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制度与晚清吏治的腐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捐纳制度与晚清吏治的腐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捐纳制度与晚清吏治的腐败

庚子之后的10年，清朝国势垂危，曾大力推行新政，进行改革，企图以此来实现王朝的自救。结果，事与愿违。1911年，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捐纳制度的开办造成吏治的严重败坏，直接加速了它的灭亡。
鸦片战争后清朝捐纳的开办
清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3个途径：科举考试、荫袭保举、捐纳。捐纳，又叫赀选，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为制度。
捐纳的开办并非始自清朝，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解决有关经费。清朝捐纳的开办，始于顺治，完备于康、雍、乾3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前后存在了200多年。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捐例的开办主要是用于筹措西北用兵的战费和河工的经费。此外，由于人口膨胀，地主官僚子弟增多，而3年一度的乡会试录取名额有限，为了保持地主阶级内部的稳定，在科举考试之外，特另开捐纳途径，使相当一批地主阶级子弟能有一条获得一定官阶职衔的途径。当时统治阶级认为这样做，具有“补科目所不及”的作用。另外，在国家正常的赋税之外，另辟财源，还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即使在康乾那样经济繁荣的“盛世”，统治阶级也广开捐纳。乾隆年间，捐纳一名道员，需银1万多两，捐纳一名知县，需银4、5千两不等。雍正年间，经办捐纳的官员竟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而捐纳出身的官吏大多“收受陋规为职事”。部分捐有官衔的纨绔子弟更是依“官”仗势，横行不法。捐纳开办的原意是要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果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
乾隆末年，乾隆帝已看出这些问题。1793年（乾隆58年）乾隆帝颁谕：“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开捐例，……以致铨选壅滞，人才不兴，可见捐纳一事竟当不必举行。”下令停止。他甚至要求子孙永远“奉之为法”，不再开办。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乾隆以后中国人口激增，地主阶级人口的大量增长，文化人过剩现象日趋严重，仕途日益狭窄，捐纳制度早已成为大批地主阶级子弟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捷径，统治阶级已无法将其停止。1797年（嘉庆元年），嘉庆帝即位的当年，爆发了席卷川、鄂、陕、甘、豫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嘉庆帝只好违背祖训，重开捐例，于次年开办了《川楚善后条例》。道光帝即位后的第七年，也参照嘉庆年间的作法开办捐例。
咸同年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农民起义连年不绝，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经费，只得再次开办捐例。1851年咸丰帝即位当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为了筹措军饷，咸丰帝仿照道光朝的办法，开办了《筹饷事例》。《筹饷事例》原定1年，但因太平天国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一时无法扑灭，遂宣布无限期地开办下去。这次开捐同以往开捐不同的是它是实官捐纳，即所谓大捐。捐纳人员在交付所捐官职的银两、领到户部凭照后，即可由吏部直接签发到任。由于条例纷繁，银数参差不一，经手官吏侵蚀贪冒，以致在推行中弊窦丛生，“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后，“钱江与同幕五人赴里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捐纳自此冗滥。同治改元后，对筹饷事例重新进行增删，并继续无限期地开办下去。
咸同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出现了大量的冗官冗员。“花翎红顶，几遍城市”。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以江苏为例，1874年（同治13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数十年不能得一年”。文官如此，武官亦如此。江苏有“借款补缺，有以提镇而权千总、把总者”，由于武职候补人员众多，以至一、二品大员无法安置。因补缺无期，一旦署事，犹如饿虎入羊群，其贪得无厌，可想而知。大量的冗官冗员还造成铨选壅滞，严重影响正途出身的官员即补升迁。“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
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造成吏治严重败坏。清政府也承认：“非但仆隶概与出结，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并闻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任，众人随同牢利”。同光年间，随着洋务新政的开办，大批捐员又进入各类洋务企业。大批候补、候选捐员参与洋务新政，这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固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洋务企业带来了浓厚的封建性。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知识的限制，许多捐员仍用传统办法管理企业，把企业衙门化，使这些企业成效甚微。不少捐员不学无术，对于洋务一窍不通，问其“何者为条约，何者为公法，何国为民主，何国为君主，何国为君民共主，均茫然莫应，又遑问天算机器之精微，国俗民风之同异”。更多的候补、候选捐员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以福州船政局为例，“岁糜数百万帑金，徒供千百万委员开支中饱之用”。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蠢币病公，假公肥己，钻营趋避现象尤为严重，捐纳人员的腐败行动不仅为守旧官僚提供了攻击洋务的口实，而且也造成洋务企业的经营腐败，“不但不能兴利，复多亏损，大多数企业最后沦于失败”。
在晚清捐纳制度的推行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民族资本家捐官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在中国，官员的作用不仅是政治权威，而且也是教化的楷模，作养率教于先，是民众的榜样。很多事情是老百姓仿效做官的。民族资本家投身洋务活动，兴办近代新式工业大多是仿效洋务官僚的。然而他们经营新式企业，却困难重重，外遭外国资本的排斥，内受本国各级封建衙门的干扰、刁难、勒索，各种捐税的摊派，使中小企业难以应付。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便于同官场打交道和求得减免各种厘税的优惠，他们中多数人纳赀捐官。据对1863——1885年间开设的32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政治身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候补道2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候补同知、候补通判4人，候补郎中1人。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的人数比战前更多。1895——1900年间新开办的64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众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虽然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方便，如与官府办理交涉可省去不少麻烦，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得有关工商业经营方面的信息，甚至还可以获得减免厘税的种种优惠，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它同时也给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大量的资金用来为自己、为儿孙捐官以及用于官场应酬、交际，使企业的资金不能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既妨碍了资本积累，又严重阻遏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事实证明：不少民族资本企业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与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有很大关系。此外，捐官也扭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对封建官府的依赖和屈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同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纳赀捐官、自身官僚化有关。
捐纳制度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光绪年间，清政府应洋务官僚的要求，开办了海防捐，以所得捐资作为北洋舰队主力舰只的常年维修费。1887年（光绪13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堵塞决口的费用一时无着，遂将海防捐停办，改为《郑工事例》。此外，一些地方官僚，如江苏、福建等省也因开办新政，经清政府批准开办了捐例。
长期开办捐例，出售官爵职衔和实官，如前所述不仅造成了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冗官冗员，而且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新政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在其着作《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文人孙兆熊则进一步指出，咸、同、光三朝以来，广开捐例，捐员“视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乱，漠然不动于心，而日朘月削，惟一已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坏，半由于此”。他还把捐纳制度病国害民之弊，归纳为害国体、害民生、害政事、害人才、害官方等5个方面：“绾符可买、夷袒官吏，轻量朝廷，……名器滥，有损圣朝体制，害国体也；惟知剥民，竭民之脂膏，敛民之货财，侵挪吞用以饱私囊，害民生也；市侩无赖，目不识丁，或胸无点墨，一旦出膺道府州县，于民事政事懵然无知，惟赖胥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无忌，而政事不可问，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举人员拥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开侥幸之风，害人才也；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一旦捐纳得官，朝犹白丁，暮已列于仕版，俨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
因为捐纳制度弊多害重，所以一直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鸦片战争以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清朝在反侵略战争中一败再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强烈要求变革封建政治，停止捐纳制度。指出：“捐纳十羊九牧，官多民少，最为无策”。“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再一次强烈呼吁停止捐纳制度。“多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而官制改革首在重人才，而人才之兴，首在停捐纳”。是年7月9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和部分官僚的建议，下令停止海防捐。光绪帝指出：“一面裁员，一面卖官，有此政体乎？”但军机大臣借口北洋防费无着表示反对。由于守旧大臣阻挠反对，捐纳最终未能停办。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在其联衔会奏折中指出：中国积贫积弱不振的原因很多，捐纳制度是其一。捐纳“碍民生”、“丧国体”、“败纲宪”、“坏吏治”，“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娉乱吏治，阻格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请即下诏，永远停止。”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捐纳。但谕令颁布不久，又因各省赔款摊派数额巨大，新政经费无着而再行开捐。当时正逢宣布废八股、停科举，大批生员仕途受阻，因此争抢购买官衔爵位几乎达到了高潮。有人形容当时捐官者犹如“微生物滋蔓，所在皆是矣”。甚至富贵之家“北角之岁（幼儿），隶名天官；胎妊小儿，预营仕牒，吏道沦丧，莫此为甚”。吏治败坏使清朝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1909年（宣统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甚至还正式地将日常捐例所得，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1910年度支部制订的次年财政预算岁入表中，规定捐纳一项收银应为565万两。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垮台，这项预算计划才未实现。
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一方面效法西方，推行新政，预备立宪，裁并机构，精减冗官冗员；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开办捐纳，大肆卖官鬻爵，以致吏治严重败坏。大批捐员借办“新政”，假公济私，巧立名目，摊派勒索，收受贿赂，专务肥己，中饱私囊，蠹国殃民。吏治的败坏直接引起下层民众的不满，作为一种自发的反抗，晚清最后10年的民变风起云涌，迤逦相属。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起伏生灭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这些民变与孙中山的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存，勾画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一派乱世的景象和加速清朝灭亡的催命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随着清朝的灭亡，捐纳制度也随之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捐纳制度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因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在中国社会上仍长期残留着。因此，总结和吸取晚清因滥开捐纳、造成吏治败坏、加速清朝灭亡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反腐倡廉不无启示和教益。
（资料来源：《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