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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记明清史学家郭影秋（一）

王俊义
编纂一部综合创新、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是新世纪的一项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自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以来，依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制定的编纂计划，编纂工作目前正在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这确实是值得整个学术界欣喜庆幸的一大盛事。此时此刻，不能不使人油然想起，曾为清史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并曾为推动编纂清史而奔走呼号、孜孜以求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着名的明清史学家郭影秋，就是其中令人怀念的一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在2003年2月21日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总理又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的部长会议，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由7人组成，郭影秋是主任，当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也是明清史的专家。”戴逸教授又说：“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1]郭影秋的治学与革命经历如何？他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有哪些成就？为什么说“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由于事经沧桑，年轻的朋友们对上述问题也许不太了解。笔者因协助过郭影秋同志整理回忆录，曾在其晚年与之时相过从，一度甚至朝夕相处。其言传身教，使我受益良多。现仅就个人耳濡目染中所了解的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一、不平凡的治学与革命道路
郭影秋，原名郭玉昆，又名郭萃章，江苏省铜山县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辈乃一筐一担，从异乡逃荒到苏北，举目无亲，家无片宅尺土，直到其父亲时，还做地主家的“住房户”、“种地户”。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东家服各种劳役。到影秋同志四五岁时，家中才少有房屋和土地。
从他本人往上数，家中好几代没有一个读书人。他父亲觉得这也许是被人轻侮的重要原因。因此，下狠心要让这个聪颖的孩子读书。他从七岁起，便在家乡读私塾。在短短几年内，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初步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这所私塾的老师，会写古体诗词，经常给他们讲些音韵格律方面的知识，并规定年纪大的学生每天写首古诗，致使他日后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历史推向新的阶段。尚处少年时代的影秋，对整天关在私塾里读“子曰”、“诗云”，已感不能满足。于是他又跑到距家往返百余里的大彭（今徐州市）去读高小。1926年北伐军围攻徐州城时，他从自身的苦难遭遇出发，迫切渴望北伐军获胜，以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曾与同学少年商议，如何开城迎接北伐军。后来，还曾到云龙山凭吊北伐阵亡将士墓，并写下《吊北伐阵亡将士墓》的诗。
但不久，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影秋目睹了一批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其中有些人还是他平素尊敬的老师，自然引起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1929年初，他正在铜山师范读书时，国民党为安插党羽篡夺铜师的领导权，策划了驱逐原铜师校长的学潮。当时他正担任铜师学生会主席，拒绝了国民党的诱惑和拉拢。因此，后来受到国民党的恫吓和排挤，而被迫离校。
离开铜师后，他从苏北流浪到江南，衣食无着，有时竟寄宿寺庙，如其诗云：“乞食吴门闻狗吠，寄居萧寺听鸡啼。”1929年秋，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是经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为培养国学专门人材，而设立的一所专科学校。影秋在这里学习时，曾直接听过唐文治、陈柱、钱基博等着名学者的课。当时，国专设立的课程有经学、经学史、宋学（理学）、汉学（考据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无锡国专的学习生活，使他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如沿着国专的路子发展下去，日后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学大家。但由于经济困窘，学费无着，又不得不中途辍学。
1930年秋，他转学考取了公费的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在这里，他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等课程。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国民党CC派头目，在学校实行法西斯统治。多年所目睹的国民党政治黑暗与腐败，已使他对现实强烈不满，无心再循规蹈矩地学习学校规定的功课，开始考虑社会实际问题，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大量阅读当时流行的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书籍，苏联的普罗文艺，以及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特别是在这时，他还秘密阅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些马列主义着作，把他的思想引入新的境界，使他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开始有所认识了解，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憧憬和追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也冲破了学校当局的控制，有二三百人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郭影秋是这支请愿队伍的领队。国民党政府调集大批军警特务，强行把请愿学生遣回原地。江苏教育学院当局对郭影秋的行动非常恼火，召开了全院大会，扬言要开除他。在进步教授俞庆棠、雷宾南等人的保护声援下，他才免遭处分。
1932年，影秋因参加进步活动以“丙等”操行评语在教育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徐州民众教育馆，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薛暮桥（经济学家）、李可染（画家）和陈向平（文学家，原中华书局上海发行所副总编辑）。他们志同道合，畅谈思想，议论形势，并合作利用《徐报》办了《新生》副刊，发表一些进步作品。他们还酝酿再办一个《齿轮》杂志，李可染先生把刊物的封面都设计好了，后因徐州国民党党部的阻挠，未能出版。
1935年，他应邀到江苏沛县中学，任该校教导主任。他在这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活动，使沛县中学成为全县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他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目。1936年6月的一个深夜，突然被捕。在狱中面对叛徒的诱惑、敌人的拷打，他坚贞不屈，如同其在狱中写的诗句那样：“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他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1938年5月，徐州沦陷，他又按党的指示，走向农村，深入敌后，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在创建和开辟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1939年秋冬，湖西地区发生了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他也被诬指为托派，被撤职逮捕，受到残酷的毒打逼供，最后决定枪杀。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当时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奉中央指示，赶至湖西制止了事态发展，亲自为影秋同志松绑，挽救了他和大批革命干部。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后，他继续担任该地区领导。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以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娴塾的文艺创作才华，亲自动手创编了《揭竿起义》、《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历史剧，在湖西抗日根据地一带广为演出，教育和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影秋同志又在湖西地区及冀鲁豫大区担任领导职务，直到1948年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全国解放后，先在川南行署任副主任，后又任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1957年，他在任云南省领导的职位上，主动请缨，由中央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在南大工作六年，成为深孚重望的大学校长。1963年，周总理应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之请求，又调郭影秋来北京担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吴玉章校长曾在人民大学1963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说：“我们人民大学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来主持日常工作，我于是找周总理要人。总理告诉我，他手中有四个人，可以任我选择。当我选中了影秋同志时，总理称赞我有眼力。”可见，周总理和吴老对郭影秋都十分赞赏。无论是在南京大学，或者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对热爱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郭影秋说，真可谓是如鱼得水。影秋同志在这两所高等学校，为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事业、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方面，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大和人大，又都是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的单位，由于他本身热爱和悉心研究明清历史，因此，他为这两所高校明清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思和精力。
1965年，“文革”前夕，郭影秋又奉调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他迅即遭到康生及“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造成终身残疾。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校后，他又被任命为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带病坚持工作，终因长期疾劳，于1985年10月29日，因病辞世。
影秋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担负着繁重的党、政、军、文等领导职务。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或者是在和平时期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他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学习理论，研究文史，写诗填词，撰写着述。曾先后撰写出版有《诗选》、理论着作和史学专着。他既是教育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是一位“兼资文武、德才兼备”的学者型领导。而其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则突出表现在明清史研究方面。
二、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
如前所述，郭影秋在青少年时代就刻苦攻读过《四书》、《五经》。他尤其喜欢历史，在念私塾、读高小、上师范时，大量阅读了各种史书。曾饶有兴趣地读过各朝各代的历史演义，还曾熟读过《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着。为日后深入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明清史领域有很深造诣，其代表着作是《李定国纪年》。说起来，他之所以研究明清史，并撰写了《李定国纪年》，则与他的工作经历有一定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川南工作时，看到听到不少有关张献忠和大西军的史料史迹，感到封建史书对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大西军多有污蔑不实之词，如称张献忠“生性嗜杀”，甚至说他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系诬蔑之词。明末全国人口也远不足一亿，张献忠焉能在四川一省就屠杀六万万有奇？影秋同志还看到当时颇为流行的一本小册子的后记中写道：“吾川人何其不幸也，前有张献忠，后有张国焘，皆在吾川屠杀无辜。”他觉得，把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历史人物比附在一起，已属不伦不类；又不加分析地指责张献忠“乱杀无辜”，显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有封建正统史学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词且出自一位大史学家的手笔。这说明肃清封建史学影响，是史学界的重要任务。这时，他就萌生要编写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历史的念头。1952年，他调至云南工作。由于大西军后期的杰出将领李定国，最后曾在云南坚持联明抗清，因而当地保存有大批有关李定国的历史资料和遗迹。他都尽可能地查阅和考察。如他在考察了史载为李定国抗清驻兵的“缅宁”后，即写下缅怀李定国的诗句：“疾风飘雨卷怒江，宁亡徼外耻言降。民族大节农民恨，一代英雄李晋王。”通过阅读有关史料，他认为李定国的一生，是与大西军休戚与共的一生。这位农民军领袖追随和领导大西军战斗了32年，转战秦、晋、豫、楚及川、黔、滇、粤等十五六省，取得辉煌战绩，直至兵败临死之前，还嘱咐其子与部属：“宁死荒外，勿降也！”他考虑如能编写一部李定国的编年史，不仅可以表彰李定国的功绩，而且可以通过这位农民起义领袖艰苦奋斗的历史，反映大西军发生、发展及其败灭的过程。从此，他便开始酝酿编写《李定国纪年》。
1957年他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在担负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深入教学与研究第一线，一方面给本科生讲授《南明史》专题、带研究生指导论文；另方面又进一步搜集有关大西军及李定国的材料，甚至利用节假日，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跑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借阅有关图书，与明清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讨论研究。历时数年，终于在1959年写就、于1960年出版了《李定国纪年》。
继《李定国纪年》一书之后，他撰写《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等论文，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李定国纪年》一书中的思想观点。这些论文都曾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对明末清初史学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纂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写了《序言》。这篇《序言》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既指出研究和编纂清史的重要意义与如何着手，也论述了编年体史书《清史编年》的历史价值与特点，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启迪。
郭影秋在学风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他曾以诗句表达自己的治学准则：“出言轻易防空想，遇事艰难怕皱眉。”意即立言必须有据，力戒主观武断，遇到困难不能畏惧，应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总是抱着谦虚的态度。曾虚怀若谷，向不少明清史专家请益问学。但又决不看风转舵随波逐流。十年动乱期间，《李定国纪年》也成了鼓吹“叛徒”的罪证。对此他说，“有人把李定国当作叛徒，我均一笑置之，原有认识，至死不悔”。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应有的史德。
郭影秋本来有扎实的文史功底，又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博览群书，思想深邃，但他几十年如一日，主要精力都献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能集心思精力于他热爱的学术事业。对此，他也曾在一些诗词中流露出惋惜和遗憾，如说：“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3]，又云：“学书学剑两徒劳，语尚牙牙鬓已焦”[4]。当他转入高等教育部门工作后，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后，本想用更多精力投入清史研究，不料“文革”中又遭“四人帮”残酷迫害，晚年不得不久卧病床，难以从事正常工作与研究，这使他的才学与睿智未能充分施展与发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