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严奇岩【原文出处】《中国农史》2009年04期
【作者简介】严奇岩（1971-），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
【摘 要】水旱灾害是贵州最主要的农业灾害。文章以十年为一时段，对明清贵州 470 年的资料统计分析，可看出明清时期贵州水旱时空分布特点是：总体上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且明末清初（1641- 1670 年）和清代中后期（1811- 1910）是贵州水旱灾害的多发期；在空间上，水旱灾害主要集中于黔东北的印江、思南、铜仁和遵义等地区，水旱灾害具有交替出现的特点。尽管与其它省区相比，贵州的水旱灾害并不是十分突出的，但由于贵州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对水旱灾害的响应特别敏感，表现更为脆弱，从而使贵州水旱灾害呈现独特的区域特征。
【关 键 词】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时空分布；区域特征农业灾害史是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通史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目前有关贵州的历史自然灾害研究非常薄弱，已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是贵州历史自然灾害的资料整理，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二是侧重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明代或清代的贵州水旱灾害进行断代性研究，没有从长时段角度研究水旱灾的相关性和独特的规律性；[2]三是侧重从灾害学的角度对历史时期贵州自然灾害作了整体研究，但没有突出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发生的区域特色。[3]其实，明代贵州建省，贵州进入农业开发的高潮期，而明清又是我国气候的宇宙期，是水旱灾害的多发期。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发生原因，其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最为典型，特别是贵州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喀斯特地貌使贵州水旱灾害呈现出独特的区域特征。因此，有必要结合历史学与灾害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贵州明清时期的水旱灾害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分析其时空分布特点和区域特征，为总结灾害规律及农业防灾减灾对策提供借鉴，也为贵州水利工程的建设投资布局提供参考。
一、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间分布
（一）发生频率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说，似乎贵州少有旱灾。其实，历史上贵州旱灾与水灾一样,成为贵州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频次最多、危害最重的灾害。笔者统计，1401～1900 年的 500 年间，贵州的自然灾害中，水灾有 330 次，旱灾 216 次，地震 155 次，雹灾 154 次，虫灾 33 次，这说明贵州的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4]这与全国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一致。如以《清实录》来统计，清代总共发生自然灾害 5344次，以水灾次数最多，其次为早灾，水旱灾害约占总灾数的69.4%。[5]同时，贵州的水旱灾害又以旱灾发生次数多、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危害更重。相比之下，水灾虽多有发生，但受灾是局部的，受灾范围小。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在时间分布上有如下的特点：
在灾害发生的地次频率方面，从表 1 可以发现，明清两代（1440～1910 年）470 年间贵州各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大小水灾共 411 次，平均每年约发生 0.87 次。其中 1440～1640 年的明代 200 年间发生水灾 114 次，平均每年约发生 0.57 次；1651～1910 年的清代 260 年间发生水灾 292 次，年平均发生约1.12 次，清代贵州水灾发生地次是明代的 1.96 倍。可见，贵州省水灾发生的频率，清代明显高于明代，清末高于清初。
就旱灾而言，明清两代（1440～1910 年）470 年间贵州各地区共发生旱灾 418 次，平均每年约发生0.89 次。其中 1440～1640 年的明代 200 年间发生 95 次，平均年发生率约为 0.48；1651～1910 年的清代 260 年间发生 301 次，平均年发生率为 1.16，清代贵州旱灾发生地次是明代的 2.4 倍。旱灾的发生频率略高于水灾且逐渐增加。
在水旱灾害发生的年次频率方面，也体现逐渐增加的特征。从表 1 可以发现，明清两代（1440～1910 年）470 年间贵州发生水灾 198 年次，平均每年约发生 0.43 次，其中 1440～1640 年的明代 200 年间发生水灾 59 次, 平均每年约 0.29 次；1651～1910 年的清代 260 年间发生水灾 136 次，年平均发生约 0.52 次,约是明代的 1.8 倍。且 1831～1840 年中年年有水灾发生，其他较频繁的时段为 1881- 1890年、1901～1910 年、1741～1750 年和 1531～1540 年。就旱灾而言, 明清两代（1440～1910 年）470 年间贵州发生旱灾 155 年次，平均每年约发生 0.34 次，其中 1440～1640 年的明代 200 年间有 54 次, 平均每年约 0.26 次；1651～1910 年的清代 260 年间发生旱灾 96 次，年平均发生约 0.37 次,清代贵州旱灾的发生年次是明代的 1.4 倍。其中 1541～550 年、1591～1600 年、1741～1750 年、1861～1900 年的时段内旱灾发生频率最高。
贵州水旱灾害发生频率上有两大特征：一是总的看来，贵州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呈波浪式发展，而水灾发生年次要高于旱灾,而地次规律刚好相反，说明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但受灾范围相对小,而旱灾发生后受灾地区范围广。二是水旱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且农业灾害的发生次数不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虽同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一定关系，但也应当看到，决定这一现象的根本因素是“灾害—农业生产—人类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对抗冲突的性质，即农业开发中对环境破坏的结果。
（二）灾害多发期
从表 1 可看出, 1440～1560 年、1701～1720 年和 1751～1760 年是贵州水旱灾害最少的时期。而从表 1 水旱灾害的地次和年次连续三年出现总数在 30 次以上的统计看，明末清初（1641～1670 年）和清代中后期（1811～1900 年）是贵州水旱灾害的多发期。这基本与我国自然灾害的群发期一致。公元1600～1700 年期间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频繁的现象早为人所关注，被人称为“明清宇宙期”。即 17 世纪是我国历史上旱情最严重的时期。[7]竺可桢指出，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 17 世纪，特别以 1650～1700年为最寒冷干旱。[8]
19 世纪也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期，学界称之为“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清末宇宙期”，并与历史上另外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夏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相提并论。[9]明清时期从1440～1910 年的 470 年间贵州发生全省性的旱灾约 13 次，平均 38 年一次；其中 1659～1660 年、1819～1821 年和 1895～1896 年贵州发生全省性连续二年的大旱，米价大涨，饿殍载道。光绪 26 年（1900 年）贵州全省大旱灾引发严重饥荒，民间称“庚子大荒”，米价暴涨 5 倍以上，灾民以白泥、蕨根、草根、树叶充饥，饿死无数。[10]
（三）季节分布特点
为了明确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季节分布情况，笔者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对明清贵州各地有明确记载发生季节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分类如表 2。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从表 2 可知，明清贵州各季节水灾总计发生 366 地次，旱灾总计 300 地次。夏季发生水灾的 265地次,占总水灾的 72%，发生旱灾 155 地次，占总旱灾数的 52%。可见，贵州各地区的水旱灾多发生于夏季，其次是春季，而秋、冬季相对较少。
不过，各地水旱灾害季节分布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旱灾方面，春旱主要集中在贵州的西部地区，即六盘水、安顺、黔西南等地区；夏旱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铜仁、黔南、黔东南等贵州的东部地区。贵州春旱分布有西重东轻、西多东少、由东到西逐渐增强的特点，且主要集中于毕节、黔西、安顺、罗甸一线以西；而夏旱分布正好与春旱的分布相反，呈现东重西轻的特点。其中 6 月发生的夏旱，俗称“洗手干”，分布黔东及黔中地区；7 月发生的干旱俗称“勒苞干”，主要分布毕节、安顺、罗甸一线以东。在水涝灾害方面，贵州春季洪灾主要集中在遵义地区和铜仁地区，夏季水灾主要集中于贵阳地区、毕节地区、黔南、黔东南等地。
总之，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具有季节分布不平衡和水热同季发生的特点。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气环流的影响。贵州是着名的季风区之一，降雨水汽主要来源于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春夏两季，贵州既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又受西藏高压短时控制的影响，由于两者的交相进退，有时暴雨频繁，有时少雨连晴。当地面处于强大而稳定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时，就会出现久晴不雨天气，形成大范围的持续干旱，反之则形成洪涝灾害。
二、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
由于贵州各地地理条件的差异，贵州水旱灾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特征。从表 3 可发现，明清时期（1440～1900 年）贵州各地区水旱灾害次数超过 40 地次的分别是遵义地区（水灾 77 次，旱灾 102次）、铜仁（水灾 103 次，旱灾 70 次）、黔东南（水灾 63 次，旱灾 74 次）、黔南（水灾 48 次，旱灾 46 次）等4 个地区。其中水灾发生次数最多的是铜仁地区，其次是遵义地区、黔东南地区和黔南地区。旱灾发生频次最多的是遵义地区，其次是黔东南地区、铜仁地区和黔南地区。这里可以发现水灾发生频繁的地区，其旱灾也十分的频繁，从中可以看出贵州水旱灾害在同一个地区具有交替出现的特点。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为了更明确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最突出的县区的地理分布情况，笔者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将明清贵州各县水旱灾害发生地次进行排名成表 4。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从表 4 可以发现，明清贵州水灾发生频率居前十位的县（区）有印江、桐梓、思南、铜仁、仁怀、贵阳、遵义、凯里、赤水、石阡和松桃等地，其中属于黔东和黔北的就占了 9 个，可见，明清时期贵州水灾主要集中于黔东北的印江、思南、铜仁和遵义等地区，这说明明清时期贵州水灾东北要较西南重的特点。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以松桃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是贵州三大暴雨多发区之一；[11]二是水灾受地形影响明显。一般山区多洪灾，河谷盆地等低洼地带多涝灾，而贵州边缘地带水灾较少。三是这些地区水灾发生的频率极高与江河的泛滥息息相关。遵义地区的遵义县和铜仁地区的印江县、思南县等地处乌江流域的中下游，都是极易发生水灾的地方。谚语“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说明水灾沿江河流域呈线性发展的流域性特点。如乌江流域在贵州省内面积占贵州省总面积的 37.95％，而明清乌江流域水灾次数在贵州所占的比例高达 46%至 63%（见表 5）。因此，贵州水灾空间分布不平衡和受江河水位影响明显，流域性灾害发生频繁。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关于旱灾方面，明清贵州发生旱灾频率最高的区县前十名分别是遵义县、印江县、桐梓县、思南县、惠水、仁怀、贵阳和修文等地。对比前文统计的水灾前十名的区县可以发现旱灾发生频繁高的地区，其水灾发生的频率也非常高，这说明水灾与旱灾间具一定的相关性，同一地区一年内或连续多年存在先水后旱或先旱后水，水旱灾害交替出现的现象十分的普遍。如：1514 年福泉、1764 年和 1684 年的遵义、1779 年的惠水、1878 年桐梓等都是在同一年内水旱灾害交替发生。此外，还有连续几年中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的情况。如 1660 年，贵州大旱，而次年贵州又大雨，民众纷纷向外逃荒，官府不得不免征地丁钱粮。这里就体现了先旱后水、水旱灾害交替出现的特点。贵州存在多个水旱灾害并发年。如1459～1985 年的 527 年中出现 48 个旱灾年，其中有 16 个水旱灾害并发年。[12]
总之，贵州水灾主要分布于大江大河的沿岸，集中于乌江、赤水河、都柳江、北盘江的中下游地区，以桐梓、铜仁一黎平一贵阳一桐梓四边形内为甚，旱灾分布范围与水灾基本一致，以桐梓一遵义一惠水一线和思南一镇远一线为甚。此外，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还存在灾害的散布和迁移现象十分明显。即水旱灾害在同一时间几个在空间上不相连的地区发生，且随着时间的延伸，水旱灾害由甲地迁至乙地，由乙地再至丙地，总体呈插花状分布。这与各地地形差异、生态状况和经济开发水平相关。
三、喀斯特地貌与贵州水旱灾害的区域特征
在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上，与邻省相比较而言，贵州的水旱灾害并不是十分突出。如《明实录》载顺治至嘉庆年间，全国共发生自然灾害 2524 次，而贵州只有 13 次，仅及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 0.5%。[13]又据《清实录》统计，十八个行省以东部沿海地区灾害最为严重，贵州自然灾害次数位居最末位。[14]早在清代，就有人注意到贵州气候“百年中，虽久雨未闻沉溺连州，久旱未闻赤地千里，较之中州之凶荒自无一二”。[15]表面看来贵州相对较少的水旱灾害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但由于贵州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在经济开发步伐加快情况下，贵州生态被逐渐破坏，研究表明，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清雍正时期开发，成为贵州石漠化人文因素介入的起点。[16]贵州喀斯特生态环境对水旱灾害反应更为敏感，表现也更脆弱性。人为因素对水旱灾害的产生影响更加明显。这是清以后贵州水旱灾害更加频繁的主要原因。[17]因此，喀斯特地貌使贵州水旱灾害呈现独特的区域特征。
（一）喀斯特对水旱灾害发生的敏感性
贵州低处我国的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丰富。同时，贵州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贵州喀斯特发育的碳酸岩出露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73%，喀斯特成为贵州最大的基本省情。因为喀斯特普遍发育的地质环境的特殊性，因而对水旱灾害的响应特别敏感。“水多”或“水少”都会易涝易旱，造成贵州水旱灾害频繁发生。
一方面，岩溶发育形成的封闭岩溶洼地、岩溶盆地和溶原，仅依靠地下暗河排泄洪水，暗河伏流段泄洪能力非常有限，一遇暴雨就积水形成洪涝灾害，加上贵州“地无三里平”，山高坡陡，表土脆弱，易形成山洪暴发和泥石流，堵塞河道，毁坏水利设施，加剧洪涝灾害。
另一方面，喀斯特发育的地区土层较薄，土壤贫瘠，保水能力低，加上喀斯特地区岩溶洼地、暗河泉井十分发育，岩层透水性强，地表径流流失快，地表水贮存条件差，蓄水困难，抵御干旱能力弱，在岩溶洼地、岩溶盆地和溶原中，漏斗、溶洞、节理、裂隙、地下暗河等发育，降雨过后地表渗漏严重，易造成旱灾。由于喀斯特流域独特的水文地质条件，其枯水、干旱、灾害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较非喀斯特的地区不同。研究也表明，贵州喀斯特枯水、干旱和灾害之间的关系，为彼此增强的正反馈关系。随着喀斯特面积的增大、河网密度的减小，贵州干旱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18]郑明肇也指出岩溶地貌结构是导致贵州水旱灾害的重要内因。因为贵州田土不保水、不耐旱,一些地方因此出现“遇雨即涝，遇晴即旱”。[19]
（二）喀斯特与水旱灾害危害
水旱灾害一般都会引发其它一些次生灾害，而在喀斯特地区又主要是水灾带来的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贵州山高坡陡，森林植被多被破坏，喀斯特地貌表土脆弱，大雨后往往形成泥石流，向下冲刷，从而发生山洪暴发或山体滑坡。如乾隆 36 年施秉胜溪大雨，山坡坍塌，压死 93 人，冲走房屋 40 间；1833 年安龙县山洪暴发，形成泥石流居民死者数百人。道光 22 年余庆中关山体滑坡，掩埋10 多户人家。[20]
水旱灾害与水利事业相互制约。正是喀斯特地貌使贵州水旱灾害与水利事业的关系表现为恶性循环。一方面，水利基础薄弱是水旱灾害暴发的一大动力，正如张肖梅所言，“惟以全境多山，河流稀少，倘晴雨不调，易成亢旱之灾。如久雨而山洪暴发，则田禾又有被冲没之虞。因水利未兴，故水旱频乘。此实为黔省农业上最重大之问题也。”[21]另一方面，水旱灾害又制约贵州历史上水利化的发展。如张芳指出，贵州高原喀斯特地貌，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较普遍，这给兴修水利造成诸多困难和不便，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清时贵州的水利化程度较低。[22]在喀斯特地质条件下，贵州水旱灾害与水利事业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关系，严重威胁贵州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 语
水旱灾害是贵州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频率最多、危害最严重的灾害类型，其中又以旱灾为突出。从灾害的时间分布上看，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发生频率上有两大特征：一是贵州水灾发生年次要高于旱灾,而地次规律相反，说明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但受灾范围相对小,而旱灾发生后受灾地区范围广的事实；二是水旱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且农业灾害的发生次数不断上升。贵州水旱灾害地次和年次发生频率体现出明末和清代中后期是贵州水旱灾害的多发期。
在季节分布上看，一般水旱灾害多发生于夏季，其次是春季，而秋、冬季相对较少。不过，各地水旱灾害季节分布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具有季节分布不平衡和水热同季发生的特点。
从灾害的地理分布上看，水灾发生频繁的地区，旱灾也十分的频繁。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主要集中于黔东北的印江、思南、铜仁和遵义等地区，水旱灾害具有交替出现的特点。水灾呈江河流域性发生的特点，影响范围相对小，而旱灾影响范围广，体现出"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的特点。
在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上，与邻省相比较而言，贵州的水旱灾害并不是十分突出的。但由于贵州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喀斯特地貌下使贵州水旱灾害呈现独特的区域特征。
因为喀斯特普遍发育的特殊地质环境，因而对水旱灾害的响应特别灵敏，表现更为脆弱。“水多”或“水少”都会造成喀斯特地区易涝易旱，造成贵州水旱灾害频繁发生。贵州的水旱灾害对生态环境变化更敏感,因此，人为因素影响水旱灾害的发生更加明显。
水旱灾害与水利事业相互制约。贵州水灾带来的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正是喀斯特地貌使贵州水旱灾害与水利事业的关系表现为恶性循环。一方面水利基础薄弱是水旱灾害暴发的一大动力，另一方面，水旱灾害又制约贵州历史上水利事业的发展。【注释】
[1]代表性的成果有：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历代灾害年表》,1963 年印；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编委会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气象出版社，2006 年。
[2]代表性的成果有：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 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蒋庆丰、游珍：《贵州历史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综合区划》，《地域研究与开发》2001 年第 1 期。
[4]参见《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
[5]闵宗殿：《关于清代农业自然灾害的一些统计》，《古今农业》2001 年第 1 期。
[6]年次指有明确水旱灾害记载的年份数统计，地次是指有明确记载的县一级行政区发生的灾害次数。明初贵州地区水旱灾害资料缺载，1413 年贵州建省后才有记载，本文统计资料从 1440 年开始。本文除特别注明外，水旱灾害历史资料均参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气象出版社，2006 年。另本文所论及的贵州以今天贵州的行政区划为准，因而也包括明代不属于贵州的遵义地区等地。
[7]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00 页。
[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9]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续)》，《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社会发展》，载马宗晋等《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 年，第 295～296 页。
[10]《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气象出版社，2006 年，第 27~28 页。
[11]《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气象出版社，2006 年，第 66 页。
[12]《都匀市水利志》，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72 页。
[13]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36 页。
[14]闵宗殿：《关于清代农业自然灾害的一些统计》，《古今农业》2001 年第 1 期。
[15] [清]嘉庆《桑梓述闻·气候》。
[16]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17]笔者统计，1901 年至 1950 年间贵州发生水旱灾害共 335 地次和 433 地次，频率分别是年均 6.7 次和 8.7 次，是明清 500 年间的水旱灾害频次的 9 倍和 11 倍。参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气象出版社，2006 年。
[18]戴洪刚，梁虹，黄法苏: 《喀斯特枯水、干旱、灾害初探———以贵州省为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 4 期。
[19] 郑明肇: 《岩溶地貌对贵州水旱灾害的影响》，《贵州气象》1996 年第 6 期。
[20]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水利志》，方志出版社，1997 年，第 98 页。
[21]张肖梅: 《贵州经济》，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A1 页。
[22]张芳: 《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发展与农业生产（续）》，《中国农史》1997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