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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区域灾荒史研究的力作——《近代河北灾荒研究》述评
文章出处: 《中国农史》，2012.1
作者简介: 梁旻，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郭进萍，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国历来是一个灾荒频仍的国度，而近代中国更是战祸连绵，时局动荡。在人祸的催生下，天灾尤为惨重。刘仰东对晚清灾荒发生频率作过一个统计，从1840～1911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354起，按年次计，少则5起（1891年），多则35起（1887年），平均每年22.36起，每月将近两次。这个频度从整体上基本显示了灾荒在近代社会中的持续性和多发性的基本态势。[1]灾荒是一个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灾荒史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灾荒史才逐渐兴起。
研究近代灾荒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2]戴逸也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3]刘仰东则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4]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考察灾荒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一条可取的路径。池子华、李红英、刘玉梅合着的《近代河北灾荒研究》（从下简称《灾荒》），日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即是对这一研究取向的有益探索，堪称区域灾荒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条理清晰，结构严谨
《灾荒》是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暨河北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近代应对灾荒的法制建设研究———以河北自然灾害为对象”的结项成果，全书近30万字，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凡六章，对近代河北灾荒的成因及时空分布、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央和河北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防灾、减灾、救灾举措及成效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附录为近代河北灾荒年表（1840—1949），勾画了近代河北灾荒的概貌，可与正文相互参照。
首先，概述近代河北灾荒的严重程度并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维度考察灾荒的生成机制，探讨各种驱动因素的合力在形成灾荒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从生态环境的恶化、民众自身抗灾能力的薄弱、水利失修、吏治腐败、战乱等方面对导致灾荒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缕析，指出各种因素虽相对独立又彼此缠绕和相互作用，从而揭示了近代河北灾荒“甲天下”的局面实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章、第二章）。
其次，探讨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农村经济、民众生存条件、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业和税收等方面考察灾荒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对灾害的社会影响则作了全景式扫描和重点呈现，不仅考察了灾荒下社会心理的异常、“走死流亡”灾民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而且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对世纪之交的直隶灾荒及流民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使读者对灾荒的“后遗症”有更直观的认识（第三章、第四章）。
再次，全面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防灾、减灾与救灾体系。分别从减灾救灾法律体系、官方荒政实践、民间灾荒救助以及减灾救灾的特点和成效等多个层面，对晚清时期的防灾与救灾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对民国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考察，则以政府为主导兼及民间力量，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边区政府三个政权的减灾救灾体系及其运作分别加以论述，比较完整地复原了这一时期河北灾荒的调节与控制实况（第五章、第六章）。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该书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形成该书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
（二）特色鲜明，颇多建树
《灾荒》是第一部专门以近代河北灾荒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论着，填补了河北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该书的特色和建树颇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成功尝试。灾荒联系着政治，也关系经济与社会，涵盖灾情、灾因、影响、防灾减灾法制建设与实践等多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包含千丝万缕的因子，要对如此庞大的架构进行条分缕析，没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通览全书，可以发现，本书虽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综合运用了灾害学、统计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力求对近代河北灾荒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考察。如对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考察，作者就另辟蹊径，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对灾荒驱使下流民的生成、流向及影响作了透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宏观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这就使本书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展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
其二，史料翔实，内容丰赡。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确保研究成果客观扎实的关键。对史料的搜集要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作者潜心收集资料达十余年之久，网罗了大量史料，可谓“持久战”。该书占有资料之详尽、征引范围之广,引人注目。不仅充分利用一系列史料汇编和相关研究论着，而且广泛引用和参考了囊括正史、典籍、方志、文集、奏章、年鉴、档案、近代报刊杂志和其他调查统计资料在内的大量原始文献，为该书的分析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占有资料之广泛，不仅反映了作者用功之勤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使本书的内容显得饱满而凝重。
其三，脉络贯通，自成一体。从灾荒概况、成因、经济和社会影响到灾荒调控及其时代价值，无不纳入作者的考察视野。在对每一板块的探析中，作者也注意从不同层次，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以晚清民国时期的防灾、减灾与救灾问题为例，作者不仅关照减灾救灾法律体系这一制度层面，也重视考察救灾减灾的荒政实践层面；既对各个时期的官方灾荒救助进行了具体研究，也始终重视民间力量的救灾活动和所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在对民国时期防灾、救灾体系进行研究时，还充分认识到边区政府的重要性，对其做了专门论述。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使之显得有血有肉。
其四，论证缜密，多有创见。本书引介跨学科的理论方法，立足于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对纷繁芜杂的资料爬罗剔抉，钩沉索隐，叙述环环相扣，论证缜密。作者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对近代河北灾荒的种类和时空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归纳，描绘了近代河北灾荒连绵的基本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河北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在对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内在关系进行解读时，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为读者勾画出“灾荒—流民—义和团运动扩大化”的动态“轨迹”，揭示出这场运动具有相当的盲动色彩，并从灾荒本身的周期性特点出发，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与灾荒的缓解和流民的消散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视角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在对晚清时期减灾救灾体系进行考察时，作者通过对减灾救灾法律体系、官方荒政实践和民间灾荒救助活动的探析，揭示出晚清直隶减灾救灾的诸多特点，如减灾救灾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由单纯的救养向教养结合迈进，由消极的救灾转向积极的救灾，政府在救灾防灾减灾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等，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其五，时代色彩鲜明。中国近代社会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急剧的变革是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一切传统因素无不在近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悄然发生着改变，荒政也不例外。在近代化各种因子的激荡和推动下，传统的荒政也打上了时代变迁的印迹，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在灾荒的影响下，民间力量和社会团体也蓬勃发展起来。该书对晚清民国时期河北灾荒调控的研究即从一个侧面透视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时代特征。以民国时期民间力量的救灾实践为例，作者以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和直隶商会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并将国际救助纳入考察视野，对民间救灾团体的经费筹募活动、救灾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指出其救灾活动主要以灾后救济为主，包括捐款、捐物、设置粥厂，散发食物，设置收容所，施舍医药、工赈、农赈、借贷等方面，并分析了民间义赈与官赈相比的特点，尤其是注重工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华洋义赈会的救灾活动尤其顺应时代的潮流，在筹款方面发明了年捐，赈灾方式上则有以工代赈，创办农村信用社、兴办农事实验厂和农村教育等开创性做法，不仅提高了民间义赈的影响，而且为近代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折射了荒政近代化的一个断面。
此外，该书还彰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理念。在余论部分，作者力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着眼于灾荒调控时代价值的探索，提出“灾荒的治理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的时代命题，认为建立完备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建立独立的防灾减灾储备金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良好的灾害道德心理，是减少灾荒的有效途径。这是耐人寻味的。
（三）不足之处
毋庸讳言，《灾荒》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对某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不够。比如，作者以近代河北灾荒问题为中心，进行典型性研究，固然可取，因为近代河北灾荒“甲天下”，研究中国灾荒史，不能不注重近代河北灾荒的研究。但缺乏整体史的关照理念，近代河北的区域特色并不鲜明。既然凸显的是区域研究范式，那么河北的区位特征也决定了这一区域灾荒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典型性。倘若将这一问题放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视野中以探究其在整个近代防灾减灾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独具的地域特点抑或引入比较的视角，则更能凸显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典型”意义。在灾荒的影响方面，作者重点探讨了灾荒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若能进一步考察灾荒对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则会更臻完善和系统。在对救灾减灾的专章探讨中，作者对官方及民间力量的防灾救灾活动均有叙述，但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勾连探讨不够，倘能对二者在救灾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分工与合作进行深入解读，无疑对认识近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机制大有裨益。在减灾救灾特点及成效方面，作者对晚清时期有论及但显得稍嫌薄弱，对民国时期则涉及更少，二者之间的延续与断裂，变与不变不得而知。倘能另辟一节，进行对比研究，则对荒政近代化的历程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此外，本书侧重实践层面的救荒举措，倘能关照理念层面，引入精英人物的救荒思想和学说，或更具说服力。毕竟历史是人的历史，缺少了人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研究无疑会减色不少。
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是对区域灾荒史研究的有益探索，并建构了区域灾荒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是有“示范”意义的，对推进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也不无裨益。诚如作者所说，灾荒应对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本书中的观点，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与民间组织在防灾、救灾方面的成败得失，对当前的防灾救灾活动也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 释：
[1] 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 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3] 戴逸：《重视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3日。
[4] 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