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洪承畴-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李尚英
“贰臣”之说，是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日一份诏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在诏书中将明清之际弃明投清的“胜国臣僚”称为“贰臣”，并为他们立《贰臣传》。从此，“贰臣”成了投降变节臣僚的同义语和代名词。
“贰臣”一词在清代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原来，清廷自乾隆中叶始，已从鼎盛局面开始下滑，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清廷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为加强封建统治，从儒家的思想宝库中重新摭（zhí，摘取）拾“忠君”、“忠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汉官、汉将“大节有亏”，将其统统编入《贰臣传》中。
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但具体到每个人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有纯属贪生怕死者（如李永芳），有怀有个人野心者（如郑芝龙、吴三桂），有对明朝统治不满者（如洪承畴），有因明廷内部矛盾而降清者（如陈名夏）。因此，我们对“贰臣”应作具体分析。我以为，上述四种人中，除对洪承畴等那些因“对明朝统治不满”而降清者应有分析地批判外，都应予以否定。
为什么要对洪承畴一类降清者要有分析地批判呢？下面，我们以洪承畴为例，就他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一阐述。
据王宏志《洪承畴传》载，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短短的十五个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恶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为之人的不凡报负。降清之前，洪承畴对明廷可谓忠贞不贰，效尽犬马之劳。崇祯十一年（1638），他奉命“专督关中”，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俘获闯王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得“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然而却因权臣杨嗣昌的一纸“屡战无功，有纵敌之罪”的诬告信，被崇祯皇帝削去兵部尚书之职，改赴辽东，主持抗清事宜。明清两军松山之战时，洪承畴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抚镇亦每日食米一碗”，他为此连续上疏十八道，请求明军迅速增援。不料，这些求救书均为监军、太监高起潜私自扣下，导致洪承畴等人兵败被擒。这些事，在洪承畴的头脑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所以当他被生擒后，皇太极亲自出马，问寒问暖，“解所御貂裘衣之”，问：“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这里的“瞠视久”和“叹”四个字，充分显露了洪承畴当时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此时此刻，他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和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做出比较，从而说出“真命世之主”的话。洪承畴降清后，与皇太极在朝廷上有一番对话，皇太极说：“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被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洪承畴回答说：“旧无此制。迩（ěr，近）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从洪承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崇祯皇帝滥杀臣僚的做法是不满的。可见，笼统地说洪承畴的降清是贪生怕死似乎不足服人。
洪承畴降清后，先后受到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重用。从顺治二年至十五年（1645—1658）的十余年间，洪承畴身膺（yīng，承当）重命，摧毁了腐朽已极的南明诸王朝，消灭了残明势力，击败了农民军的联明抗清。他指挥的清军，所到之处，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和下层民众稍得复苏；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一劳永逸之计”。洪承畴在顺治帝亲政前后，多次希望顺治帝学习汉文，熟读六经，并促使整个清统治集团加速了尊孔崇儒、习学汉文化的进程。所有这些，有利于减少社会经济的破坏，减轻农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对于清初统治者的锐意图治，迅速促进满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于促进清朝一统局面的迅速到来，均有裨益。这是洪承畴一生的重要功绩和重大贡献，是应该而且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对于洪承畴一类“贰臣”，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如所周知，“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直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们具有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全体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大一统”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然而，这“华夏”与“中国”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民族主义，而是多民族间的融合体。正如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总结的：《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
按照公羊学派的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廷入主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了。明朝末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明朝中央政权、农民起义军（主要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部）、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崇祯九年即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自立为帝）。显然，这三股势力，不论哪一方，只要能结束明末以来的严重内乱而统一全国，都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和祖国领土的完整，因此都应予以肯定。那么，这三股势力，谁能担此重任呢?
明朝当时危机四伏、行将倾覆和灭亡，仅靠这样一个封建朝廷是不可能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的。而由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这一自身因素加之两支起义军内部矛盾重重，企图互相吞并，都决定了他们也不能担当统一大业的重任。 后金—清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依仗八旗制度为清军的崛起所奠定的社会基础，又积极采纳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实力比明廷、农民起义军均为强盛，加之皇太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又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满族贵族内部上下协调，步调一致。所有这些，都使后金—清政权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明清之际的三股势力中，只有被称为“夷狄”之类的清政权才能“匡王室而尊尊”，即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
由上所述可知，洪承畴于崇祯十五年（1642）降清，既是无奈之举，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应加以肯定。
我们今天评价洪承畴，充分肯定其为统一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而没有必要跟在乾隆皇帝的后面，大骂其“大节有亏”，是“贰臣”。当然我们今天肯定洪承畴，并非说他一生无瑕，而是有批判的（例如他镇压人民群众和正义感的士大夫）；肯定洪承畴，并非否定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他对旧皇朝虽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却是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同时也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
作者简介
李尚英，男，1942年生，辽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报编辑部原副主编、编审。主要着作有：《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等。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