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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姚继斌：启蒙之史——《中国古代史》与清末民初学子

：一、引言
夏曾佑(1863-1924)《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原名《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共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该书撰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二年(1906)年间，距今刚好一百年。[2]95到1933年，该书易为今名，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3]14到2000年，该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新发行，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着”丛书之中，与另外三十二种史学名着并列。[4]据〈编校凡例〉，这丛书是“编选20世纪出版的、对当时史学发展或对其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即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5]1《中国古代史》在百年之间，从中学教科书，到大学用书，到二十世纪史学名着，地位不住“升级”。惟作者卒于1924年，该书从未修订，至今面貌，与百年前无异，其受重视如斯，已反映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有崇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的史学成就，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论述较全面的，论文方面有上世纪四十年代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6]513-573近三十年来，较具代表性的有袁英光的〈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7]83-96陈其泰的《夏曾佑对通史撰着的贡献》、[8]37-46和李洪岩的《夏曾佑及其史学思想》等，[9]110-123专书则有陈业东的《夏曾佑研究》。[10]但夏史在清末民初是畅销的中学教科书，[11]33张元济在1918年2月1日的日记中，曾经纪录了夏史的销售情况，该书三册，销数从七万九千到十二万二千不等，[12]468这个销量反映了该书有广大的读者群，应对当时的年青学子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一直未受到论者的重视与研究。
1935年9月23日，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晋至隋唐史”第一课，说：
在这里，分列几种书，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
今日坊间教科书，以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谨案：当时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入《大学丛书》中-原文案语)为最好。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其书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评。(谨案：先生意谓此书已过时——原文案语。)[13]94
在陈氏眼中，夏史以今文观点评论历史，见解独特，是能够给予学生最低限度历史常识的必读书。可见《中国古代史》对初习国史的年青学子而言，是很有价值的基本参考书，其独特观点，能对初习史者起到启蒙作用。考一些现代着名史家、学者，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即受到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及其历史观点的启发和影响，这对他们日后研究中国历史，开创新的学术领域，获取巨大的史学成就，都很有帮助。他们包括本文将讨论的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名家，他们都在青少年时，在国史、国学的学习道路上，受到《中国古代史》的启蒙。
二、钱玄同谈夏史
钱玄同由1913年开始任职北京师范学校，兼北京大学教席，[14]26-27他在宣统二年(1910)撰写自己的年谱，[15]310-321忆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读历史书的经验，说：
十月，……其时初见曾氏《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矣，盖俭腹之人未厌梁肉，乃以糠秕为佳矣。在今日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书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特首揭黄帝之像，并有民族主义之语，较之今日鉴定各种课本，实有霄壤之别矣。[15]319光绪二十九年(1903)，钱玄同十六岁，他初读“曾氏《历史》”，这是指该年出版，由曾鲲化以“横阳翼天氏”之名编写的《中国历史》，[16]76-79，95认为这是历史教科书的“佳本”，因书中充满“民族主义之谈”，[17]59-597这时正是钱玄同排满革命思想的孕育时期，[18]2-3因此钱玄同“甚爱之”。到宣统二年(1910)，钱氏对曾有着不同的评价，认为这部教科书及不上“夏氏”、“刘氏”之作。夏氏之作，当指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玄同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读上海南洋中学时读夏曾佑史着；[19]8刘氏之作，即指刘师培于光绪三十一(1905)至三十二(1906)年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20]84，94曾鲲化、夏曾佑和刘师培三部在清末同期出版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钱玄同认为“佳者首推夏氏”。这年阳历五月，钱玄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他从章炳麟游亦已数年，曾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文章，他对史书的评断，当非十六岁时少年之见可比，他以夏史为佳，应该是成熟之见，因为两年后(1913年)，他即受聘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1918年易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附中教员，并于北京大学兼课。[21]79-92
钱玄同在年谱中没有解释以夏史为佳作的原因，犹幸1937年，钱氏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有所补述：
故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彼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读梁君任公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读章公(炳麟——引者)之《訄书》及刘君(刘师培——引者)《攘书》，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读刘君之《学术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又读夏君穗卿之《中国古代史》(此书自为后来他人所改，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于是始知国学梗概。[22]36-37原来当钱玄同还是中学生时，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茫无所知，《中国古代史》能帮助他了解“国学梗概”，即认识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概况。按《中国古代史》于学术思想，言之最详，成就亦高，如1923年，夏曾佑好友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说夏氏是“专门研究宗教的人”，因而以颇多的篇幅介绍夏之学术，并“摘抄一点”《中国古代史》“稍近哲理的话”，以显示“夏氏宗教哲学的大意”；[23]124，125，131又如周予同，他高度赞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撰写中国由先秦迄两汉的学术发展，说夏氏这方面的“识力”很是“敏锐”。[6]532夏史能给予年青学子“国学梗概”，就是钱玄同称誉夏史的原因。
此外，钱玄同一直视夏曾佑为前辈，[22]P37夏比钱年长二十四岁，又是他兄长钱恂的知交好友，因此夏曾佑是钱玄同尊敬钦佩的学者之一。钱氏曾经指出他敬重的学者十二名：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着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膏(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者，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22]34这十二位学者，各擅胜长，钱玄同说他们的成就共有“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等十项。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既为史书，又能令钱氏“知国学梗概”，相信在钱氏心目中，夏史的成就会包含“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和“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这几项上。
夏曾佑儿子夏元瑜说：
他(夏曾佑——引者)对古史的怀疑，亦前人之不敢言者。五四运动后史学家钱玄同先生改名为“疑古玄同”即受其影响极深之故耳。[24]11钱玄同是近代史学疑古派的主要倡议者，顾颉刚曾经概括钱氏的治经研史方法，是“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25]4钱玄同既师事章炳麟，宗古文经说，后受今文学说影响，且以崔适为师，但又不排拒古文。[14]116-139而主今文学说的夏曾佑，其《中国古代史》当对钱玄同有所启迪，如钱玄同在1921年1月给顾颉刚的《论近人辨伪见解书》，指出辨“伪事”较辨“伪书”重要，该文被视作说明疑古辨伪的古史辨学术方向的重要论文，[26]114在这篇论文中，钱玄同用了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作例，来阐释辨伪书甚精者，亦为伪事所蔽，他说：“夏穗卿《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中明明说秦汉儒生糅合方士之言为非孔学之真，而反以桓谭、张衡之辟图谶为非。”[27]24-25夏曾佑怀疑古史，能指出“秦汉儒生糅合方士之言为非孔学之真”，他的《中国古代史》是近代较早以此态度撰着的历史书，虽如钱氏所说，有未尽善之处，但对年青时期的钱玄同，肯定启迪良多，对他走上疑古的治学之道，是有影响的。
三、钱穆谈夏史
1913年，钱穆十八岁，在私立鸿模学校任教国文、史地，[2]29-30他注意到北京大学的读书情况，并初读《中国古代史》。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回忆说：
时余虽在小学任教，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见报载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余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29]75钱穆记述夏史对他的启发颇详，他说：
如三皇五帝，夏氏备列经学上今古文传说各别。余之知经学之有今古文之别，始此。一时学校同事闻余言三皇五帝有相传异名之说，闻所未闻，皆惊叹余之渊博。实不知余之本夏氏书也。又余读夏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则始此。及十年后，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亦不可谓最先影响不受自夏氏。
又夏氏书皆仅标几要点，多钞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实不背考据精神。亦为余所欣赏。惟其书仅在南北朝而止，隋唐以下即付阙如。斯为一憾事。此后余至北平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29]75就钱氏的记述，我们可以注意的有几点：第一、钱穆因读夏史，认识在今古文典籍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相传异名”。在《中国古代史》的〈上古神话〉至〈帝喾氏〉等十一节中，夏曾佑旁征博引，畅述三皇五帝的异名及传说。钱穆是很赞赏夏史论述太古三代的历史的，他在另一篇评论夏史的文章中说：“第一篇第一章‘太古三代’。关于此方面的见解，自革命以来，经过极剧烈之变化，而夏书写此一段以神话为主眼，故使三十年后读者，仍不觉其陈腐。”[30]11而更重要的，是钱穆由此而知“经学之有今古文之别”。我们知道，钱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31]是他的成名作，[32]277-278他因此着得到顾颉刚的引荐，任教燕京大学，[29]132这本名着奠定了他在史坛的地位，[33]71而此书正是针对晚清今文学经典，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作，并且结束了多年来今古文家对刘歆伪造经书的争论。[34]23《中国古代史》启迪了年青时期的钱穆，使他初步认识经今古文学之别，而十六年后，钱氏即成此平息清末以来经今古文争议的名着，使经学、史学，融为一门。[35]14钱氏受夏史影响，不可谓小。第二、钱穆的另一部名着《先秦诸子系年》，[36]受夏史直钞《史记》二表的影响，因夏史“钞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实不背考据精神”。钱氏此书，“以史证子”，被誉为“记诵潇博、考订精审，划时代的巨着”，[32]277，283原来这是受夏曾佑撰史方法的启示而写成的。第三、钱穆在北京各大学任教国史，常举夏史为言，则非独陈寅恪荐此书与清华学生，钱氏亦好用此书呢。
钱穆熟读《中国古代史》，当夏史列入大学丛书后，钱氏即于1934年以公沙作笔名撰写评论文章，综论本为通史的夏着。[37]钱穆是撰文的适当人选，因为1933年，钱穆刚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通史，[38]1经常“反复思索”，“定其取舍”，[29]150他对通史的编撰，体会必多。事实上，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论通史意义，对钱氏稍后撰写《国史大纲》是有影响的。先看钱穆的评论文章：
其书之价值，……一则在其编写此书之意义，二则在其编写此书之方法。
何言乎夏氏此书之意义？夏氏自叙有云：“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故史学为人所不可无之学。洎乎今日，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更必有一书，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而足以供社会之需乎。”此虽寥寥百字，而于通史之意义及任务，已宣发无遗。近人治史，能具此目光者转少。窃谓国内学人全以夏氏之言写史，以夏氏之言读史，于史学界风气必将丕变。
何言乎夏氏此书之方法？……又其书第二编凡例有云：“本篇用意与第一篇相同，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凡为一代兴之所系者无不详，……一关乎外国者，……一关乎社会者。……”此等处非极有识力极有眼光者不能道。即将来继夏氏而起者，欲写一扼要动人之通史，恐仍不能出此范围也。[30]钱穆认为夏曾佑论“通史之意义及任务，已宣发无遗。近人治史，能具此目光者转少”，他服膺夏氏之见如斯。钱氏这时刚开始讲授中国通史，复编写教材，终于在1939年完成着名通史《国史大纲》，且看钱书《引论》数语：
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39]1
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39]3
今日所需之国史新本，将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向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39]7钱穆谈新通史的任务，一则展现“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二则“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第二篇凡例》说修史意义在“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5]2即据往知来，又在《序》中指出当前“运会所遭，人事将变”，必“一一于古人证其因”，乃“知前途夷险”。[5]1二人均重视历史鉴古知今的作用，都希望研究历史能为时代把脉，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进一言。无怪乎钱穆说“即将来继夏氏而起者，欲写一扼要动人之通史，恐仍不能出此范围也”，[30]而钱氏正是继起者，《国史大纲》堪称为“扼要动人之通史”。想钱穆构思撰着《国史大纲》的意义时，理应受夏曾佑编修《中国古代史》用意的启发。
据上所述，钱穆青少年时，从《中国古代史》初识三皇五帝之传说、经今古文之别，又见抄录史籍原文的方法，与及修撰通史的理念。这些都给予钱氏莫大的启迪，甚有助于他撰就几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史学名着。
四、顾颉刚谈夏史
光绪三十四年(1908)，顾颉刚十六岁，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就读，[40]20-23这时他读了《中国古代史》，后来顾氏忆述当时的感觉说：
予于一九○八年，购得其所着《中等教育用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以基督教〈创世纪〉及倮罗文记洪水事比较汉族历史相传之盘古以迄三皇五帝之传统，耳目顿为一新；又以虞夏为传疑时代，两周为化成时代，使我读《尚书》时之旧脑筋为之一洗，予壮年推翻古代传说彼实导夫先路，而惜其全书未成，使读者对我国历史尚无整个之认识耳。[41]7294夏史以西方史事“比较汉族历史相传之盘古以迄三皇五帝之传统”，顾氏读后而“耳目顿为一新”，夏史“以虞夏为传疑时代，两周为化成时代，使我读《尚书》时之旧脑筋为之一洗”，因此，顾颉刚“壮年推翻古代传说彼实导夫先路”。由此观之，年轻时顾颉刚对中国上古历史的认识，受夏史影响极大。《中国古代史》对清末民初有志于学的青年来说，应该称得上是一本超越传统史书，令他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的史作。
1914年顾氏在北京大学预科，再次精读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他的女儿顾潮说：
1914年秋天，父亲改入预科一部(甲类)……自己规定了8种书，每天依次点读。其中有《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这都是旧籍中有宗旨有系统的作品；有夏曾佑(穗卿)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虽称教科书，却是夏氏一家之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说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说秦皇汉武开拓疆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这些话是以前的人所不敢说的，他说出来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有《新旧约圣经》，是由夏氏的教科书所激动的，因其讲中国古代史时常用《旧约》作比较。[42]35-36据此，夏史提出“以前的人所不敢说的”历史观点，给予年青的顾颉刚很大的启发，这些观点包括：一、“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二、“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三、“秦皇汉武开拓疆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四、“讲中国古代史时常用《旧约》作比较”。作为北大预科生的顾颉刚，这次感到“出人意外，入人意中”。[43]3顾氏由少年至青年，自中学而大学，《中国古代史》给予这位近代史学的疑古健将，对上古史有崭新认识。其中以上列的第一、二项，对顾氏的疑古史学影响尤深，这和顾氏“层累的古史说”的提出与论证关系密切。唯这一点，须另撰一文，专论夏史与近现代疑古史学的关系，才可作较全面的交代。
五、结语
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多年间，青少年捧读还是中学教科书的《中国古代史》，相信为数不少。本文讨论了钱玄同、钱穆和顾颉刚等着名学者，当他们还是年青学子的时候，如何受夏史影响。我们可以说夏史是一部国史、国学的入门书，其于上古史，有崭新的见解；于学术思想史，有透彻的综述；于通史修撰，有别出的心裁。作为近代的历史专着，《中国古代史》对古代中国历史的论述，大异于传统史书的纪录，因此它理应视作二十世纪的史学名着；作为清末的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则对有志于国史、国学研究的年青学子，起着莫大的启蒙作用，因此，夏史应同时被视作启蒙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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