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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记明清史学家郭影秋（二）

王俊义
（上续）
三、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
郭影秋对明清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方面。作为一个学者型的高层领导干部，一位深孚重望的大学校长，加之本身又是明清史专家，凭藉这样的身分，他对明清史特别是对于清史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努力为编纂大型清史奠定基础和创造各种条件方面。
早在1957－1963年，他在主政南京大学期间，在个人致力于明清史研究，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撰写专着的同时，还约请组织了一些着名的明清史专家，组成《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亲自牵头，制订选题，编辑整理晚明史籍。此事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度中断。前些年则又恢复了这套丛书的编校工作，计划编校70余种，将陆续出版。此举必将推动晚明史研究的资料建设，他对此事则有首倡和草创之功。
1963年，他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由于该校在清史研究方面有较雄厚的基础，人才济济，有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的条件和潜力。加之，老一代中央领导人又重视清史，屡屡建议编纂清史。郭影秋也因势利导，以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为基础，在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最终实现编纂清史，呕心沥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贯彻中央要纂修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
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遵照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要修清史的倡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当时议定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由7人组成，他们是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由郭影秋任编委会主任，这也反映了郭影秋的学术地位和威信。他积极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及时与学校党委研究布署，着手筹建清史研究所，曾考虑由戴逸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因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始料未及的是，不久即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着手进行的清史编纂工作及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不仅化为泡影，反成为郭影秋抵制“文革”的一大罪状。令人钦敬的是影秋同志虽横遭迫害，却矢志不移，不改初衷，坚持重修清史，对成立清史研究所的事也始终铭记在心。197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已被撤消，他个人也是刚刚解除“文革”中被拘押审查的情况下，又向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修清史的建议。所幸这一建议被领导部门采纳，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且由郭影秋亲自兼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该组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撤消，清史研究小组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名为清史研究小组，却被批准可有40个人员的编制，是国内首家清史研究建置，也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清史研究小组经郭影秋建言能以建立，确为编修清史集蓄了有生力量。清史研究小组的建立，足以反映了郭影秋的远见卓识。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办，在原来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时任学校主要领导的郭影秋曾架扶双拐到清史研究所，代表校党委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研究人员，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清史研究所的工作始终受到他的关怀和指导。他为扶植浇灌清史研究所倾注了大量心血。戴逸教授曾详细地记述了他对清史研究所工作上的关心和指导。他说：“影秋同志非常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大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他抱病前来出席会议，勉励全所同志努力钻研。以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指导与关怀。只要他住在北京而病体又许可的话，他总是乐于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所的方针、方向和具体工作进行指示，为我们排除干扰，解决困难”，“他对我们的帮助具体、细微、切实。例如，我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帮助下编写的，他为此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多次和我们谈话，并亲自写了《序言》。”[5]从清史研究所产生、发展的历史，可清楚地看到，郭影秋可谓是清史研究所的实际倡办人和奠基者。
2．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
郭影秋作为中央最早拟议中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深知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纂修清史的重要性，如他在《清史编年·序言》中所说：“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清史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6]
作为一校之长、清史研究所的创建者和奠基人，郭影秋当然十分明白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纂修大型清史。在建所之初，他在指导研究所确定建所方向、方针，以及研究项目、研究规划等问题的确立上，都有意识地与编纂清史联系起来。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当时的研究所领导、学术带头人戴逸同志在不少讲话与文章中均有提及。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有直接了解。记得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曾在病房中，主动约见了我和王思治教授，就如何进行清史研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和指示。其谈话要点是：（1）清史研究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清史的研究资料又浩如烟海，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广为搜集阅读。在清史领域进行研究耕耘，大有用武之地，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2）清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喋喋不休，以免让人引为笑柄。（3）研究工作应从基础入手，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为此，可先编写《清史编年》，要在搜集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使其既是一部“学术”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这是项基本建设，既编书，又练人。（4）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影秋同志这次关于清史研究的谈话和指示，可以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切中肯綮，抓住了深入开展清史研究的关键，实际上成为清史所日后开展研究工作所遵循的依据。此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影秋同志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
3．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集蓄力量
要编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时代精神、内容完整翔实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大型清史，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完成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必须有一支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能为清史事业而献身的编写队伍。对此，郭影秋同志也非常明白。他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关心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更是他有口皆碑的美德。他这种工作作风和美德，也充分体现在他关心和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方面。
郭影秋同志在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绩，与他接触较多的戴逸老师有很多感受与体会。据戴老师回忆，早在1963年初夏郭影秋到人民大学工作不久，就曾听过他对有关工作的汇报，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这位新校长既是久经锻炼、饱受风霜的老革命，又带着浓重的书卷气；在他亲切、温文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英毅果断之风”。又说，此后“同影秋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他缠绵病床，不能行动，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能大量读书，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影秋同志非常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洪承畴等人，他都有独到见解。他读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影秋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好，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他的评论，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使我深受教益。”至于他与戴老师谈清史研究所的方向、规划等就更多了，而且：“他非常尊重下级的意见，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谈论工作，从来不用简单的命令。”正是通过这样的交谈，一方面指导了工作，使与之交谈的对象，于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教益。同时，也使得郭影秋同志对与之谈话者有更多的了解。他果断选择戴逸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草拟清史研究所成立的规划，可谓知人善任。当1985年10月，郭影秋校长逝世时，戴逸曾沉痛地说：“郭校长和我们永诀了。清史研究所永远失去了一位亲切可敬的导师，这是难以补偿的损失。”[7]足以表达了清史界对郭校长的敬仰之情。
清史研究所另一位着名教授王思治也是与郭校长接触交往，受到其关心爱护的一位。王教授曾撰文回忆说，由于他写过几篇农民战争史的文章，1963年刚到人民大学工作不久的影秋同志，就要求有关教研室将王思治教授已发表的文章报送他，并要与之面谈。这些举止使思治同志深有感触，“一位上任伊始的校长，工作头绪纷繁，然而所关心的却是教学与学术，能抽时间深入了解一般教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8]郭校长后来有病住院，思治同志也常去病房看他，留给他的印象是：“病榻床头，一桌横陈，桌上所放的不是病房中常见的鲜花或食用物品，而是满桌盈尺的书籍和书写台灯，倘若只是病房这一隅，俨然像是书斋”，由于“影秋同志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因为探望的人很多。每当夜阑人静，一盏孤灯照亮床头，常常阅读到深夜”。“这对我来说，既感钦佩，也是无声的策励。”此外，郭校长还通过谈话与书信多次与思治同志研究切磋有关学术问题。当思治同志在参与撰写的《承德避暑山庄》一书编写提纲拟成后，首送请郭校长提意见。他认真阅读后，竟给思治同志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对此，思治同志感触良深地说：“当有问题向影秋同志请教时，他又是何等认真对待，特别是这些信都是在病床上写于夜晚，其诲人不倦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因此，思治同志曾满怀深情地说，“他（郭影秋）虽然不是我的业师，而我却是他的私淑弟子，是他的学生。”[9]
郭校长不仅与学有专长、有成就的教授、学者接触交往，与一般教师也保持联系，尤其关心爱护青年研究人员的进步与成长。1978年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宣布成立时，当时与会的所内30多位研究人员，他大都能叫上名字。正如戴逸同志所说：“他认识所内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经常和他们谈话，关心他们的成长，指导他们前进。”如英年早逝才思敏捷的吴廷嘉，还有对晚清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孔祥吉等，都与郭校长有密切的交往，受到过他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我个人也是受到郭校长关怀教诲较多的一个。我是1972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时，组内研究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郭校长对我政治上、业务上的关心和爱护，令我终生难忘。1976年，我实现了多年的追求加入党组织。他闻讯后，竟在医院的病床上亲笔写来贺信说：“欣闻你光荣加入党组织，特致祝贺。入党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而不是革命的终结。望你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好党员。”197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又在医院小病房中，约见了我和王思治同志，鼓励我们“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1981年，我带领清史所1979级研究生到江浙一带实习考察，看望了当时正在上海治病的影秋同志，也请他能接见研究生给予教导和勉励。虽然他那时已久病在身，仍亲切会见了我们师生一行，并谆谆教导我们：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三要掌握语言工具，要学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当时，参加会见的那些研究生中如郭成康、房德邻等，现在都已是清史研究领域着名的教授了。他们在读研究生时受到郭校长那些有针对性的言传身教，对日后的成长与发展必有一定的影响。尤使我们永远难忘的是，1985年10月末，在影秋校长弥留之际，我急忙赶往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十分吃力而关切地问我：“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拳拳教诲之心，殷切期望之情，实沁人肺腑，催人泪下。
除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工作者外，郭校长与全国各地史学界的学者也有广泛联系。记得1975年秋，我陪同厦门大学的明清史大家傅衣凌先生去看望他时，两位老历史学家一见如故，相互就明清史问题倾心交谈，十分欢愉。事后，傅先生对我说：“郭校长真是学识渊博，名不虚传，又是那样礼贤下士，虚怀其谷，令人钦敬。”
在上述零星片断记述中提及的，当年受到郭影秋同志关心爱护、扶植培育的众多中青年学者乃至莘莘学子，如今大都已是学术界特别是清史领域的柱石和中坚，正在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发挥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薪火相传，带动一批一批的新生力量。
郭影秋在世时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呕心沥血筹建清史研究机构，关心和培植清史研究人员，为编纂清史集蓄力量，尽力创造各种条件，已得到应有的回报。就此而论，戴逸先生所说的：“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确乃中肯之论。
注释：
[1]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 《读〈李定国纪年〉》，《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
[3] 《郭影秋诗选·满江红·四十初度有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1页。
[4] 《郭影秋诗选·病中答赠郭子化同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
[5] 戴逸：《悼念郭影秋同志》，《繁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
[6] 郭影秋：《清史编年·序言》，《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页。
[7] 戴逸：《悼念郭影秋同志》，《繁露集》第237－239页。
[8] 《难忘的教诲——怀念良师郭影秋同志》，《清史研究》1986年第1期。
[9] 《难忘的教诲——怀念良师郭影秋同志》，《清史研究》1986年第1期。
（文章来源：《史苑》第5期，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