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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把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访瞿林东教授（一）

邹兆辰
【编者按】瞿林东，1937年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研究生，师从白寿彝教授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主编。着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以及《史学导论》（合着）等专着，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2005年上半年，邹兆辰教授对瞿林东先生进行了访谈，2005年11月又补充了部分内容。
一、师从白寿彝先生，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之路
邹兆辰问：大家知道，您今天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是同当年白寿彝先生的引导分不开的。请问：当年是怎样的机遇使您能够师从白先生的呢？
瞿林东答：这是由于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才得到这个机遇。
我1937年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的农村。小时候在家干过一点农活，也念了几个月私塾。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和一般孩子不同，我是从四年级开始插班读小学的。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在这里度过了六年中学时代。从小学到中学我都酷爱文学，希望将来能够当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读高中时教文学的老师也曾经这样鼓励我。但是到高中最后一年，我的历史课成绩比较突出，引起了老师注意。这样，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就把历史专业写在了第一志愿。
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这年开始历史专业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这五年为后来我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由于我从小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各种古典文学作品，所以读大学时就偏好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是白寿彝先生开出的一门新课，他讲课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此外，我还选修了赵光贤先生的先秦史和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志》研读。这几位先生对我的教益是我终生难忘的。1963年10月，也就是在我大学五年级第一学期时，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心报考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当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一门是语文，要回答语文知识问题和写一篇作文。有两道作文题，一道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语言修养》，还有一道是《展望我国的科学》，任选一题，后一道题可以结合报考的专业来写。我选了《展望我国的科学》，并加上个副标题《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作文内容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滞后；1961年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等问题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这对于我们研究、认识中国史学遗产有重要意义。后来白寿彝先生告诉我，我的这篇作文在本考区内获得了高分。我把先生的话看成是对我的激励，但是从那时起，我确实已经有了一个走上中国史学史研究道路的思想准备。
问：从您开始跟白先生读研究生至今已40年了，您还记得当年白先生指导您学习的情景吗？此后您一直跟着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吗？
答：从1964年9月开始读研究生，至今确实40年了。我记得在白先生指导下，我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这是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有关论着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个人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写出小结性论文。现在回想起来，这门课对我有很大帮助。首先，对于中国拥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认识，并且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其次，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再次，理解了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这三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40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
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两部史着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及评价区别开来，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能相提并论。我这篇习作写完后，送交白先生指正。白先生还没来得及把文章发还给我，“文革”就开始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有所收获，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白先生把文稿交还给我时，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我看着这十几页发黄的稿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尤其它能够在白先生那里被保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它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跟白先生读书的珍贵见证。
1967年我研究生毕业，这时“文革”已经开始，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主要是担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一干就是13年。后来我曾经跟白先生“诉苦”说时间都被耽误了，白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没有相当的中国古代史基础是不行的，并希望我还是把中国史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我遵照白先生的教导和期望，决心“重返”中国史学史研究，并从1978年开始陆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1980年白先生创办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白先生去世，我都是在白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
问：您跟白先生读研究生，又多年在白先生指导下工作，肯定受到白先生很多教诲和影响。您能总结一下白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仔细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在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方面，可以说影响最大。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觉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创新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生命力的表现。其次是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一旦有了新认识，就用以补充甚至修订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发展。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前进，永无止境。第三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白先生不赞成刻意的烦琐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来说，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写文章要力戒浮词，但也不赞成刻板的文风，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问：我们感到，您的治学风格确实受白先生影响很深，上述三个方面其实与您本人的主张也是十分一致的。您写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一书，是不是对这些问题谈得更深入？
答：是的。白先生的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博学，会通，创新，有器识，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相结合。从1981到1999年，我陆续写了一些评介白先生的研究、着述和思想的文章，2000年先生辞世后又应报刊之约写了几篇文章，我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辑为一书，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这本书主要是想反映先生的治学轨迹、思想历程和理论风格，也包括对公众和后学的启示；或许不能完全阐发先生学术旨趣的精义和学术领域的广博，但可以给关心先生学术的读者及研究者作个参考。
问：您在这本书里对白寿彝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是如何说明的呢？
答：我这本书里有篇文章，标题是《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原载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在文章中我是这样表述的：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可以这样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不脱离根本，在思想上又有广阔的驰骋空间。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一定要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而丰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是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总之，就是要对唯物史观有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
二、从断代史学入手，着意于“通”的追求
问：我们回到您本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这个话题上来。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着述很多，涉及范围也很广。当时您是怎样开始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呢？
答：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是在1977年，至今近30年了。我想，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的原始资料太多，而一个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果什么都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会处于游离无根的局面。所以我大约经过一年的思考和准备，选定了唐代史学作为我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这样选择有三点考虑：一是我本身对唐代史学有浓厚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折，比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着作出现、典制体通史问世、各种体裁的通史着作产生、历史笔记兴起等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这些因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决心“破釜沉舟”，就从这里开始。
问：《唐代史学论稿》是您对中国史学史进行研究的处女作吧？现在您回忆起来，撰写这部书的主要收获是什么？以后您为什么又写了《杜佑评传》呢？
答：《唐代史学论稿》出版于1989年，是我从事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着作，也是我在1978—1988年这10年中对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总结。我想，写这部书的收获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唐代众多史家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唐代许多历史着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二是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比如，唐代政治统一局面对唐代史学有哪些影响？唐代的门阀制度以及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又如何影响唐代史学？再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的讨论在思想观念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等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收获，使我对唐代史学有了较多的认识，也可以说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
《杜佑评传》的出版稍晚一些，是在1996年。为什么我要研究杜佑呢？杜佑宦海生涯60年，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中国史学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写了二百卷。这项巨大工程产生在“安史之乱”以后，绝不是偶然的。杜佑和《通典》之所以对我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杜佑有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他的《通典》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是很了不起的。再者，《通典》分九门，而以《食货》为首。他所分的九门从逻辑上讲也是很合理的，反映出他对国家政权职能的合理认识，也折射出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杜佑还有朴素的进化观点和进步的民族史观，这都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价值。这些都是促使我写他的评传的原因。通过这本小书的撰写，使我对唐代史学和唐代史学名着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
问：但是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唐代史学这个断代领域。您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从中国古代史学到近现代史学，包括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您都有研究。您为什么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呢？
答：我觉得中国史学史本身是一门专史，而对于这门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很不够的。因此，在对唐代史学作了较多研究以后，我就着意于对“通”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为如果不“通”，那你就不能纵观全局，看不清脉络，也就不能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认识中国史学史。你不“通”，也就不可能对于局部问题作出准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论，因为你的知识有限，视角太窄，容易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你不“通”，你对史学问题的认识就不能上升到理论层次，也就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另外，“会通”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不能轻视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可以说是自觉地向“通”的方向去追求和努力的。
当然，从“通”的方面去追求就比单纯地研究一个断代甚至只研究一部名着要困难得多，因为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一个人一生读不了多少书，所以要进行选择，这就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即使你能够读书，但由于个人功力有限，对这些历史着作理解不深，也就难以揭示其要义。尽管如此，我终于把自己的视野拓宽到唐代以外，甚至拓展到古代以外。
问：1992年出版的《中国史学散论》是不是您在追求“通”的方面所获得的第一个成果呢？
答：这是一本论文集，它的时限上起先秦，下到当代。这里面汇集的中国史学史的文章就不限于唐代了，涉及到不同时期的史学问题及史家和史书。往前推，涉及到《史记》、《汉书》、《魏书》和关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往后推，涉及到《资治通鉴》和后来的辽宋金三史，也涉及到明代史学和清代史学。当然，这部论文集中也收入了我对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见解。这部书的出版给我增强了信心，在理论方面的阐述使我提高了宏观地分析问题的兴趣，也受到史学界同仁的关注；在“会通”方面的努力则提高了自己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这样我就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下去。1994年10卷本《中华文明史》出版。这部书包含了20个学科，其中上起先秦、下到清末，有关史学史的各章都是我写的，这可以说是我在追求“通”的方面努力的又一个成果。我在撰写这些内容时，不是一般地讲述各个时代的历史着作，而是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联系起来，既要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脉络，又能显示出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面貌。比如，我在写魏晋南北朝史学时就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的特点，写明代史学时就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
问：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应该说是您在追求史学史研究“会通”方面的集大成性质的成果吧？
答：我想这还不能叫做“集大成”的成果，可以看作是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吧。这部书我从80年代末开始写，到90年代末出版，断断续续写了10年。这10年来我一直沿着贯通的方向努力，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个小结。它与其他同类着作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内容方面，我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第二，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同时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我是采取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第三，我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这就要在横向上把握和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力图从纵向上反映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显示史学在各个时段上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这部书是我在这方面所作努力的一个结果。（未完待续）
转载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