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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叶宗宝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摘要：既往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灾害与社会，以及灾荒之应对三个层面，方法上虽有从“灾害历史学”向“灾害社会学”的转变趋势，但对灾荒的“人文”信息仍重视不够。因此，利用科际整合，给灾荒史以“人文科学的关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
关键词：灾荒；灾害历史学；灾害社会学；人文科学的关心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灾荒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的兴起，这种情况已有所改观。在随后的20余年里，灾荒史研究渐渐升温，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新兴领域。经过学者努力耕耘，灾荒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灾荒许多感性的认识，亦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了解，并为一些相关理论的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领域，灾荒史研究者在理论视角、方法等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时代性的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改进办法，是加深灾荒史研究的一个前提。目前，有关灾荒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已有10多篇①，足以使我们对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非常清晰的印象。不过由于多数文章着重于观点介绍，对研究发展史的梳理以及研究取径的评述着墨不多，因此本文拟从这一方面试作初步探讨。
一、研究史的回顾
前人对灾荒的关注最初从防灾赈灾开始，目前所知最早系统总结历史救荒经验的是宋代董谓的《救荒活命书》。迄至清末民初，此类救荒书籍约有百余种之多，“均被当时的统治者奉为救荒佳肴和赈灾指南。”[1]前言1-220世纪20年代，人们始从科学角度研究灾害，但在当时天灾人祸交织并发的情况下，灾害的严重社会影响亦引起了学者重视。因此，在1930年代灾荒史研究已达到一个高潮。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不过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这种研究又被迫中断。至1949
①主要有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绪论”；苏新留：《民国时期的水旱灾害与河南社会》（博士论文），2003年，“引言”；苏荃有：《民国初年灾荒史研究综述》，《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20年来近代华北灾荒史研究述评》，《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民国时期河南灾荒史研究述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殷都学刊》，2003年第4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阎永增：《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吴孔军：《两晋十六国荒政述评》，《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邵永忠：《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救灾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4期；于运全：《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2期。
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仍寥寥无几[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决定整理编辑地震历史资料，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黻主持其事。与此相应，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因兴办农田水利，掀起了整编旱涝灾害史籍的高潮。但由于历史学者在此次史料整理中“基本上处于辅助性的地位”，故对历史灾荒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寥若晨星。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因史学研究的侧重点和政治环境影响，灾荒问题仍未得到应有重视。除60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学者对其关注外，从“文化大革命”爆发直到1979年，灾荒史研究几乎“一片空白”[2]。
直到1980年代，灾荒史研究才出现“迟到的繁荣”。当时史学界在热烈讨论“社会史”的基础上发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呼声，主张“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次的发展规律，检验和纠正过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发生的公式化、简单化缺陷。”[3]在社会史兴起的背景下，灾荒史研究继30年代后再度升温。尤其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林敦奎、宫明、周源组成“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着手搜集整理有关灾荒的档案史料。其后“中国近代灾荒史（1840-1919）”和“民国时期灾荒研究（1919-1949）”等课题又相继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这带动了一批研究者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使灾荒史步入了正常发展轨道。不久，夏明方的博士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于1999年入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5]。后在此基础上，由他组织的编纂“中国荒政全书”计划又被列为“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中国人民大学“十五”“二一一工程”清史子项目，具体成果已分别于2003年、2004年出版。全书近3000万字，内容涵盖宋代以至清朝的救荒文献，做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1]2，是研究灾荒史难得的珍贵材料。
与此相应，一些研究性成果也渐渐增多。1990年，人民大学经济系王方中发表《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一文，着重论述水灾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6]。10月，李文海发表《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文中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7]此后，研究历史灾荒的成果多如雨后春笋。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贾国静统计，1988年后研究灾荒的专着明显增加，1998年以后每年出版的着作多在5部以上。以学位论文为例，1994－2005年硕、博论文年度分布情况分别为：1994年2篇，1995—1999年每年各1篇，2000年2篇，2001年6篇，2002年6篇，2003年9篇，2004年11篇，2005年7篇。可见自2001年后，以历史灾荒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一直高居不迭。这表明灾荒史已成为新兴的热门课题①。
二、几个研究取径的述评
中国灾荒史研究发展至今，已涵盖了许多问题。具体讨论亦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变化。先前，科学工作者对灾害的性质及发生规律较感兴趣，后来历史学者转入探讨灾害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尤其赈灾活动中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表现。近年来对单次灾荒的个案研究渐渐增多，并有转向区域研究的趋势。总之，讨论的层面渐由表及里，视角亦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趋势。不过，以上讨论的种种问题，前此的评述者已有详细介绍，毋需再一一赘述。这里仅对灾荒史研究的几个取径略作评述，主要侧重于彼此演进的过程。
（一）对灾害本身的研究
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从灾害学的角度研究灾害，对灾害的类型、成因、频率、周期和规律进行专业研究，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乃至防灾救灾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自20世纪20年代，此类研究就以论文的形式不断地发表在诸如《地理学资料》、《地理学报》之类的自然科学期刊上。但是，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这一研究被迫中断，直到1949年后才得以接续。主要在两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大规模的
① http://www.iqh.net.cn/zhs_jhda_show.asp?column_id=3204&column_cat_id=231。
资料整理卓有成效，一是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规律性探讨比较深入，二者成果都很丰硕[5]7-15。
但由于史学工作者在建国初灾害史料的整理中处于“辅助性的地位”，难以独立地对历史灾害的社会影响展开深入探讨，故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的灾害史研究难免带有片面性。比如，就史料的整理而言，有人就指出其工作太过粗疏：“因编纂目的的限制而偏重于历史时期的灾害记录，有关减灾救荒方面的文献，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至于“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其有关社会反应的部分也常常被舍弃了。”[8]不仅如此，就连自然科学工作者所得出的灾害发生的历史规律也遭到质疑：若按史料所作的统计，从现代到远古，朝代越前，灾害次数越少，到了先秦，有的年份完全是空白，“能说那时没有灾害吗？”[9]177-181还有人指出，这种研究一般“将地质时代和历史时期摆在平行的时间系谱上，往往很容易将两者混同起来，并以大尺度的地质时间遮蔽人类所能体验的微观尺度的生命时间，从而过分强调自然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看轻甚至无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作用。”[8]显然，灾荒史研究若不发出历史学家的声音，至少是不健全的。
这一不足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亦很突出。史家戴逸在20世纪90年代初说：“建国四十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着作、论文、资料大量发表刊行，但却没有一部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着作问世，已有的自然灾害年表一类的资料书，或失之于粗略，或仅反映局部地区的情形，或仅搜集了某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的发生，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片重要的空白。”[10]序言这个空白自然需要近代史家去填补。因此有人主张，要“把自然灾害还原为一个自在独立的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子，从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对灾荒与政治运动、灾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建构“以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史学”[5]19。
（二）灾害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
最早从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研究中国灾荒史的应是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该书共三大部分：“历代灾荒史实之分析”、“历代救荒思想之发展”和“历代救荒政策之实施”，被认为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扛鼎之作”。20世纪80年代后，李文海等在反省此前“史学危机”的基础上又将目光转向灾荒史领域，其主要研究范式便是对灾害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此一时期的主要着作除有李文海《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之外，还有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孟昭华《中国灾荒史（1949-1989）》（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袁林的《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而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则填补了民国灾荒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与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相比，这些成果主要由通史性论述转向断代研究。从贾国静的统计看，所涉时段主要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明清和民国时期。其中清朝以前的研究在空间上多表现为宏观探讨，区域研究相对较弱。这或许是晚清以后灾荒史料多于此前的缘故。相较而言，晚清、民国时期的灾荒研究则有向区域转化的趋势，这是研究灾害与社会之互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总体看来，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反省20世纪50-80年代政治史范式下的社会史研究，而且通过“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也拓宽了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
不过，因灾害影响深广而研究者在论述时往往侧重其某一层面，故对灾害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也不尽全面。这可能与历史朝代灾荒史料的多寡有关。史料少自然影响讨论范围，故放宽时空尺度泛泛而论是研究近代以前历史灾荒的一般做法。但史料多也未必是好事，若不能尽搜，论述则难以周全，故近代灾荒史论者多侧重于讨论其中的某些问题。如夏明方“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初阶段，原拟以《民国救荒问题》为题，围绕中国荒政近代化这个中心”，但当“面对大量的基本史料准备动笔之际”，却决定先“弄清楚此一时期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由于“力求揭示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状况、成因及其在乡村社会各层面的扩散过程”，“未能就民国救荒问题展开论述”[5]22-23。因此，史料的多寡对于论述框架的设定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近代灾荒史料异常丰富，故在上世纪90年代区域社会史取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成为研究重点的学术背景下[11]，中国近现代灾荒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域化倾向。就河南而言，继2003年复旦大学苏新留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水旱灾害与河南乡村社会》后，武艳敏于2006年也以河南为中心考察了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社会救济问题。这不仅能揭示出历史灾荒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和多岐性，而且使其“地方性”特征也得到彰显。但无论宏观探讨还是区域考察，由于历史灾荒被研究者纳入到不同的“问题序列”，故历史上的单次灾荒总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因此，“试图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给出解释的做法的确存在着许多反思之处。”[12]1-17
（三）灾荒之应对措施研究
作为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部分，灾荒之应对主要指涉社会对灾害的反应层面。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将灾荒应对措施表述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前者指从“原因”上救灾，主要是灾害预防；后者指灾害发生时或发生后的救济举措，主要是从“结果”上救灾[13]205-270。当然，由于荒政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特殊且重要的内容，故在上世纪30年代，徐钟渭、冯柳堂等对历代荒政也有专论[14]。上世纪80年代以后，荒政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代表性着作则为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该着从春秋战国迄至晚清，对中国荒政之演变作了历史考察。认为隋唐、两宋时期，荒政已日臻成熟，其“鼎盛阶段”则在前清时期。他还从救荒的基本程序、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等方面对清朝的荒政作了宏观论述[15]。因此，该着也被认为“是迄今唯一一本专论清代荒政的问题的专着”[16]。最近，有关此类问题的研究除武艳敏博士外，还有孙绍骋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文字上的”制度或思想，对其运行过程未作详细考察。
法国学者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它不仅关注制度性规定，而且将荒政放到实践中检验，在纷繁复杂的救灾实践中使政府、社会、中央、地方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灾民的生活样态都得到很好的“呈现”。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制度史来提出、乃至回答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范式”①，而且还以社会史的视角研究荒政，实现了从制度史到社会史的范式转换。
灾荒之应对措施的另一重要层面是与“官赈”相对的“义赈”。一般以两种路径展开：其一，将义赈置入“近代化”框架中考察。认为它是“具有近代文明特征的救灾形式”[17]，其“民捐民办”的特点是历史的进步[18]，至于后来出现“官义合办”，则说明它“又前进了一大步”[19]。其二，将义赈纳入“政府”与“社会”之关系框架中考察。认为随着国家荒政体系衰败，以民间力量主导的社会赈济悄然兴起，起了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不过，以“传统—近代”、“国家—社会”之框架考察义赈也遭到了质疑。如蔡勤禹对华洋义赈会的研究就认为，虽然“政府软化”是民间救济组织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在救荒实践中二者却处于胶合状态[20]。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也“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2]导论。
专门研究仓储的论文亦复不少。早在1921年，于树德就针对上年的华北旱灾探讨了仓储对于备荒的重要性[21]。上世纪80年代以后，林化、康沛竹等人对近代仓储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既随清廷衰败而衰退[22]，又是当时饥荒频发的重要原因[23]。其他如陈守实、段自成、赵新安、吴定安、牛敬忠、张岩等人也分别对唐代以迄清朝的社仓和常平仓做了专门研究，内容涉及仓储的产生、发展、运行机制及其弊端等方面[2]。后来，学者对地方仓储也有浓厚兴趣。高惠冰、冼剑民等人对广东佛山义仓的研究表明，它不仅在经营方式上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24]，而且在地域上，佛山义仓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义仓亦有很大差别[25]。陈春声从社会史角度对广东的仓储也进行了考察，认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其演变不仅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转移过程，也反映了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趋势②。最近，吴滔、王水乔、吴洪琳等分别就前清苏松地区、云南和陕西等地的仓储进行了考察[16]。
总之，对灾荒之应对措施的研究，从荒政、义赈到仓储等都呈现出日趋深化的势头。但此类研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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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评论见于该书“目录”页前的“1980年法文版评论”。（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译本），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参阅陈春声系列论文：《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从制度“表达”层面进行探讨，至于其“实践”层次的内容则未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如何研究赈灾制度的实际运行是今后灾荒史研究亟待加强的问题。
三、灾荒史的未来走势
可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灾荒史研究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已取得到了长足进展，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也大都进入了研究视野，而转向具体问题和微观层次上的区域研究也较为明显。因此，许多研究已突破了早期那种只把目光盯在灾荒本身的局限，经过科际整合和视角转换，灾荒史已被引入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问题层面，因而也获得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不过在方法上，既往灾荒史研究似与“灾害历史学”比较接近。作为一门学科，“灾害历史学”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它主要研究历史上发生的灾害，即“任何一种超出社会正常承受能力的、作用于人类生态的破坏”，包括灾害时空分布，灾害的成因、后果、发展趋势、减灾救荒思想及其实践，以及政府和民间的备荒措施等等。目的在于“总结、探讨灾害规律及相关的经验教训，为研究现实灾害及其演变趋势，提高社会的灾害认识水平，为减灾救灾决策措施的制定，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借鉴。”灾害历史学者宣称：“要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背景中把握灾害的实质，对灾害的研究就不能在自然因素、人类社会因素两大方面有所偏废。”[26]2-因此，“灾害历史学”理论上呼唤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携手展开研究。但迄今为止，除少数成果已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外，灾荒史研究仍有“非人文化倾向”。究其原因，不仅由于自然、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即便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恐怕难以挣脱各自所持的“问题意识”，因而既往研究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割裂单次灾荒的“整体性”特征。
可喜的是，最近发表的不少学术论文已转换了研究视角。如吴滔通过研究清代江南地区的社会赈济事业，揭示了各类赈济设施的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清代江南社会多层面的历史风貌[27]。冯筱才对苏城隐贫会的研究表明，“民间慈善组织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及文化道德的变迁”[28]。赵崔莉关于光绪二十七年皖江水灾救济的研究也对孔飞力的“地方军事化”观点提出了修正[29]。李玉尚对咸同年间鼠疫的研究，不仅“呈现”了战争、鼠疫与人口死亡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得出了战争是一场“生态灾难”的结论[30]。总之，这些研究不仅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说和预知的结果，而且回到历史本来的起点，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角度去说明问题，把灾荒视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
在西方，每当灾害或社会危机发生，社会学者往往将其视为一次检验“社会过程”的机遇，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作“事件的视角”（event perspective）[31]。它除了关注自然灾害，也关注“非自然力”所造成的灾害，既关注灾害本身，又将灾害视为透视“社会过程”的一个“机遇”。如丹尼斯·卢塞尔（Russell R.Dynes）等人所指出的，它意在理解灾难环境下人们的组织行为（organized human behavior）而不受任何社会理论、概念的束缚[32]。显然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灾荒史学界已多少受西方灾害社会学影响，开始把灾害作为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的绝好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的视角”能使那些曾被不同的“问题序列”割成“碎片”的单次灾荒得以修复，弥补了“灾害历史学”方法的罅漏。
但是，由于这种研究最终将落脚点撂在检验“社会过程”方面，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灾害中的“人文”现象①。不过，这一方法倘被历史学家借鉴，即以“事件的视角”切入灾荒史，将单次灾荒置入“历史上的社会”里“上下左右”联系，则灾荒史研究或许会别有洞天。目前，论者已开始以赈灾为视角反思过去那种以传统—现代、国家—社会、中央—地方、冲击—反应等套路解读中国历史的局限性[12]17-28。笔者以为，除应作此必要反思外，如何给历史灾荒以“人文科学的关心”也值得考虑。因为倘无视“人”的存在，不仅历史灾荒无从谈起，而且一切围绕灾荒而展开的救济活动也将失去意义。可是，既往研究一涉及灾民生活，就多以冷冰冰的数据加以说明，对赈灾过程的研究也多是侧重于论者心中的“国家”与“社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官赈、义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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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日月往来交错纹饰于天，即“天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互相往来，曰“人文”，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易·贲卦·象传》）。本文所谓“人文”现象，是指聚集于救灾时期的复杂社会关系。参阅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救灾主体”成为研究热点；另一方面，灾民则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其饥饿挣扎过程究竟为何，在实际赈济过程中生活状态怎样，仍未予应有的重视。因此，以“人”为本，将“人的救济”与“被救济的人”结合起来展开研究，是灾荒史理应重视的一个面向。
实际上，日本学者夫马进已通过研究中国善会和善堂提示学界，应将“社会科学的关心”与“人文科学的关心”结合起来。易言之，历史灾荒或赈济不仅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展开研究，还要考察“人是如何考虑对他人进行何种救济，如何开始，而且实际上做了些什么。”[33]序论18-21笔者以为，如果将自然科学家研究灾害称为“自然科学的关心”，那么要获得对灾荒的整体性认识，就必须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将“自然科学的关心”、“社会科学的关心”和“人文科学的关心”结合起来。但相较而言，给灾荒史以“人文科学的关心”是今后灾荒史亟待加强的。
实践“人文科学的关心”不仅必要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以“问题”还是以“事件”切入灾荒史研究。在历史长河里，灾荒并非常态，不过是穿越时空的“事件组合”而已。而“事件”一般都具备“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如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等都是其重要因素[34]。就单次灾荒的发展而言，至少须同时兼顾三个重要面向，即自然界的异常变化、普通民众的生存挑战，以及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救济活动。显然，人与自然以及救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应为灾荒事件中彼此关联的重要因素。倘以其中某一“面向”将历时态的“事件组合”做相应的纵向切割，固然通过排比分析能揭示出规律与变化，但却割裂了“事件”本身的“整体性”。因此，要呈现灾荒时期自然、社会与个人的复杂关系，就必须回到灾荒“事件”本身展开研究。一个在“显微镜”下把“事件”作局部放大的研究，定能观照到其间的“人文”现象。
当然，要实现这种研究，须在史料搜集上转变思路。以“问题”为中心搜集材料，且不说其难以摆脱研究者的前见意识，就连材料本身的边界亦难做出清晰的界定。夫马进说以“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善会善堂，会得出“针锋相对”的见解[33]19，盖由于此。故以“事件”为中心搜集材料，是客观研究历史灾荒的必要前提，因为“事件”具备相对稳定的“时间”和“空间”，操作起来也较为可行。不过就范围而言，除却灾荒史界目前较为侧重的赈灾档案、主流纸质媒介和地方史志的相关记载外，对现行于世的日记、年谱、碑刻、农谚、家谱、“征信录”以及救灾活动中的信件往来等史料进行广泛搜集与详细考察，亦是必要的。尤其近现代灾荒史研究领域更应如此。唯其如此，灾荒史才能真正发出“人”的声音。
既然灾荒史亦呼唤“以人为本”，则利用科技整合之优势引入新方法，沟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联系，是灾荒史家面临的新课题。鉴于过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了特定区域的历史灾荒的发生规律，以及政府、社会对此做出的反应，现在，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灾害、社会、国家、个人是在怎样的时空范围内“动”起来的。换言之，在相对稳定的时空范围内，寻找可以涵盖和沟通四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角度是值得尝试的。如笔者在研究1929年河南旱灾及其救济时就采用了“网络分析法”，通过电文往来和赈款流动，不仅勾勒出赈灾动员的边界，而且赈灾活动中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联系也作为“网络”中的“行动者”而为之建立。显然，这比单从“社会科学角度”展开研究更具解释力[35]。
不过，回到灾荒“事件”并不意味着把“事件”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作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否则，灾荒史将自蔽于“事件”之内，有“见树不见林”之虞。此一方面值得推介的，仍是法国学者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从题材来看，它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例，瞻前顾后，研究了18世纪中国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与生活，等等。显然，通过一个具体的灾荒事件，已足以折射出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因此，把“事件”当成切入灾荒史研究的一个路径，是值得提倡的。如是，不仅事件本身的范围会极度扩展，而且“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只要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都可以作为事件被用于考察其背后的历史真实，而无须它自身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34]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历史学的“历时性研究取向”与社会科学的“共时性研究取向”结合起来，是灾荒史研究的可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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