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
李岚
【原文出处】《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04期第133～139，155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00872
灾荒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社会繁荣与进步的巨大障碍，它的发生是任何时 代都难以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方面着手，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人类必须摆正自身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正确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依靠自 然，改造自然，调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9、520页。(以下注释如无标注，与此版本相同。))建立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有利的社会保障， 逐渐解决灾荒问题，使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实现成为可能。在今天，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仍然有着很强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双重关系的统一。人 类“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 狭隘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 人与环境的整体性这一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环境对于人类的制约性和人 类对于环境的能动性的统一。但“人首先依赖于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页。)“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页。)在人和环境之间，环境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前提。早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 ：“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95、122、128、120页。 )因此，人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学会充分尊重自然，充分尊重“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决不能任意掠取、支配、统治自然界，从而必须彻底摈 除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否则，必将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引起自然界无情的“报复”。因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 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1页。 )马克思、恩格斯熟悉人类的历史进程，及时注意到盲目发展生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他们告诫人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了想获得耕地 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 南砍光了森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摧毁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他们更没有 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而在雨季竟使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 9、520、374—375页。)人类为自己的幼稚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恩格斯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 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9、520、374—375页。)
历史总是一再重演，由于发展生产力而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地开发，到了近代大工业时 期，更是变本加厉，人类在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为了种植经济作物、开垦荒地、拓展牧场，换取最直 接的经济利益，使各国的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引起了普遍的水灾。马克思、恩格斯 曾尖锐地指出：“在各个资本家都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 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 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 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9、520页。(以下 注释如无标注，与此版本相同。))正是资本主义急功近利的无限度发展，才使近代自然 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自然灾害频发。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 为自己发展的起点，那么，它对于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过程也就越迅速。
众所周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持续地发展下去，人类才能永恒地生存在 地球上，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利益驱动，使生产者只求赚钱，而不顾对自然的保护，这就严重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使土地日渐贫 瘠，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业不断歉收，灾荒的发生有了可乘之机。马克思在分析“大工 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 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 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553页。)至于土壤肥力与灾荒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1881年致尼·佛·丹尼尔逊的信中，曾作过 专门而详细的阐述：“土壤日益贫瘠而又得不到人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 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1870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 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9页。)在谈到1845—1847年爱尔兰的大饥荒时，马克思认为：“除 了产品和地租，连肥料也输出国外，土地贫瘠了。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更引起全面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马铃薯病害是地力耗竭的结果，是 英国统治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8 、639、143—144、639页。)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以人民群众的苦难为代价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19世纪40年代，英国是产业革命和 近代大工业的典型，同时也是环境污染严重的典型。伦敦曾于1873、1880和1892年先后 多次发生煤烟污染的“公害”事件，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其实，早在英国伦敦于 1873年首次发生大规模环境污染“公害”事件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研究了这一 十分现实的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对近代城市环境污染的类型、 状况与危害，作过令人触目惊心的描述：“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部住在 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其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5、382页。)他指出：“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越来越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 7年版，第345、382页。)
城市化初期的欧洲各国城市中，伤寒、热病、霍乱、猩红热、肺结核等恶性传染病极 易流行，严重威胁着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特别是伤寒和热病，这是在工人中间最有破坏力的疾病。而且“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 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5、382页。)根据1840年的调查， 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注： 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 页。)瘟疫肆虐，使民生凋敝、城市萧条，工业化的进程受到严重影响，恩格斯指出： “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 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75页。)
“天灾”的发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但有灾并不必然有荒，真正使灾荒发生的，往往是“人祸”，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原因在灾荒的发生中起着主导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 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 因此，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灾荒”，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 ，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有所引起的恶果。这种通过原始积累而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强行分离，它又为人与自然之间度过了分离的痛苦以后向更高级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资本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不 仅建立在扬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剥夺农民、手工业者的基础上，，总之，建立在消灭以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条件的私有制基础的生产方式上。工业 化早期，这种方式以英国所谓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为着名，它使无数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马克思在分析爱尔兰大饥荒的原因时指出：“110万人为960万只羊所排挤，这在欧洲是闻所未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638、639、143—144、639页。)而且，“……原始积累被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 的情景，其实这是一部极其可悲的极其惨痛的历史……在爱尔兰，从1846年起再一次以 极大规模清扫领地。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另一百万人被赶到大洋彼岸，——这就 是在爱尔兰进行的清扫领地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 社1985年版，第104—105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把爱尔兰大饥荒的发生归结为资 本主义统治的结果。资产阶级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至于人民的死活，则根本不重要，而即使是减少了二百万人口，“想把爱尔兰变成单纯牧场的英国的达费林侯爵完全有 理由说，人口仍然过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638、639、143—144、639页。)所以，马克思说：“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 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8、639、143—144、639页。)
不论在爱尔兰，还是在俄国，灾荒的发生都与资产阶级的统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对法国报纸《闪电报》记者的谈话、《德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文章中，恩格斯认为1891年俄国的饥荒绝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国整个发 展的必然结果，“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过渡到现代工业的结果”，(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2—363、304、299—300、468页。)歉收的原因“纯 粹是社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2—363、304、299—300、 468页。)在恩格斯看来，正是“天灾”和“人祸”的共同作用，使俄国1891年的饥荒程度不断加深，由饥荒引起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必将危及俄国农业公社的存在，并把资 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甚至“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2—363、3 04、299—300、468页。)
资产阶级不但在自己的祖国制造着灾荒和饥馑，同时也将这种苦难随着资本征服带到 世界各地。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书中，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实行盗匪式管理的惊人情景，他认为与印度斯坦过去一切灾难比较起来，英国侵略者给印 度带来的灾难，在程度上不知要沉重多少倍。当分析1866年印度大饥荒时，马克思指出：“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 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页。)
因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总结道：“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且，“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364页。)
(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迄今为止都 是劳动者的受难史，要结束这种状况，劳动者就必须掌握这些至今控制着他们的力量。而灾荒的发生，使社会巨烈动荡，社会矛盾尖锐，被推到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被 迫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
“1845年8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马铃薯病灾，首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最初征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4、16—17页。)连续3年的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波及 全欧的经济危机，使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急剧贫困化，严重的饥荒最终成 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匈牙利，以及奥地利、波兰、罗 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整个大陆都因工人和农民的起义而沸腾，革命的形势风起云涌。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揭示了法国“二月革命 ”爆发的原因，他说：“最后，由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普遍不满的爆发便加快起来，而不平的怨言便发展成了起义。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深了人民中的普遍不满。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 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不免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欺诈者却 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494、16—17页。)“二月革命”使法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全面，让一切有产阶 级都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
1845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致使德国粮食奇缺，农产品价格上涨50%，大 批居民逃亡美洲。在农业歉收、工商业危机的情况下，投机商则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物 价，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并酿成1847年4月21日和4月22日的饥民暴动，即所谓的 “马铃薯战争”。而在波兰，1844—1845年的农业歉收和洪水泛滥所酿成的饥荒，使大 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乞食街头，以至饿殍载道。在这种凄惨的景象下，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导致1846年波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饥 荒在欧洲大陆点燃着革命的火种，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积极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对各国的工人运动给予直接的指导。他们认为：“革命的动因与 其说是当时社会所遭受的贫困，不如说是贫困的持久性，这会导致任何幸福的消除和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因此，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的趋势。“人民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他们不要求完满的社会 制度，但是希望存在幸福和美德的趋势，当他们面前出现贫困和堕落的趋势时，他们就起来反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饥荒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宣传。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织工起，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人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 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1891年俄国发生大饥荒，使国际局势异常复杂。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恩格斯非常 关注俄国的局势，关注俄国饥荒发展的情况。他在1891—1892年给倍倍尔、左尔格以及 丹尼尔逊的一系列信件中，准确地预测了形势的进展以及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首先， 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沙皇是不能打仗的，那么一年的和平局面是有保证的，恩格斯认为这是俄国饥荒带来的主要结果。其次，俄国禁止谷物出口意味着把饥荒转嫁给消 费黑麦的德国，这将导致俾斯麦财政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破产，旧制度在德国也将从 根本上发生动摇，谁也不能预言这会发展到何等地步。最后，恩格斯把饥荒看作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前提。他确信：在俄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反对沙皇制度的深刻的人民革命 ，这场革命对其他一切国家都会发生巨大影响，大大地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 主义。恩格斯预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将使社会发展的要求同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深化，而且将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对抗表现出来。他在1892年9月22日 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肯定地说：“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2—363、304、299—300、46 8页。)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俄国成为人类历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那已经是二十六年之后的事了。
(三)
由于灾荒的发生直接与人类生产对环境的破坏相关，生态危机引起了社会危机，这说 明人是无法超越自然的，人必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避免灾害，发展生产，创造文明。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他 们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第178、95、122、128、120页。)“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 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43页。)而人 是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的，人类的劳动不能破坏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平衡，不能 破坏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否则，就是“异化的劳动”，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人类虽然希望控制自然，为我所用，但自然却 反而使人类愈益成为它的奴隶，况且社会本身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95、122、128、 120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95、122、128、120页。) 因此，我们必须自觉为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的每一个 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既“ 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又为“新 的一代所改变”。前者是无法选择的，后者却是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人创造环境，同 样环境也创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 43页。)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埃及能兴建大量的宏伟建筑，而1866年饿死一百万印度人的 大饥荒，又迫使印度兴建人工渠道的灌溉系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9页。)
为了改善同自然的关系，建立“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9、520、374—375页。)首先必须纠正“人类中心论”，调整自己的认识基础，丢弃那种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去统治自然界的思想，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 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以外一样——相反地，我们 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统治，是 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9、520、374—375页。)
其次，学会预料人类行为对自然界比较近的和比较远的影响，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 自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 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9、520、374—375页。)因为“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 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 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9、520、374—375页。)人与动植物不一样，人是能动的存 在物。自然界是人的能动的活动的对象，人的能动性把自然界纳入人的生活之中，给自 然界以“属人的本质”，在自然界的变化中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人类必须通过改造自然 界的物质形态来使自然界适合自己的需要。
再次，仍需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然科学。虽然在人类生产的发展史上，不断伴 随着由于人类滥用生产力而带来的灾难，但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就此捆住生产发展的手脚，回到社会的停滞状态。如果说物质生产活动和工业表示了人在物质上对自然界的 占有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就表示了人在精神上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和“占有”。这两 种占有方式，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 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 稚行为。”而且“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 人的解放做准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 、95、122、128、120页。)环境危机的出现与人类过度发展工业有关，当然也与人们广 泛利用自然科学有关。但解决环境问题同样不能离开自然科学的发展，甚至只有依靠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环境危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支配和调节人的活动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防止和减少 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而要对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 的变革，人们必须依靠“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 从其余的运动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 成为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519 、520、374—375页。)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统一起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 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 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926页。 )
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调 节人和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协调进行，因为那时的劳动在彻底摆脱了异化状态之后，将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人们得以成为社会和自然界真正 的主人，能够熟练地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协调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类进步。“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95、122、128、120页。)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 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 979年版，第178、95、122、128、120页。)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 矛盾的真正解决，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和良好祝愿。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运动永远不会终结，因为“就像野蛮 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 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926页。)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们也不例外，他们必须解决自己与自然的关系，面对自然界与自身之间出现的种种差异 、矛盾、对立与分离状态。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分阶段不停发展着的，是在不断克服新出现的矛盾中前进着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前进。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更能有效地调节社会发展 的方向和速度。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不合理的体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经济体系，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指导、规范和调节人们的 行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使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