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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渥巴锡（1742-1775年）是17世纪下半叶土尔扈特蒙古的着名领袖，其一生政治活动可从1771年胜利领导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祖邦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了摆脱沙皇俄国的民族压迫，他领导土尔扈特人民发动反抗俄国政府的武装起义，并率其部众毅然离开寄居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经过长途跋涉，冲破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祖邦故土；后期，面对回归故土后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从民族安定大局出发，采取了有效措施，终于使土尔扈特部众回国之后得以安然度过困境，走上了重新发展的道路。本文将依据中外史载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汉、满文档案，对渥巴锡一生的政治活动进行综述与评价，并对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略作论述。
一
1761年1月21日敦罗布喇什逝世[1]，渥巴锡承袭汗位，成为土尔扈特汗国汗王。19岁的渥巴锡是阿玉奇汗的曾孙，敦罗布喇什之幼子。当时在年轻时的汗王渥巴锡面前，并不是可以坐享其成的升平盛世，而是面临由于俄国政府加紧控制所造成的整个部落的动荡与民族危机加剧。
俄国女沙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支持下，对全国农民加紧压迫剥削。同时，对土尔扈特汗国也实施高压政策，力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变“土尔扈特为己属”之目的。[2]
通过改组扎尔固来限制汗权，是俄国政府加强控制土尔扈特蒙古的重要步骤。按土尔扈特蒙古的习惯，每一任汗王亲自物色人选，设立扎尔固，作为自己行使权力的执行机构。扎尔固“一般设在汗的宫廷内，汗的最好和最信任的宰桑，乘坐特殊的马车来出席，他们中往往有一、二位汗所信赖的大喇嘛。按照他们古老的习惯，一般不超过八人”，“对所有卡尔梅克人的统治都取决于这个扎尔固，在那里起草汗给卡尔梅克各领主的有关公众事务的命令，草稿传给可汗核准，然后眷写清楚，盖上汗印。汗印是由最好的和最信任的宰桑保管”[3]。扎尔固以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为处事依据，“扎尔固的一切决定只有经过汗的批准才能在法律上生效”[4]。但是，俄国为了限制汗的权力，1762年8月12日在正式承认渥巴锡为土尔扈特蒙古汗的同时，颁布了改组扎尔固条例。根据条例规定：“扎尔固由代表全体卡尔梅克厄鲁斯的诺颜组成，而不是只是一个可汗的扎尔固。扎尔固的组成必须经俄国政府批准，扎尔固内的一切事务现在应该按照多数来表决，并且当汗自己不同意时，也不能用自己的权力独自取消已经作出的决议，而后者提请沙皇撤消或改变它”[5]。更有甚者，“俄国政府还在帮助土尔扈特人处理案件的名义下，指派一名俄国军官参加扎尔固”[6]。经过改组，俄国政府在政治上主宰了土尔扈特蒙古诸部，作为土尔扈特蒙古汗王的渥巴锡，对于汗权的旁落和权力中心的转移，当然是有切肤之痛。
沙皇俄国还在推行“改革”的幌子下，妄图扶植已经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蒙古贵族敦杜克夫家族。敦杜克夫家族的主要成员是敦啰布旺布后妻贾恩和她所生的儿子道迪比和阿沙莱。敦啰布旺布死后，他们长期生活在彼得堡，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贾恩教名为维拉，道迪比和阿沙莱公别改名为阿列克塞和约纳，改姓为敦杜克夫，俄国政府“让敦杜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7]，这一计划不仅激怒了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蒙古的统治集团，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土尔扈特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宗教感情，俄国当局只好暂时收回成命。
如果说改组扎尔固和扶植敦杜克夫家族，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蒙古王公贵族的控制，那么，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流域的移民和对土尔扈特蒙古无休止的征兵，则直接影响到土尔扈特蒙古广大人民的正常生活。
土尔扈特部众初到伏尔加河流域时，这一带本是地广人稀，野草丛生的“俄国瓯脱地”。到18世纪，随着农奴制在俄国的发展，许多农民因不堪农奴制压榨，逃亡到伏尔加河流域垦荒。沙皇政府为了防止移民流徒，开始建立察里津防线，为稳定这条防线，1731年至1732年间，沙俄政府又鼓励成千上万的顿河两岸哥萨克举家迁徒到伊罗夫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之间居往，并为此建立了伏尔加河的哥萨克军队[8]。自18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移民仍纷至沓来，俄国的居民点也渐渐增多，哥萨克人居民点在土尔扈特人传统游牧区的激增，“引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怨恨”，土尔扈特人民与哥萨克移民“经常发生公开的冲突，而且日益频繁”[9]。1765年9月20日渥巴锡对“俄国人肆无忌惮地掠夺卡尔梅克人牧畜，甚至人”的强盗行径，向阿斯特拉罕省长别克托夫一再提出抗议，强烈要求俄国当局采取措施，制止使“卡尔梅克游牧区受到侵害”和继续增设移民点[10]。然而得到别克托夫的回答却是：“俄国移民是根据政府指令迁入的，因此是无法避免的。”[11]沙俄的移民政策给土尔扈特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连当代的苏联史家们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沙俄向土尔扈特地区移民，“使卡尔梅克游牧区的土地逐渐缩小，这一政策打击了那些拥有成千上万马群、牧群和人口众多的兀鲁斯的大封建主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加剧了卡尔梅克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12]。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无休止的征兵，也给土尔扈特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1762年叶卡德琳娜登上沙皇宝座，忠实推行彼得一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政策，据统计，1767年至1797年，俄国共征兵32次，人数超过125万[13]，土尔扈特人英勇善战，娴于骑术，自然是俄国政府征调的主要对象。1765年后，俄国政府“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14]，他们“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15]。俄国政府这一措施，包藏着险恶用心，即对土尔扈特人“暗行歼灭”[16]，可怕的灭族之灾，不仅使渥巴锡忧心如焚，同时也使全部落“苦于征役”[17]，“人人忧惧”[18]，一些饱经风霜的土尔扈特老人发出叹息：“土尔扈特人的末日来到了！”[19]
非常清楚，在俄国政府民族压迫政策统治下，可供土尔扈特人民选择的道路有几条：一是屈服于沙皇统治，完全听命于俄国的摆布，永远作沙皇的奴隶，而这对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蒙古民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二是拿起武器，以武装反抗来争取民族独立，而这在当时沙俄统治力量于伏尔加河流域占优势的情况下，又是难以实现的；还有一条道路，就是发动武装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控制，重返自己的祖邦，这条道路也是土尔扈特人民多年来向往的。
早在土尔扈特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不久，就几次想重返祖国故土，只是由于路途遥远，旅程艰难而未能付诸行动[20]。但他们却依然与卫拉特各部及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派人回国，探望亲人，“奉表入贡”，并到青海、西藏“熬茶礼佛”。1714年土尔扈特还举部盛情接待来自祖国的亲人——图理琛一行，所有这一切在土尔扈特人民记忆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把东方的祖邦视为理想之地。每当在异邦身处逆境时，便自然而然产生重返祖邦的思想。据沙俄档案记载：阿玉奇汗曾“两次蓄意出走而去中国”，而“敦罗卜旺布和敦罗布喇什也有此意图”[21]。而这对渥巴锡来说，由于沙俄控制空前加强而造成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其东返祖邦的思想不能不变得更加迫切与渴望。尤其当他接到沙俄政府要他交出一个儿子和300个贵族子弟作为人质的命令时，新仇旧恨[22]使他再也无法忍受沙俄政府的“征兵求质之烦”[23]。所有这一切终于使渥巴锡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武装反抗，东返祖邦，以求生存！
渥巴锡至迟在1767年初已开始酝酿东返的大胆计划[24]。正如渥巴锡自述：“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的人为此感到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的统治，而希望看到自己的遵守共同法规的同胞和自己原来的故乡”[25]。
制定周密的东返计划，是实现武装起义、重返祖邦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战胜内部敌人的告密与避开沙俄当局的严密监视。年轻的渥巴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不仅战胜了内奸的多次告密，而且运用巧妙的手段，麻痹住沙俄当局，顺利地完成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以土尔扈特为主体的卫拉特蒙古王公贵族（包括和硕特、杜尔伯特一些家族），在沙俄控制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其内部早已发生了分化。如前所述，以敦杜克夫家族为代表的极少数封建王公，已完全东正教化，俯首听命于沙俄政府的指挥；还有一部分王公贵族，他们或者不是渥巴锡家庭的嫡系、亲信，或者是在争夺汗权的斗争中与渥巴锡家庭发生过矛盾冲突，因而他们支持沙俄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渥巴锡权力的措施，和硕特部的扎木杨就是这部分王公贵族的一个突出代表[26]。因此，当东返计划一开始酝酿，扎木杨即屡次写信给沙俄阿斯特拉罕省长别克托夫，密告渥巴锡“已决定尽快渡过伏尔加河去中国”[27]。然而，扎木杨与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为人所共知，因此这一切并未引起沙俄最高当局的注意。尽管别克托夫狡诈多谋，疑心重重，可是由于他此时已被解除主管土尔扈特部的职务而不能直接过问。而当时主管土尔扈特部事务的基申斯科夫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军人，与别克托夫一向不和，根本不相信别克托夫所得到的情报，认为是故意夸大事态，制造混乱。基申斯科夫更不相信渥巴锡敢于组织全部族东返，他曾用轻蔑的口吻对渥巴锡说：“你必须明白，你只是一头用链子拴着的熊，赶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不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28]
基申斯科夫骄横的态度，以及他与别克托夫的矛盾，恰好为聪明的年轻首领渥巴锡所利用。渥巴锡一方面与基申斯科夫周旋，同时又极力向沙俄政府诉说，尽人皆知，他和扎木杨不和，所以扎木杨如此中伤他[29]。另一方面，渥巴锡于1768年至1769年，应沙俄政府之命，亲率2万士兵奔赴高加索，“参加与土耳其的战争”[30]，借以麻痹沙俄当局。正由于渥巴锡运用了一些巧妙计谋，致使沙皇政府于1770年8月3日的诏令中作出“对他们（指土尔扈特人——引者）所持的一切猜疑都要归罪于扎木杨领主玩弄权术[31]”的结论。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击败扎木杨的破坏，使渥巴锡为组织起义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如果说制定周密的计划，挫败内奸的破坏是实现起义、东返祖邦的首要任务，那么，组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则是完成东返计划的必要前提，渥巴锡团结了一批土尔扈特贵族，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成为在筹划、组织武装起义进程中，仅次于渥巴锡的重要领导人。
策伯克多尔济出身于土尔扈特名门望族，是敦罗卜旺布之孙，论辈份虽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长，且富有计谋。因此当渥巴锡承袭汗位后，策伯克多尔济出于对汗权的觊觎，跑到彼得堡活动，希望在那里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成为土尔扈特蒙古的统治者。但俄国政府在力图抬出敦杜克夫家族取代渥巴锡的图谋受挫后，转而采取在表面上支持渥巴锡，实际上通过改组扎尔固来限制汗权的对策。因此，俄国政府对在彼得堡活动的策伯克多尔济说：“要他满足于从前得到的厄鲁思，如果追求权力，以后会把他安置在督办（指渥巴锡——引者）所辖的扎尔固”[32]。1765年5月8日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改组后的扎尔固成员，名列八名成员之首[33]。但是策伯克多尔济不甘心充当俄国政府控制奴役土尔扈蒙古的代理人，因在俄国政府那里，已无所可获，敦杜克夫家族虽是近亲，鉴于权力上的矛盾，也不能依附，对土尔扈特蒙古各种政治势力，唯有渥巴锡最孚众望。这一切终于使策伯克多尔济选择了渥巴锡作为自己政治上的盟友。策伯克多尔济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能从民族大义出发，抛弃个人恩怨，和渥巴锡一起共同在组织、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舍楞（又写作舍棱），他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之六世孙。舍楞先世早年未随大部土尔扈特西迁、而是“独附牧伊犁境，为准噶尔属台吉”[34]。舍楞参与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又用计诱杀了清军副都统唐喀禄，旋投奔土尔扈特汗国。当舍楞率部到伏尔加河游牧后，痛切地“发现伏尔加的土尔扈特人已经在俄国统治之下”，因此“使之大失所望，他们感到普遍的不满”[35]。正是基于对俄国统治政策的不满，舍楞和渥巴锡在政治上找到了共同语言，终于成为渥巴锡的得力助手。
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东返祖邦的计划，经过近4年的准备，到1770年已就绪。这一年秋天，渥巴锡从高加索前线回来后，随即与亲信王公越过伏尔加河左岸，在维特梁卡（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处）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为了不再把计划泄漏出去，参加会议的除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外，仅有舍楞、巴木巴尔（渥巴锡族弟）、达什敦杜克[36]和大喇嘛罗卜藏丹增等4人，“没有通知其他任何一个贵族”[37]。会上，经过庄严宣誓，“通过明确决议，离开俄国”[38]，返归祖国，并“决定在下一年——虎年，即西历一七七一年开始行动”[39]。以渥巴锡为首的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6名上层贵族，形成了实际的领导核心，在以后领导起义与东返祖邦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
1770年冬天，为了使东返计划顺利实施，渥巴锡在政治上制造假象，继续麻痹俄国政府。12月26日，渥巴锡给正在叶诺塔耶夫斯克过冬的基申斯科夫写信，告知自己将“从住地出发去集结军队，因为与俄国敌对的哈萨克人要袭击卡尔梅克人”[40]。对此，基申斯拉夫虽心存疑虑，但还是作了错误的判断。这从他在1771年1月3日下达给常驻渥巴锡牙账的杜丁大尉的第四号命令中可以看出，“他以为督办自己要与哈萨克人发生争执，才筹集军队，为此他责成大尉设法劝阻，并要杜丁注意观察集结军队的目的何在”。与此同时，基申斯科夫“又派出百人长纳巴托夫、一名通译及15名哥萨克前往协助杜丁”[41]，但是，为时已晚。
“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42]。如果说，渥巴锡在组织起义，计划东返阶段中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与斗争策略，那么，在起义发动之后，踏上返归祖邦的伟大征程中，激烈而残酷的军事斗争，使这位年轻的土尔扈特首领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表现出军事上的智慧与魄力。
在起义之初，渥巴锡采取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方针，发动起义，给敌人以闪电一击，然后以最快速度抢渡乌拉尔河，迅速摆脱敌人，在当时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这一战略思想和行动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在渥巴锡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在袭击俄国驻军杜丁大尉兵营与歼灭基申斯科夫的增援部队的同时，渥巴锡把3.3万多户近17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3路大军，浩浩荡荡地踏上东返祖邦的征程。据俄国史家的记载：前面派出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前锋，“目的是要他们扫清障碍，渡过雅伊克河（乌拉尔河——引者），赶走雅伊克河岸的哥萨克。其余领主在队伍的两侧行进，而中间行进的是率领2万人之众的督办（即渥巴锡——引者）和策伯克多尔济”[43]。经过10余天的急行军，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先头部队摧毁乌拉尔河流域的俄军要塞之后，整个东进队伍穿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迅速地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44]，把尾追的俄军远远地抛在后面，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是，东返的征程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在沙俄军队截击、尾追的形势下，东归的土尔扈特队伍渡过乌拉尔河以后，进入了艰苦斗争阶段。沙俄政府在得到土尔扈特人武装起久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将基申斯科夫押解回彼得堡，并急令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45]，接着又派出特鲁本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与此同时，在沙俄政府唆使下，哈萨克小账首领努尔阿里汗联合巴什基尔人也不断发动袭击，给艰苦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巨大损失[46]，而长途行军中无法避免的严寒与酷暑，还有泥泞难行的黄水草滩和滴水不见的茫茫戈壁，更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亘古未有的困难，致使疫病流行，人口锐减，牲畜死亡。
然而，渥巴锡并没有被重重困难所吓倒，他在与敌人的作战中，机智勇敢。当东进队伍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伊什姆河附近的木哥扎雷山口的奥琴峡谷——这是一个东进必经的险要山口时，这一山口的通路已被哥萨克人占领。如果不歼灭这支哥萨克守军，攻战山口，整个队伍则无法继续前进。在整个部落的安全处千钧一发之际，渥巴锡显示了勇敢与机智。他亲自派出一支强有力的精悍队伍，由山涧峡谷悄悄迂回到哥萨克人后面包抄，哥萨克守军在土尔扈特人前后夹攻下，全部被歼。从而打通了东进的道路。
渥巴锡不仅在强攻战斗中表现出大智大勇，而且在军事上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危急境地时，以他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变被动为主动，使整个东进队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在冲破哈萨克人包围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土尔扈特队伍行军到姆英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账阿布赉苏丹的5万联军的重围，通往准噶尔的道路被切断。渥巴锡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还在押的1000名俘虏，从而争得了3天的喘息时机。渥巴锡亲率主力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重围，继续向巴尔喀什湖挺进[47]。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6月初5（阴历），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和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主力和大队家属[48]。渥巴锡完成了领导土尔扈特武装反抗沙俄、东返祖邦的壮举。
可以看出，渥巴锡作为土尔扈特部最高首领，在反抗沙俄压迫与重返祖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渥巴锡不愧为我国蒙古族杰出的的领袖与民族英雄。
二
返归祖邦后的渥巴锡仍面临重重困难和众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土尔扈特蒙古部众经过长余跋涉、残酷斗争，损失惨重，处境艰难。来自察林河畔清军的现场记述：“其投来者内，皆为老弱孤独，妇女幼儿甚众，摇晃行走而来。至其游牧处观之，则饥馑疲惫者甚多。……看来已是甚为窘迫”[49]。而“策伯克多尔济所率近百人，马驼混骑，驼上亦有双人骑者，马驼膘疲，多露疲惫不堪之貌”[50]。乾隆在读过这些报告后，尚且发出“惟此七万余众，冻馁瘠之形，时悬于目而恻于心”的感叹[51]。作为土尔扈特蒙古首领的渥巴锡，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部众、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所处的困境，当然更有切肤之痛。因此，怎样尽快让归国部众摆脱困境，渡过难关，早日安顿游牧，重建生活，是急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如何消除清政府的疑虑，是渥巴锡面临的又一难题。从土尔扈特蒙古的首领与部众方面言，由于长期身居异国，备受“俄国民族压迫政策的欺凌，加之，百余年来土尔扈特向清政府进贡请安，输诚已久”[52]。对祖邦故土充满着深厚情意，视之为理想之邦。渥巴锡说得很明白：“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的人为此感到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的统治，而希望看到自己的遵守共同法规的人和自己原来的故乡，才迁出俄国来放牧”[53]。此时此刻，他们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在情理之中。
从清政府方面言，情况则复杂很多。一方面清政府得悉土尔扈特回归消息后，在如何对待土尔扈特回归这一问题上廷臣们虽有争议，但乾隆在综合分析了舒赫德上奏的大量材料后，对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的原因与真实意图作出了判断。他认为，土尔扈特之所以离开生活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是因为“俄国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指渥巴锡之子——引者）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54]。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的实际处境来看，他认为“彼即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因而他指出：“其归顺之事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55]。所以他指示群臣不必多加疑虑。关于如何对待舍楞等人，在乾隆思想中也有个变化过程。最初，他判断舍楞等人获罪不敢回来。当确知归来人中有舍楞等后，乾隆提出：“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伊等属众，将伊等安抚诱来”[56]。这里乾隆所说的“安抚诱来”，即是以招抚手段先把舍楞等人“诱来”，至于来了以后怎样处置，是罚、是赏，并未说明，但就其一个“诱”字来看，可以看出他对舍楞等人表露出极大不信任。当清政府逐渐弄清舍楞的政治态度后，乾隆便改变了初衷，认为对舍楞等人“不需如此办理”。因为在他看来，“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仍是彼等自愿亲自乞来，反而将其治罪之理乎？”[57]，因而决定“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还特加恩赐，照杜尔伯特之例，接济产业，分定游牧，伊之所属部众，仍归伊管辖”[58]，确定了对舍楞等人的基本政策。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调集大量物资，准备对部众进行赈济。但是，另一方面，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之回归仍心存疑虑，这是因为乾隆对自己的决断尚需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更主要的是，由于清政府与准噶尔部长期的时战时和，对以多年努力才最后铲平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的清政府来说，有一种本能的忧虑，担心返归的土尔扈特人众在重返故地后，割据自立，破坏刚刚获得的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与安宁。消除清政府这个心病，是土尔扈特部众能否获取妥善安置的重要前提。
再次，渥巴锡还面临来自土尔扈特蒙古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干扰，其表现则是策伯克多尔济的争权和舍楞的离心。为争夺土尔扈特蒙古的汗权，策伯克多尔济与渥巴锡本来就存在矛盾，只是在民族矛盾尖锐，并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东返胜利后，形势发生变化，潜在的矛盾又趋上升。原先汗权之争则以争东返领导之功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如清政府所描述的：“策伯克多尔济却以此归顺者，皆出自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59]。在东返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又凡事均与策伯克多尔济“商议而行，竟然不可相离”[60]。至于舍楞，由于受到清政府的宽宥，感恩戴德，“合掌叩首”[61]。及至受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任盟长后，更是欢喜万分地说：“我之愿望，亦是此也”[62]，满足于一己之得，一隅之安。原先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此时已不复存在，致使渥巴锡面对坚持推行众建以分其势之策的清政府，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
显然，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是关系土尔扈特数万部众生存、发展的性命悠关的大事，也是评价渥巴锡后期政治活动功过的主要依据。
自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五在伊犁河畔渥巴锡与清军总管伊昌阿等会见，直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八日病逝，在三年半时间里，渥巴锡为土尔扈特蒙古在故土重新生活，作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果断决策承德之行。
六月初五伊昌阿会见渥巴锡时[63]即提出，“观尔等前后到达之情，已真是疲惫穷困之极，大皇帝所居甚远，此地一切事宜，均由将军、参赞大臣承担办理，尔等若不将此等情由亲往乞述于将军、参赞大臣，我等岂有将尔等何项难处提出呈文，并将所报酌情办理之理乎？况且适才我将军、参赞大臣尚与我咨文前来，初三日与策伯克多尔济会面，暂且留下。俟尔等抵达商办，指定良牧居之，办理完毕，将自愿前往京师朝觐大圣皇帝之清明台吉头人，均返遣其游牧收拾启程，由此看来，若尔等越早前往，则对尔等之众越发裨益”[64]。也就是说，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舒赫德会见。渥巴锡在当天即派舍楞通知伊昌阿等，表示可以随时动身前往伊犁会见舒赫德，舍楞转述渥巴锡之言：“我等起程之时（指东返起义之日——引者），择吉日往此而来，沿途仍遭如此穷困，今我等之众均至这般极地，又择什么吉日？我等今日即刻起程前往，此去之时、巴木巴尔、舍楞与我等三人同往”[65]。次日，即初六起程奔赴伊犁，十三日抵达伊犁会见舒赫德[66]。在伊犁期间，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车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67]。舒赫德还交于渥巴锡等乾隆谕旨，内云：“当尔等来朝时，定赏衔品，重施厚恩，尔等蒙受存留之”[68]。渥巴锡等一行于六月二十五日在舒赫德陪同下离开伊犁，取道乌鲁木齐、巴里坤，经兰州、凉州、大同、宣化、过怀安，进张家口直奔承德。
清政府为了在承德接待渥巴锡，事前作了精心准备。乾隆指令沿途官员对过境的渥巴锡一行，要设宴招待，宴会必须显示出大方、丰盛、热情，而且对渥巴锡所用马匹、牲畜，“务饬多备，不致耽误伊等上路”[69]。可见，乾隆对渥巴锡一行来承德是何等的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沿途一些地方官吏因玩忽职守、接待不周，而多被革职。如总兵恒德、山西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怀安知县何燧等。甚至连山西巡抚鄂宝、直录总督杨廷璋等地方大吏也因没有对“异域来归”的渥巴锡一行盛情接待而受到申斥[70]。不仅如此，为了慰问土尔扈特蒙古首领沿途的辛劳，乾隆两次遣专人送荷包、褂子，“权且分赏来朝之众，”并谕告“待伊等抵达避暑山庄后，仍赐宴恩赏多样朝物。[71]”
渥巴锡一行到达承德后，清政府对他们的活动安排，接待规格，以及封赐恩赏等方面，都参照了乾隆十九年对三车凌的旧例。经过精心安排，反复部署，使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实施的收抚政策更加充实与完善，我们可从渥巴锡在承德的活动中看得非常清楚。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上旬，渥巴锡一行在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陪同下，如期抵达木兰围场的伊绵峪[72]。渥巴锡在承德的活动以九月十六日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九月八日至九月十六日在木兰围场，九月十七日至九月三十日在避暑山庄。
九月初八傍晚，渥巴锡在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了乾隆，乾隆在行帷中亲自“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73]。了解土尔扈特部的历史及其自俄返华的情况。在这次觐见中，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首领向乾隆进献了礼品[74]。据乾隆自撰的诗文和清政府档案记载，他们除了向乾隆进献“七宝刀”、“银鞘刀”外，还有弓箭、腰刀、手枪，钟表等物多件[75]，表明他们投归清朝的诚意。
第三天，即九月初九日，乾隆在伊绵峪围猎营地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渥巴锡等人。参加筵宴的大臣、内外蒙古王公以及卫拉特诸部首领几近百人，其规模之隆盛可想而知。
渥巴锡等在木兰围场期间，乾隆还让他们在苍山滴翠，枫林似火的伊绵峪中参加规模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围猎。伊绵峪（伊绵，汉语会归之意）是过去卫拉特、哈萨克、布鲁特等族使臣朝谒乾隆的老地方，这次渥巴锡等来到这里向他朝谒并参加围猎，使他分外高兴。他曾写诗抒怀说，“……类已全归众蒙古，峪徵嘉兆信伊绵，无心望蜀犹初民，天与钦承益巩虔。”[76]表现出他志得意满的心情。在这次围猎中，正好先期来归的杜尔伯特部车凌乌巴什以围班扈跸行围，与舍楞相遇，他们是老相识，二人在围场相见，大喜过望，百感交集，“握手懽语移时，誓世为天朝臣仆”，[77] 一时传佳话。
渥巴锡等随着乾隆行围3天，至九月十三日即按原计划，随同乾隆经博尔城行宫、中关行宫于九月十七日抵避暑山庄。
按清政府预定“于（九月十七）日抵达避暑山庄时，乃即传谕伊等受封之”[78]，因此，当抵达山庄后，随即颁布封爵谕旨，[79] 对来归的土尔扈特蒙古大小首领均予封爵。渥巴锡封为乌讷恩素诛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其他首领也分别授爵。曾参加渥巴锡1770年秋在维特梁卡（在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召开重要会议（决定举部东返）的成员：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80]，分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毕锡呼勒图郡王，均为封爵之首。经渥巴锡推荐，另一个参加维特梁卡会议并在东返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达什敦多克，被封为一等台吉。其他重要首领也都依次加封：如封恭格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默们图为济尔哈朗贝勒，沙喇扣肯为乌察喇勒图贝子、奇布腾为伊特格勒贝子、雅兰丕尔为阿穆尔聆贵贝子。
九月十八日，即渥巴锡抵达山庄的次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俗称楠木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面诉了他们悲壮的东返过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渥巴锡在避暑山庄住了近半个月，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典，“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81]。九月二十日正值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渥巴锡等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瞻礼参加盛大法会。乾隆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于两块巨型石碑，正是乾隆对土尔扈特实行收抚政策的历史见证。
在山庄活动中，体现清政府收抚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则是对土尔扈特王公们实行厚赏。赏赉本是清政府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项传统政策，对土尔扈特蒙古也不例外。从上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在土尔扈特部众返归后，就立即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调拨大量物资供给来归的土尔扈特人众，计有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件，棉布6万多匹，棉花近6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这些物资对饥困交加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有如雪中送炭，使土尔扈特人民渡过了难关。但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王公的赏赉则是在避暑山庄集中进行的。据档案上记录，清政府在一次赏银中，就赏给渥巴锡5000两、策伯克多尔济4000两，舍楞3000两[82]。而且每次宴筵必有赏赐，赏物名目繁多而渥巴锡的赏物又比参加宴筵的各少数民族王公更为优厚，列为首位[83]，这说明乾隆在执行收抚政策中，十分注意拉拢其民族首领的重要性。
渥巴锡等在承德的活动，到了九月三十日，已近尾声，遂先后启程离开承德。至此，渥巴锡承德之行便圆满结束。
现就实现承德之行双方意图和通过此行渥巴锡达到的目的再略作一分析。
就清政府方面言，安排承德入觐，厚赏土尔扈特蒙古众首领，以满足乾隆出自封建大一统的万众归一欢欣之情，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将渥巴锡等是否愿意入觐承德，作为对其归国之举是否忠诚的一次考验。当时，卫拉特蒙古诸部重要首领远道来归，入觐承德已有先例。乾隆十八年（1753年）冬，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率所属3700余户内归，清政府即于次年安排承德入觐，厚加封赏。乾隆十九年（1754年）冬，辉特部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部纳默库、和硕特部班珠尔率所部2万余人“款关内附”，同样也安排承德入觐，厚加封赏。但次年阿睦尔撒纳策划叛乱时，就拒绝入觐承德。历史事实，乾隆记忆犹新。
就渥巴锡和土尔扈特蒙古诸首领方面言。归国之初面临诸多困难，但从当时形势全局出发，要使处于困境的数万部众得以安生，唯有指望清政府“早指良牧而居，则我之属下可获蒙受恩泽，得以生活”[84]。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清政府的疑虑，渥巴锡在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商议后，一致决定，将数万部众交于清朝官员照料，渥巴锡亲率领导东返斗争的主要首领：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默们图、劳章扎布、沙喇扣肯、雅兰丕尔等12台吉和土尔扈特扎尔固成员：大喇嘛罗卜藏丹增、达什敦多克、甘珠克图、查干曼济、津巴（策伯克多尔济亦为扎尔固成员），以及所属宰桑13人，喇嘛7人，随从20人，入觐承德[85]。应该说，渥巴锡决策承德之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清政府的不安和疑虑，在承德封赏王公同时，乾隆对数万土尔扈特部众的赈济也是及时和慷慨的。这在乾隆所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中已有所述。需要指出的，通过承德之行渥巴锡更确切地了解到清政府众建以分其势的政治意图，即所谓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断不能“共处一地，务必另择较远之所分住之，方裨益于事，”“在放盟长、协理将军时，伊等三人，朕亦个别放之。[86]”对此，渥巴锡曾表示过异议和不满，提出自己仍是统辖土尔扈特蒙古的汗。但在当时形势下，想与清政府抗衡，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加上自己的主要伙伴舍楞、策伯克多尔济在清政府的厚赏面前志得意满，对渥巴锡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舍楞在离开承德前夕说：“吾为有咎于大皇帝之人，惧罪逃离国土，投奔俄罗斯，原非与旧土尔扈特等共处，”此次“蒙皇恩殊深，均出乎意料，”而“无法报答于万一，殊为感激”[87]。策伯克多尔济自被“封其为亲王，多加赏赉后，伊尚感悦备至，毫无胸怀异心之状”[88]。渥巴锡当然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便从清政府处争得更多的自主权利。渥巴锡清醒地认识到严酷的现实，放弃了对全部土尔扈特部众的统辖权，而将自己主要精力放在协助清政府安置部众，以期让自己的部众尽快地走上重建生活的道路。
土尔扈特部众安置的妥善与否，直接关系着数万人的安全越冬和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因此，无论是渥巴锡还是清政府，在实现了承德入觐之后，均视此为第一要务。
回归之初，对如何安置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有一总体设想，乾隆曾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理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住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济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方妥。[89]”考虑到承德入觐后，时已近深秋，西陲之地，早已冰封雪飘，因此，清政府在七月间即提出如下安置方针：“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失，既先不分别指地遣往，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90]。不过通过在承德对土尔扈特众首领的了解，乾隆最后决定“指地安置伊等，务以间隔而住之”的原则，[91]并立刻实施。在乾隆三十六年秋冬即据分封情况进行安置。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住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择地越冬，来年进住水草丰美、亦耕亦牧之处”[92]，并“施恩舍楞为正式盟长，沙喇扣肯副之，以便严加约束其属下”[93]。次年四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94]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策伯克多尔济“移驻和布克赛尔，以为该处水草俱佳，殊甚感激”，俟其弟奇哩布“病愈，即迁入和布克赛尔”。[95]
到乾隆三十七年春，安置情况大休上是“今和硕特游牧民移居裕勒都斯，郡王巴木巴尔游牧移居济尔噶朗，贝勒默们图游牧移居精河，渥巴锡游牧移居斋尔等地，策伯克多尔济游牧移居和布克赛尔。”[96]
由于东返征程损失过重，元气大伤，安居之初，仍困难迭生，特别是渥巴锡所属部众。据返归之初清政府的实地调查，渥巴锡所属部众有8251户35909人[97]，加上附牧于渥巴锡的其他旧土尔扈特部众，人数不下4万余众。占了东返部众的大多数，他们暂居于斋尔地区，仍遇到极大的困难。
其一，疫病流行。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时间里，出痘而伤亡者“已达三千三百九十余人”[98]。在这场天灾肆虐中，渥巴锡的个人生活也遭到巨大的不幸，他的妻子、儿子、母亲以及幼子相继在乾隆三十六年一月十日、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月下旬“出痘病殁”。[99]
其二，务农不善，土尔扈特回归之初，清政府在慷慨赈济同时，出于自私的政治考虑，认为“倘使伊等只从事繁衍牲只并行狩猎，则其力未免逐渐强大，一旦强大，绝非好事”，因而提出：“寻其多加务农，尚裨益于事”[100]。由于土尔扈特世代放牧，不谙农务，清政府尽管大力发放种籽、资助耕畜、传授技术，仍收效甚微。加上疫病侵袭，竟达生计不敷的境地。清政府在一则报告中说：“去岁（乾隆三十七年）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中，除土尔扈特贝勒默们图之游牧外，共余游牧所种谷物俱皆欠收。”[101]
为摆脱困境，渥巴锡多次力求移地放牧，终于获准，几经协商，渥巴锡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珠裕都斯草原作为新的游牧地，并派人会同清廷官员一起踏勘，认为该处“冬夏牧场，可耕之地，足够种植放牧”。[102]乾隆三十八年七、八月之交，渥巴锡率领部众分六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之回子噶杂那奇伯克买麻特克里木”响导下，向裕勒都斯草原移牧，至此，土尔扈特牧地基本确定，一直沿结至今。
尚需说明，联邦德国学者海西希教授在论及土尔扈特回国后处境时，曾引过一则土尔扈特谚语：我们疯狂般追求的是两件东西——衣服和火炕，但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岩石和砂砾（讽喻中国方面拨给土尔扈特民族的是不毛之地）[103]。且不论此则谚语来源如何，仅就土尔扈特当时所获之游牧地而言，无论是裕勒都斯草原、博斯腾湖畔，还是和布克赛尔、精河、乌苏等，都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1982年夏天我有幸亲历上述诸地考察，身临其境，果然名不虚传。正因如此，土尔扈特蒙古自此之后，生活日趋安定，人口繁衍，牧业发展，在故土开始了新的游牧生活。
游牧之初，渥巴锡针对部属偷盗时有发生，甚至发生“纠合数人，乘夜抢掠”，“打伤多人，掠去什物”的抢劫事件[104]。为保护部内安定，维护地方秩序，经过反复酝酿，于乾隆三十九年正月颁行防盗法纪6条在部内施行。其内容在《清实录》和有关汉文史籍中均未记述，今从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伊勒图奏之附件发现，综其内容，有如下两方面：[105]
第一，健全管理体制，明确管理职责。宰桑管辖之人中，10户设大甲长一、小甲长一管辖，统一放牧，有作盗者，甲长有责罚“作盗者骆驼一峰”，“若庇护贼徒，按其情之轻重治罪甲长”，与作盗者“均分赃物者，则治同罪”。
第二，奖惩分明，杜绝偷盗。奖励检举作盗之人，若受到刁难，“按伊之自愿，移居其他是易吉地游牧，”“若有擒拿作盗者，则将贼徒之财产、牲畜，全部赏给擒获盗贼之人”。宰桑凡对属下作盗者知而不报，“罢去宰桑之职，没收其村俗，交与他人，尚鞭笞三十、枷号三十日”。
管理有效，奖惩分明，有力地控制了偷盗事件的蔓延，保证了游牧生活的安定。而且渥巴锡制定的防盗法纪，也影响了其他部落管理上的完善。游牧于博斯腾湖畔的和硕特部布彦楚克不久也制定了法纪10条，颁布施行[106]，内容基本上与渥巴锡防盗法纪6条相类同，只是扩大了甲长的权限，并增加了制止逃亡的条例。
渥巴锡在困难的条件下，终于使土尔扈特部众在回国之后得以安然度过困境，走上重新发展的道路，这是渥巴锡一生中不可低估的重要业绩。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775年1月9日），渥巴锡因病逝世，终年33岁[107]，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前我思念大皇帝、达赖喇嘛，自额济尔归附前来，令游牧亦善，大圣皇帝仁慈养育之德，乘我命在叩谢，我躬去世之后，大圣皇帝恩典，将军必仁慈养育我之村俗。尔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108]。伊勒图在乾隆四十年一月初七得到渥巴锡之妻丧报后立刻转报清廷。乾隆闻讯后，即派“乾清门待卫鄂兰、驰驿前往游牧处奠祭，仍拨哈喇沙尔库银一千两，办理丧事，并将渥巴锡之爵，令伊长子策凌那木札勒承袭”。[109]
伊勒图随即派出参翼长格灵德为专使于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五抵达渥巴锡游牧地，向渥巴锡之妻慰问，并明确表示“将军仍按汗在世时同样办理，喀屯可以宽怀”[110]。同年三月初五，乾隆遣使鄂兰一行也抵达渥巴锡牧地，向渥巴锡之妻慰问宣读谕旨：“渥巴锡自归顺以来，一切甚为恭顺，惊悉伊病故之噩耗，殊为恻怜，今按律例，汗之封号，令策凌纳木札勒承袭”[111]。清政府的隆重慰祭，当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评价渥巴锡一生功绩的全部依据。
渥巴锡是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蒙古封建王公，综观其短暂的一生，前期完成摆脱俄国的民族压迫和率部胜利东返祖邦故土的壮举；后期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使自己部众在故土开始新的游牧生活的重任。可以看出，渥巴锡一生业绩贯穿一个思想，即始终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此目的，在组织领导东返斗争时，渥巴锡不畏强暴，大智大勇；回国后安置部众时，又能审时度势，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试想：如果回国后，渥巴锡仍坚持要当全土尔扈特之汗，统辖回归之全部土尔扈特蒙古，必将激化与清政府的矛盾，这对当时处于困境的土尔扈特数万部众，后果不堪设想。渥巴锡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故土充满着深挚的爱恋。因此，当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能顾全大局，这是难能可贵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12]。渥巴锡只能完成18世纪历史条件允许他完成的业绩，正是在这一点上，渥巴锡不仅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与他的同辈相比，也稍胜一筹。土尔扈特人民自此之后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土尔扈特人民创造的历史功绩是其光辉的一页。他们反抗强暴、热爱故土的英勇事迹，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凝聚力和强烈的向心力；反映了我们祖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反映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间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前提下，渥巴锡无愧于中华民族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
三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实施的收抚政策，是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帝在廷臣众说纷纭的议论中，能够根据得到的情报，对土尔扈特返归的原因、意图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判断，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蒙古的方针，这在当时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实证明，通过渥巴锡入觐承德，清政府在执行收抚政策中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第一，封爵、厚赏、礼待确实起到了笼络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的作用。一度曾参加过阿睦尔撒纳叛乱而对清政府抱有敌意的舍楞，在离开承德前夕说：“吾为有咎于大皇帝之人，惧罪逃离国土，投奔俄罗斯，原非与旧土尔扈特等共处，此次尔等共议返回故土，分享皇恩”，而他这次来到承德之后，“蒙皇恩殊深，均出乎意料”，因而使他感到“无法报答于万一，殊为感激”[113]；对清政府将任命他为盟长，并与渥巴锡等分牧，更使他“欣喜万分”，连说：“我之愿望，亦是此也。”[114]另一重要首领策伯克多尔济在一开始虽然与渥巴锡有争功之隙，但自被“封其为亲王，多加赏赉后”，他也“感悦备至，毫无胸怀异心之状”[115]了。至于渥巴锡尽管对清政府的设盟措施抱有保留态度，但在他返归牧地后，为了安置部众越冬，仍主动与舒赫德联系公务。上述几个主要首领的政治态度，说明清政府收抚政策的成功。
第二，熟悉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和政治现状。清朝统治者懂得，要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必须了解当地各族的历史与现状，曾作过边疆大吏的松筠就说破过这个道理，他认为要统治边疆各族，“首在熟悉‘夷’情，然非特知其长技，察其习尚已也，其部落之强弱，形势之夷险，以及承袭之世次，官制之维系，尤必固知之，而后足以得其心，以制其命”[116]。通过渥巴锡在承德的入觐活动，清政府对土尔扈蒙古的历史和王公世系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乾隆的《土尔扈特部纪略》即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乾隆在这篇《纪略》中，纠正了自己过去对土尔扈特世系记载的错误，正如他在文中所说：“土尔扈特之初来也，益尝咏之诗载之记，皆以为始自阿玉奇，溯而上之，荒略弗可考，此亦述向之所闻者而书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兹以其麇至，乃得一一详徵其实为之重记，何必隐约弗明以讳前言之未精核哉！”故其所记土尔扈特王公世系，至今看来仍是精确可靠的。要重要的是，通过与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的谈话，使清政府掌握了土尔扈特部王公们的政治关系和基于不同政治处境而产生的不同政治要求。诸如，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权力再分配上存在着矛盾，渥巴锡对设盟持有异议，等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对于清政府进一步完善收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清王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其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上，主要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与反清力量实行武力镇压与军事统治；另方面，对其上层人物则施之以怀柔、拉拢措施，正如乾隆自己所说，“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117]。这正是清朝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原则，而清政府对远道来归的土尔扈特王公所实行的措施，也正是其民族统治政策中“恩”、“抚”方面的具体体现。但就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的具体政策来说，又可分为收和抚两个方面，关于收的方面，早于乾隆三十六年三月至五月间就已决策，但在抚的方面，即如何安置、管理土尔扈特部众，可以说直到渥巴锡来承德后才得以贯彻和完善，因此，抚的措施要比收的措施更为复杂、细致，但其核心不外是优待上层，安置部众，从而达到统治整个土尔扈特部族的根本目的。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统治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众封以分其势。这是清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待蒙古的一项传统的统治政策，这项政策主要反映在乾隆对土尔扈特蒙古各部牧场的安置上。从现有档案资料看，他多次命舒赫德对土尔扈特各部“指地安置，务以间隔而住之”[118]，且明确指令：“务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予以分别远隔，指地而牧”，并要他把上述6人“俱委任为盟长”[119]。清政府在大量赈济土尔扈特蒙古部众的同时，还把“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120] 划为牧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和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两次对土尔扈特各部的牧场作了调整。
渥巴锡所领之地，称旧土尔扈特部，划分为南、北、东、西四路，分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南路在喀喇沙尔城（今焉耆）北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尔，置三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精河县一带，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县）一带，置二旗，巴木巴尔为盟长。
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部，划牧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置二旗，舍楞任盟长。
和硕特恭格部，游牧博斯腾湖畔（今和硕县一带），置四旗，设巴图色特奇勒图盟，恭格为盟长。
上述分牧新疆各族的土尔扈特各盟，由哈拉沙尔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分别管辖而由伊犁将军总理其事。十分明显，清政府通过分配牧地、委托官职，使各部相互牵制，彼此制约，以分化、削弱土尔扈特整个部族的势力，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二）兴黄教而安蒙古。扶持喇嘛教是有清一代统治蒙藏民族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清人陈康祺曾说：“本朝龙兴之初，喇嘛教效顺最早，而其术盛行东土又夙为蒙古诸部所崇信，故优礼彼教政，以羁縻外藩。”[121]乾隆对喇嘛教在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中的作用也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122]何况土尔扈特蒙古东返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俄罗斯风气迥殊”而“慕我国家尊崇黄教。”[123]所以，乾隆在承德对随从渥巴锡前来的土尔扈特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充分尊重其宗教上的地位[124]。在规模宏大、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以其素重黄教，命往瞻礼”，使崇信黄教的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王公首领“益深感悦”[125]。不仅如此，乾隆还在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谕令舒赫德，“要极力赞助”渥巴锡的游牧地“修筑寺院”，并指出，此举在当时“益发重要，如早日竣工，可收定其心”。[126]同年七月，又特准“将土尔扈特渥巴锡、舍楞等赴藏礼拜达赖喇嘛所派之人，官为办理，派员护送”[127]。按规定少数民族王公赴藏礼佛本是“应自费筹办”的[128]，但对土尔扈特蒙古却这样破格的优待，充分说明清政府利用喇嘛教安抚土尔扈特蒙古的真实用意。
（三）因其俗而统驭之。因俗而治，本是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上述兴黄教，也正是“因其教，不易其俗”[129]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内容，不仅是兴黄教，而是在保持和利用其民族社会习俗与社会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其民族上层去控制部众，如清政府保留渥巴锡汗号，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渥巴锡是土尔扈特部众望所归的首领，而汗王的尊号又是自阿玉奇以来土尔扈特部的一项传统政治制度，为了照顾土尔扈特部原有制度的习俗，渥巴锡回归后，清政府并未取消其汗号，封他为卓哩克图汗，这点，正如诏梿所说：“列圣柔远绥邦，抚安华夏，皆得操纵之道。喀尔喀四部落及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归降时，皆不去其汗名。”[130]在治理土尔扈特内部事务时，清政府也充分考虑土尔扈特原有的法度习俗，而不轻易更动。为此，乾隆指令舒赫德：“日后伊部众若有盗贼之案，渥巴锡等可沿用其旧法处治，往后天长日久，伊等即熟悉内地之法度，至此始可沿用内地之法惩处案件。”[131]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应该说是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重要方面，它在民族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原刊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33页。
[2]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3]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藏，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第139、140张，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421页。
[4]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1页。
[5]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2页。
[6] 帕里莫夫：《卡尔梅克留居俄国境内时期历史概况》，第64页。
[7] 巴克曼：《土尔扈特自俄返华记》，《东方文化》，第2卷，香港1955年英文版，第55页。
[8]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96页。
[9]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98页。
[10]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02页。
[11]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01页。
[12]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02页。
[13]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苏联史纲（18世纪后半期）》，1956年莫斯科版，第310页。
[1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15] 七十一（椿园）：《西域总志》，卷2，《土尔扈特投诚记略》。
[16] 七十一（椿园）：《西域总志》，卷2，《土尔扈特投诚记略》。
[17] 魏源：《圣武记》，卷4，《乾降新疆后事记》。
[18]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19] 古朗：《17-18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州帝国》，1912年里昂版，第133页。
[20]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964年莫斯科版，第202、203页。
[21]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0页。
[22] 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5页。又据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28-30页载，1741年沙俄乘敦罗布喇什执政初政局不稳之机，取得敦罗布喇什交出亲生子萨赖（渥巴锡之兄）作人质的保证。1744年萨赖死于人质的囚禁生活之中。
[23] 《江苏布政使吴坛奏》（乾隆36年10月3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民族事务类》，一七九·四全宗，179卷8号。
[24]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39、40页。
[25] 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71页。
[26] 扎木杨是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和硕特部领主，他与渥巴锡父亲敦罗布喇什互娶对方姊妹而联姻。扎木杨在其妻达那拉（即敦罗布喇什之姊妹）死后，歧视达那拉所生之子色克色那，色克色那向自己表兄渥巴锡寻求支持。因此，扎木杨心怀不满，参阅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39-40页。
[27]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1页。按：扎木杨于1767年2月28日，1768年11月6日，12月2日，1769年2月3日，3月31日，前后5次写信给阿斯特拉罕省长别克托夫告密，参阅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0-42页。
[28] 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4页。
[29]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1页。
[30]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1页。按：斯文·赫定在《热河·皇帝城》一书中说是3万人。
[31]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57页。
[32]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38页。
[33] 《卡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4页。
[34] 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五○，传八十九，《扎隆克多罗弼哩克图郡王舍楞列传》。
[35] 巴克曼《土尔扈特自俄返华记》，《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
[36] 巴克曼《土尔扈特自俄返华记》，《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99页。但据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一书记载，达什敦杜克作达什巴图尔，参见第42页。
[37] 巴克曼：《土尔扈特自俄返华记》，《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99页。
[38] 巴克曼：《土尔扈特自俄返华记》，《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99页。
[39] 德昆西：《鞑靼人的反叛》，第12页。
[40]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4页。
[41]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4页。
[42]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43]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8页。
[44] 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6页。
[45]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9页。
[46] 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7页。
[47]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8页。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四━三十七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4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折。
[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折。
[51] 乾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
[52] 《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转引自《＜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53] 1771年4月渥巴锡致哈萨克汗的信，见帕里莫夫：《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民族史纲》，阿斯特拉罕1922年版，第72页。
[54] 乾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
[55] 乾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5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6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折，第三件。
[6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6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第五件。
[63] 初次会见情景，伊昌阿、硕通有一生动描述，录下，以资备阅；“渥巴锡派人来告，言已得暇，故我二人率领随从之十余人，前往渥巴锡往地观看。北面一个蒙古包，前面支起凉棚，渥巴锡坐在正中，巴木巴尔坐于一旁，我等到近前下马之后，巴木巴尔同时离座而立，我等走近凉棚，伊等即跪下请大圣皇帝万安，继而便问将军大臣之安，我等走至跟前行抱见之札，按其厄鲁特之例，坐于西边。”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6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6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6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一日折，第八件。
[67]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68] 《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谕旨》，原件原藏新疆和静县渥巴锡王府，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6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上），三全宗，1694.3号，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五日折。
[70] 见《清高宗实录》，卷892。
[7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上），三全宗，1692.3号，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九日折。
[72] 按：渥巴锡抵达木兰围场的日期，目前尚未见到记载。八月上旬清政府曾估计渥巴锡可于九月二、三日抵承德（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上），三全宗，一六四五，一号，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日折，第六件）。到八月十七日，乾隆谕色布腾巴勒珠尔，定九月八日在木兰围场伊绵峪接见渥巴锡、故务必在此之前赶到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下），三全宗，一六九五，二号，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折）。事实上，九月八日如期接见，因此，渥巴锡抵达时间不会晚于九月七日。另，渥巴锡一行离开伊犁时是由舒赫德陪同，后因安置土尔扈特部众的事务繁重，七月中旬，当舒赫德行至巴里坤以西木垒时，接到了乾隆令其返回伊犁主持安置工作的谕旨，而渥巴锡即由赶来迎接的色布腾巴勒珠尔陪同赶赴承德（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下），三全宗，一六九四，四号，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折，第三件）。
[73]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74] 《清高宗实录》，卷892。
[75] 详见《高宗诗文十全集》，卷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上），三全宗，1696，一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折，第三件。
[76] 《高宗诗文十全集》，卷九。
[77]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7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上）八全宗，1696，1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折，第6件。乾隆《木兰旋跸至避暑山庄，即事有作》一诗的夹注中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于木兰入觐后，即令其随至山庄，将行宴赉，是日先加封爵，并不见其秩，予以章服有差”《高宗诗文十全集》，卷9。
[79] 《清高宗实录》，卷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条，事实上封爵名册早在八月间即开始酝酿，参照了杜尔伯特封爵之例，并考虑到首领人物在东返中的作用，所率部众的多寡，以及在土尔扈特部中政治地位的高低等方面因素，几经修改才确定下来，即如《实录》所载，为正式颁布之定本。
[80]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1884年彼得堡版，第42页。
[81] 祁韵士：《土尔扈特部总传》，《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2，传第86。
[8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三全宗，一六九八，二号。
[83] 参阅上引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三全宗，一六九六，一号。
[8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
[8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指附件：《前往京师朝觐圣明之台吉等名单》，《同渥巴锡一起前来朝觐之新归顺土尔扈特台吉之人名单》。
[8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8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8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折，第四件。
[89] 《清高宗实录》，卷887，第11页，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9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折。
[9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一件。
[9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九日折，第三件。
[9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日折，第一件。
[9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
[9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三日折， 第一件。
[9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折。
[97]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第226-235页。
[9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折。
[9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三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折，第一件。
[10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一件。
[1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折。
[10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析档，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五日折。第二件。
[103] 海西希着，田中克彦日译本：《蒙古的历史和文化》，第85页。
[10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一月四日折。
[105] 法纪内容均引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一月四日伊勒图奏文附件，不一一注明。
[106] 布彦楚克的10条法纪民，同样未见于《清实录》和其他汉文史籍的记载，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月。
[107]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
[10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折，遗言系据渥巴锡之妻派往伊勒图处之待卫蒙库济尔噶尔所述。
[109] 《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三，页十九、二十，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日折。
[1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四月二日折。
[112]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0页。
[1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三全宗，一六九四，四号，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一日折，第二件。
[1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三全宗，一六九六，三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第五件。
[1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三全宗，三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折，第四件。
[116]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二。
[117]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
[1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三全宗，一六九六、一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十四件。
[1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三全宗，一六九六，二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第二件。
[120]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
[121]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光绪六年版。
[122] 乾隆：《喇嘛说》。
[123] 祁韵士：《土尔扈特部总传》，载《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二，传第八十六。
[124] 罗卜藏丹增即西方史籍中所载东返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洛桑丹增大喇嘛。
[125] 乾隆：《普陀宗乘庙落成，拈香得句》。载《高宗诗文十全集》，卷九。
[1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七年一━二月，三全宗，一六九八，一号，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折，第二件。
[127]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三。
[128]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三。
[129] 乾隆：《普乐寺碑记》（碑文）。
[130] 昭梿：《啸亭续录》，卷二。
[1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三全宗，一六九六，四号，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日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