时召开救国会议，使地方军政长官免除中央救国障碍，中央为地方消除行政困难，如此则地方如不从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国之道，必为国人所共弃云。”蒋听后，认为其“研究颇深”，但对阎所虑“倭寇拥溥逆入关，对各省地方分地封爵，使各地受爵者有与伪倭存亡荣辱关系，不能不力护伪倭而抗革命”，又虑“倭于倭俄战前不仅占领华北，而且必占领南京”，蒋不以为然，认为是其“杞忧过甚之言，而于内外现状未甚注意也”。(55)
巡视西北、华北归来后，蒋开始思索“制定进行整个之计划”，研究“政治全部之设计与方针”，并提醒自己“政治进行方略不可忘了本末先后之程序”。他所关注的问题有：“1、改组中央乎?2、收复西南乎?3、规划川相黔乎?4、西北准备建设计划；5、华北方针；6、晋察绥蒙之设计；7、整军设计与方针；8、对倭对俄之研究与人选；9、定川方针；10、禁绝鸦片计划；11、改组浙府；12、蒙古指导长官；13、全部之政治与经济计划。14、军事机关之根本改造；15、江西善后设施。”
通过巡视西北、华北各地，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幅员之大，社会复杂，人情不同，不但自然地理关系，施政应分别彼此，而且时间与程度关系，亦应因时因地与因人而定其法律与制度也。故今日中国之法制应有重新产生自订，决不能抄袭现在欧美所定之法制，否则未有不谬柱鼓瑟，徒见其治丝益棼而已。”(56)
蒋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面思考，集中体现在其与汪精卫联名发表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中。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11月27日，蒋、汪联名发表的“感电”，明确宣示：“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空前未有之国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蒋进一步将孙中山所提出的笼统而缺乏实际界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均权理论，具体列举了法制、用人、行政、财政、军队五方面的内容，作为过渡期间的变通办法。蒋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解决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即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他还明确表示：“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57)诚如已有论者指出：“感电”虽仅为一纸电文，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但可谓是蒋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指示着国民政府总体思路的发展方向。(58)
经营西南
“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统一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粤方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结成联盟，援引胡汉民等元老为奥援，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中央分庭抗礼。同时，标举“西南”招牌，向外号召，力图拉拢川、滇、黔西南诸省，组成西南反蒋大联盟。蒋虽“急思统一广东”，(59)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迹象，不得已出之“统一北方缓和南方”的政策。(60)对粤桂暂时放任，“西南之事，只可听之一时，以力所不及，时所未到之事，虽强勉无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61)
本来，江西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粤桂与中央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粤方对“剿共”依违两可，甚至借共以自重，陈济棠曾得意宣扬：“有共产党拦住”，蒋“因共不能即来”，“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62)然而，1934年下半年，随着红军向西转移，蒋借“追剿”红军之机，整顿川、滇、黔三省政治，开始经营西南根据地。是年6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之语。自7月10起，蒋每日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在蒋看来，“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粤非速征不可也”。(63)蒋的行事风格讲求谋定而后动，其对粤方针之思考逐渐明确，认为：“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64)
12月1日，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其巩密呈条陈，建议蒋在安定北方、巩固中部的基础上，着手经营西南。何在呈文中指出：
长江中部既为根本所在，与为犄角之西北，文化经济皆落后不足道，斯西南后卫之经营尚矣。西南统湘粤桂川滇黔而言，湘鄂紧接，两湖一体，殆有不可分之势；粤桂为一翼，川滇黔为另一翼，而重要性则同……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军政，第三步发展交通及一切产业。在彼建立国防重工业之主要部门，一旦国际大战发生，乃能处于可战、可守、可进、可退之地，争取最后之胜利，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
蒋对何的条陈非常欣赏，认为“颇中肯綮，足备参考”。(65)蒋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66)
蒋转战西南的实际经历远非预想得那般精准巧妙。一方是动如脱兔、行动敏捷的红军，一方是相互防范、反应迟钝的地方军队与手下各部，蒋的西南之行可谓“惊心吊胆，寝食不安”，被其视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67)由于进剿不利，加之黔军腐败无状，令蒋“性燥心暴”，“打骂恶习”屡犯未改。(68)1935年4月30日，蒋在视察医院时，看到腐败情形，“愤恨不能自禁”，“以手杖击其看护”。5月5日，蒋视察部队营房时，见到“其内务之腐败无状出人意料”，又一时愤激难耐，“手批其官长之颊”。蒋接连“杖击”、“手批”其手下的暴戾举止，令陪伴左右的宋美龄因惊恐而致病。(69)
蒋的西南之行虽然毫无当年敉平闽变时“从容乎疆场之上”的淡定，但好在天道酬勤，蒋的埋头苦干、不辞辛劳收获了堪称满意的回报。1935年3、4月间，蒋亲自坐镇贵阳，借王家烈剿匪大败之机，断然改造黔局。黔局的改造可以说是蒋在经历了入黔剿匪的那些“忧愁忙迫时现于声色”的日日夜夜后的莫大安慰。(70)蒋在是月的“反省录”中记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71)
5月，蒋又前往昆明，与龙云相谈融洽。蒋在日记中称赞龙云是“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在昆明凭吊南明永历皇帝的骨灰，游览了圆通寺和滇池大观楼公园。还乘飞机由昆明经富明、元谋、金沙见、会理、永定营，前往德昌。蒋对云南印象颇佳，“沿途土地肥美，到处皆有水田森林，人烟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实与未见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华地大物博，何处皆可立国图强，倭寇必欲急急灭亡于我者，其果能乎，适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72)
通过云南之行，蒋“对滇感想实益关切，经济方面应力谋发展，交通尤为重要”，并自认：“此来得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73)蒋于是月反省录中写道：“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完成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昆明形势雄伟，气象清明，秩序整然，虽进步未完，但古风犹存，而其物产丰富，人性朴厚，实增吾复兴民族之信念甚大也。”(74)
蒋对四川的整理初见成效。蒋认为：“四川暮气太深，非平常办法所能挽救也”，“对川方针，只督其开发公路，协助其整顿军警，不干涉政治”。(75)考虑到“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虑”，蒋认为：应当委任刘湘一人主持川局，“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人不宜植势，以示大公”。至是年9月27日，蒋完成了“入川以来重要之处理”，规定了四川各绥靖区与日期，并改组了21军。蒋于是月反省录中记称：“本月最大之成绩是为峨眉军训团训练完毕，川中各军处置妥定，与四川地方钞币纠纷解决，军事与财政同时统一耳。”(76)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又将粤桂收归中央。(77)8月11日下午1点40分，蒋飞抵广州，五时往吊黄花冈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这是蒋自北伐后第一次回到广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年旧地，今日重临，感慨无限，不觉悲喜交集。”(78)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自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如此大业，若无大患阻碍，实为历史鲜有。”(79)中国历史上鲜有之统一大业经由自己亲手缔造，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兵，全国动摇，华北冀察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时经三月幸得上帝佑我中国，乃至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已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于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80)
西南局势之稳定对蒋的整体抗日战略的影响至为关键。蒋对华北危机的态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转变为挺身负责，与西南形势的好转密不可分。蒋巡视华北后，负责与华北联络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称：“蒋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战而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81)
建设东南
东南既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令蒋魂萦梦牵、依依难舍的故土——浙江奉化。富庶的东南诸省既是支撑蒋氏权力基础的核心区域，又是令蒋之身心得以自由舒展的精神空间。
蒋对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情有独钟，赞叹不已：“南京风景之美，甲于全国，亦于此见之，雄壮巍巍，诚不愧为首都也”，(82)“金陵形势与风景并胜，实世界无双之首都也。”(83)1934年7月5日，蒋留下遗嘱称：“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
蒋笔下的故乡山水既雄壮浑厚，又奇丽无比，“山云中阳光影射，山空一如如雨布，远山尖峰争白，余朝望越远越秀，松风溪水声静如弦，心境为廓然，妙高台之暮景冬色，至此方领略其优明无匹也”(84)。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难危机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党国的内外大计、党政人事的调整，均待由大会及其后的一中全会来决定。大会前夕，1935年10月25日，蒋回到故乡，潜心思虑，“独观千丈岩瀑布约半小时，心净境空，虑忘形释，得益非鲜也”。(85)四届六中全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与一中全会期间的四十个日日夜夜，令蒋备受煎熬，“忍受复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于横决”。(86)至次年3月中旬，蒋因军政繁忙而感心力交瘁，认为“非暂离京休息必致贻误大事”，遂下决心“急回乡扫墓，以慰先人之灵也”。回到故乡后，他与妻子一起“游法华庵竹山，掘冬笋，在厂下泉潭对饮，泉清竹深，尘心顿息”(87)。
江浙既是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令蒋魂萦梦牵的精神家园，东南地区自然成为整个国防计划之重心所在。1934年年初，蒋开始考虑“东南国防之政治与军事计划”。此后，蒋多次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注意“东南国防计划”、“东南建设步骤”。(88)同年8月，蒋开始计划东南公路。(89)次年8月，蒋决心“以五百万园建筑首都要塞”。(90)蒋在“剿匪”已“达到七分之成功”后，于1936年将工作中心转向“抗倭”。(91)是年2月，蒋在南京坚守了整整一个月。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少有的情况，为此，他在日记中特意记道：“本月全月在京，无敢或懈，尽忠职责，无愧于心也。”(92)
论者有谓，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造成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93)国民政府将政治与经济中心置于东南沿海地区，确实令国家的对外防御功能大受影响。何其巩在密呈蒋介石的条陈中即指出：“就对日国防形势而言，北方居于前卫，江浙平时为财赋所从出，战时立成前卫，与北方同。”(94)考虑东南地区战时将成为日本从海上入侵的最前沿，蒋自1936年10月起便开始预定各院部迁移计划，并预备将瓦斯和汉阳药厂等一批重要企业迁往内地。(95)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督建东南地区国防工事，曾先后视察了雨花台、江阴和乌龙山等战略要塞。3月7日，蒋视察紫金山麓工事后，认为“位置不当”，痛感：“军事干部只知敷衍与权利，而毫不肯为其任务略加思考，事之痛心，莫甚于此也，如何使之良心复现也。”15日，蒋又登富贵山，视察地下室工程，认为“此乃久大之业也”。17日，他又前往挹江门内与鸡鸣寺下视察地下室，看到工程皆未完成，深感部属之“欺妄可痛”，下令“再催各区工事，日夜赶筑”。(96)
为了防御日军从空中袭击东南沿海地区，蒋非常注重保护东南地区的领空权，同时加强整顿中国空军。1935年10月，当蒋得知外交部方面认为上海福冈之间通航问题即将作为普通交通要求签字的消息后，“燥急非常”，痛斥何应钦“不惟愚庸，而且卑劣根性必亡国家也”。在蒋看来，上海福冈之间的通航意味着“长江流域领空之被占”。(97)日本因中国拒绝通航签字而咆哮恫吓，甚至威胁要使用武力，蒋不为所动，“决心与之周旋”。汪精卫认为因通航问题与日方关系破裂，有些“太过”。蒋则不以为然，认为“彼实不知领土丧失尚限于一部，而中部领空丧失一点，则全国受其控制，可立而致亡也，以此说明彼当能了然乎?”(98)自1936年10月起，蒋开始有计划巡视和整顿航空学校。12日上午7时，蒋便到航空学校阅兵，观看飞行表演。当蒋看到中国空军“试验轰射成绩渐着”后，非常欣慰地表示：“以三年精神与夫妻合力而得有今日成绩，五年之内欲赶上倭空也”，“自信空军之基立矣”。
结语
1930年代，蒋处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中，通过考察其政治空间观念，可以看出，蒋对危机局势的应对是有其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战略考量的：对于沦陷的东北失地，他希望通过国联用政治方法解决；面对日军向关内的咄咄进逼，他以宁为玉碎的姿态，确保平津的安全；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坐镇华中，一面指挥剿共，同时也有避责的考虑；力主建设西北，作为将来政府的第二根据地；对于华北，他通过巡视加以遥制与镇摄，使其内向；对于西南，他借“剿共”之机，积极加以整顿与改造，使之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巡视是蒋在1930年代加强对地方统制的重要手段。蒋于1932年10月下旬巡视湖南后，认为“颇有所得”，对湖南的教育、行政、军队、交通、自治和党务等方面的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99)。此后，蒋又遍历西北的陕甘宁绥、华北的豫冀鲁晋和西南的川滇黔等十余省。透过蒋在地理空间上巡视的轨迹与范围，可以看出，其“安内”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统北缓南”到“北守南进”的转变，同时出于对日防御的需要，其战略重心从“建设东南”逐渐转为经营西南。
从1920年代所奉行的“武力统一”，到1930年代公开标举“和平统一”，蒋之“安内”政策的转变当然离不开救亡图存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外在压力，同时也不能忽视蒋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身经验的增长与运筹决策能力的进步。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钱端升先生曾撰文称赞蒋“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五六年前的武力统一的政策，他的急于求功的设施，我个人也尝引为失着，但这几年来的沉毅坚苦，和平宽厚，已使他成了另一个人，使他能担负以前所不能担负的大任”(100)。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很赞同钱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而是因为“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101)
综观蒋在1930年代的政治空间战略构想，因其“昔日识浅见少”，有“坐井观天之错误”，(102)对日本强占东北的野心估计得不够充分。蒋对东北的资源了解甚少，直至1932年6月，通过翁文灏的讲述才得知，东三省煤矿和铁矿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铁矿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都为日本人所有。蒋得知东北煤铁资源如此丰富后，“惊骇莫名”，恍然醒悟道：“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103)。
受制于当时的国家地位与实力，加之其自身传统“藩属观念”的局限，蒋的政治空间观念对边疆问题缺乏深谋远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1930年代，中国边疆局势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在蒋看来，东北“溥仪称帝”与内蒙“德王勾倭”、新疆“俄寇入伊犁”、“疏勒独立”和西藏“藏人勾英”都同属“藩制”范畴，“如藩制不定，则不数年必尽失边疆矣”。(104)在当时自身国力有限，无力顾及的情况下，蒋主张“最好实行‘五族联邦’制，借以维系边疆。即以此放任政策羁縻其人心，使边疆问题不致日趋恶化，待将来国家实力充足，再作彻底之解决”(105)。蒋拟准备以十年为限在满、蒙、藏试行“地方自治”，“如能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于中华民族，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106)由于蒋对内蒙“允与自治”，(107)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宣告成立。事后，蒋对此后悔不已，在日记中反省道：“对内蒙自治会当时不深考虑清代诏蒙各个分立之原则而贸然通过整个组织，实失策也”，“建国规模与方略，愧无深谋远虑之经纶，一着失算，始谋不臧，贻误全局，不知何时再得补救，可不慎乎!”(108)
注释：
①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7页。
②埃德加•斯诺着、党英凡译：《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72-73页。
③《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下文不再标明藏所)。
④《蒋介石日记》，1932年日记的卷首。
⑤《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日。
⑥《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10日。
⑦相关成果有：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国史馆”印行，1995年；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国史馆”印行，2000年。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页；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⑧《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31日。
⑨《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0、12日。
⑩《蒋介石日记》，1935年7月11日。
(11)《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4日。
(12)1930年9月20日，蒋再电张学良催即日就副司令职，电文称：“……闻阎已通电下野，但其企图尚未明了，冯尤未必遽能觉悟，我辈态度稍有犹疑，转恐予以徘徊观望之机。大局仍难收拾，务望兄即日就副司令职，并促于、王两军尅日进占北平、保定与石庄。所有大河以北一切善后事宜，谨以全权讬兄处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下文简称《事略稿本》)，1930年9月20日，第8卷，“国史馆”，2003年，第578页。)
(13)《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
(14)《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6日。
(15)《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日、5月2日。
(16)《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7日。
(17)《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7日。
(18)《事略稿本》1932年8月6日，第16卷，“国史馆”，2004年，第35—36页。
(19)《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12日。
(20)详见拙文《蒋介石与1932年的汪(精卫)、张(学良)交恶》，待刊稿。
(21)《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12日。
(22)《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4日。
(23)《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日。
(24)《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9日。
(25)《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4日。
(26)《社论：蒋北上与张下野》，《香港中兴报》1932年3月13日。
(27)《胡汉民致刘显丞电稿》，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4页。
(28)《蒋介石日记》，1932年日记的卷首。
(29)《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日。
(30)《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3日。
(31)9月1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星期，东克麻埠，西克新集，此剿匪第一期计划，得有进步也。”14日，又记称：“英山与商城先后克复，赣南且有一师之众来降，是乃民族复兴，赤匪消灭之一转机，甚祈天佑中华，俾早日肃清内乱，统一中国，保障东亚，勿使倭奴惨残人类，欺凌中华也。”21日，蒋又记曰：“第十师，昨午克复金家寨，此心为之一慰，从此江北之匪易清，而抗日之基渐立矣。”
(32)《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19日。
(33)《事略稿本》，1932年6月10日，第15卷，“国史馆”，2004年，第78页。
(34)《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30日。
(35)《蒋介石日记》，1933年4月7日、1日和3月28、29日。
(36)《蒋介石日记》，1933年9月17日。
(37)《蒋介石日记》，1933年9月5日。
(38)《蒋介石日记》，1933年10月30日。
(39)《王子壮日记》，1935年7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二册，第388页。
(40)《汪精卫函陈璧君》，1936年7月13日，《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总60号。
(41)《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9、30日。
(42)《粤当局将开军事会议商应付》，《香港中兴报》1932年8月16日。
(43)《蒋弄玄虚汪孙现裂痕》，《香港中兴报》1932年10月19日。
(44)《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9日。
(45)《事略稿本》，1930年12月10日，第9卷，“国史馆”，2004年，第195页。
(46)《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20日。
(47)《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5日。
(4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5-6页。
(49)《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7日。
(50)《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19、20日。
(51)《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
(52)《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日。
(53)《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4日。
(54)《事略稿本》1934年11月7日，第28卷，第416页。
(55)《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8、9日。
(56)《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12、13、14、15日。
(5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汪蒋通电五项建议》，1934年12月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48期。
(58)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页。
(59)《事略稿本》，1932年4月2日，第14卷，第14页。
(60)《事略稿本》，1932年5月2日，第14卷，第206页。
(61)《事略稿本》，1933年2月7日，第18卷，第309页。
(62)《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函电稿》，第10册，第451、454页。
(63)《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7日。
(64)《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30日。
(65)《事略稿本》1934年12月1日，第28卷，第508-513页。
(66)《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29日。
(67)《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1日，本周反省录与下周预定表。
(68)《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4日，“本周反省录”。
(69)《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9日。
(70)《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0日。
(71)《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30日。
(72)《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3、19日。
(73)《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8、25日“本周反省录”。
(74)《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75)《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4、9日。
(76)《蒋介石日记》，1935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77)拙文《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8)《蒋介石日记》，1936年8月11日。
(79)《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19日，“本周反省录”。
(80)《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81)《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编印，第3册，第318页。
(82)《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0日。
(83)《蒋介石日记》，1935年11月8日。
(84)《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30日。
(85)《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6日。
(86)《蒋介石日记》，1935年12月7日。
(87)《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23日。
(88)《蒋介石日记》，1934年1月24、27日、2月1日、4日、7月2日、12月20日。
(89)《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2日。
(90)《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30日。
(91)《蒋介石日记》，1935年12月31日“本年反省录”。
(92)《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29日“本月反省录”。
(93)袁成毅：《民国政治中心南移：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94)《事略稿本》，1934年12月1日，第28卷，第508页。
(95)《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6、7、8日。
(96)《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8日。
(97)《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18日。
(98)《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4日。
(99)《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1日。
(100)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独立评论》第162号，1935年8月4日，第6页。
(101)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7页。
(102)《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6日。
(103)《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
(104)《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
(105)《事略稿本》1934年3月7日，第25卷，第82—83页。
(106)《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6日。
(107)《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3日。
(108)《蒋介石日记》，1935年12月24、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