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宗祖文化背景与大一统理念实践的早期轨迹——兼论周秦汉在华夏一统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春秋战国-宗祖文化背景与大一统理念实践的早期轨迹——兼论周秦汉在华夏一统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宗祖文化背景与大一统理念实践的早期轨迹——兼论周秦汉在华夏一统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周到汉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史中成就最卓著的历史时期，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传统华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和成功的历史实践。中华文明历几千年延续不断，也与这一时期的奠基有着 直接的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如何起了如此作用，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下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以求证于方家。
一、黄土文明与宗祖文化
中国宗祖文化是一个有着漫长历程和深层影响的文化现象。它的形成要直接追溯到它所根植的环境，一种极具特色的生存环境。这种环境的早期文明成果可以称之为黄土文明，因为这 些文明成果的确和这种环境背景关系太密切了。
这里要考察的是，在我国历几千年而不断的宗祖文化，既然根植于黄土文明，那么它与黄土文明有否必然的联系?必然联系究竟在哪里?
黄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黄土农业文明。黄土农业对于生产力 相对低下的古代先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生产方式，具有易于开发和相对稳定的特征，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有较好的和相对稳定的来源，这是其他生存环境所无法比拟的。这种生存环 境和生产方式为一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供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换句话说，它天然地要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它的生产关系。在当时条件下的社会选择里，无疑那种有强烈血缘 色彩的生产关系是最佳的一种。当然，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也自然而然地选择它作为赖以发展的理想方式和雄厚基础——这是宗祖文化得以蕃盛的历史契机。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比较牢固的社会关系。人类在早期的生存繁衍中，面对复杂严峻的生存环境竞争，能够保持着群体社会的优势从而成为天下的主宰，无论如何是得 益于人们基于血缘基础上的观念。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生存竞争也在不断地肯定和加强着这种观念。正是由于兹，才有了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延续时间很长的氏族社会。也 正由于兹，愈是早期，血缘关系在人们生活中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同的生存条件为人们带来不同的社会实践，这种不同的社会实践，自然也不同程度作用到人们的社 会观念，从而使同样基于血缘关系的观念，却能因地域的不同而各呈异趣。根植于黄土的氏族社会，其血亲纽带似乎就是显得牢固一些，而且一些主要内容一直带进阶级社会，并承继 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传统里，这些显然与黄土相伴的历史实践有很重要的关系。
祖先崇拜的产生其实并不独钟于黄土环境，它是人类早期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是黄土这种生存环境却有条件大幅度强化这种基于血缘基础上的观念意识，并把这种基于血缘基础之上的崇拜观念扩张，以至于衍化出一个相当庞大的关于它的文化系统来。说到底还是这种黄土 的生产方式有其特殊的功用。根植于黄土的最典型的生产方式当然莫过于大面积的农业和大范围的协作，牢固的血缘关系有助于实现这种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群体都非常有益的协作。
如果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言，三代以前甚至包括三代时期早期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在黄土地上所开辟的生存条件其实并不都是典型的农业。然而周人经济则是典型的黄土农业，这 也是周人成功的重要背景。黄土、血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农业经济，这三者构成周人赢得统治和周文化大成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
比较确定的是：在这种黄土文明的背景下，一是人类自身血缘关系不断加强，基于血缘基础上的人类活动实际在不断创造这种意识；二是人类适应环境要求主动或被动地加强他的群体 属性，并随着生产活动的改进不断深化这种意识。两者以随时互动的形式进化的同时，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观念，都在这种背景下萌生、滋长和壮大。这应当是大一统社会观念产生的 沃土。
二、周代宗法制实践与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创造性很强的几个时代，其中成就最卓著、最具代表性的是周代。周 王朝的繁荣昌盛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同时反映周王朝在生产关系和意识领域里的 伟大创造上——这就是宗法制和与宗法制相为表里的宗祖文化。周王朝在以天命为帜，取殷而代之的漫长的艰难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找到了维系当时社会，又有利于他们发展的一套很 厉熟的治世方案，在周公手里成熟地归纳出一个以宗祖为中心的、非常体系化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是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的产物。要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现实，并且能够长此以往，单靠一般意义上的武力征服是远远不够的。三代更替的鉴戒和周王 朝的丰富实践、加上对如此历史背景下社会治理的认真检讨和臻密思考，周代的精明的政治家们开始编织他们的政治之网：一是严密的宗法制度系统；二是以宗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思 想系统。一种能够长久持续产生作用的政治文化结构在周人手里比较完善地建立起来了。
周人的宗法制度系统是当时最严密的制度系统，它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充分利用了血缘观念的发展成就和血缘关系广泛、深入且较自然的历史特性，有效地建立起了等级森严，又 有几份温情脉脉的古代秩序统治。由于这种统治在当时条件下有着比较平明的一面，同时又仰仗强大的武力，周王朝的统治疆域较其前代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周人统治对周边的辐射也 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总结前朝后代政治经验中，对武力和制度等形式强制获得的局限性有较深的认识，注意到社会意识在统治中的特殊而长远的作用，因而在采用严密的宗法制度 的同时，苦心孤诣地在礼仪教化上下功夫，建立起全面的礼仪教化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不仅有效地解释周人统治的合理性，不仅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令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生存于这 个体系之中，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繁文缛节的规则和反反复复的礼仪训化，使统治者内部在利益分配与心理调谐方面达到一种十分难得的准均衡状态，从而成功地维系了 周王室的统治。现在看来，孔老夫子一直到春秋时还对周制那么崇尚，是有其重要原因的。孔老夫子对周制的理解所达到的层次，尤其是对周人的礼仪文化体系的理解所达到的层次， 恐怕不是今人能完全悟得透彻的。他继承并阐发了周公的思想体系，创立了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并发展成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学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人思想体系本身就是 相当深邃的。
那么周人政治思想体系的深邃和高妙之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纵横比较起来，恐怕最主要的 地方还在于，这种政治思想体系从实用性出发，找准了与社会最容易亲合的切入点，把它完 全溶入已经千百年实践深入社会里层的血亲观念之中。能注意到“情”的政治文化编织，立意就非常高，它不满足于一般的教化，而是要使它成为社会的群体价值取向，也就是要编 织出合乎“情”因而易为人们所乐以接受的“礼”来。这种“合情”的模式当然只有从已有的文化积累和现实的直接政治体验中寻找合适的素材，其实也就是在黄土文明的积淀中去寻 找。无论是宗法制度，还是建立在宗祖观念之上的礼仪教化体系，都是对过去基于黄土而产生的社会文明成果的认真周密的归纳整理提高，是黄土文明在新条件下合理化、严密化、系 统和深化了的产物，因而它有着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容易为社会众多层面，尤其是统治阶级各层面所接受。甚至周边许多部族接受周人的统治，都不仅仅是屈服于周人的武力的缘故， 今天看来，周人远播其文明的努力中，那种怀柔感召和礼仪教化的方式的确是最高明的招数，产生的积极效应和社会成果，一直影响了历史无数个朝代。
周人的宗法制度和早期儒家思想体系显然满足了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长治久安的统治欲望，这也是他们政治抱负里的最基本的一条；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文化编织牢牢 地打下了华夏社会大一统的根基和深深地种下了大一统观念的社会思想源头。随着周人的政治实现，这种一统观念深深植根于华夏的沃沃黄土之中，在有周一代，已长成相当繁茂的思 想文化大树了。
人们公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中国置于统一统治之下的王朝是秦王朝。持如此看法的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实际上只是中国很有限的一部分。这种看法自 有其道理，然而从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发展的角度审视，着眼于作为深植于民族灵魂的大一统天下观念的形成历史来看问题，周王朝实在有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当然，宗祖文化从严格 意义上说还不是周王朝的发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夏商周三代文化传承中，宗祖无疑都是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不过像周人这样把它编织成如此严密的体系，推行得如此彻底，的确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论怎样说，宗法制形态在周人手里边完成并完善到那样的程度，是不能不令人钦佩的。这不仅从周人成功的统治里可以看出，其实还能够从周人的失败里得 到进一步认定。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战乱对周人的统治是一种否定，但对周人的宗祖文化则仍然从主流上是肯定的。当然这种肯定和扬弃中，另外的因素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即正如 前所论，根植于黄土文明，宗祖文化天然有着适应的一面，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色彩。
应该说，黄土文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立足于黄土基础上的稳定的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是它的最基本、最典型的特征，这一点正是在周代完成的，与夏商不同的是，周人的经济生活 实践在很早的时候，就以此为基础，周人的祖先亦因之称作稷，这某种意义上正是周人高明的地方。在适应环境，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的时候，周人显然对它的环境把握得更加精到一 些，周人的农业生产方式，无疑成为生存在黄土环境里的最佳选择。从适应环境才能更快发展这一视点观察问题，周人的强大和代商而起有其必然性。与此相类似的是，宗法制和宗祖 文化也大成于周，这也同样是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周人对黄土环境的领略和把握既然在早期表现出高明和精到，那么这种历史悟性在以后的历史实践中再次表现出来， 就不难理解；同时，农业文明实践正是宗法制和宗祖文化的沃土，周人在黄土农业文明实践中的相对发达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的经济形式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思维方面，表现 在制度和文化层次上。血缘社会延伸进入阶级社会而成为一种严密的宗祖文化系统，只有在这种相对有着丰厚农业文明积淀的社会圈里，才能够表现得如此完善。
三、春秋战国的特殊历史运动与大一统天下观的加强
春秋战国一方面表现为宗法制度的否定(或局部否定)，同时又在另一种层面上强化了与宗法制度相伴的“宗祖文化”。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春秋战国正是周人统治弱化，“王室式微，礼崩乐坏”的背景下的产物。周天子的权威日衰，名实不副，到后来竟至于徒具虚名，一直到灭亡。
值得强调的是，周王朝的这种灭亡形式是后世所不曾有过的特殊形式，它既不表现为强族入侵导致国亡种灭，亦不表现为农民起义造成政权颠覆，而是政权内部的长期自我消耗损残， 渐损渐灭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矛盾运动。它所呈现的历史轨迹，既表现为周王朝统治由衰而亡的历史过程，亦表现出周王朝统治绵延持续的特殊的生命力，因为只有周王朝能在 这种似乎常常有摇摇欲坠之患的背景里生存几百年之久。这种特殊的历史实践今天看来不能不说是与周王朝的政治文化编织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编织在周王朝 的长治久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反反复复的礼的实践，不停地强调礼所赋予的统治秩序，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向心作用，并且使这种向心作用一直辐射到社会底层，辐射到 边鄙地区，并且一直向后延续了下来。
这种礼的历史实践不仅在西周时期具有特征性历史意义，而且也是春秋时期最具特色的历史现象，春秋时期的这种特殊历史现象，正是春秋时期作为周代政治文化编织历史实践过程的 一部分的最直接的说明。如果说春秋甚至包括其后的战国的历史特殊，这种特殊的历史实践应该是其中很重要也很关键的一点，因为这种历史特点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特殊的作用，也使得春秋战国的历史拥有很多耐人咀嚼的层面。
春秋战国时期很值得提及的一种典型的事是所谓的“尊王”，即使在天子对诸侯失控的情况下，对天子地位的直接挑战，仍被看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没几个诸侯国敢于轻易地去这样 做。他们还得挂“尊王”的羊头，政治游戏规则仍然沿袭周王朝旧制。诸侯之间的互相挞伐，往往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即“奉天子之命”。周王朝灭亡以后，政治游戏规则有了一定 的改变，但是那种“夷夏之防”的观念，“大一统”的天下观等等却仍其旧，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许多考古材料反映出的丧葬礼仪制度，以往更多地用来证明当时所谓的“礼崩乐坏”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在诸侯以及卿大夫的丧葬安排里，超出规制的情况常可以看到，这被称作僭越 。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等级社会里，所谓的僭越既能从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的削弱，又从另一方面切实表现出旧有价值观念的继承。即是说，这些僭越者其实是把自己的价值实实在 在框定在被僭越者的价值观念体系里的。周人宗法制实现要建立的统治秩序及其观念，其实在这些丧葬形式里是得到肯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资料十分丰富，大量的实物资料都清 楚表明，人们对三代文化的认同几乎是无不存在的，一种礼仪制度渗透得如此彻底，不能不认为是周王朝经营并确立的宗祖文化的强大和成功。
春秋时期的“尊王”背后往往隐含着王权削弱的实质，这是以往史家都给予重视的一面。今天我们再从另外的历史视角观察，它不又正好反映出即使在诸侯权力的争夺已经白炽化的时 候，“天子”的特殊地位反映了周王朝政治文化的顽强延续，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其实就是已深入人心的一统天下观念的再实践和再强化。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周人的政治 文化编织中，宗法政治强调的以天子为中心的严密的政治秩序和天下一统的天下观，由于有着因血缘纽带的和适应黄土农业经济形式的基础条件，因而植入社会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与社会结合的牢固程度都不凡，因而即使在统治权力分化和重新组织的过程中，也不仅 没有被瓦解掉，反而在春秋战国的长期实践里甚至是战争实践里，不同程度地得到强化，起码在春秋时期如此，从而在看似分裂的历史运动中，华夏一统的观念始终未见削弱，而见加 强，这一点是不能疏视忽略的。
从政治制度史来看，可以说周王朝的政治文化编织，也是产生春秋战国的历史源头之一。春秋战国的历史实践，首先是周王朝政治的延续，当然同时也是对周的某些制度的武器的批判 。毕竟王朝政治秩序的建立完善不是一件易事，周人在彬彬礼让中建立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虽然高明之至，却也趋于太理想化一些。春秋时期的历史实践如果从政治探索层面而言，既 在肯定着它的合理性，同时也在否定着它的某些层面，具体表现在诸子百家鞭辟入里的论辩，更有直接的武器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到新的政权的建立，其实都在完成周人时期或许还 更早一些时期就定下的社会目标，寻求一种适应黄土农业经济的社会政治架构。一统观念其实在那时就产生了，以后的实践一直都在加强它。而秦汉政治秩序的建立是这种历史探索的 第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局，从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几百年政治秩序的基础模式。
当然，频仍的战争说到底是对民族一统局面的反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孔子当年不遗余力地大倡“春秋大一统”，一再表现出对周代政治的羡慕，称颂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乱与治的比较是强烈的，当时能找到的治世的最直接的和最佳的例证即是周王朝。因而不仅孔子发出吾从周的选择，许多政治家也是持相近的看法的。孟子“定于一”的论述与孔子 的一统观念实际是相通的。春秋时期思想家的活跃是历史上少有的。朱圣迪先生在论其诸子百家时曾说道：至迟在西周后期，有了“和而不同”的观念。“和同”是西周春秋文化的基 本概念，是那时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大一统精神。发展到“和而不同”，是在国家一统的问题上，解决和解释统一和对立矛盾体的一种宝贵尝试。是大一统观念在战争条件下 的发展和加强。与诸子百家纷纷纭纭的思想体系形成对照的是，在事关治乱的“大一统”观念方面，诸子百家的立场表现出少有的一致，大一统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表现出一 种强烈地甚至固化了的文化认同观念。
战争又往往是以另一种形式强化着一统观念的，尤其是强化着专制体制的确立，这是要予以特别强调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特殊的战争从形式上讲，本来就有着双重的属性——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从头到尾就被看做是一场内战，是“兄弟阋于墙”的。因而无论是产生的实际效应还是给社会思想里注入的，都是关于一统和分裂的内容。然而战争者始终不敢打出反周 的牌子，这是春秋战国战争不同于其他战争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也就是说，这场漫长的战争由于始终都是运作在周人设定且早已被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框架里，因而能够找出大量的 证据证明，战争似乎在削弱华夏一统观念的同时，又的的确确在强化它。
当然应当看到的是，适应战争特殊规律的需要，战国时期普遍的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变法运动，虽然也在强化着一统观念，但作为统治者的一统内容已经衍生出更多的专制色彩，记上了强烈的战争烙印。因而可以说，如果春秋以前的大一统观念更多地表现为周时期经营 并确立的宗祖文化的强大和成功的话，战国时期的一统观念则是对前者在政治层面上的异化。这几种情况的复杂结合，成为秦汉时代确立统一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基础。
四、秦汉集权统治与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成熟
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的一统国家是春秋战国几百年来对周制选择与扬弃的必然结果。
传统史学将春秋战国视为周宗法制度的衰败。其实如果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审视，周王朝时期为一统天下而作出的宏大的政治文化策划以及围绕着这种策划而进行的长时期的历史探 索和历史实践一直向下顽强地延续着，春秋战国始终是或者说主要还是在周朝培植起来的游戏规则里运作的。周时期的天下观，在这里并没有大的改变。因之可以说，秦的取胜建立的 是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假如取胜的是其他列国——如果可以假设的话——他们建立的统治与秦王朝也应当是大体同一的。经过漫长的春秋时期的历史淘汰，战国七雄都具有称霸天下的 实力，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几大强国都曾忘乎所以地称过帝，都曾以天子身份自居。它们的实践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是很值得注意的：1、都有着相似的统治体制；2、都有着相似的 统一天下的机会；3、都有相同的天下观；4、都把自己框架在周人的价值观念之中。然而它们既在周人的价值观中，亦超出周人的价值观之外。战争使他们更直接关注最直接的利益， 战争使他们更看重实惠，战争使他们更加看重权力的易移。因而建立在从三代到春秋战国这一漫长而有着较强逻辑连贯性的历史运动基础之后的统治，其两个特点无疑应当是确定地： 即一、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二、是一个高度集权制的王朝。
秦王朝最后统一天下是秦王朝的特殊实践的结果。然而秦人实践的特殊性是相对的，春秋战国的总体价值取向不仅制约和影响着其他国度，也制约和影响着秦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秦 人从地域上是周的继承者，据其地，得其民，大量地吸收周人的文化，奋发图强，很快济身七大强国之列。秦人奋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观念体系里，它的奋斗成功起码表明两点：一是 秦王朝成功地把握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二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秦王朝维系内部统治和取得外部支持的法宝，或者说是正确的经营思维，说到底是华夏社会给提供的，秦人并 没有把自己框定在这个社会之外。而恰恰相反，它既成功地运用了华夏社会的文明成果，同时又得益于那种战争时势为它提供的特殊优势，譬如因为落后而来的质朴、因文明晚起而具 有的，忄票悍等等。秦王朝取胜是因为它更适应这种战争的思维，秦王朝的短暂则正是失之于在总体业已被社会深深认同的那种道德意 味很强的华夏思维方式面前，它毕竟处于弱者的地位，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这一成果。
史学家千百年来一直在探索秦人取胜的原因。如果从历史运行的大轨迹来观看春秋战国那一幕历史的话，秦人的取胜恐怕更多的得益于它的政治思维和实践较之六国更多地适应战争一 些。因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治世时期的许多社会观念都还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而战争要求这一切都应该有个根本的改变，这时期谁变化得快谁就会变得主动起来，秦人恰恰
最有这个条件。这一时期其实在变与不变中大有文章。
前边分析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战国七雄设想的政治模式都会是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且必须是高度集权的——前者是长期社会积淀的文明成果使然，后者则更多了一层战国战 争的选择。也就是说，当时的胜利者如果不是长于集权统治，能最有效地组织国力的国度，那它的胜利就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显然，同样是大一统，秦制和周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 周制在另一种条件下发展了的产物。
汉人则是在对秦制进行批判和对周制大加褒扬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当然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秦的暴政。汉代对周的继承是建立在自周以来数百年各个时期社会对周制的反 复检讨和对国家一统问题探索的积极结果，因而可以说，从周至战国的漫长时期的社会选择，并没有完全反映在秦人建立的制度上，而是最终反映在汉家制度上，这应该予以特别的强 调。秦汉制度的差异表现为，随着周人一统观、天下观的实践，社会以怎样的形式做出对周人文化的认同和有可能条件下的继承。秦汉的一统实践某种程度其实也是对早期天下观念的 实践作答。汉集成了三代以来的社会成就，强调大一统的天下观，强调了周制的温和色彩，强调并不断规范了文化发展的一统趋向，强调了社会教化功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松散的一 统，而是真正强化到严密的集权政治的一统局面里。在中国历史上，自董仲舒之后，社会归于一，政治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的格局，第一次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实施并达成到极其深入的 程度。
五、结 论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而不改，其中很大程度得益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意识和认知系统，“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和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追踪大一统观念早期变化轨迹的时 候不能不看到，一种可以称之为黄土文明的成果，一种有着深厚积淀的宗祖文化其实起了重要作用。黄土文明所表现出的黄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需要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基于最具有普遍性和最具有平和自然色彩的氏族血缘政治提供的蓝天，经周人精密整合的宗法制度应运而生，并且与宗祖文化思想体系相表里，显示出很成熟的社会思 考。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的观念其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背后就已经在统治者那里产生了。
孔夫子是首倡“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家，他对周制的态度是很明朗的，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足见周制影响的深远。周制的影响不仅有效地维系了几个世纪的直接统治，而且直至春秋战国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民族大一统的观念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正常 发展中这一般是最易出现弱化的时期。
秦汉时代是大一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充分实现的特殊时期。如何看待秦汉政治与周代政治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史学意义。就文化史角度而言，大一统观念起始于周公的严密的 宗法制设置；强化于终周世一直到春秋时代的礼制实践——孔夫子的大力倡导和孟子等诸子百家的鼓吹是其典型反映之一；初显成于秦；大成于汉。秦汉的区别在于：秦时的反映是一 种特殊意义上的反映，是摆离轴心又牵系于轴心的一种纵向前进运动；至汉代才较完整地完成了自周时开启的这一过程。汉时探讨秦制周制得失，并兼而用之，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不仅 得以奠定，而且在文化建树上更进一步得以完善。大一统观念经汉儒的整合和社会广层面的渗透，尤其是礼仪文化的渗透，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极强 的同化能力的完备系统，并延续几千年而不改。中国社会以一种延续性极强、凝聚力很高的社会形态而长久发展着。
（编校：李淑萍)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27734.html

以上是关于春秋战国-宗祖文化背景与大一统理念实践的早期轨迹——兼论周秦汉在华夏一统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