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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吕庙军：《“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首发）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吕庙军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9月26日至27日在天津市隆重举行。来自于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专家、学者莅临盛会。国内学者遍及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吉林、河南、湖北、安徽、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等15个省市的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海外学者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日本福冈国际大学、韩国培材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此外，《历史研究》副主编晁天义、《中国史研究》副编审邵蓓、《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主编曹书杰及电视媒体相关人士列席会议。会议议程主要由大会开幕式、大会演讲、大会分组讨论及汇报、大会闭幕式组成。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杜勇教授主持，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研究员致开幕辞；受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委托由副校长钟英华致欢迎辞；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宫长为研究员宣读李学勤先生、晁福林先生贺信。大会演讲主要由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哲茂教授四人依次进行，每人30分钟。大会大致分为甲骨文、金文、简帛三个研讨小组，大会分组汇报及闭幕式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罗运环教授主持，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研究员作总结讲话；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社科联主席、原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教授致闭幕辞。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3篇，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传统出土文献甲骨文、金文，近年新发现的清华简、北大汉简等新出土文献以及陶文、钱币文等文字资料来探讨殷周时期的历史、思想、文化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将本次会议主要研讨成果综述如下。
一 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
自19世纪末，殷墟发掘甲骨文，至20世纪初确定为商人遗留文字，被国内外文化界称为“惊世的发现”。甲骨文作为传统的出土文献，对中国上古史尤其殷商时期历史与文明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利用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离不开对甲骨卜辞的辨识，辨识的正确与否对研究的结论会产生直接影响。在甲骨文疑难字义、辞例的考释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商”辨》通过对甲骨文中“商”字形、字义、商辞、商地及商名的考辨，认为“商”字形可能与商文化器类中具有性质代表意义的器类鬲、甗部分造型有关，作为地名，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声地域在商文化内涵、出土文字证据等方面，较其他地域更具探索商地望的优势，具有后世文献所言邦国内涵。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齐航福《殷墟甲骨文疑难辞例考释五则》详细考释了甲骨文中“上甲”与“田”、“帝风”与“帝云”、“自今旬雨”等五则疑难辞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甲骨卜辞“受酉年”考辨》对“受酉年”之“酉”字义的多种说法逐一考辨，认为“受酉年”即卜问酿酒之年成。
关于商代帝王名称及行迹的考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蔡哲茂《殷卜辞“咸”为成汤说补论》重新申述和补论了甲骨文和金文中“成”、“咸”两字的区别及不同用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常耀华《殷商苑囿围场及离宫别馆研究》对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帝王贵族观游和逸乐的苑囿围场及离宫别馆进行了系统考察。
关于对殷商文化信仰的研究。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海村惟一《甲骨文词汇的历史性双向研究——与真古文﹤书﹥动词的比较为例》通过甲骨文词汇、语音的历时性双向研究方法来阐明甲骨文词汇、语音的嬗变过程，以之探讨商周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嬗变过程。美国纽约大学江伊莉《殷商时代的“异”信仰》以甲骨文字资料和艺术性的表示约定的根据，认为殷商时代的信仰体系不是从一个来源，而是从几个包括变质（“异”）的信仰和后来死的王室及相关氏族的精神力量谱系的信念。
在这次研讨会上，还有学者对甲骨文研究现状、方法、途径及未来趋向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源《研究﹤春秋﹥可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以《春秋》、《左传》与甲骨文相互对照研究的例子，指出今后研究《春秋》不仅要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传承与相似性，也要发现其不同之处，并探讨其中存在差异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甲骨文的过去，未来》对甲骨学过去存在的释文研究难题和未来研究的方法及重点进行了探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蔡哲茂《六十年间中研院史语所藏甲骨要目与研究》对“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六十年来对甲骨文的编联和缀合的工作及成果进行了详细回顾和展望。
二 金文与两周史研究
甲骨文随着殷商覆亡而消失，起而代之的文字是金文。因其多铸于钟鼎等礼器之上，故也称钟鼎文。金文作为传统的出土文献，对于研究殷商历史尤其两周历史具有极大的史学价值。
对西周重要人物、家族、地名的研究方面，有6篇论文给予了相当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瀚《大保鼎与召公家族》利用大保鼎、成王鼎及梁山七器等铭文资料对召公的家族和支系进行了详细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论西周金文中师酉、师询关系及相关器物时代——兼论“非子受封”在“赢秦”历史中的地位》对《师酉簋》、《师询簋》、《询簋》的铭文进行了重新考释，并探讨了以上器物的时代以及师酉与师询的父子关系等问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立柱《利簋之利、墙盘上的烈祖为商反臣胶鬲说》认为《利簋》之“利”与商臣胶鬲人名字音相同，还可能是《墙盘》的“烈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陈颖飞《清华简﹤祭公﹥毛班与西周毛氏》利用西周金文和清华简《祭公》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系统讨论了西周毛氏世系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汉字研究所罗卫东《金文所见“邾”、“鼄”等字及相关问题探讨》试图从文字的角度分析金文所见记录邾国族名称的形体及其相关问题。此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杰祥《“旃”地考》认为《利簋》所记周武王赏赐檀利所封的檀地当在今荥阳市以东古旃然水和檀然岗一带，旃地是一处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点。
也有学者关注了两周铭文及词汇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玮璋、曹淑琴《“析子孙”铭研究》通过对“析子孙”铭文的形态学分析，认为“析子孙”铭应是三个字，亦可省作二字或一字。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遂公盨铭文与禹治洪水再探讨》对遂公盨载录的与禹治洪水有关的几处关键铭文字词如“遂”、“敷土”、“浚川”、“导山”等进行了重新考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邓佩玲《﹤周颂﹥所见重言词与两周金文互证》通过《周颂》所见重言词与金文参照互证，分析了重言词的时地特色以及部分金文词汇的训释、讹误问题。
关于周代官职和基层社会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邵蓓《西周的诸侯与邦君》利用金文和简帛等材料对两周时期的诸侯和邦君的含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晖《季姬尊铭与西周兵民基层组织初探》根据新出土西周金文资料季姬尊以及古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探讨了西周兵民基层组织编制及特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晶《﹤识簋﹥与西周时期的走马》利用铜器铭文和《尚书》、《周礼》文献典籍的记载重新探讨了“楚走马”的含义和官职地位。
三 清华简与周史研究
清华简的研究一直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由于清华简发现的数量迄今最大，竹简内容又多涉及中国经史类文献，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极大，因而清华简受到当今多数学者的关注和热烈研讨也属一件自然的事情。这次学术会议充分地反映了这种学术趋向。
关于清华简《程寤》与文王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勇《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综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程寤》篇的着作年代、文王占梦受命称王及文王、武王纪年等重要历史问题。邯郸学院历史系吕庙军《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占梦、解梦研究》通过传世《逸周书·程寤》逸文与清华简《程寤》简文比读，探讨了文王占梦、解梦的相关历史问题及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贵州大学张闻玉《关于周文王的纪年》依据传世古籍与清华简《保训》、《程寤》探讨了纣王、文王、武王的不同纪年体系。
关于清华简《楚居》与楚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初探》对清华简《楚居》中地名“夷屯”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楚都夷屯应在丹淅一带。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刘俊男《从楚夔氏渊源及清华简﹤楚居﹥等再论商末周初楚文化源头》从与夔国、夔氏有关的一组通假字，清华简《楚居》“盘”字之义及炭河里遗址探讨了商末周初时楚文化的渊源，认为商末周初楚文化中心在湖南，周初之时楚文化由湖南向湖北迁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世佳《楚王践祚易名相关问题研究》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研究基础上讨论了楚王践祚易名的起源、缘由及其政治内涵。
关于清华简《系年》与秦国邦交关系、《系年》史学体裁、古书流传版本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罗运环《清华简﹤系年﹥秦史发微》以清华简《系年》所载有关秦史篇章结合传世古籍及其它出土文献对秦与晋、楚等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吉林大学文学院许兆昌《从清华简﹤系年﹥看纪事本末体的早期发展》以清华简《系年》为主要依据，探讨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学体裁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与形式特点。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沈建华《试说清华﹤系年﹥楚简与﹤春秋左传﹥成书》通过比较《左传》与《系年》简的异同，指出两者处于非常接近的年代，推测《系年》简应属于战国民间流传的另一类系的抄本，为否定刘歆《左传》伪造说提供了坚实证据。
关于清华简文本考释方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辉《一粟居读简记（五）》对清华简《说命》上中下三篇及《周公之琴舞》的部分释文进行了重新考释。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陈絜《清华简札记二则》对清华简《金縢》、《皇门》中的“是年若巧”、“惠余一人”作了重新考释，指出整理竹简时不能忽视两周彝器铭文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罗新慧《﹤尚书·金縢﹥篇刍议》结合《金縢》传世本和简本分析了《金縢》篇的用词、用字特点，对《金縢》篇的写成时代作了重点探讨。
关于清华简真伪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善群《清华简﹤说命﹥考论》对清华简《说命》的真实性进行了考论，并提出质疑。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黄怀信《﹤说命﹥对读》通过清华简《说命》三篇与《古文尚书·说命》三篇分别对读，研究了两种文献的性质与真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宝宏《评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对姜广辉等人指出的所谓清华简作伪证据逐一进行了辩驳。
除了以上清华简探讨的主要议题之外，还有4篇会议论文对中国古代思想观念进行了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先秦时期禅让观的流变——传世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在传世文献基础上，结合近年发现的楚简等出土文献对先秦禅让观及其思想流变作了概要的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世超《服与等级制度》对服与等级制度及服制的内容、特征、影响作了深入剖析。澳门大学杨兆贵、韩国培材大学赵殷尚《从周公“明德慎罚”与治殷措施看周公与黄学政治思想的关系》认为周公思想与黄学政治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周公对黄学产生一定影响。此外，上海大学历史系陈勇《钱穆与先秦诸子学研究——以﹤先秦诸子系年﹥为考察中心》对钱穆在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方法、贡献及局限与不足进行了评述。
四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与上古历史思想研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始，郭店楚简、上博简楚等一批竹简的发现和整理，由于其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学、文字、音乐等领域，以儒家类书籍为主，兼有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或不同，因而掀起了简帛古籍研究的热潮。该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即有论及郭店楚简、上博楚简、葛陵楚简、北大汉简等内容者。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传宾《郭店竹简字迹研究简述》对学术界关于郭店竹简字迹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李学功《楚竹书﹤容成氏﹥古史叙事建构及其思想旨趣探论》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篇探讨了古史叙事的地方性知识建构特征及其贤人政治的思想旨趣。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葛陵楚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主要对《葛陵楚简》记载的九个“纪年”大事所关联的重大事件及相关人物作了全面考察。
本次学术会议还有学者利用新近发现北大汉简，对道家的老子思想进行研究，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曹峰《“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简﹤老子﹥研究的一条进路》阐释了北大汉简《老子》中“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新的思想蕴义和价值。
还有学者注意到竹简中古代兵书，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田旭东《竹简中的古兵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楚国竹简兵书和汉墓出土兵书的流传和影响。

考古学与周代历史文化史研究的互动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新热点。青海师范大学张广志《宜侯夨簋与吴的关系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再认识》对半个世纪以来学者对宜侯夨簋与吴的关系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张懋容《如何利用族徽铜器识别西周早期墓地的族属》主要从族徽铜器方面对商周墓地的族属问题进行了分析。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西方学者对中国出土文献研究一百多年﹥阶段报告》对其书稿中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种类、个别学者小传、内容年代目录等进行了总揽式的描述和介绍。
有学者运用《易》学考古这一新兴学科方法对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从《易》学角度进行解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效雷、张金平《﹤易﹥学考古三题》从《易》学考古的视角对殷墟易卦卜甲、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陕西淳化西周陶罐筮数易卦进行了考释。
还有学者对金文的载体青铜器的物质构成进行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裘士京、柯志强、薛来《锡原料来源的争议与研究》通过对古代青铜器原料来源的研究，认为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锡料主要来自南方。


当今，常见出土文献的门类除甲骨刻辞、铜器铭文、简帛之外，还有古玺印文字、陶文、封泥文字、符节文字、钱币文、刻石文字研究等。古文字研究是对出土文献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它对中国古代历史文明、思想文化的研究的基础性意义不言而喻。甲骨文、金文等传统古文字的研究目前可谓成绩斐然。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从陶文、钱币文、古玺印文字、石刻文字等新材料入手进行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古文字研究的传统领域。
甲骨文之前有无文字？甲骨文属于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已非文字的初始阶段。与会学者对文字的起源进行了探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指出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文字是新石器时代社会晚期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社会经济生产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成功破译，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和重大突破。
有学者利用钱币文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中国钱币博物馆黄锡全《简要介绍一枚新见“北行阳”三孔布》对“北行阳（唐）”三孔布与“南行阳（唐）”的文字结构和写法作了细致分析，为研究帝尧行迹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可贵资料。
有学者利用古玺印文字研究楚国行政制度，如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鲁鑫《新发现的几则有关楚县的战国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与玺印、包山楚简、清华简等古文字资料中有关楚县的记载，对战国时楚国的县制及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探讨。
还有学者使用铭金、石刻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战国秦汉“金石纪法”传统的形成及影响》对战国秦汉时期“金石纪法”传统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影响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

综合考察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及研讨发言，我们可以发现，该次学术会议呈现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互结合。与以往中国上古史研究一样，出土文献与商周史研究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学者们在研究诸如历史人物、家族、制度、地名等重要问题时，其论证已不再局限于传世文献，而是力争二重证据、三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法的运用较为普遍。
二是新史料与新方法的运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的推进尤端赖于新史料、新材料的发掘和发现。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不仅要有多维的视角，而且要有新发现的史料，此次会议有若干篇论文利用了几则新的古文字资料，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共鸣。同时，研究中的跨学科对话得到加强，出现了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多学科交叉应用的研究成果。
三是新问题的提出与新共识的达成。正如会议上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上古文明、历史的研究出现了如近现代史研究一般的“碎片化”的倾向，而淡于“宏大叙事”，忽略对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索。与会学者在克服此种倾向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一致认为中国上古史研究在出土文献的推动下既要考虑“求真”，也要兼顾“致用”，成为史学研究的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实现科学价值与社会职能提供有力支撑。
总之，这次学术会议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会议规模适中，学者研讨发言时间较为充裕，在自由、平等、宽松、和谐的学术气氛中进行了学术观点的交流与争鸣。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不论从研究深度还是从研究广度来讲，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和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