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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曾国藩、湘军与晚清督抚专政局面的形成

1851年震动中外的金田起义爆发后，太平军从广西打向长江下游，1853年3月19日，举攻克东南重镇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首都，建立了与清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严峻的形势，迫使清政府考虑怎么办？当八旗、绿营兵与太平军一触即溃时，1852年清政府命令“邻贼”各省举办团练，于是湘军崛起于湖南。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仅听命于曾国藩的指挥，是中国近代第一支军阀队伍，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是晚清出现督抚专政局面的“始作俑者”，这从他组织湘军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政治生涯中，是有线索可循的。
一、湘军不是“官勇”，而是只听命于曾国藩指挥的“义师”
1796年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清政府调集八旗、绿营兵前往镇压，战无不败，后来，依靠了罗思举等统率的随征乡勇——俗称“官勇”，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攻打白莲教农民军时，“官勇”受八旗、绿营将领指挥，冲锋在先，“绿营兵次之”，八旗兵居后，“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降之乡勇反不得与，是以保奏皆满兵居多，绿营兵间有之，而乡勇见章奏者百无一二”魏源：《圣武记·川湖陕清寇记四》，卷九。。就经济待遇而论，八旗最优，绿营次之，“官勇”最差，饷银不足果腹。白莲教农民起义失败后，随征“官勇”因政治、经济待遇不公平，铤而走险，倒转矛头，杀向昨日的主子。清政府照例绞杀了他们的反抗。1805年嘉庆帝下诏说：招集乡勇，“一时虽资其力，而此辈易集难散，终非善策”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一》卷二百二，考9497页。。可见嘉庆帝对乡勇忌讳之甚。
曾国藩长期在京师为官，对清政府忌讳乡勇，政治气候之寒暖，摸得非常清楚。1853年1月，他利用太平军攻克武昌、咸丰帝惊慌失措的时机，以湖南团练大臣帮办的身份，向朝廷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第46页。，他说：“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他深知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农民时的随征“官勇”，粮饷由公家供给，作战时归八旗、绿营将领指挥，送死有份，功赏毫无。因之，他对“官勇”二字讳莫如深。他要练的兵，“非比嘉庆川楚之役，官给练费，不尽取之民也。臣此次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庶几有团练之实效，而无扰累之弊”。训练出来的弁勇，不仅能剿捕“土匪”，且能防守省城。清政府接到这个奏折时，太平军已从武昌打向南京。值此太平军战无不胜，东南大局危殆，补救无方之际，曾国藩提出“以练兵为要务”，特别是当清朝库帑空虚财，居然练兵不要公家一分钱，正投咸丰帝之所好。咸丰帝被太平军打得慌不择路，竟违背了招募乡勇“终非善策”的祖训，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从此曾国藩争取到了筹建湘军，向各州县索勒经费的权利。
曾国藩深知于经制兵之外筹组军队，难免犯忌，所以，他在招募乡勇时，始终小心翼翼，谨慎从事，打出正在攻打太平军的江忠源的旗号，扬言他受江忠源的嘱托，招募乡勇，训练成军后，将发交江忠源作“澄清扫荡天下之具”曾国藩：《与湘潭绅士公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等27—28页。。又说，我招募的乡勇训练成军后，退亦足以“备潇湘上游不时剿捕之用”。1853年9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克九江。10月，续克汉口、汉阳，武昌危迫。曾国藩部湘军骨干王鑫，在长沙扩招乡勇三千，准备赴援武昌。后来，西征军退屯黄州，武昌形势缓解。这时，曾国藩正在衡州组建湘军陆师，强迫王鑫将所部三千压缩为一千名。他指责王鑫说：早先你与我约定，所部弁勇“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盖以为此吾辈私兴之义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现在你部却“一切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40—42页。。这就道破了曾国藩要组织的不是“官勇”，而是由他个人绝对控制、掌握指挥大权的“曾家军”湘军。
在筹建湘军时，曾国藩为了使湘军成为由他个人控制、指挥的军队，他不仅在舆论上大肆制造他创办的湘军，是不同于“官勇”的“义师”，并且精心设计，在湘军的组织上下功夫，使湘军仅仅服从于他个人的指挥。
首先，他狠狠抓牢人事权。湘军中的统领、营官、帮办，必须由他批准任命。他说湘军之组成，规定：“营官由统预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关。”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四，第14页。他的话只说了一半，没有和盘托出。这话的真意是：曾国藩挑选湘军的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譬之木焉”，曾国藩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贯通”。故湘军只听命于曾国藩的指挥。
第二，在编制组织上，曾国藩也煞费苦心，基本上以县籍分立营头，如湘乡籍的勇丁编组成营，称湘乡勇。平江县勇丁组成的营头，称平江勇。曾国藩说由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他们挑选的无非是亲戚故旧，邻里同族。他们“自行招集，呼朋引类”，“感情一则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曾国藩：《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23页。。他认为组织起来的部队，官兵能逐级服从，死力护其头目。所以，湘军的编制组织中浸透了宗族乡党邻里的封建关系，以利于湘军服从曾国藩的指挥。
二、湘军对清朝政治、军事制度的冲击
清朝的八旗、绿营兵数约为七八十万左右。八旗、绿营兵籍由兵部掌管。据《清朝文献通考·职官》载：“兵部掌中外武职铨选，简核军实，凡荫籍、镇戍、军功、邮传之政令，咸督理焉。”《清朝文献通考·职官》第一册，考5598—5599。八旗、绿营兵是清朝的常备正规军，故称经制之兵。经制兵的兵额、兵饷、武器与武官的配备等，都制度化了，如兵额有固定编制，饷■供应有定数，平时驻防有定制。在战争中死亡的官兵，绿营兵须造册咨部的同时禀奏皇帝，然后循例补充阵亡官兵的缺额。湘军则不然，它不是经制之兵，如曾国藩所说，是“义师”，兵籍不归兵部掌管，弁勇的多寡与伤亡，毋用造册咨部，长官的任命，兵部不能过问，部队的调动，虽地方督抚不能插手，饷糈、武器供应，兵部也无责任。
在部队的使用上，湘军与经制兵不同。曾国藩说：勇营之制，事权专一，“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今直隶六军统领，迭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皆由总督派拨前往，……统领并无进退人材、综管饷项之权，一旦驱之赴敌，群下岂肯用命？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检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如何能临阵指挥作战打胜仗？湘军则统领有职有权，不受地方督抚、兵部、户部的牵制，仅听命于曾国藩，故能绞杀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血腥镇压捻军的是湘军、淮军，全歼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是湘军。事实上，中国的国防军是湘军与淮军，然而湘、淮军始终掌握在曾、左、李的手中。1885在左宗棠逝世后，湘军烟消云散。淮军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垮台。以后，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北洋军阀成为清朝的支柱。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他们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清政府既害怕他们有尾大不掉之势，又不能不任用他们当总督兼管兵符、曾、左、李之所以见重于清朝，是因为他掌握着湘军与淮军，影响到王朝的兴亡。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左右朝局，也是因为他掌握着只听命于他的北洋六镇。如果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军阀，那末，其鼻祖则是曾国藩。
三、曾国藩、湘军与督抚专政局面的出现
清朝在各省设立巡抚，为了加强统治，防止人民的反抗，在远离京师的省份，或二省、三省设一总督，也有一省设一总督的。总督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为了防止外重内轻之弊的产生，清朝地方行政官吏的职权中，蕴涵着使高级行政长官之间互相制约的精神，特别是军权、财权与用人行政大权一统于中央。只消考察总督、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的职权，以上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清史稿》上的职官志载：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设督标四营。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民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标下有参将、游击等官”，受总督节度，设抚标二营。咸丰年间，提高了巡抚的职权。总督主军，巡抚节制省内各镇，也主军，这对总督的权力是一种制约。巡抚主军以外，还掌握全省政务，总督向例不得干预。各省政权、财权掌握在巡抚与布政使手中，故总督虽在辖境有提督粮饷之名，仍须求助于辖境的巡抚，这对总督的权力又是一种约束。故巡抚虽受总督节度，实际上与总督分庭抗礼。督抚不和，往往两败俱伤。
巡抚的权力也要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各省设布政使一人，“掌宣化承流”，负责考核府州县官之贤能与否，报告督抚，上达吏部。到一定年限，须“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关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的职权，请参考赵尔巽：《清史稿·职官志三》。。可见布政使除接受督抚的领导外，尚须接受吏部、户部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关系，使布政使对督抚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督抚也不能把布政使当作一般的属员看待。同样，按察使除接受督抚的领导外，尚须接受刑部的指导。一省的财政实权在布政使手中，清朝规定布政使掌握一省的钱谷，必须报明户部。“一省所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不得专擅”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634—636页，世界书局。。这是清朝中央控制地方财政的重要措施。清政府以上这些措施，其目的在使总督、巡抚与布政使、按察使互相制约，防止外重内轻，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
对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崛起，咸丰帝的警惕性是非常高的。1854年春，曾国藩驱使湘军攻陷武昌，为清朝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咸丰帝得到曾国藩攻占武昌的捷报后，不禁“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本来已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省巡抚，由于受到军机大臣的进谗，咸丰帝迅速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续编》卷下。。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乘胜席卷苏、常，东南大局震摇，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湘军班头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江南军务。1861年冬，李秀成对浙江的攻势凌厉无比，北京政变后的西太后与议政王奕䜣，以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受节制。可见清政府既害怕曾国藩的坐大，又存在不得不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的苦衷。
曾国藩走马上任后，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首先改变苏、浙、皖、赣四省的人事布局，从1861到1862年，他先保荐湘系将领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为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省巡抚，四省布政使、按察使基本上由各巡抚保荐其部将充任，如浙江巡抚左宗棠保荐其带兵近万的部将蒋益澧担任浙江布政使，保荐另一个部将刘典担任按察使。四省巡抚奉总督的命令如军令，同样地，布政使、按察使也奉巡抚的命令如军令，原先总督与巡抚之间、督抚与布政使、按察使之间的制约关系，一笔勾销。1862、1863年，江西巡抚沈宝桢停拨江西漕折、牙厘税等给湘军粮台，曾国藩起而力争，在《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中，甚至板起总督的面孔教训沈葆桢说：我是总督，“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我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在这里，曾国藩视巡抚为属吏，暴露了他军阀的嘴脸。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发动西征、北伐，战火烧遍长江、黄河流域，各省督抚忙于征兵集饷，将应解户部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635页，世界书局版。。户部与布政使的关系日益疏远。各省督抚控制了各省财政收入，即是清政府中央丧失了对各省财政的控制。地方督抚拥有兵权、财权、政权，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离心力很大的强大的地方势力。清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如1861年曾国藩奉命节制四省军事后，大学士彭蕴章颇不以为然，“条议时事颇备，不自上疏，诣军机大臣请代陈之。其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续编》卷下。。当时，太平军掩有苏、浙，全仗湘军攻打太平军，清政府哪取触犯曾国藩。直到1864年曾国荃攻陷天京后，清政府才迫使曾国荃回籍、曾国藩裁撤嫡系湘军（吉字营）五万余人。
论理，清政府不应再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执掌军政大权了，然而，太平天国失败后，纵横黄淮地区的捻军声势浩大，辗战中原，威逼直隶。1865年5月，全歼“剿捻”主帅僧格林沁军于山东曹州，捻军声势大振。清政府急忙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北上“剿捻”。1866年初，捻军从河南闯入湖北，所向克捷，3月，清政府被迫起用号称知兵的曾国荃为湖北巡抚。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西南、西北、中原地区起义的烽火连绵不绝，不懂军事者难以胜任封疆大吏。兹以康熙三十年（1691）的督抚与同治三年（1864）的督抚情况作一对比，不难发现一些问题。
康熙三十年全国总督五名，都是旗籍，都是文官出身。全国十八省的巡抚，汉族八名，满族九名，另一名民族待考；十七名巡抚，都是文人出身。到了同治三年，总督巡抚的籍贯、出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各省总督共有八名，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是满族，其余七名全是汉族。湘楚军将领刘长佑是直隶总督，曾国藩总督两江，左宗棠总督闽浙，他们三人都重兵在握。另外，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与湘系的关系极深，全仗湘军攻打辖境内的农民军。全国的十五省巡抚中，湘军将领占据五名请参考赵尔巽：《清史稿》，此外，贵州巡抚张亮基、湖南巡抚恽世临等与湘系的关系极深，他们全仗湘军将领支撑全省政局。以上表明，曾国藩组织起来的湘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清封建王朝，同时又这样、那样地冲击着清朝的政治、军事制度，使清朝的政柄、兵柄开始下移，逐渐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同治年间以后，督抚专政的局面有所发展，曾国藩以后有李鸿章，李鸿章以后有袁世凯。因此，当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建立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迅速土崩瓦解。推原其始，掌握着中国近代第一支军阀队伍湘军的曾国藩，是“同治中兴”功臣之首是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形成督抚专政局面的“始作俑者”、第一个挥舞起铁锹挖掘清朝墙脚的，也正是这个曾国藩，也是事实。
【资料来源：《中学历史》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