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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灾荒史理论探析

孙语圣，徐元德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灾害学》2011年4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9JYA840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原地区水患与荒政研究(10BZS050);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0sk060)
作者简介:孙语圣(1967－)，男，安徽肥东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E-mail:sys04@126.com
摘要:中国近代灾荒史是中国灾荒史的断代史。中国近代灾荒史作为一个研究的有机系统，是由灾害、灾荒、灾因、灾荒社会问题、灾荒救治等子系统组成，各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这些架构了中国近代灾荒史的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灾荒史与灾害学、社会学、经济史、政治军事史、外交史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加强灾荒史教育，对今天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代灾荒史;灾荒;灾荒社会问题;灾荒救治;理论体系
0引言
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主要以史料编辑和实证研究为主［1－11］。相关研究的理论性也很强，但还没有从分支学科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灾荒史的性质、归属、内涵、体系、研究方法等作一个初步的厘清。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体系建构和若干理论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构想。
1近代灾荒史的性质
灾荒总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联系，自从有了人类，灾荒也便产生了。灾荒，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因此，每一代、每一时期的人们总是非常关注灾荒和注意对灾荒问题的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历史同中国灾荒的历史差不多一样悠久。
从学科角度讲，灾荒史学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兴起的一门“显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穷途末路”，另一方面是史学新领域开拓的一种尝试和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这样说来，灾荒史便逐渐成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社会史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学科地位，而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的一分支，在整个历史学领域也有其重要一席。而且，它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内容有交叉的地方，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灾害学的研究方法有一致的地方，尤其是灾害学的理论与方法。因为灾害体系结构的复杂性、演化的非线形，“就需要通过灾害历史的统计研究来探讨灾害发生的规律、运用条件类似的同类历史自然现象进行类比等研究方法被广泛地运用，成为灾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原本就是灾害学研究重要方面的灾害史研究的地位进一步提高”［12］。这种灾害史与灾害学的交叉，从历史学的角度讲，我们可称之为“灾害历史学”，它具有专门史学的特征;从灾害学的角度讲，我们可称之为“历史灾害学”，它具有专门灾害学的特征。两者的关系密切，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灾荒史?学术界关于灾荒史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灾荒史是由于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和财产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和过程的历史。它包含四层意思:①灾荒史是灾害发生、发展、衍化和变迁的历史;②因灾致荒，即灾民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匮乏和生活环境损坏以及人口死亡流离的历史;③通过行政、社会与技术等路径应付与治理灾荒的历史，即荒政史;④灾荒的发生大体与人为的因素有关，特别是近代以来，人干预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强，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灾荒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近代灾荒史是中国在走入近代历史条件下的灾荒发展历史，是中国灾荒史的断代史。它有别于近代以前的中国灾荒史，在灾荒的诱发因素、灾荒的危害度、衍生灾害的情况和社会创伤面等方面，都更为复杂和严重;灾荒救治的政策和措施等，也有不少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具体来说，中国近代灾荒史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灾荒的发生更为频繁;②灾荒所造成的人财物损失更大;③灾荒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重、社会影响更远;④由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近代性变革，灾荒救治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资源动员普遍化、官赈义赈化、监督社会化的新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灾荒史在整个中国灾荒史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尤其是对现当代的灾荒史研究和做好灾荒救治具有参照的蓝本意义，也具有典型的断代史研究意义。
2近代灾荒史研究内容
任何一门学科和分支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灾荒史也是如此。通过对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内容就会清晰可见。
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范围、视角、层面去研究灾荒问题。这些研究涉及灾害、灾荒、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灾荒救治等一系列内容。这些问题及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的学科体系，也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具体分述如下。
2.1灾害
灾害是灾害史的元典概念，是灾荒史学科体系的基石和重要内容之一。灾害一般由灾害源、传灾载体、灾害受众三部分构成［13］，所以灾害的发生与否，与灾害源的强弱、受众的抵防能力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诱因的不同，灾害便有类型之分，即通常所言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自然灾害是以自然变异为主因产生的并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如常见的水旱灾害等;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产生的且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称之为人为灾害，如工程事故、房屋火灾等。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以起因的灾害分类并不这么简单，如由自然变异引起的但却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一般称之自然人为灾害，如太阳活动峰年引起人类疫病的流行等;把因人为影响所产生的但却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相应称之人为自然灾害，如滥伐森林引起的水土流失。根据属性的不同，灾害还可以分成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林业灾害、生物灾害、天文灾害等七大类灾害［13］。
近代历史时期的灾害，由于人作为灾害源力量的增强，人为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其实，政府的不作为(如水利失修)也会加剧人为自然灾害。灾害受众的状况，如人口数量与质量、社会经济力、科技水平、社会组织功能状况等，也是中国近代灾荒史非常关注的问题，它们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显得特别，能很好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2.2灾荒
灾荒是灾与荒的合称，“灾”即灾害，“荒”即“饥荒，则是天灾人祸之后因物质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短缺所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6］。夏明方所作的这个解释比较细致、科学，特别是把灾与荒区分开来理解。但随着灾荒史学科研究的深入和近现代救灾实践的发展，此种解释还是有些欠缺，尤其是没有将精神的荒废、精神家园的摧残纳入“荒”的内涵之中。在近代灾荒史研究中，这是一块较大的“可开垦地”。笔者认为，荒是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灾民食物的匮乏、人口死亡流离、经济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安以及灾民精神的创伤和荒芜。这样的解释比较全面，也符合历史的真实。
2.3灾因
灾因是灾荒史研究的首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灾荒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然因素，是人力无法或难以克服的，如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天文灾害等;二是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普遍而频繁，当然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动荡和腐败造成的。天灾往往与人祸互为因果，如频繁的战争、政治的腐败会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近代中国，因为战争、内乱、苛政、仓储制度、河政敝坏、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而引发或加重灾害的例子不胜枚举。内乱和苛政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加重和制造了灾荒。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灾荒，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二者因果循环，灾荒频发。此外，人口压力的增大，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重灾荒。
2.4灾荒社会问题
灾荒一般易产生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妨称之“灾荒社会问题”。无论什么时期，灾荒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存在。近代一百年中，由于灾害发生的高频率、高强度，兼之社会的动荡不宁、政府应付灾害疲软乏力，歉收和饥荒自然不可避免，并导致一系列衍生灾害的发生。由灾荒引发的疫病、死亡、流离、乞丐、娼妓、盗匪、民变、买卖灾民及食人现象，不但经常发生，而且较为普遍，形成的后遗症绝难治愈。严重的灾荒问题，腐蚀着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转。因此，近代灾荒史对以上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关注。
2.5灾荒救治
灾荒的频发和严重后果，自然令世人注目。在与灾荒的长期抗衡中，中国自古以来逐渐形成一套抗灾救荒的思想、政策、措施和技术。依据这些政策、措施的治标与治本的不同，邓拓将其分为消极与积极两类，消极的政策和措施有赈济(如赈谷、赈银、工赈)、调粟(如移民就粟、移粟就民、平粜)、养恤(如施粥、居养、赎子)、除害(如除蝗、祛疫)、安辑(如给复、给田、赍送)、蠲缓(如蠲免、停缓)、放贷(农贷)、节约(如减少食物、禁米酿酒、节约费用)，积极的政策和措施有重农、仓储(如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籴仓)、水利(如灌溉、浚治)、林垦(如造林、垦荒)。另外，传统救灾还逐渐形成了一套报灾、勘灾、定灾的制度程序［14］。
1900年以来，上述整个灾荒救治体系基本被继承沿用，有的被大规模提倡和应用，如工赈、节约费用;有的随时代变迁作了一些调整，如放贷改为农赈，并将它与近代合作事业联系起来，对救济农荒、稳定社会起了一定作用。为了实施有效赈灾，对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的要求十分紧迫，历史上大都采取授官赐爵的办法予以刺激利诱。至近代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这种做法因弊端明显被渐渐淘汰。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催生利益格局多元的社会，新的社会势力和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加之大众传媒、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救灾资源动员呈现出“社会化”的奇观，并成为近代救灾机制的重要内涵。公民社会的崛起，使救灾监督和管理也显示社会化的面貌。还有，近代科学在灾荒救治中运用，产生了一批近代防灾工程技术，如水利工程技术等。这些方面，都是近代灾荒史所感兴趣的。
绩效考核是救灾程序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一次灾荒救治及其中的每一项措施的落实，都有必须经过绩效考核，才能确知其效果如何。整体救灾的思路、计划，参与救灾的人力来源、数目和岗位配置，救灾款物的数量和发放，收养灾民的数目、供给灾民食量和次数、维持的时间，灾民的空间移动和生死状况，作物种子的采集和播种，工赈的土方量、使用的灾工数目和河槽堤身状况及田地受益情况，防疫注射的人次、消毒的次数、疫死的人口数及掩埋情况等，都是绩效考核的对象;且可用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另外，像救荒思想、政策等一类无法量化的，可运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字形式进行考核。
3灾荒史与邻里学科的关系
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15］。刘仰东把研究灾荒史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他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它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16］。这些思考其实已经涉及了一个问题，即灾荒史与邻里学科的关系。这些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交叉叠合;二是研究方法的互相援引借鉴。
3.1灾荒史与灾害学的关系
灾荒史与灾害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灾害学是研究灾害的成因和时空分布规律，寻求减轻灾害损失途径的科学。灾害学涉及众多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一门综合性强并不断扩展的科学，其学科体系包括基础理论灾害学、应用灾害学、分类灾害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灾害学都不完全局限于现实，往往要追溯过去，比如水文测量、灾害成灾规律、灾害预测、减灾设计、减灾工程、灾害区域划分等，都必须对其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归纳，才可能有比较可靠的结论和结果，由此产生它的边缘学科———灾害历史学。
事实上，当今的灾害科学也走过一条从单学科到多学科合作，从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的轨迹。现在国内外正开展的灾害学研究就包括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有的就无法离开灾荒历史，如自然灾害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等。
3.2灾荒史与社会学的关系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紧紧抓住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寻找其未来的规律。因此，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社会学需要历史学的援助去对现实问题寻根溯源，由此产生它的边缘学科———历史社会学，它与社会史即社会历史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割。而灾荒史又是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故灾荒史与社会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像由灾荒所产生的灾民流离与死亡、行骗、偷盗、乞丐、娼妓、民变等社会问题，既为灾荒史所关心，但有的也是现实社会问题，同样为社会学所热衷探讨。而且，灾荒史的深入研究还要借鉴社会学的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越轨与社会调控理论等。事实上，中外学者都在为灾荒史与社会学的嫁接进行大胆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3.3灾荒史与经济史的关系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实际上，灾荒史的研究中随处可以看到经济的影响力。灾害造成人口的骤然变化必将引起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灾荒也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军警、商人手中，成为有权势的新地主。灾荒使城市遭受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受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由此，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自然易于发生。因为灾荒史毕竟属于社会史的范畴，它和经济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人口状况，经济史注意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情况，灾荒史则在意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灾民迁移，经济史留意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社会史所感兴趣的是灾民的流向、性别年龄、流离的过程、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的各方面影响;物质方面，经济史重点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水平，而灾荒史除此之外还关注人们衣食住行的具体细节、习惯和方式。
3.4灾荒史与政治军事史的关系
政治史是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侧重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斗争政治思想与行为、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军事史是研究历史上的战争理论、战争行为和战争规律的学科。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密不可分。而灾荒又与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如影相随，彼此难以剥离。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如灾荒与太平天国战争的兴起和失败、灾害与洋务运动、灾荒与甲午战争的进程、灾荒与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兴起、灾荒与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过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战火炮灰，又加剧灾荒的程度并引发灾荒社会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像水利失修、河政废弛、各地(东北、苏鲁豫皖、湘鄂赣、云贵川、闽浙两广、太湖运河西北边疆等)的土匪、遍地的乞丐，还有1928－1930年的西北大旱等，如果不从战争、政治的角度去解释，那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上表明，灾荒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灾荒史与政治军事史尽管各有侧重，但也有交叉，其关系相当密切。
3.5灾荒史与外交史的关系
外交史是研究主权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行为的实施及其规律的学科。进入近代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机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全面。西方各种势力全面进入中国，列强在以其武力攫取在华各项种权的同时，对于中国的一些公益事业也予以关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近代中外交往，灾荒赈济是其中一项经常性的内容。基于宗教情结等原因，西方传教士、宗教组织、在华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慈善事业十分热衷，其中就包括赈灾济荒，代表人物如李提摩太、代表组织如华洋义赈会、代表赈灾活动如丁戊奇荒赈济和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救济在重大灾荒时刻，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一般都捐献一定的财物，且成为一种外交惯例。外国在华媒体对中国灾荒的报道也是十分积极的。近代中国救灾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就是社会化，其重要内涵即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动员和参与，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因子。所以说，近代以来的外交史与灾荒史同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没有对包括救灾在内的慈善的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是不健全的、残缺的。
4研究的意义
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17］。李文海认为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启示。现实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其源头和影子;历史上的诸多东西可以承续到今天。因此，对近代灾荒史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进行系统、准确、深入的把握;对今天做好灾荒救治也多有借鉴意义。
那么，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灾荒史的这种社会功能呢?
4.1普及和加强中国灾荒史教育
我们经常接受中国历史教育，了解古代灿烂的文化和国力的强盛，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目的是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但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政治灾难和不幸以制度化的渠道经常传递给国人却是少之又少，如灾荒，无论在历史书或其他国情教育书本中均很少发现其踪迹。其实，将灾荒及其救治加入到国情教材或专业历史教材中，将灾荒史当做中国历史教育的一部分，一是有利于历史教育的全面和深化，二是有利于改变历史研究只重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片面观念，三是有利于灾害防治的知识和经验的学习和积累，四是有利于普及和培养民众的灾患意识。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历史着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8］。
4.2中国近代灾荒史对灾荒问题的研究对现实裨益多多
历史与现实总是相通的。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救灾的投入基本来自政府、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资源来源渠道严重单一化，成为影响、制约救灾济荒的瓶颈。1978年改革开放后，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但仍未摆脱这种不利局面的限制。而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民国时期，重大灾荒时，各种救灾资源动员恰恰与之相反，呈现出一种“社会化”的特色。其中，民间社会较为强大和自觉，各种救灾主体(普通个人、家庭、职业、阶层、社团、临时救灾组织、政府、官员、外国政府和民间社团及个人等)自我动员和被动员程度较高。社会化因而成为中国未来救灾机制的一条最佳发展路径。四川汶川8.0级地震救灾社会化色彩虽较鲜明，但泡沫味道较浓，只能说是显露端倪。因为公民社会的成熟才是社会化的核心所在。
4.3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当联系现实，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社会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实践不断地提出新情况、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进行历史思考。如为推动中国社会快速和均衡地发展，国家适时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灾荒史研究完全可以参与到这项事业之中来。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灾荒史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灾荒史体系中的灾荒救治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每年都要发生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且损失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灾贫困、因灾返贫现象在灾害频发区表现较为明显。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是贫困问题和农民问题，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减少或避免灾害造成的损失，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就是要消除农民的贫困，农民、农村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行业和地区，所以，运用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理论与方法为当前灾荒救治服务，其实就是在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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