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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四库禁毁书丛刊》：本世纪的一件文化大事——访王钟翰
马宝珠
王钟翰，1913年生，湖南东安县人。1938年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46至194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两年。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着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发表论文数十篇。参加通纂《民族简史》，主编《中国民族史》等。
记者：王教授，您主编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部书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广大读者也想了解有关的情况。请您首先讲讲四库禁毁书是怎么回事？
王钟翰（以下简称王）：清乾隆年间，统治者借纂修《四库全书》在全国访书、征书之机，“寓禁于征”，查禁、删改、销毁了大量书籍，致使大批优秀古代文化典籍遭到毁灭流失，造成我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这些书不是清代禁书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通常所说的《四库全书》实则是不全的。
记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王：禁毁书现象是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洽的需要造成的。乾隆年间，凡在满汉关系和明清史事中对清朝不利或者鼓吹反清思想、触犯某些禁忌、违反程朱理学及遭受清廷痛恨的撰者、编者的着作均在禁毁之列。这些书或被全毁，或遭抽毁，涉及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吕留良、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
记者：从反映文化发展面貌的角度看，这些被禁毁的书有哪些价值？
王：我认为。被禁毁的着作中有不少是中国文化的精品，其中史书典杂录、诗文集、方志等，更是涉及了宋元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和风土人情等，内容丰富精深，其价值可想而知。这次我们纂修的禁毁书就是修《四库全书》期间被抽毁或全毁的图书，其中以集部占多数。集部有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作者的总集，更多的是某些作者，包括一些文学派别创始人的别集，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当时政治、军事、财经、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别集，着名风骨人士的别集，这些书有的记述了清朝统治者忌讳的史实，有的反映了民族的和雏型的民主思想，大多是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们所重视。
记者：那些幸存的禁毁书是怎样流传下来的？
王：禁毁书幸存并得以流传，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艰辛的过程。这些书除一些价值木高被自然淘汰或因保存不善蚀损、自生自灭外，还饱受天灾和兵火的摧残。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多次遭到大规模的禁毁，大量有价值的着作因此绝迹。但是，在残酷的禁毁之下，或是无意中幸免于难，或是收藏者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有意匿藏。有些书毕竟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存留至今。幸存的禁毁书以其真实和不可替代的
价值唤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乾隆以来，有志者用心于禁毁书目的收集、整理与刊印。
记者：看来，抢救这些珍贵的史料，丰富我国传统文化宝库，就是您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初衷了？
王：是的。劫后幸存的禁毁书，数量很少，且绝大多数是善本、孤本，面临灭绝的状态。少数单印或编入丛书行世，但对于拯救旦夕濒危的禁毁书来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抢救禁毁书，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我想，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于全面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以及典籍系统的完备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可以使“四库残书”变成“四库全书”。从文化积累的意义上说，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确是值得做的事情。
记者：近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的力度逐渐增大。围绕‘四库’进行整理的文化工程还有《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请问，《四库禁毁书丛刊》与这两部书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王：本世纪的最后10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占籍整理出版工程在我国相继启动。《四库禁毁书丛刊》是紧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开始编纂的。这三项文化工程以其耗资和投入力量的巨大而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大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三种大型丛书都是对《四库全书》整个典籍系统的完善，都有利于保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们之间不免有少数交叉，但各有特点。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以特有的内容进入和完善整个典籍系统，而《四库禁毁书丛刊》原是被“四库全书》排斥的部分。因此，它的编辑出版应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映当时典籍的面貌和价值。
记者：《四库禁毁书丛刊》将以怎样一种面貌与读者见面？它的出版现状怎样？
王：我们将搜集、整理现存的1500余种四库禁毁书，辑为300册，分十期，拟在今年年底以前影印行世。目前，已经出版270册。编成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极为不易。版本的选择，书品的选用，残缺的处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有的书藏在私人手中或某个单位，不见着录。需要寻觅线索。有的书的一部分藏于两个图书馆，需要拼合。有的书残缺，需要找到同一版本补配。有的书的版本，学术界见仁见智，历来有不同说法，需要重新判断。纯技术方面、社会关系方面也遇到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编纂委员会的目标是要尽量做得好一些，完满一些，对历史负责，对前人、后人都有个交代。这是史学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摘自《光明日报》1999年7月8日，转引自《图书馆》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