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摇篮》这部剧是将主视角放在了抗日时期，一个不太会被人们关注的一件事上。当时，党在延安成立托儿所，这个托儿所十分的重要，因为这些孩子等于是未来的希望，丑子冈接到上级的命令，让她开启保育事业。刚开始丑子冈十分的不情愿，因为她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照顾孩子。后来丑子冈慢慢转变自己的想法，从零开始，投入到保育事业中，她的事迹也是令无数后人为之感动。

1、丑子冈人物介绍

《啊摇篮》中，海清饰演的丑子冈用她风风火火的行动和聪明机智的办法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有头脑、有干劲、有能力的女革命党员。丑子冈从一出场就带着一个愿望，那就是上抗大，去学习、去进步，去当女将军，去战场杀敌为家人报仇。

要想上抗大，除了领导签字推荐，丑子冈首先要经过丈夫张静平的同意。在丑子冈软磨硬泡下，丈夫答应了她的要求，但前提是她要安安稳稳地把孩子生下来。

靠着小聪明和一些小食物，丑子冈顺利拿到了好几个领导的签字，但是却在自己的老领导傅连暲这里绊了脚。因为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托儿所迫在眉睫，丑子冈被傅委以重任，请她协助曹和静建立中央托儿所。

尽管不愿意，但革命任务重于天，丑子冈还是接受命令并积极完成任务。说干就干，筹粮食、招人员、建场地，一番下来，托儿所初成规模。

这些事情看着简单，但实际做下来难度绝不会小。当时的环境，粮食欠缺，人员不足，凡事都需要亲自动手。如果不是真有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想必很难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丑子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证明了领导的眼光。

托儿所建成了，孩子也顺利落了地，丑子冈上抗大的愿望也快成真了。就在宣布中央托儿所正式成立的同时，傅连暲也任命了托儿所所长曹和静。此时，丑子冈的表情由高兴转为落寞，同时又有些迷茫。当曹和静提出丑子冈才是最能胜任所长的人时，傅连暲又宣布了另一个消息，那就是丑子冈的抗大入学手续办好了，她的愿望成真了。

原本，去上抗大是丑子冈梦寐以求的事，但此时，当她望着满院孩子不舍的眼神和刚成立不久的托儿所，丑子冈犹豫了。最终，在愿望成真的时候她拒绝去实现。丑子冈决定不去上抗大了，而是担任中央托儿所的所长，因为她不知道她走了以后她的孩子们要怎么办。

爱孩子是胜任托儿所所长最重要的品质。正因为爱孩子，愿意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前途事业和理想，丑子冈才甘之如饴地在托儿所干了一辈子。

2、丑子冈历史原型

《啊摇篮》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所以丑子冈是有原型人物存在的。历史上，1905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的丑子冈是个不幸的人，父亲在她出生后去世，本就贫穷的家庭更加窘迫，妈妈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

辛运的是，丑子冈妈妈十分开明，无论生活多艰难，她都把丑子冈兄妹送到学校读书。读完小学的丑子冈报名参加护士培训班，后被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然后，有文化底子又热情大方活泼开朗的丑子冈被挑选到政治部担任宣传员。

在宣传活动中，丑子冈认识了第五师范学校的学生党员和首领余家永。两人相识相爱后，在特派员陈毅的关怀下，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丑子冈哥哥在江西财政厅任科员，坚决反对妹妹嫁给余家永。丑子冈不但没听哥哥劝阻，且在婚后和余家永一起投身革命运动。没想到不幸再次降临，余家永遭到南昌警察局逮捕。丑子冈哥哥了解到余家永性命难保，将身怀二胎即将临产的丑子冈强行接走。

丑子冈分娩的前3天，余家永英勇就义。得知噩耗的丑子冈精神失常了。余家永父母及弟弟把丑子冈和孩子接回家中，细心照料安抚，丑子冈慢慢恢复成常人。丑子冈心想，一定要将孩子抚养成人，告慰长眠地下的丈夫。

丑子冈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她下定决心，和大学生与工人朋友们参加革命活动，共同迎接黎明的到来。她开始利用自己的特长给周围的贫苦老百姓看病打针，到附近的工人夜校义务讲课。1938年初春，丑子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儿子们惊异地发现，妈妈透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兴奋与快乐。

丑子冈的工作经历了几次变化，前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干事、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护士、合作社主任。1940年9月，傅连暲找到她，让她担任所长，创办中央托儿所。傅连暲向主席推荐人选时，对丑子冈是这样评价的：“工作积极，吃苦精神强，对孩子很有爱心。”

办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42年初，因为孩子越来越多，中央托儿所需要扩建。扩建选址在距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文联把原来办公用的窑洞让给了中央托儿所。丑子冈接到任务后，一趟接着一趟地往这里跑。看地形、画图纸、定方案、找民工、筹资金，丑子冈忙得不亦乐乎。丑子冈带领全体工作人员一起搬砖、筛灰、和泥、上房顶，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新的托儿所，儿童活动室、收发室、会客室、办公室、厨房、洗澡房、厕所、保管室，一应俱全。

“一定要把孩子的生命看做是自己的生命，你们在，孩子就在，即使自己牺牲了，也要保护好孩子。”丑子冈对托儿所的所有工作人员说。此后历尽艰险，孩子们安全转移出了延安，暂住在河北平山，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儿童伤亡。

早在进到北京创办中央军委保育院时，丑子冈就患了癌症。为了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尽量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丑子冈争分夺秒，比以前更忙。朋友、领导、同事、孩子都劝丑子冈好好休息，丑子冈总是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做一点，是一点。”丑子冈不但抢着做事，而且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大部分花在了需要帮助的同志们身上和孩子们身上。一年四季，丑子冈都穿一套旧军装，她没有便衣可换。

1963年2月底，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一张皮的丑子冈躺到了病床上。党组织要求尽一切可能为丑子冈治疗。

“我的病治不好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我辜负了党的期望。据医师说，我的癌细胞正转移到骨头里去了。我死后不用棺葬，也不用火葬，只求把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让他们解剖、研究。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离别人世后的一点贡献……”丑子冈对到医院看望她的赵书记说道。

赵书记双眼泪水直流。

临终前，丑子冈把大儿子叫到床前，交代说：“我死后你代我把最后一月的全部工资，交给园党委，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办理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我箱底下有一套旧军装，请人翻个面，让我穿上。”

大儿子哭着说“我全依您”。

1963年3月2日，丑子冈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着的孩子们，享年58岁。女儿丑松亮在母亲去世30多年后回忆说，妈妈若不是那样拼命工作，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丑子冈还有多次机会改行、提干，可她哪儿也不去，她离不开孩子，她把一切都给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