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魏宜辉：说“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金文-魏宜辉：说“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魏宜辉：说“匋”
说“匋”
南京大学文学院
魏宜辉
《说文·缶部》：“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读与缶同。”《说文》中表示“瓦器”的“匋”，传世文献中一般写作“陶”：
《礼记·郊特性》：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荀子·礼论篇》：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
“陶”又表示“制作陶器”：[1]
《管子·版法解》：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
《孟子·告子下》：“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陶”还表示制作陶器的工人。
《周礼·考工记序》：“抟埴之工陶、旊。”贾公彦疏：“抟埴之工二：陶人为瓦器甑甗之属，旊人为瓦簋。”《管子·任法》：“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
对于“匋”字构形，《说文》以为“匋”字从缶、包省声，大徐本所注反切为“徒刀切”。考之古音，“匋”为定母幽部字。然《说文》以为“匋”从包省声，且引“《史篇》读与缶同”，“包”、“缶”古音皆为帮母幽部字。“匋”与“包”、“缶”虽然韵部相同，而定母和帮母两声纽远隔，从音韵上看它们似乎不应该有互谐或通假的关係。表明“匋”、“包”在读音上关係很近的例子还见于《说文·言部》，其中“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或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其实这和上面所举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说文》关于“匋”字“从缶，包省声”的说法，有些学者就曾表示过怀疑。林义光《文源》就指出：“《说文》云：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按匋、包不同音。古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盘），从人持缶。”[2] 显然他倾向“匋”为会意字。朱芳圃也认为“匋”是会意字，只不过他以为“匋”字“从缶从勹”，“勹之言旋也，义为用轮以制瓦器。”[3] 也有学者认为，“匋为‘陶’之本字，象人执午（杵）以造器，制瓦器须以杵捣坯，故以此象其事。”[4]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是对《说文》“匋”字“从缶，包省声”的否定。
与林义光所举相类似的字例，金文中有不少，根据《金文编》罗列如下：
金文-魏宜辉：说“匋”（能匋尊）
金文-魏宜辉：说“匋”（豦簋）
金文-魏宜辉：说“匋”（麓伯簋）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建鼎）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父盘）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父盉）
金文-魏宜辉：说“匋”（笋伯盨）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公剑)
金文-魏宜辉：说“匋”（邛君壶）
学者们多将此字释作“匋”，[5]《金文形义通解》将其铭文中的词义分为三类（本文除讨论之字外，皆採用宽式隶定）：
第一类属于氏名，如：麓伯簋：麓伯星父作匋仲姞宝簋。
第二类属于人名，如：能匋锡金于厥
金文-魏宜辉：说“匋”公夨□五朋。
第三类则是在铭文中用作“宝”，如：
笋伯盨：铸匋（宝）盨，其子子孙孙永匋（宝）用；
金文-魏宜辉：说“匋”公剑：
金文-魏宜辉：说“匋”公圃自作元剑，永匋（宝）用之；
金文-魏宜辉：说“匋”建鼎：作匋（宝）器。
对于这个被大家释为“匋”的字在铭文中如何用作“宝”，杨树达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匋’读‘徒刀切’者非古音也”，“‘匋’实从勹声（勹、包音同，许云从包省声误），而读与缶同，勹、缶皆唇音字，非舌音字也。言部‘
金文-魏宜辉：说“匋”’或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匋字读与缶同，而宝字实从缶声，故铭文假匋为宝耳。”[6] 杨说虽与《说文》略有不同，其实还是认同了“匋”字有唇音、舌音二读的说法，这和《说文》的说解大同小异，而他的这一说法也似乎从古文字材料上印证了《说文》的说解。
上面提到林义光《文源》以及《通解》、《考正》对“匋”字构形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否认《说文》“从缶，包省声”的说解，但却无法解释为何“匋”的字在铜器铭文中可以用作“宝”。对此，朱芳圃认为这可能是属于複辅音的分化，并不可信。
另外，杨树达还提及另一个与“匋”相关的字：
金文-魏宜辉：说“匋”
此字出自铜镈的铭文，器主自称“齐辟
金文-魏宜辉：说“匋”叔之孙、跻仲之子
金文-魏宜辉：说“匋””，杨树达认为铭文中“
金文-魏宜辉：说“匋”叔”的即经传之鲍叔。[7]
鲍氏，鲍即鞄也。铭文“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乃“鞄”之或作。《说文》“鞄”从包声，铭文之“
金文-魏宜辉：说“匋””乃从陶声。与《说文》异者，陶与包古音无异也。知者，《说文·缶部》云：“匋，作瓦器也。从缶，包省声。案按《史篇》读与缶同”。按勹、包音同，匋字即从勹声。许云从包省声，殊为迂曲。陶从匋声，匋实从勹声，而勹包古音无异，此陶与包音同之证一也。许君云：案《史篇》匋读与缶同，今验之鼎彝铭刻，知此说良信。笋伯盨云：“笋伯大父作嬴
金文-魏宜辉：说“匋”铸匋盨，其子孙永匋用。”
金文-魏宜辉：说“匋”父盘云：“
金文-魏宜辉：说“匋”父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女盘。”三匋字皆假为宝，是其证也。盖宝从缶声，故可与读与缶同之匋字通作也。古音缶与包通，匋读同缶，实亦同包，此陶与包音同之证二也。《说文·言部》云：“
金文-魏宜辉：说“匋”，往来言也。从言，匋声。或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云“
金文-魏宜辉：说“匋””或从包，从匋之字，或从包，此陶与包音同之证三也。
不难看出，这个考证的思路与上文关于“匋”用作“宝”的讨论基本上如出一辙，其基础还是建立在《说文》“匋”字既有唇音、舌音二读的说法上。
杨树达先生将铭文中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叔”释读作“鲍叔”，似无疑问，但问题是铭文中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究竟是不是一个从匋之字呢？我们仍抱有怀疑。上文讨论中所罗列的被大家认为是“匋”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与《说文》小篆“
金文-魏宜辉：说“匋””相比较的确非常接近，但是从辞例上分析，这个字在铭文中都用作“宝”，没有一个是表示“陶器”、“製造陶器”、“制陶者”或是与“陶”音同、音近的辞例。因此仅仅从上述这些材料，对“
金文-魏宜辉：说“匋””究竟是不是“匋”字进行判断，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舜是中国古史时代的圣王，在古代文献中可以见到很多关于舜耕作、渔猎、制陶的记载，如：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吕氏春秋·慎人》：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
《墨子·尚贤》：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新序·杂事》：故耕于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于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渔于雷泽，雷泽之渔者分均。
郭店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容成氏》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舜耕于历山，
金文-魏宜辉：说“匋”拍于河浦。（《穷》2-3）[8]
昔舜耕于历丘，
金文-魏宜辉：说“匋”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容》13）[9]
这两处整理者字释文中都隶定作“匋”，读作“陶”。这两个例子中出现的 “匋”字，通过辞例可以确定表示“制陶”义。
上博简《容成氏》篇中还提到了另一位古史时代的人物——皋陶，传说他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管子·法法》：“皋陶为李”。《容成氏》中也有相似的内容：
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李。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容》29）[10]
其中“皋陶”的“陶”字，简文写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
整理者将这两例分别隶定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读作“陶”。通过辞例可以确定此字应读作“陶”，但整理者对字形的理解则有偏差。“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左半之“
金文-魏宜辉：说“匋””其实是从宀从缶。楚简中的“宀”一般写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而“
金文-魏宜辉：说“匋””旁所从“宀”把倾斜的两笔写成了平直状，加之笔墨粘连，导致整理者误隶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至于“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应属于一个写坏的字，可能是由于书写者字形布局过于局促，只能牺牲部分笔划。“
金文-魏宜辉：说“匋””应隶定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从构形上分析这应该是表示“瓦器”之“陶”的一个异体字。
至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表示“瓦器”的“匋”字其构为从宀从缶。以前战国文字中出现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陶彙3.427）、“
金文-魏宜辉：说“匋””（陶彙3.71）、“
金文-魏宜辉：说“匋”（陶彙3.425）”、“
金文-魏宜辉：说“匋”（玺彙92）”、“
金文-魏宜辉：说“匋””（玺彙2732）、“
金文-魏宜辉：说“匋””（货系360），被释作“匋”，[11] 都是正确的。
《说文》：“匋，瓦器也。”而《诗·大雅·緜》 正义引《说文》则作“陶，瓦器竈也”。[12] 不管“匋”字本义是指陶器，还是烧陶的窑竈，与从宀从缶的构形都很吻合，“宀”表示烧制陶器的窑竈，“缶”代表窑竈中的陶器。[13] 从文字构形上分析，“匋”应当属于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中讲到的“複杂象物字”[14]，在文字构形中表现陶器的同时，一併交代烧陶的窑竈。
还要指出的是，在古文字中也的确存在个别“宝”省写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的情况。例如：《殷周金文集成》9688收录的杞伯每刃卣，其铭文为：[15]
杞伯每刃作邾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卣
杞伯每刃为邾
金文-魏宜辉：说“匋”所作媵器有多件，除了卣以外，还有鼎、簋、壶、匜，铭文内容都是类似的，都是“杞伯每刃作邾
金文-魏宜辉：说“匋”宝鼎”（《集成》2495）、“杞伯每刃作邾
金文-魏宜辉：说“匋”宝簋” （《集成》3898）、“杞伯每刃作邾
金文-魏宜辉：说“匋”宝壶” （《集成》9687）、“杞伯每刃作邾
金文-魏宜辉：说“匋”宝匜” （《集成》10255）。[16] 由此可见，杞伯每刃卣铭文中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应该是“宝”之省形。这种“宝”省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的情况在古文字中很少见，属于个别情况。
既然已知表示“瓦器”之“匋”写作从宀从缶，那么此前那个写作从人形从缶（人形或以为勹、或以为包省）而被认为是“匋”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又是什么字呢？关于这个字的构形到底应该怎么分析？其实关于这个字的构形，特别是其中所从的人形部分，前人已经有过一些很有启发的意见。马叙伦认为：“
金文-魏宜辉：说“匋”即《说文》之‘匋’，《说文》谓包省声。孔广居谓勹声。然《说文》混包裹之‘包’本字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者与‘匐’之初文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者为一字，此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则
金文-魏宜辉：说“匋”声也。”[17] 虽然马叙伦以“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为“匋”是错误的，但他指出“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所从人形部分实为“匐”之初文“
金文-魏宜辉：说“匋””，则是很正确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前人认为是“伏”之初文，[18] 象人作匍匐状。 “伏”、“匐”应该是同源关係。为了行文方便且不易引起误解，下文中将“
金文-魏宜辉：说“匋””暂作“勹（伏）”。伏与缶、宝古音关係极近，伏古音为并母职部字，缶、宝皆为帮母幽部字。古书中亦能见到“伏”与同为帮母幽部的“包”字相通的例子：[19]
《易·繫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释文》：“包孟京作伏。”《白虎通·爵、圣人》、《风俗通·皇霸》引作“伏羲氏”。《易·繫辞下》：“包牺氏没。”《白虎通·圣人》、《风俗通·皇霸》引作“伏羲氏没。”
《集成》10154收录的鲁器鲁少司寇盘的铭文作：[20]
鲁少司寇封孙
金文-魏宜辉：说“匋”作其子孟姬
金文-魏宜辉：说“匋”媵盘匜，其眉寿万年永宝用之。
其中“永宝用”的“宝”字写法有些特殊，由于同铭还有从宀的“寇”、“
金文-魏宜辉：说“匋”” 字可供比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
较，可以确定“宝”字上部并非“宀”之变形，而是从“勹（伏）”。排除了形变的因素，这种变化只能解释为以声符“勹（伏）”取代了形体接近的形符“宀”。这也说明“勹（伏）”与“缶”、“宝”的读音是极近的。
从“勹（伏）”与“缶”、“宝”读音极近的这种关係来看，“
金文-魏宜辉：说“匋””应该是一个两声字，“勹（伏）”与“缶”都是声符，在铭文中读作“宝”。为了与表示“瓦器”的“匋”相区别，下文中将“
金文-魏宜辉：说“匋””隶定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
我们接着再来看
金文-魏宜辉：说“匋”镈铭文中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其所从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旁其实就是“
金文-魏宜辉：说“匋””，只是所从“勹（伏）”的写法略有变化，表现人手臂的部份已经变短，这和上面我们举到的笋伯盨中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所从“勹（伏）”形写法更接近。“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从勹（伏）、缶声，在铭文中读作“宝”，而“包”、“宝”音同，从“
金文-魏宜辉：说“匋””得声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自然可以读作“鲍”。
在另外一件齐系钟铭中，器主自称“齐
金文-魏宜辉：说“匋”氏孙□”。对于“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一般都认为与“
金文-魏宜辉：说“匋””一样都是“鞄”字之异构，或依据杨树达对“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的考释，将此字也释读作“鲍”，即指齐之鲍氏。[21] 如果“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确为“鞄”字之异构的话，那么从构形上分析，它的基本声符应该就是“勹（伏）”。
1985—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东夏庄的几座战国墓进行了发掘，其中在M5中清理出一件带铭宋鼎，《临淄齐墓》（第一集）公布了这件鼎的资料。[22]
金文-魏宜辉：说“匋”
盖内有铭文10字。裘锡圭先生释为“宋左大师睪左庖之
金文-魏宜辉：说“匋”贞”。睪当为器主之名。左大师当即《左传》言宋国事时经常提到的左师。左师、右师乃宋国的执政大臣。裘先生认为“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从“广”从“肉”，“缶”声，“缶”、“包”上古音极近，故此字为“庖”之异构无疑。此鼎乃宋左师名睪者之庖厨用器。又以为“
金文-魏宜辉：说“匋””所从之“广”反写，据此“
金文-魏宜辉：说“匋””也有可能当释“右”，则睪乃右师。将铭文中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释作“庖”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字从反写之“广”，则值得商榷。一般情况下，如果整片铭文皆为反书，那么“
金文-魏宜辉：说“匋””所从“肉”旁亦应反写。所以认为“
金文-魏宜辉：说“匋””旁乃是反写之“广”显然不可信。我们认为，“
金文-魏宜辉：说“匋””即上面讨论到的“勹（伏）”，“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应解析为从肉，“
金文-魏宜辉：说“匋””声，在铭文中读作“庖”。整篇铭文应为正书。
既然已知“匋”本来的写法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那么又是如何变作《说文》所谓“从缶，包省声”之“
金文-魏宜辉：说“匋””的呢？从战国文字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见到写作从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的“匋”。但从古文字形体变化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从“宀”演变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的端倪。
冯胜君先生在《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中，将, , 上博简《缁衣》篇与楚简文中的“宀”旁进行了对比分析：[23]
金文-魏宜辉：说“匋”11
金文-魏宜辉：说“匋”11
金文-魏宜辉：说“匋”22
金文-魏宜辉：说“匋”23
金文-魏宜辉：说“匋”包山105
金文-魏宜辉：说“匋”郭缁8
金文-魏宜辉：说“匋”包山130
冯文指出二者的笔势是有区别的。在战国文字中，把“宀”写成平顶的，是齐系文字的显着特点。这说明上博《缁衣》“宀”旁的形体具有比较明显的齐系文字的特徵。[24]
高佑仁在解释上博简《郑子家丧》、《竞公虐》篇中的“病”字的一种特殊写法时，同样提到古文字“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与“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常是相通的，并举例说明： [25]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
内
金文-魏宜辉：说“匋”
孔子诗论.12
金文-魏宜辉：说“匋”
上博缁衣.20
宋
金文-魏宜辉：说“匋”
包.85
金文-魏宜辉：说“匋”
上博缁衣.23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
包.36
金文-魏宜辉：说“匋”
包.157
金文-魏宜辉：说“匋”
金文-魏宜辉：说“匋”
包.183
金文-魏宜辉：说“匋”
包.157
两位所举例子对我们的讨论很有启发。我们认为《说文》“匋”字，其所从“
金文-魏宜辉：说“匋””旁应该是受到类似变化的影响，而由写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之“宀”旁演变来的，而《说文》误以为“包之省”。
前人认为“匋”字有唇音读法的另一依据，是《说文》提到的“案《史篇》读与缶同。”因为包、缶音同，既然《说文》以为其从包省声，所以“读与缶同”似乎也很好理解。由上文的讨论，我们已确定“匋”为从宀从缶的会意字，后来“宀”演变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形。这样看来，“匋读与缶同”一说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古陶文彙编》收录河北出土的战国燕国陶文中多见有“缶
金文-魏宜辉：说“匋””、“缶攻”，[26] 高明先生将这些“缶”字径写作“匋”。[27]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将“缶
金文-魏宜辉：说“匋””读作“陶尹”，为管理陶工的职官；“缶攻”读作“陶工”，为制陶工人。[28]
将这些陶文中的“缶”释读作“匋”或“陶”，将“缶
金文-魏宜辉：说“匋””、“缶攻”释读作“陶尹”、“陶工”，我们认为都是非常正确的。考虑到两位先生都没有展开其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再谈谈这个问题。
何琳仪先生在他的《战国古文字典》中，将“匋”字（旁）直接置于“缶”字声系下，[29] 显然他是同意《说文》“匋”有唇音、舌音两种读法的说解。那么就不难推测出，他将燕陶中的“缶”释读作“陶”，应该也是循着这个思路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燕陶中的“缶”读作“陶”可能属于同义换读。缶，是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陶器之一，人们也不时以“缶”来指代陶器。前文谈到，“匋”字构形本从宀从缶，表现字窑竈中烧制陶器，即以缶指代陶器。所以，在製作陶器这样的特定场合，出现“缶”读作“匋（陶）”这种同义换读的情况也算是很正常的。《说文》引《史篇》所谓“（匋）读与缶同”，反映的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陶文彙编》中所收录的燕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写作“缶攻”的“陶工”外，还出现了“
金文-魏宜辉：说“匋”攻□”这样写法的“陶工”。[30]
金文-魏宜辉：说“匋”
此例也许只是个案，不代表普遍情况；另一方面，用作“陶”的“缶”也有可能是由这种“
金文-魏宜辉：说“匋”（匋）”之省简所致，总之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匋”字的构形本作“
金文-魏宜辉：说“匋””，从宀从缶，表现置于窑竈中烧制的陶器。《说文》“匋”字所从之“
金文-魏宜辉：说“匋””并非“包之省”，而是“宀”的变体，故“匋从包省声”是不可信的。古文字中存在“缶”读作“匋（陶）”的情况，这是由于同义换读而造成的，而并非“匋”有唇音读法。古文字中以往多被释作“匋”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字，现在看来是一个从勹（伏）、缶声的两音字，在辞例中用作“宝”；从“
金文-魏宜辉：说“匋””得声的“
金文-魏宜辉：说“匋””在铭文中读作“鲍”。它们均与“匋”字没有关係。
[1] 段注据《玉篇》补作“匋，作瓦器也。”正与此义吻合。参见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第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 参见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第3437页，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
[3] 参见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第3438页，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
[4] 张世超、孙淩安、金国泰、马如森撰：《金文形义通解》，第1334页，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亦有相似观点，参见《说文解字考正》，第206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
[5] 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第3436-3441页，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容庚编着，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368页，中华书局，1985年；张世超、孙淩安、金国泰、马如森撰：《金文形义通解》，第1334页，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6] 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第3438页，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
[7] 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第1503-1504页，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
[8]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45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其中“浦”字考释从袁国华、李家浩说。参见袁国华：《郭店楚简文字考释十一则》，《中国文字》新第廿四期，第141页，艺文印书馆，1998年；李家浩：《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53-35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0]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1] 高明、葛英会编着：《古陶文字征》，第187页，中华书局，1991年；罗福颐主编：《古玺文编》，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245页，中华书局，1998年。
[12] 《诗·大雅·緜》正义作“陶，瓦器竈也”，段注引作“匋，瓦器竈也”，当从段注。《十三经注疏》，第510页，中华书局，1980年；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第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3] “窑”和“匋”的音义关係很密切。《说文·穴部》：“窑，烧瓦竈也。” “窑”古音为余母宵部字，声、韵与“匋”皆近。清代学者徐灏乾脆认为，“窑”即“匋”之异文耳。（徐灏：《说文段注笺》，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第2243页，中华书局，1988年。）我们认为“窑”和“匋”未必一定是异体字关係，但二者倒很有可能是具有同源关係的亲属词。
[1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5075页，中华书局，2007年。
[16] 张亚初编着：《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1109页，中华书局，2001年。
[17] 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第34376-3441页，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
[18]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374-378页，中华书局，1979年。
[19] 高亨纂着：《古字通假会典》，第441页，齐鲁书社，1989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5457页，中华书局，2007年。
[21] 容庚编着，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68页，中华书局，1985年；张世超、孙淩安、金国泰、马如森撰：《金文形义通解》，第579页，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22]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编：《临淄齐墓》（第一集），第87—88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3] 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第328页，线装书局，2007年。
[24] 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第262-263页，线装书局，2007年。
[25] 高佑仁：《〈郑子家丧〉、〈竞公疟〉诸“病”字的构形考察》，“简帛”网站，2010年1月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00
[26] 高明编着：《古陶文彙编》，第351-386页，中华书局，1990年。
[27] 高明编着：《古陶文彙编》，目录第62-66页，中华书局，1990年。
[28]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243页，中华书局，1998年。
[29]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244页，中华书局，1998年。
[30] 高明编着：《古陶文彙编》，第380页，中华书局，1990年。
本文得到刘钊、程少轩先生的审阅指正，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