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
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公盨铭文再考（下）
陈英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暨南大学中文系
4、其他相关问题
4.1大禹开篇之原因探析
本铭开首就从大禹敷土言起，我们觉得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找原因。在那场洪水传说中，天命禹敷布大地，商周两族得所栖止，因而对禹倍加赞颂，而且殷人、周人及齐、秦等族一律自认为居住在禹敷布的土地上
[1]。再者，由《诗经·大雅·生民》、《鲁颂·閟宫》可知周人传说中的祖先后稷是姜姓民族的女子姜嫄踏上了上帝的足迹而产生的，他继承禹的统绪，产生出一个周民族来。“姜”即“羌”，《史记·六国表》曰“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也就是说，禹也出于姜姓民族，由此可以看出稷、姜姓民族和禹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论语·宪问》：“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墨子·尚贤中》：“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淮南子·泛论》：“禹劳力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社神即土神，禹、稷之间的关系因“社稷”而更加密切[2]，禹平水土，稷播百谷，这是民生最基本的条件。盨铭一开始就由禹言起，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创世的追溯，且为周之配天寻找神性依据，另一方面跟上述三个原因当有深层关联。
4.2“德”之内涵
铜器铭文中有很多讲“德”的内容，尤其恭王时期的师
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鼎（2830，19行190字），鼎铭共有七处讲到“德”。此盨在10行98字中竟然用了六个“德”字。在中晚期的许多铭文中都强调“帅型祖考之德”。周人重德，周人认为“天命靡常”，周之所以能取代殷，既不是因为他们武力强大，也不是因为他们文明发达，而是因为周先王德盛于殷王。施行德政，是盛行于西周的政治口号。《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金文中有“明德”（梁其钟）、“元德”（曆方鼎2614）、“懿德”（墙盘）、“正德”（大盂鼎）等，“德”是周人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参许倬云1994：75－109，刘雨1989，姜广辉1997等）。
西周的“德”的内涵不是善行也不是惠政，善行意义上的“德”在春秋时期才逐渐形成。文献中有“凶德”、“淫德”、“衰德”、“昏德”等说，“德”之修饰语都带有负面意义，“德”最初应该是一个中性词[3]。“‘德’的古义是内在于人体的一种特质，不是外在的行为”，这种特质“有善有恶，可好可坏”（杜正胜2002：60－61）。《国语·晋语四》：“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庄子·天地篇》：“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这里的“德”是指族群的某种特质，“故西周时人时时刻刻不忘帅型祖考之德，而宣称自己秉承前人之德，纯佑维恭。每一家族各有他们的德，周王一定强调文武之德，其它诸侯卿大夫也都追述开宗立家的祖考。德为族群成员所共有，但最强有力、最显着者则体现在族长身上”，“作为族群共通之特质的‘德’当然是内在的”，“德居于身，经过‘敬’的功夫才显露出来成为善行，是谓‘敬德’”，“封建体制中，唯有掌握政治权力才能享有土地，治理人民，而维系其宗族于不坠”，因此常见之“帅型祖考之德”的铭文，多与保持政权连言，祖德与己德，祖考职位和自己权位的传承，二者既并行，且为一体”（参杜正胜1995：414、416）[4]。姜广辉从伦理学境遇（境遇包涵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与意义（指处理不同境遇问题所表现的最佳的人生态度）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指出（针对《易象》），“（它以六十四卦的形式探讨在不同的境遇下，君子所应具备的德性。在这里，）‘德’并不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规范，而是主要表现为境遇与目标之间的最正当、最合理的途径，作为目标的意义正是解决境遇难题的指路明灯，而境遇反过来对意义的实现也经常起到砥砺、激励的作用”，“境遇与意义问题是人们所直接面对的重要的人生问题，它要人们从具体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因素，导出事物的正当性原则”。这个解释放到金文中也是非常贴切的。[5]
由
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仲觯“匄三寿、懿德、万年”等铭看来，“德”也是需要祈求祖先赐予的，“德”是可以在祖先和后人之间传递的。
4.3铭文性质
李零（2003）指出△公盨不属于祭祀、媵嫁、册赏、战功、诉讼五类铭文中的任何一类，他说“铭文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物（只有类似赞语的“△公曰”三字，可以推知说话人），没有事件，纯粹是讲道德教训。它就比较类似后世的古书”。我们认为它就是《尚书》中的“诰”体，我们可拿《无逸》（周公对成王的告诫之辞）与之对照，《无逸》每段都有“周公曰”，末段云：“周公曰：嗣王其监于兹。”如果删掉每段的“周公曰”，只保留最后一段的，那么其形式就跟此盨一样。又如《梓材》（周公告诫康叔之辞）末段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阙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亦可参照。明确说话者可能出于后世传抄过程中的增益。例之《尚书》，通篇铭文当均由△公所说，也应该有具体的训诰对象。盨铭可称之为《豳诰》，告诫对像是“民”。豳公应是有较高权位的朝廷大臣，但是否王室贵族，不能确定。
西周是宗法社会，周天子为天下的大宗，个人都隶属于某一宗族，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代表一个宗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是族长。盨铭中“民”是与“王”、“臣”相对的一种身份，指的是族群，应理解为指各族族人。金文中其他不多的几例“民”的用例也应这样理解。体会盨铭的口气，豳公的告诫对象当是针对“万民”的（即各族族人），其地位可能非同一般，限于材料，尚不敢妄加推测。
盨铭格式与内容跟一般西周铜器铭文迥异，其它铭文一般都可以分析出作器者、作器对象，作器原因和作器用途等要素，也就是说铭文和铜器是二位一体的，而此盨铭文显然相当独立，只不过是把铜器当作一种书写载体。如果我们以前认为金文铸在铜器上有一定的特殊性，把铜器作为书写载体，总感觉有点儿不那么完全妥帖，总期望着或预设着当时主要书写材料应该是简牍的话，那么，现在由于此盨的发现，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祖先着书立说曾经以青铜器为载体。
盨铭的铸造目的，当如中山王方壶(9735）所云“明
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之于壶而时观焉”，亦如史臣舌簋（4030－4031西早）所说“其于之朝夕鉴”。
对于这篇铭文的性质的认识，必须跳出对金文文例的传统认识的囿域，不用按照传统习惯非要给它定一个作器者。
5、结语
本铭艰涩难读，限于学识，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也难免偏颇错漏，诚盼博雅君子是正之。正如江林昌所言，“△公盨铭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我们认识夏商周历史、研究先秦学术史、思想史、神话学、文献学、文体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的考释能对此盨的研究有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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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刘起釪（1991：75）。关于大禹的史料，顾颉刚作过很好的整理，可参看顾颉刚（1988a、1988b），刘起釪（1991）、祝世德（1983）亦可参考。
[2] 参《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鲧禹的传说》（参周宝宏2005：226－232）。
[3] 《周易》六十四卦象辞中的“德”字也是这种用义。
[4] 这种观点李玄伯早在20世纪40年代（1949：182－187）已经指出过，他说，“德是一种天生的事物，与性的意义相似”，德和性代表的都是图腾的生性（1949：184）。这与杜氏之德为族群特质说本质上没有区别。李氏图腾说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
[5] 参《古史文存·“文王演<周易>”新说》358、359页，姜氏解上引《召诰》“王敬作所”句曰：“‘所’是处所、处境，其义谓：作为君王应该在各种处所、处境下表现出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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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陈英杰：豳公盨铭文再考（下）0125~0127豳公盨铭文再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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