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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作用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极富传奇色彩的高僧。他是元末江浙行省平江路长洲县城相城里（明代改为直隶苏州府，今苏州市相城区）人，十四岁即在里中的妙智庵出家，十八岁剃度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称逃虚子，后人称为道衍禅师。然而，就是这样的“方外之人”，在明初却成了一位十分显赫的人物。建文四年永乐朝建立后，姚广孝受官僧录司左善世，成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级别最高的僧官。永乐二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又拜其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命复姚姓，御赐广孝之名。按“太子少师”一职，《明史》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并正二品。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①]实为朝廷中非常重要又非常荣耀的官职。据考，明初封为三公、三孤的功臣十分稀少，“洪武中，大臣为三公者皆开国功臣，三孤亦无备员，如刘伯温、汪广洋宁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乐中，惟姚广孝为少师。”[②]而且姚广孝是有明一代惟一实任的太子少师，秩居永乐一朝之最，这充分表明了姚广孝在明初崇高的地位。姚广孝还得到明成祖朱棣的特别尊重，史载“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永乐十六年姚广孝去世后，“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③]朱棣追赠姚广孝为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并御制神道碑铭，极力表彰其功绩。朱棣还亲自撰写了祭文，高度评价姚广孝一生的功绩，称其“一德一心，弘济艰难，辅成家国，其绩居多”，此后又“朝夕启沃，资益良深”，并感慨“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特派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宣读御制祭文。[④]姚广孝身后，仍多得赞誉之词。如明代思想家李贽高度评价姚广孝的功绩，认为“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⑤]清人编纂《明史》，以一千五百余字的篇幅，将其置于“靖难功臣”之首，这在中国传统史书中是很罕见的。近代日本学者认为姚广孝虽无宰相之名，而建有宰相之功，故称之为“黑衣宰相”。[⑥]国内明史专家商传先生则誉为“明初着名政治家”，并专撰长文述其生平功绩，充分肯定姚广孝“本身的卓越才能及其顺乎潮流的政治主张”。[⑦]台湾学者江灿腾对姚文孝亦极为推崇，认为“像他这样的学养和能力，实为古今僧人所罕见”。[⑧]明代中晚期以后至于清代，即使心怀偏见的儒士对姚广孝以僧人身份干政极为诋毁，但对他所建立的事功，却也无人能予以抹杀。姚广孝以一介僧人，生前、生后之所以受到如此殊荣，究其主要原因，皆在于他在住居北京（当时称北平）时期的后三年间，介入了明初重大的政治与军事事件——“靖难之役”，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对此，商传先生已有概述，今据有关史料再略加勾勒。
按“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而发动的争夺皇位的内战。明代建立后不久，太祖朱元璋即以分封诸子来藩卫国家，巩固朱姓统治。但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钦定的皇太孙建文帝继位后，鉴于藩王各拥重兵，渐成外强内弱之势，威胁到中央集权，遂采用谋臣黄子澄、齐泰等人的“削藩”建议，逐步削除各藩王的势力。其中燕王朱棣在诸王中实力最强，是朝廷“削藩”的最大目标，朝廷的一系列举措，使他备感不安。朱棣素来胸有大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决意起兵反击，遂于建文元年七月杀朝廷所置地方大吏，以“清君侧”为号，起师抗击建文。经过三年的艰苦征伐，[⑨]燕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成功夺得皇位。在这一彻底改变明初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中，姚广孝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端：
一是辅佐决策。在促成燕王朱棣决策“靖难”的关键时刻，姚广孝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人物。对此明人多有传说。据说一次姚广孝侍候燕王吃饭，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席间朱棣出联相试，出上联曰：“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应声答道：“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下联中寓意双关，正中燕王下怀，所以朱棣大喜过望之余，自此即以姚广孝为心腹谋士，“凡有大计，与姚谋焉。”[⑩]又有文献说建文削藩，岷、周、谷、湘、献各王或已削爵废为庶人，或阖宫自焚，燕王朱棣惊惧之下，令姚广孝占卜，以觇将来，“广孝以三钱授成祖密祝之。始掷一钱于案，即视成祖曰：‘殿下欲为帝乎？’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掷，曰：‘有之。’遂陈天命所在，又荐相士袁珙。珙相成祖法当为天子，曰：‘俟须及脐，即正大位。’”[11]明人笔记小说中记载的这些联对、占卜、荐人看相等神秘方式，虽真假不一，[12]但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姚广孝在督促朱棣及时决策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其实姚广孝并非那种故弄玄虚、夸夸其谈的江湖术士，而是在利用自己僧人的特殊身份，采取特殊的方式劝说朱棣，其用意在于督促其早下决断。对于当时的情势，姚广孝有着较为清醒的判断，他曾对朱棣说：
“主上（建文帝——引者注）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首隶士伍，盖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爱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众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之护卫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河南，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先发，欲高卧得邪？旦暮匹夫耳。”[13]
朱棣乃是一代雄才，姚广孝的这些分析，切中时宜，当然比上述占卜、相术等神秘之言，更能打动他的内心。但我们也要看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作法，在当时很有社会基础，对朱棣的决策，也不能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靖难”功成之后，明成祖朱棣在追思姚广孝功绩的御制神道碑中曾说到，“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更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实有所在。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几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14]《明史》“姚广孝传”则指出：“帝（朱棣）在籓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其后之赞又说：“成祖奋起方隅，冒不韪以争天下，未尝有万全之计也。乃道衍首赞密谋，发机决策。”[15]其实都是强调姚广孝在“靖难”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后来诋毁姚广孝之人，也多抓住此点对他进行攻击。如《明鉴》中，以“僧道衍劝棣为逆”为纲来叙述这段史实。[16]明人私人杂着中，则说到早在洪武十五年，姚广孝即与燕王朱棣密谋觊觎皇位，“时高皇帝封秦晋燕等十王，成祖封燕，将之北平。公乘间请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图草昧，东宫仁柔，愿厚自爱。大王试乞臣府中，当奉一白帽与王戴。’盖王上加白，其文‘皇’也。王乃自求衍于太祖，得从至北平。”[17]有人以此指责他早就怀有“大逆不道”之心，所谓“白帽献燕，已属无王”[18]。这显然都是附会之辞。姑不论此前素未谋面的姚广孝是否有机会能与朱棣密谈，即使他们见面，而且姚广孝也已存有此念，当时他也决不可能对朱棣作如此露骨的表示。这些记载不过以反证的方式，说明在辅佐朱棣决策“靖难”时，姚广孝确实曾起到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鼓舞士气。“夫战，勇气也”，两军相抗，军心、士气是决定成败之关键所在。自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后，朱棣便竭力在北方军队中网罗人才，竭力经营，实力逐渐位列强藩之首，此后或许因此逐渐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想法。[19]但当建文帝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正式登基之后，朱棣以藩王之位再率军公开与朝廷对抗，要想为这次起兵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却并非易事。朱棣后来断章取义地援引藩王有权训兵除奸的“祖训”，打起“奉天靖难”的旗号，其实非常勉强，难以令人真正信服。[20]俗话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只有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战场上的瞬息万变，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否则，很容易军心涣散、一蹶不振，以致功败垂成。因此，如何迈过燕军上下可能产生的“以下犯上”、“弑君作乱”等心理障碍，有效地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就成了一个关系到燕军成败的重要问题。姚广孝利用自己的过人机智和特殊才能，在这方面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姚广孝以“天命攸归”的说辞，努力扫除朱棣心理上的阴影。作为“靖难”之师的主帅，燕王朱棣的信心充足与否，对决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史料记载，姚广孝劝朱棣起兵时，朱棣曾对他道出了心中的顾虑，说：“民心向彼，奈何？”姚广孝答以“臣知天道，安问人心？”[21]建文帝以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嗣位，同时推行宽仁之政，在大臣和民众中有着很好的口碑。姚广孝对此十分清楚，于是以当时社会上普遍接受的神圣“天命”观念，来作为对抗朝廷正统和人间权威的武器。这多少可以作为朱棣的一剂强心针，此后姚广孝即不断以此来增强朱棣的信心。如北平都指挥张信将朝廷密敕他逮执燕王之信给朱棣时，“信露王，王惊，疾召衍议便殿，王为叹息泣下”，姚广孝即抓住机会进言说：“天之所与，谁能废之？”[22]当朱棣召集众人密议之时，屋檐上忽然有瓦片无故堕地而碎，燕王以为极为不祥，脸上颜色大变。姚广孝却乘机反向朱棣道喜，说这正是天示吉兆。朱棣听后，忍无可忍，谩骂他胡说八道。姚广孝从容答以“天意欲殿下易黄瓦尔”，也就是暗示夺位可成。姚广孝一番话之下，朱棣反忧为喜，“王乃喜，是日谋乃定”。[23]姚广孝的这些努力，产生了“证据链”式的效果，有效坚固了朱棣果断决策、勇往直前的信心。
其次，是在各种意外事件中，巧为解释，收化被动为主动之功。据说朱棣誓师祭纛之时，天色忽然大变，一时乌云密布，风雨交加。天气忽然变化，使朱棣深感不安：天示不祥，是否会因此动摇军心，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站在一旁的姚广孝，随机应变，上前大声说道：“飞龙在天，风雨从之，元吉。”[24]将暴风骤雨解释为飞龙出现之兆，众将士一时欢喜雀跃，士气高昂。巧妙的解释，不仅解除了朱棣心中的疑虑，更重要的是成功避免了起兵关键之时在广大将士心中可能留下的阴影。又建文二年底，燕军在东昌之战中遭到重大挫折，主将张玉阵亡，一度溃不成军。燕师一路遭到截击，方得退守北平，史籍中甚至称“是役也，燕师精锐丧失几尽”。[25]据传此前姚广孝曾说过“师且捷，费两日耳”的话，东昌战败后，他即对朱棣坚称：“臣固已言之，昌于文两日也。此后全胜矣。”[26]也就是说，他早就预料到了东昌之败，同样，今后的全胜，也是上天早就安排好了的。这可不同于一般的诡辩，在当时燕军士气极为低落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稳定军心、重振士气的有效措施。
在上述事件中，姚广孝随机应变，表现出过人的机智，对坚定主帅信心、稳固军心、激励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朱棣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姚广孝死后，他在御制祭文中特意赞赏了姚广孝“靖难之役”中“识察天运，言屡有验”的特殊贡献。[27]
三、战略部署。除了上述辅佐决策、鼓舞士气等作用外，姚广孝还在战略部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姚广孝为一介文弱僧人，自然不可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他的主要角色，就是积极发挥谋略者的作用，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籍记载姚广孝在妙智庵为僧时，“里中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者，读书学道，通兵家言，尤深于机事。公师事之，尽得其学。”[28]所述虽有夸大与不确之处，但也有一定根据。此后又经过有心积累和不断努力，姚广孝逐渐具备了较好的韬略修养。而朱棣在籓邸时所结纳的多为武人，[29]冲锋陷阵是其所长，战略运筹为其所短。正是因为如此，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能够“妙识几先，赞助秘密”，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战略部署的重任。对此，史籍中略谓“成祖军中，有闻见异事及兵进止，辄缄书飞骑问公，条答附去，并中机适”。[30]后来朱棣也回忆说：“朕靖难之初，卿（指姚广孝）侍左右，谋谟弼赞，裨益良多。”[31]《明史》更指出：“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32]这些记载，对姚广孝在战略决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做了极其充分的肯定。具体而言，较大的就有三次。
其一是建文二年八月。其时朱棣率领主力围攻济南，因守军铁铉、盛庸等拼死固守，兼之济南城高池深，兵多粮足，历时三月都未能有所进展。朱棣在济南城下进退两难，而南军却在加紧部署，积极准备反攻。姚广孝看出形势危迫，果断写信给朱棣，劝他放弃原来的计划，“师老矣，请暂还北平，以图后举。”[33]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率师北撤，燕军得以及时从久屯坚城之下劳而无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避免了更大的被动。
其二是建文三年正月。燕军在东昌遭到大挫后，士气一时极为低落，连朱棣本人也想稍做休息调整，姚广孝却“力趣之”，[34]在大败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督促朱棣重新出师。姚广孝的这种作法，看来使人费解，但其实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战败后的燕军，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人心沮丧，但另一方面军中上下郁积的愤懑之气，也极容易转化为以胜利来掩饰失败的补偿心理和强烈的报复欲望。而较长时期的无所作为，却不仅会给南军以调整部署的宝贵时间，更可能导致燕军的士气日趋消沉，从此一蹶不振。因此，如何引导和发动此种“怨气”，收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在姚广孝的安排下，为东昌阵亡将士的祭奠，成为再次出征的誓师，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为重新战斗的动力。[35]此次出征，接连取得胜利，使燕军很快走出了东昌之败的阴影。
其三是建文三年底。当时一些南京宫中罢黜的宦官逃到北平投奔朱棣，带来了“京师空虚可取”的情报。姚广孝听后，认为这是不可坐失的大好机会，遂提出了直趋京师的战略决策。他对朱棣说，燕军即刻南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36]朱棣接受了这一战略计划，遂于十二月初二在北平誓师南征，激励将士“要当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矣！”[37]此后燕军不据城池，不恋厮杀，一路避坚击弱，顺利渡过长江，终于进入南京金川门，建文朝廷崩溃，从而一举夺得了“靖难之役”最后的胜利。
四、协守后方。朱棣每次率师出征，都留下姚广孝、郭资等人，协助世子朱高炽据守北平。[38]《明太宗实录》中称：“上每出师，命侍世子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39]此因在“靖难之役”中，朱棣每多率主力在外征战冲突，虽多有胜仗，但是所得城池极少，往往是旋得旋失，或是燕军一去即又落入南军之手，真正得以久据的，不过北平、永平、保定三城而已。[40]因此，北平成了燕军必须确保的根据地，留下长于谋略的姚广孝协助据守北平，实是关系到燕军大本营安危的重要安排。姚广孝也不负重托，出色地完成了坚守北平的艰巨任务。其中最大的一次考验，是建文元年李景隆对北平的围攻。
建文元年八月三十日，建文帝以勋戚李景隆为主帅，调兵五十万伐燕。踌躇满志的李景隆，一改老将耿炳文以守为攻、稳中求进的战略部署，全力北上，直捣北平。面对重兵，反复权衡之下，朱棣不得已尽撤沿途防御，令北平全力守城，自己则率主力在外游动，一以牵制敌军，一以设法扩充力量。李景隆率军一路北进，顺利抵达北平城下之后，即分兵筑垒于北平九门之外，日夜围攻。其时燕军主力远在大宁，守城之战极为艰苦。南军强攻之下，各门均是危机频现。南军都督瞿能，还一度率军杀入彰义门内。告急声中，连燕王妃徐氏也登城助战，亲率妇女抛掷瓦石，奋力厮杀。作为守城主要人物之一的姚广孝，更加竭尽心智，出谋划策，在守城之战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史籍记载，“当是时，献陵居守，公及郭资等日夜守御，辑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设伏截其后，城上呼噪，伏发，急开门夹击，大败南兵去。又夜缒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数十人远伏草莽间，夜举火鸣炮，罢南兵不得休息，辄出精兵奋击败之，尽焚九门诸栅寨。”[41]经过姚广孝等人的百计防守，城内将士协力拼斗，不仅成功地挡住了南军的强大攻势，并等到朱棣主力回师，“内外合击，斩首无算”，[42]最终大破李景隆所率的北伐军队，使南军此后无力再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北伐，从而完成了燕军从守到攻的战略转折。
总之，姚广孝虽是一介僧人，但他的活动贯穿了“靖难之役”的全过程，并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姚广孝能“武居靖难诸臣之首”，[43]史家赵翼在评论《明史》时也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44]决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姚广孝之所以能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并由此而名垂史册，正是他在“靖难之役”短短三年期间的突出表现所奠定的。而姚广孝辅佐朱棣夺位成功，也给北京带来了新有机遇：由此而导致明朝都城北迁，从而再次开启了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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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
[②] 陆容：《菽园杂记》卷三。
[③]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
[④] 朱棣：《御祭文》，见《逃虚子诗集补遗》，永乐十六年四月初四日。
[⑤] 李贽：《续藏书》卷九，靖难功臣，荣国姚恭靖公。
[⑥] 野上俊静等着，释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转自江灿腾：《明初道衍的反排佛论及其净土思想》，《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
[⑦] 商传：《明初着名政治家姚广孝》，《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⑧] 江灿腾：《明初道衍的反排佛论及其净土思想》。
[⑨] 关于“靖难之役”的时间，有的论述记为“四年”。按朱棣自建文元年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前后不过三年。即使加上此前决策期间的准备时间，或者也不过三年略多而已。
[⑩] 吕毖辑：《明朝小史》卷四，永乐纪，王不出头谁是主。
[11] 高岱：《鸿猷录》卷七，靖难师起。李贽《续藏书》卷九亦有同样记载，谓“高帝崩，建文即位，谋诸大臣齐、黄、方等，逼执伊周、齐、谷，削爵为庶人，湘献王自烧杀，事且至燕。燕王惧甚，问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钱授成祖密祝而掷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臣窃谓大王卜之心，与臣卜无异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与者相者袁珙，请以决。’曰：‘与偕来’。珙至，就传舍。燕王从貌类者十余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护卫校耳。’珙独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间，命入宫，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游燕市，燕市中诸将相肩接，则皆以大王故。’”
[12] 多种文献都记载姚广孝曾推荐袁珙给朱棣看相，袁珙称朱棣当为“太平天子”，《明史》中亦谓“道衍……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但袁珙虽于洪武二十三年下半年到过北平，“靖难”前夕却早已远在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故乡鄞县，不可能有姚广孝“进袁珙”一事。参见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一，姚广孝《故承直郎太常寺丞柳庄袁先生墓志铭》，及《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13] 李贽：《续藏书》卷九，靖难功臣，荣国姚恭靖公。
[14] 朱棣：《姚广孝神道碑》。
[15]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
[16] 印鸾章、李介人：《明鉴》，卷一，太祖高皇帝。
[17] 李贽：《续藏书》卷九，靖难功臣，荣国姚恭靖公。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之十六“乘时诸臣列传”亦有类似记载。
[18]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之十六，“乘时诸臣列传”，姚广孝。
[19] 《朝鲜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载：洪武二十四年，朱棣曾在藩邸热情招待道经北平府的朝鲜使臣赵浚，“浚退，语人曰：‘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乙酉五年六月庚午”条，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明鉴》亦谓：太子朱标死后，朱允炆被朱元璋指定为皇位继承人，朱棣犹有不甘，“自帝为太孙，中外属望，独燕王棣心不平，常怀窥觊。”（卷一，太祖高皇帝）
[20] 商传：《永乐皇帝》，第57页，北京出版社1989年3月版。
[21]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印鸾章、李介人《明鉴》卷一记载相同，而《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所记，则略有差异，谓：“靖难之图，实起于道衍。云燕王密语道衍，以人心所向，对曰：‘天之所造，何论民心？!’”
[22]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之十六，“乘时诸臣列传”，姚广孝。
[23] 《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
[24]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之十六，“乘时诸臣列传”，姚广孝。
[25] 《明史》列传第三十二，盛庸传。
[26]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
[27] 朱棣：《御祭文》，永乐十六年四月初四日。
[2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少师独庵衍公。
[29]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
[30] 李贽：《续藏书》卷九，靖难功臣，荣国姚恭靖公。
[31]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永乐二年四月壬申。
[32]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
[3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34]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传。
[35] 参见商传《永乐皇帝》，第93-95页。
[36]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传。
[37] 《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
[38]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七月壬申。
[39]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40] 《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参见郑晓《吾学编余》，逊国遗闻。
[41] 李贽：《续藏书》卷九，靖难功臣，荣国姚恭靖公。
[42]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
[43]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六，姚广孝。
[4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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