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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卖官鬻爵新探--兼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

捐纳，又叫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制度，这就是捐纳制度。
捐纳开办由来已久，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嬴政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西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武帝时，令“吏得入谷补官”，“令民得入粟补吏。”（注：《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东汉末年，灵帝为了积财，“聚为私钱”，大举卖官，上自三公，下至羽林郎，均可以钱购买，公、卿、吏各有定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干戈，军饷奇绌，各朝无不“鬻官为市”；待天下甫定，新朝甫立，又因仓廪虚罄，率行开捐。以后的历代封建政权也无不开办捐例。
提起清代的捐纳，人们自然会想起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无不对书中那些捐官的迎合、钻营、蒙骗、倾轧、昏愦糊涂、卑鄙龌龊感到恶心，无不对那些蒙骗坑人的捐官感到切齿痛恨，是书对捐纳制度进行了批判，但它毕竟是小说，不是学术着作。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捐纳制度的出现和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客观”原因和特定的历史作用，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它。
清代捐纳制度，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三个重大途径，存在了两百多年，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　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广开捐例
顺治初年，清政府规定士子可以纳粟入监学习。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叛清，康熙帝发兵讨伐，因“度支一时不继”，决定暂开事例，允许士民纳赀捐官。开办两年，所入不下二百万有余”。捐纳最多者为知县、知州，大约有500余人。“三藩之乱”平定后，复因西安、大同饥馑和修浚永定河及增置通州仓厫，再开捐例。这几次捐例，除了翎衔、封典、加级记录外，不仅可以捐知县，还可捐道、府实缺官。康熙帝死后，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又发生叛乱，清军粮秣供应不上，即位的雍正帝特开办阿尔台运米事例。此后，为了加强西北、西南边疆防务，又继开营田事例、广西民捐谷入监事例。（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三。）雍正朝，除道、府、同知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州判、县丞均可报捐。1742年（乾隆七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水灾，乾隆允开捐例。规定：京官从未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京官以上至郎中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员为止；武职自游击以下，俱准捐纳职衔。1770年后又规定：凡文职，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的降、革、留人员，均可捐复，从而扩大了捐纳的范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开捐主要是为了筹集军饷和治河、赈灾的费用，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使政府在田赋收入之外，另辟财源，以济国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但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盛世”，有记载表明，当时“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户部库银尚有七千余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注：《清史稿》卷一一一，总字第3197页。）钱库存银因久存不用而变黑，仓厫积谷因年久而霉烂，政府只得散给民间。可见，国家经济并不困难，完全可以不开捐例。且每次开捐收银不过一、二百万，尚不及库储银的三十分之一，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有名的贤君圣主，总不至于为了区区几百万两银子而不惜开办“败坏名器”的捐例。它的开办显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首先与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社会上知识分子严重过剩有关。
清初，中国人口约在六七千万左右。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大量增加。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颁谕，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剧遽增长，到康熙末年，中国人口已突破1亿，乾隆中叶骤增至2亿多。清代学者洪亮吉对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情况曾有具体描述：“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二十倍焉”。然而当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世界书局仿古字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为士者十倍于前”，说明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有了大量增长，而“拥学授徒之馆不加增”，则说明地主阶级子弟在读书求仕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困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主同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相比，总是居于少数，但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层的人数，也必然相应增多。地主阶级的人口虽然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当时不论政府公职人员的法定数额，还是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加增。以进士为例，当时每次会试录取的进士名额最多者为雍正年间，一次录取406名，最少者为乾隆时，一次仅取96名。平时每科一般在300名左右。（注：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目录索引》，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这就造成了文化人严重过剩现象，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失业”，无官可做，给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压力。许多文人士子因“屡蹶科场，殚其毕生精力”，由少到老，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不得一第”的悲惨结局，而对社会心怀愤懑。薄松龄一生九试不第，说他“熬场半生，萧条无成”。他写《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志异而发泄胸中的不安。（注：薄松龄：《醉太平》，见于在春《清词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这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取补救措施加以解决。
此外，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也加重了文化人的严重过剩。清朝政权机构组织和官吏任免制度都是为着加强皇权服务的，在任用汉族地主官吏的同时，保证满族官吏的优先权。在任官制度上，清朝创造了“官缺制”，共分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根据官缺任用各族官吏。中央机关的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以及各地驻防将军、办事大臣、都统、参赞大臣等重要官职，几乎全是满、蒙官缺，专用满、蒙官吏，地方督抚也大多是满、蒙族和汉军旗人。（注：嘉庆以后，地方督抚的满汉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汉族官吏的人选逐年增多。关于这一点，详见拙着《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一书有关章节。）只有道员、知府以下的官员，汉人占的比例较高。凡属满官缺，汉官绝对不可补。但与此相反，京内外的汉官缺却允许满族官员顶补。官缺制造成大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在仕途上获得升迁机会，使文化人过剩的情况更加严重。
由于地主阶级人口大量增长，而“拥学授徒之馆不加增”，已有的县学、府学容纳不了众多的地主阶级子弟，结果造成了“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的情况。这些人“椎鲁游荡，兴灭词讼，武断乡曲，抗官扰民”（注：蒋良骐：《东华录》，康熙三十九年，第291-292页。），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给统治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方面是人口剧遽增加，另一方面是“地不加广”，物价又“十倍于前”，加上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兼并以及自然灾害，人民生计日益艰窘。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寻求活路，摆脱地主的掠夺、压迫，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反抗道路。而在激烈的兼并之中，一部分中小地主也“由富变穷，迫于饥寒”（注：《清高宗圣训》卷一四五，《蠲赈八》。）。生活在康熙时的文人龚炜说：“大抵今日富户变中户，中户变下户，下户变贫户”，“宦族日贫，屈节（与胥）往来者比比矣。”（注：龚炜：《巢林笔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另一个文人姚元之也指出：当时一些地主官僚也因“生齿日繁”而感“生计日难”（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清绪十九年刊本，第115页。），甚至少数败落的文人、富家子弟流入农民起义的洪流和反清秘密会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引起封建统治的“日夕不安”。对于农民的反抗，统治者的办法是先抚后剿。但对于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和社会上严重过剩的文化人问题，处理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因它直接与封建统治的利害攸关。因此，不能不采取切实的补救措施，这个补救措施就是开办捐纳。
还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帝就明确指出：开办捐例不仅为了筹饷，还在于“搜集异途人才，以补科目所不及”（注：《清史稿·选举七》，总字第3233-3246页。）。所谓“异途人才”，就是社会上过剩的文化人，即未入仕途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谓“补科目所不及”，就是要在科举考试制度之外，给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另辟入仕途径。1678年，康熙帝谕令各省生童，每人捐银百两，准予入泮，一科一岁。1680年，又令“廪生、增生、附生一体准其捐纳作贡”（注：《清朝野史大观》（二），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40页。），旨在让更多的汉族地主官僚子弟有入仕的机会。捐纳开办后，有人对之提出疑问，少数大臣如侍郎王掞上折反对，认为开捐只能“开侥幸之路，辟言利之门”，要求停止。（注：《清史稿·选举七》，“侍郎王掞疏”，总字3233-3241页。）康熙帝援古证今，加以驳斥。他说：“天下何地无才，何途无品，赀郎始自汉文，而文章如司马相如，政事如张释之，皆以赀郎显。故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实政惠民，不必格于成议而徇迂见。”（注：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掞传”，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253页。）康熙帝还下令，嗣后凡被革职的官员，只要“分别纳粮，许其开复原来官职”。（注：叶梦珠：《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雍正帝即位后，有见正途人员往往徇私结党，扰乱国政，认为“反不若授职富人，藉以牵制科甲，庶合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注：萧奭：《永宪录》（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因此，在位期间一再效法其父的做法，广开捐例。乾隆帝在位时，则把捐纳的范围一再扩大，有凡文武官职自员外郎、道府、游击、提镇以下均可捐纳。所以，捐纳的开办不仅起了科举制度的补充作用，使一大批地主阶级子弟在正常仕途之外，也可获得一定的官阶，而且有利于保持地主阶级内部的稳定，有利于增强地主阶级同封建政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封建政权的巩固。
捐纳制度虽具有“补科目所不及”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行政管理的弊端。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开办，这些弊端暴露得非常充分。每次开办捐例，报捐者都十分踊跃。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看，捐官花费不多。康、雍、乾三朝捐纳一个知县，只需银四五千两，当时社会上拥有数万两以上家资的不下百万人，且知县是个外官，任职一方，经手钱粮，办理狱讼，有油水可捞，廉俸虽薄，但“陋规优厚”，且收受规费不算贪污，所以几年内就可以把捐官所花费的银子收回来。从仕途上看，捐纳比科甲正途得官容易。科甲出身的人从秀才到中举、中进士，到得官，快则十多年，慢则无定期。至于“十年寒窗苦”，所花费的精力更是无法估算。而捐纳只需花上一笔钱，就可以得到一官半职。康熙时，捐官只需到部学习三年，到省试用一年，四年期满后就可以补官，比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们不知要快上多少年。所以，大多数地主、官僚、殷实之家多乐意花钱为其子弟捐官。此外，当时除了道、府、州、县捐费较巨外，其他佐贰杂职捐费一般都比较便宜。如贡、监捐即用知县，乾隆时只需银千两，即用小京官捐费不过四五百两。因为捐费不贵，所以报捐者很多。一些上等大户几乎垄断了道、府、州、县的官缺。而一般小康子弟也率多向亲友凑借报捐。一些生活每况愈下的中小地主，则干脆把捐纳作为谋生之路。美其名曰：“讨饭碗”。江浙地区地狭民稠，“为士者十倍于前”（洪亮吉语），故纳粟为官，各县皆有，其中又“以武进、阳湖、山阴、会稽（今绍兴）之捐为尤伙”（注：徐珂：《清稗类钞》（二），第539页；（三），第1360页。）。在捐纳人员中，还有不少土财主和商人。土财主又称白丁地主，他们是在激烈的兼并中变成富户的，但他们在政治上一无所有，为世族大家和官僚地主所歧视。他们为了改变这种地位，不惜花钱捐官，企图跻进缙绅之列。清代前期和中期，一般商人兼地主，商人资本多用于购置产业，进行地租剥削，或大量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盘剥农民和城市市民。商人虽腰缠万贯，但自古以来，社会上重农抑商，四民之中，商为末，商人地位最低，为一般地主官僚知识分子所歧视。商人、地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必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捐纳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纷纷捐官。
康熙年间，报捐者一般都是“家道殷实及自度才器尚堪任使者”。“一旦任官，经手钱粮，即思欲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亦不肯尝试为非，所以捐纳在初行时，尚无大弊。（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吏政”，总字第1975页。）但到雍正时，捐纳弊窦显露，经办捐纳的官员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1725年（雍正三年）广西巡抚李绂主持该省捐例，前后贪污银44.77万两。（注：蒋良祺：《东华录》，雍正三年，第432页。）雍正帝在公布年羹尧罪状时，其第十八条罪名即勒索捐纳人员银24万两。（注：《清代七百名人传》，年羹尧传、陆陇其传。）多数捐纳出身的官吏“不能发愤自砺，志趣卑陋，甘于污下，久居民上，荼毒小民。”（注：《清代七百名人传》，年羹尧传、陆陇其传。）到了乾隆年间，情形日趋严重。大量的地主、商人、官僚子弟捐官“以官为市”，造成“名器日滥”“流品杂沓”，“今赀郎日多，捐例日开，徒亵名器，无裨度支。”（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页。）不少捐官到任后，惟以“敛财以补偿之计”“收受陋规为职事”。而那些捐有官衔的纨袴子弟，更是依“官”仗势，横行不法；商人也以“官”为护符，加重对农民和市民的盘剥。捐纳的开办原意是要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果反而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乾隆末年，乾隆帝已看出这些问题。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上谕：“为政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暂开捐例，……以致铨选壅滞，人才不兴，可见捐纳一事竟当不必举行”（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三。），下令停止。他还要求子孙永远“奉以为法”，不再开办。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乾隆以后，中国人口继续增长，到嘉庆朝已突破4.33亿，清朝遇到了“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的局面。（注：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中说：清朝遇上了两个“前古所未有”：一是人口大膨胀，为历史上所未有；二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所有国家一齐侵吞蚕食我中华，实“数千年所未有”。）在4.33亿人口中，地主阶级的人口比原先有了相当数量的增长，文化人更加过剩，仕途变得更加狭窄，捐纳制度早已成了大批地主阶级子弟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捷径。捐纳制度虽弊窦丛生，但统治阶级却无法停止开办。1797年（嘉庆元年）嘉庆帝即位后，为了筹措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战费，违背祖训，再次开捐，于次年开办《川楚善后事例》。这次捐官，文官京官自员外郎、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非正途候补、候选正印人员均可报捐。道光帝即位的第七年，也参照嘉庆年间事例，开办捐例，并增加贡生捐中书，增生、附生捐教职的新规定。此后的历朝皇帝无不开办捐例。
二　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战费推行大捐
咸丰、同治年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连年不绝，清政府只得开捐收1851年咸丰帝即位，当年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为了筹措战费，仿道光朝的办法，开办筹饷事例。筹饷事例原定一年，但因太平天国起义一时无法扑灭，遂宣布无限期开办下去。这次捐例同以往开办的捐例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是实官捐纳，即所谓大捐。捐纳人员在领到户部凭照后，即可由吏部直接签发到任。捐纳的范围包括文武两途：文职京官自郎中以下，地方官自道、府以下；武职自参将、游击以下。这次捐例分别由户部捐纳房、捐铜局和各省藩库收银。由于条例纷繁，银数参差不一，加上经手官员侵蚀贪冒，以致在推行过程中弊窦百出，“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注：《清史稿·选举一》，总字第3108-3109页。）。捐纳由此冗滥。同治帝继位后，1866年（同治五年）户部奏准将筹饷事例所办成案、条例重新增删，并经谕准无限期延办。
筹饷事例虽经删改，但报捐并不踊跃。由于捐例屡开，社会上游资日益减少，许多地主、官僚、“豪富”在农民战争中不是被打死，财产被没收，就是逃往异地他乡，“日用不支”，无力为其子弟捐纳官职；一些小康之家也因社会不安宁，大多无做官的兴趣。一些与起义军占领地区邻近的州县生员虽想报捐，也因“纳赀往返，咸有戒心，而踌躇不前”。（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9页。）而不少捐纳实缺的人员因为战乱、道途艰险，无法到任或不敢赴任。即使到任，也因战事反复，辖地时得时失而无法视事，往往还因此革职丢官，这种情况使大多数人不愿报捐。山东巡抚阎敬铭在一份奏折中指出：当时各省军饷，除云、贵两省因地无所出，藉资一部分捐项外，其余省份多靠地丁、厘税。他说，开捐收银，国家收入甚微，“捐输不过补于万一，无裨军实”。（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总字第1960页。）
开捐收银虽然不多，但军饷亟待，刻不容缓。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对捐银减成折价。先是减折二成，继而减折三成、四成，乃至五成，甚而“不及定额之半”，并另增各种“尽先”花样，以此招徕大批捐纳者。清政府对捐银进行大幅度减成折价，除了筹款万难、军饷奇绌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许多被委派的前往失地的不少科甲正途出身的知州、知县“贼至之先，辄称出城堵御；贼去之后，又称带兵收复，巧于趋避，畏难苟安，莫此为甚”。（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总字第2264页。）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只好派遣捐员去，可能局面要好一些。在清政府看来，捐员中不乏“道德之彦”、“忠义之士”、“怀耿耿保国之心者”，派他们去赴任，总比“沦于发捻之手”为好。减成折价，出售实缺，既能活跃捐输，满足捐员一步到任的愿望；又可通过捐员帮助政府收复失地，恢复封建秩序，可谓一举两得。捐资减成折价，还符合当时地主、官僚的经济状况和实际要求。一部分官僚因为战乱不能赴任，平日搜刮有限，他们虽想为自己的子弟捐官，无奈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银两。所以，政府实行减成折价收捐，既能满足众多地主官僚为其子弟捐官的愿望，博得地主、官僚对朝廷的好感，而且又可以调动大小地主官僚共同扑灭农民起义。在清政府折价减成开捐的刺激下，不少地主官僚不惜倾家荡产，捐资买官。着名文人李慈铭，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其家乡久被太平军占领，其母卖田数十亩，为其积赀捐官，后来他在京捐了户部主事一职。他在给潘祖荫的信中说：“然弟既已破产为之，便不得不视为性命”（注：李慈铭：《致伯寅》，转引自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在太平军占领地区，在清政府“团练自保”的号召下，地主豪绅组织反动武装，与农民起义军对抗。清政府鼓励他们捐买官阶职衔，好让他们“部勒乡民”，指挥“团练”与起义军作战。对捐资实行减成折价，既同这些地主团练首领联络了感情，又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使他们死心踏地为朝廷卖命。苏州府元和县周庄镇枪匪头子费秀元捐得都司职衔后，受清政府督办江南团练大臣庞锺璐指挥，混入苏州太平军内，策划袭取苏州的阴谋活动。（注：据《周庄镇志》载，太平军并未进入周庄镇。其时，李秀成占据苏州，大造忠王府。经与费秀元谈判，以提供民工、砖石修王府为条件，换取太平军不入周庄。这为费氏谋取苏州提供了机会。）有些地主武装头子捐官后，镇压大平天国起义特别卖力。松江府方家窑富户金国钧“纳赀捐官，纠合族党，结盟御寇（指太平军）。（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4-505页。）
尽管捐资大幅度减成折价，一时吸引了不少地主、官僚报捐，但从当时开捐收银的情况看，捐例仍不旺盛。不但收银不多，甚至可说是得不偿失。1869年（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条陈力戒因循疏》中指出：
军兴以后，捐纳四开，而又减价以招之。不惟不足以济饷，而且足耗饷，何也？捐输减至数成，核其实银到部不过数厘，且即此数厘之中，有书吏之费，有局员之费，除捐铜一局之外，其余外省捐输，足恃以济急者，恐寥寥矣。（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吏政”，总字第1976页。）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应诏陈言时，也指出：“福建开捐自十年（指咸丰十年）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注：《清史稿》总字第12250页。）
尽管如此，为了迅速扑灭农民起义，筹措军饷，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地成立捐输局、劝捐局、督捐局，印发大量空白部照，命令各级官员乃至地方团练首领强行摊派勒捐。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后，“钱江与同幕五人赴里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注：《清代七百名人传》“钱江传”。）。南通地主熊兆云纳粟捐通判职衔后，奉命向灶户劝捐，灶民不愿，熊即留下部照，随指为私捐，限期缴银，灶民惧之怨之而无可奈何。（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通州纪事”。第569页。）徽州团练头目景皋捐上道员后，为了给湘军筹集饷需，在境内按户强行摊派。（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通州纪事”。第565页。）福建大多报捐者“皆系官府勒派而来”（注：《清代七百名人传》，第566页。）。类似的情况在江、浙、皖、闽、赣、鄂等地区普遍存在，以致一般小康之家情愿纳贿求免。于是办捐者趁机渔利。御史韩锦云在《严惩贪黩疏》中指出，当今捐纳已成民害。他说：
军饷不足，不得已而劝捐，果使涓滴归公，何至兵民交困？不肖官吏视为利薮，未充公府，先饱私囊，一经染指，受人把持，转手绅宦大族，畏其势强，无如之何！而抑勒侵渔，辄盈于中下户。（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 ，“吏政”，总字第1966页。）
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花翎红顶，几遍城市，既无官职可以自效，复无资财可以自存”。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以江苏为例，同治末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数十年不能得一缺”（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吏政”，总字1977页。）。文官如此，武官亦如此。江苏“有借款补缺，有以提镇而权千总把总者”，由于武职候补人员众多，以至一、二品大员无法安置，而力作自活者不可胜计。据说，曾国藩督两江时，有裁缝某日以一肩担两筐，担头挂一冠，乃红顶花翎若求沽者，后由曾氏用百金收回。（注：徐珂：《清稗类钞》（三），第1409页。）由于补缺无期，一旦署事，犹如饿虎入羊群，其贪得无厌，可想而知。大量的冗官冗员还造成铨选壅滞，严重影响正途出身官员的即补升迁。1869年，顺天府尹蒋琦龄上奏说：
捐纳扰乱正途，……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注：《治法通论》卷一，《皇朝道咸同光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8页。）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央专制皇权高度集中，无论是报捐者，还是捐员都较谨慎，在德行操守方面尚能注意检点，清政府对于捐员的贪酷行为实行严厉的打击，轻则徒流，重则大辟。那时捐纳推行，对吏治尚无大碍。咸丰、同治年间，清朝统治大为削弱，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吏治严重败坏。当时捐员中甚且有“一窃不通，徒以铜臭熏天，得以列名士版者。”（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一，“政本下”，总第975页。）大学士祁寯藻在一次奏对时说：
自粤寇乱后，赳赳武夫，以军功厕秩者，来历多不可问；空白札付，李戴桃ｊｉāｎｇ姜者往往而有；入赀为仕者，身家难说清白。（注：转引自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
清政府承认：“非但仆隶概与出结，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并闻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官，众人随同牢利”（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总字第358-359页。）。因系大捐之行，对军政危害尤大。正如左宗棠指出的：“若辈但晓牟私营利，何暇整军经武，此军政之所以败坏也。”（注：转引自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48页。）
还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不久，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就奏请删改事例，要求停止实官捐纳。但因当时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方兴未艾，清政府并未采纳。相反，户部还据此提出“统俟军务大定，库藏充足，再行停止”。1870年以后，捻军起义、回民起义相继失败，一部分官僚再次强烈要求删改事例，停开实官捐。加之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坚持，清政府才同意停止武职实官捐纳，但筹饷事例中其他部分仍按原先规定折价减成开办。
三　捐纳制度与洋务运动
捐纳制度在同治、光绪年间还同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发生密切联系，并对洋务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洋务运动前期，以训练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为主。从70年代起，又开始筹建海防、创办近代海军。军事工业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巨额经费，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十分拮据，满足不了洋务派的要求。在洋务派的一再请求下，清政府决定再次开捐，为洋务活动筹措部分经费。1883年前后，河南、浙江、安徽、湖北、福建、云南等省以洋务新政需款，纷纷请求开捐，清政府一一谕允。同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也以台湾孤悬海外，文报罕通，运饷艰难，要求开办台防经费事例，清政府准如所请，允许于台湾地方暂开实官捐输。凡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均按定例十成银数报捐，作为台防经费，主要用于台湾的军政设施。（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总字第2281页。）同年7月，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也以海防吃紧，添购军火亟需巨款，奏准于北洋开办军器捐输事例。中法战争爆发后，海防需饷浩繁，清政府决定统一各地捐输为海防事例，在全国推行。海防事例条款基本参照咸丰、同治年间的筹饷事例，而略加变通。开办头几年，年平均收入约在110-120万两左右，为海防“防费稍资挹注”。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清政府为筹集修河经费，停办海防事例，另开郑工事例。1889年黄河决口合龙，清政府停止郑工事例，另开海防事例。海防事例悉照郑工事例办理，所得捐项均归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动用。为了区别1887年前的海防捐，这次海防捐又称之为新海防捐。（注：汤寿潜：《危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92页。）甲午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因筹办江防需款，奏请在外省捐纳实官，即江南防务事例。
以上是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办捐纳的大致情况。除了山东、直隶赈捐和郑工捐外，其余捐例都是为洋务活动开办的，开捐所得款项，在1881-1895年间，约共收1100多万两，其中大部分用作海防经费。海防建设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带有抵御外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性质。因此，这几次开捐与咸丰、同治年间的筹饷事例旨在镇压农民起义相比，不仅目的不同，而且作用也有区别。
洋务活动的范围很广，包括外交、军事、工业、交通、教育等各个领域。洋务活动需要很多行政管理人员和各种技术人员，因此，它在客观上为成千上万无事可做的候补、候选捐官提供了就差的机会。在所有洋务机构中，从行政领导乃至办事员，大多是拥有各种虚衔的候补、候选人员。根据盛宣怀档案提供的有关资料：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开办于1876年，结束于1879年。三年中，共有委员（包括分局委员）14人，其中候选道1人，候补知府3人，候选、候补同知32人，候选知县1人，候补县丞1人，候补州同1人，候选通判1人，候补巡检1人。在5名帮办、提调中，同知衔1人，候补知县2人，候补州判1人，候补巡检1人。（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和荆门矿务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
又如1879年成立的荆门矿务局，督办、总办、会办、委办4人中，有布政使衔的1人，候补道1人，候选知府1人，候补知县1人。（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和荆门矿务局》，第412-510页。）
中国电报局自1884年成立，到1891年截止，共有198个分局委员，其中候选、候补知府为43人，候补道5人，候选、候补知县92人，候选、候补教谕以下的21人，候选、候补盐大使等22人，其他的候补主事、举人、贡生、监生的为15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通过捐纳获得的。（注：《中国电报局人名录》，据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盛档。）
以上所举的是甲午战争前的几个洋务企业。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继续开办，候补、候选捐员充斥洋务企业的情况并未改变。汉冶萍公司在1896年盛宣怀接办前，7名督办、总办、会办中，有布政使衔的1人，候选、候补道3人，同知衔1人，候补知县1人，候选郎中1人。（注：据《盛宣怀档案资料》未刊稿：《萍矿总局办事各首领职事藉贯薪水册》、《萍矿同人录》、《大冶、汉阳铁政局人事录》。）
1897年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12名督办、总办、大班中，有卿、寺衔的1人，布政使衔的1人，候补道3人，候补同知2人，候补县丞3人，盐运使1人。在9名分行大班、经理中，候选、候补、试用同知2人，候选、候补知县、县丞2人，候补通判1人，候补郎中2人。（注：《盛宣怀档案资料》未刊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大班人名录》。）
其他如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马尾船政局等较大企业中，领导构成情况也无不如此。在驻外使馆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如1889年4月，薛福成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在20名随员中，其中补用道1人，候补盐大使1人，候选知县1人，候补通判、县丞、直隶知州6人，候选府经历2人。（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版，第68页。）当然，在这些候选、候补的人员中，不乏军功、劳绩、保举之士，但大量的是捐纳人员。
洋务企业中之所以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一是由于捐纳屡开，社会上存在大批候补人员。光绪初年，全国仅捐纳一途，“统计候补人员自道府以至佐贰，大省辄二三千员，即云、贵边省亦有千余员”（注：李经邦：《筹款停捐三议》，《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三，“吏治二”，总字第360页。）。若“加上军功、劳绩、保举、荫袭、议叙的候补人员，总计当不下四、五万人”（注：朱采：《清芬阁集》卷二，《海防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洋务运动的兴起，为大量候补人员提供了署事机会。
二是洋务企业的组织管理形式，为大量候补捐员进入洋务企业提供了机会。洋务企业大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形式，始终离不开一个“官”字，只能由政府官员主持，以便清政府对洋务新政的控制。捐纳人员在入仕班次上虽属候补、候选，但毕竟是“官”，符合洋务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入选条件。
三是当时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多数不屑于洋务，拒绝参加洋务活动，清政府只得任命洋务派官僚和非正途出身的候补、候选捐员办理洋务。结果造成大量候补、候选捐员充塞洋务企业的现象。
大量候补、候选捐员经办洋务，对洋务运动兴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他们中也出现了一批人才。有些人通过办洋务，与外国人打交道，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接触，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了解，成为洋务运动中的“才干奇士”、“能员巧吏”和“明白时事”或“胜于科甲出身”的人。少数候补、候选捐员素怀经世之志，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而加入洋务运动。如华蘅芳、徐寿与徐建寅父子、李善兰以及郑观应、薛福成、薛焕等一批候补、候选捐员，直接为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中国科技发展、近代外交作出了贡献。不少捐员还参加了近代国防建设，如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期间，为了开发台湾和加强台湾防务，先后调遣数百名候补、候选文武捐员赴台，办理“建筑炮台、增置水雷、以及铁矿开采、电线、电报事务”（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46页。），为开发台湾、建设台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大量候补、候选捐员参加洋务活动，也给洋务企业带来了浓厚的封建性。由于历史条件和他们知识的限制，许多捐员仍用传统办法管理企业，把企业衙门化，使这些企业成效甚微。不少捐员不学无术，对洋务一窍不通，问其“何者为条约，何者为公法，何国为民主，何国为君主，何国为君民共主，均茫然莫应，又遑问天算机器之精微，国俗民风之同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8页。）。更多的候补、候选捐员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福州船政局“岁糜数百万帑金，徒供千百委员开支中饱之用”（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2页。）。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蠹币病公，钻营趋避现象尤为严重。捐纳人员的腐败不仅为顽固官僚提供了攻击洋务的口实，而且也使洋务企业的经营腐败，“不但不能兴利，复多亏损，大多数企业最后沦于失败”。（注：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四　捐纳制度与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遭到外国资本的排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便于同官场打交道和求得减免各种厘税的优惠，早期资本家中的大多数人都纳赀捐官。如1881年创办公和永丝绸厂的黄佐卿，捐了候补县丞；1887年创办宁波通久源轧花厂的严信厚，捐了候补道；创办近代中国海运、机器磨面厂的朱其昂、朱其召兄弟，捐了候补道；其他如着名的民族资本家叶澄衷、杨宗濂、彭汝宗等人，也无不如此。据对1863-1885年间开设的32个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政治身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候补道2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候补同知、候补通判4人，候补郎中1人。（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又如1885-1894年间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的55个创办人、主持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经办人中捐官的人数，比中法战争前有了明显增加。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的人数比先前更多。1895-1900年间新开办的64个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
此外，还可以从某一个工业部门创办人的捐官情况来加以说明。在1878年（光绪四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间，全国创办的10个民族毛纺织业创办人、主持人中，有候补道3人，员外郎1人，候补知县1人，捐官的人数几乎占了全部创办人、主持人的一半。（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其他纺织、缫丝、火柴业等部门也无不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1在这些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中，不乏经办洋务活动的官僚和在洋务企业任事的候补、候选捐员，因而增加了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中捐员的比重。拥有卿、寺、布政使衔和候补、候选道、府的大多是这些人。2民族资本企业创始人、主持人所捐官衔中，捐纳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以上官衔的极少，他们多数捐纳佐贰杂职。这种现象同民族资本家主要是中小地主、商人、企业主以及资金财力有限有关。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进一步放宽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并先后制订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在清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主持人捐官的情况日益普遍，甚至不少海外华侨资本家也纳赀捐官。
众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种方便，如与官府办理交涉可省去不少麻烦，可以从官府那里了解有关经营政策，获得有关企业经营方面的诸多信息，甚至还可以获得减免厘税等种种优惠，这些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同时也给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将大量资金用来捐官以及用于官场应酬、交际，使企业的资金不能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既妨碍了资本积累，也严重阻遏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有人说，由少数中小地主、商人转化来的民族资本家根本不懂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他们只是把投资入股办厂、办企业作为“时髦”，作为个人政治资本；把对工人剥削所得用来捐官，以与官场交接为“风雅”，所工厂衙门化，严重腐蚀了近代工业。（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60-362页。）事实表明，不少民族资本企业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与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有很大关系。此外，捐官也扭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对封建主义的屈从和依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同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纳赀捐官、自身官僚化有关。
五　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
清代捐纳制度在推行的二百多年中，除了为清政府增加了大笔财政收入外，还为那些怀抱经世之志、屡试不中的士人提供了从政机会。在这些捐员中，不乏“怀理繁治剧之才”、“抱御侮折冲之器”的人。就蔡冠洛所辑《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所载人物的粗略统计，有清一代由捐纳起家，以后迁至督、抚、提镇以上的军政大员有岳钟祺、徐用仪、盛宣怀、端方等20余人（注：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中、下三册，上海书店影印本。）。至于迁至其下官职的则不知其数。
在众多捐员中，有些还是晚清着名人物。他们中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定海三总兵之一的王锡朋，王氏在嘉庆时中武举，后纳赀捐升游击，官至总兵，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定海同英军作战时壮烈牺牲。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进入福州船政局前，也曾纳赀捐游击职衔，后积功升至总兵。他们中还有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同治初年以举人纳赀为刑部员外郎。他们中有不少是着名的洋务派官僚，如张荫桓、盛宣怀等，甚至有像徐锡麟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反封建志士，等等。有人说：若“捐纳不行，则其人何以表现？矧与其奔竞权门，夤缘窃爵，孰若输资国帑得随明扬，此捐纳之实情也。”（注：郑观应：《捐纳》，《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吏政上”，第355页。）
历史是辩证的。考察清代捐纳制度的全过程，它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洋务新政所起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圣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注：郑观应：《捐纳》，《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吏政上”，第357页。）冯桂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近十数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变捐例议》。）
文人孙兆雄则指出：咸丰、同治年间广开捐例，捐员“视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乱，漠然不动于心，而日朘月削，惟一己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坏，半由于此”。他还把捐纳病国害民之弊归纳为五个方面：
绾符可买，夷袒官吏，轻量朝廷，……名器滥，有损圣朝体制，害国体也；惟知剥民，竭民之脂膏，敛民之货财，侵挪吞用以饱私囊，害民生也；市侩无赖，目不识丁，或胸无点墨，一旦出膺道府州县、民社，于民事政事懵然无知，惟赖胥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无忌，而政事不可问，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举人员拥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未秩，士不安于读书，开侥幸之风，害人才也；纨袴子弟，不学无术，一旦捐纳得官，朝犹白丁，暮已列于仕版，俨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62页。）
由于捐纳制度弊病甚多，所以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地主阶级官僚士大夫的反对。鸦片战争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清朝在反侵略战争一败再败中，看到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强烈要求厘革封建政治，停止捐纳制度。他们指出：“捐纳十羊九牧，官多民少，最为无策”（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57页。）。“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57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还针对捐纳停止后清政府财政困难这一点，提出“富国不在捐输论”，认为当今求富之道多而广，不必靠卖官鬻爵一途。他们说：“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累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鹹纲（盐政），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行之？”“银行设，则钞票以行，而国债可借，至于国债可借，又何必再行捐例乎？”（注：王韬：《停捐纳论》，《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吏政上”，第357页。）
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再一次强烈呼吁停止捐纳制度。“多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而官制改革首在重人才，而人才之兴首在停捐纳。”（注：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一八，“治体六”第132页。）是年7月9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和部分官僚的建议，下令停止海防捐，后因戊戌政变而未实现。
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连衔上奏，指出中国积弱不振原因很多，捐纳制度是其一。捐纳“碍民生”、“丧国体”、“败纲宪”、“坏吏治”，“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嬲乱吏治，阻阂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变法，请即下诏永远停止。”（注：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7-89页。）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卖官。但谕令颁布不久，复因各省赔款摊派数额巨大，新政经费无着而再行开捐。当时正逢废八股、停科举，大批生员仕途受阻，因此争购官衔。有人形容当时捐纳者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注：徐珂：《清稗类钞》（三），第1360页。）。甚至“兆角之岁，隶名天官；胎妊小儿，预营仕牒”（注：《清朝野史大观》（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吏治腐败使清朝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1909年新成立的度支部还正式将日常捐例所入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1910年度支部制订的次年财政预算岁入表中，规定捐纳一项收银应为565万两。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垮台，这个预算计划才未实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随着清朝的灭亡，捐纳制度也成了历史的陈迹。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捐纳制度所带来的腐朽官僚作风仍残留在社会上，其余毒和影响远未廓清。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