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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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李尚英
“贰臣”之说,是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日一份诏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在诏书中将明清之际弃明投清的“胜国臣僚”称为“贰臣”,并为他们立《贰臣传》。从此,“贰臣”成了投降变节臣僚的同义语和代名词。
“贰臣”一词在清代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原来,清廷自乾隆中叶始,已从鼎盛局面开始下滑,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清廷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为加强封建统治,从儒家的思想宝库中重新摭(zhí,摘取)拾“忠君”、“忠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汉官、汉将“大节有亏”,将其统统编入《贰臣传》中。
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但具体到每个人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有纯属贪生怕死者(如李永芳),有怀有个人野心者(如郑芝龙、吴三桂),有对明朝统治不满者(如洪承畴),有因明廷内部矛盾而降清者(如陈名夏)。因此,我们对“贰臣”应作具体分析。我以为,上述四种人中,除对洪承畴等那些因“对明朝统治不满”而降清者应有分析地批判外,都应予以否定。
为什么要对洪承畴一类降清者要有分析地批判呢?下面,我们以洪承畴为例,就他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一阐述。
据王宏志《洪承畴传》载,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短短的十五个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恶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为之人的不凡报负。降清之前,洪承畴对明廷可谓忠贞不贰,效尽犬马之劳。崇祯十一年(1638),他奉命“专督关中”,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俘获闯王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得“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然而却因权臣杨嗣昌的一纸“屡战无功,有纵敌之罪”的诬告信,被崇祯皇帝削去兵部尚书之职,改赴辽东,主持抗清事宜。明清两军松山之战时,洪承畴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抚镇亦每日食米一碗”,他为此连续上疏十八道,请求明军迅速增援。不料,这些求救书均为监军、太监高起潜私自扣下,导致洪承畴等人兵败被擒。这些事,在洪承畴的头脑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所以当他被生擒后,皇太极亲自出马,问寒问暖,“解所御貂裘衣之”,问:“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这里的“瞠视久”和“叹”四个字,充分显露了洪承畴当时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此时此刻,他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和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做出比较,从而说出“真命世之主”的话。洪承畴降清后,与皇太极在朝廷上有一番对话,皇太极说:“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被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洪承畴回答说:“旧无此制。迩(ěr,近)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从洪承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崇祯皇帝滥杀臣僚的做法是不满的。可见,笼统地说洪承畴的降清是贪生怕死似乎不足服人。
洪承畴降清后,先后受到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重用。从顺治二年至十五年(1645—1658)的十余年间,洪承畴身膺(yīng,承当)重命,摧毁了腐朽已极的南明诸王朝,消灭了残明势力,击败了农民军的联明抗清。他指挥的清军,所到之处,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和下层民众稍得复苏;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一劳永逸之计”。洪承畴在顺治帝亲政前后,多次希望顺治帝学习汉文,熟读六经,并促使整个清统治集团加速了尊孔崇儒、习学汉文化的进程。所有这些,有利于减少社会经济的破坏,减轻农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对于清初统治者的锐意图治,迅速促进满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于促进清朝一统局面的迅速到来,均有裨益。这是洪承畴一生的重要功绩和重大贡献,是应该而且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对于洪承畴一类“贰臣”,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如所周知,“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直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们具有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全体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大一统”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然而,这“华夏”与“中国”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民族主义,而是多民族间的融合体。正如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总结的:《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
按照公羊学派的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廷入主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了。明朝末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明朝中央政权、农民起义军(主要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部)、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崇祯九年即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自立为帝)。显然,这三股势力,不论哪一方,只要能结束明末以来的严重内乱而统一全国,都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和祖国领土的完整,因此都应予以肯定。那么,这三股势力,谁能担此重任呢?
明朝当时危机四伏、行将倾覆和灭亡,仅靠这样一个封建朝廷是不可能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的。而由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这一自身因素加之两支起义军内部矛盾重重,企图互相吞并,都决定了他们也不能担当统一大业的重任。 后金—清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依仗八旗制度为清军的崛起所奠定的社会基础,又积极采纳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实力比明廷、农民起义军均为强盛,加之皇太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又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满族贵族内部上下协调,步调一致。所有这些,都使后金—清政权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明清之际的三股势力中,只有被称为“夷狄”之类的清政权才能“匡王室而尊尊”,即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
由上所述可知,洪承畴于崇祯十五年(1642)降清,既是无奈之举,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应加以肯定。
我们今天评价洪承畴,充分肯定其为统一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而没有必要跟在乾隆皇帝的后面,大骂其“大节有亏”,是“贰臣”。当然我们今天肯定洪承畴,并非说他一生无瑕,而是有批判的(例如他镇压人民群众和正义感的士大夫);肯定洪承畴,并非否定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他对旧皇朝虽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却是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同时也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
作者简介
李尚英,男,1942年生,辽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报编辑部原副主编、编审。主要着作有:《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等。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