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北大秦简《禹九策》的占法臆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零-北大秦简《禹九策》的占法臆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北大秦简《禹九策》的占法臆测
2016年11月6日至8日，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爲主题的北京论坛（2016）分论坛一举行，李零先生在题爲“北大秦简《禹九策》”的发言中介绍了北京大学藏秦简《禹九策》的内容，称《禹九策》属数术类文献，肯定了《禹九策》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1]李先生的介绍文章《禹九策》后收入《北京论坛（2016）：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2]
李零先生在文中对该篇的简文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注释，但也有些问题仍然没能最终弄明白，比如其中的“禹之三，黄帝之五”，李先生认爲：“所指不详，一种可能是泛指阳数，三赅三壹，五赅五九七。另一种可能是具体数字：三居正东，当震位，《说卦》有‘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之说，震是万物之始：五居中宫，爲黄帝太乙九宫占的中心。”
李零先生是把“禹九策”的占法与九宫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认爲：“简文借助禹行九州、黄帝九宫占的图式，与式法中的太乙九宫占可能有一定关係，用九数占卜，也杂糅进易象、易数的成分。全篇用韵语写成，简单实用，类似后世的签诗，卜问疾病、出行爲主，大概只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占卜。”又说：“作者以九宫之数爲占，自名其术爲‘禹九策’或‘黄帝之攴’。这两个名称，从简文内容看，当指同一套数术。”
笔者感觉，“禹九策”和“黄帝之攴”只是根据禹之数3和黄帝之数5设定占辞数的一种占卜方式，可能和九宫、八卦之类的无关。这种占卜方式如李先生所言，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占卜方式，就象《荆决》、《博局占》之类的占卜术一样，这些方式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便于操作，一学就会，人人可爲，形式不会太複杂，故感觉李先生把它和九州、九宫、易象、易数联繫起来，有点过于複杂化了，也未必能用来正确说明这种占卜术，但说“类似后世的签诗”则极是。
从其“禹九策”的命名上看，它确有可能是来源于《书·洪範》裏说的“天乃锡禹洪範九畴”，大概是读“畴”爲“筹”，“筹”、“策”同类，才有了“禹九策”这个名目。汉代人认爲“洪範九畴”就是洛书，再后，又从“洪範九畴”裏演化出九宫数，宋人又据之绘製成“河图”，但秦代还没有这类的东西。
子居（吴立昊）在李先生文的基础上写了《北大简〈禹九策〉试析》一文，[3]进一步引申李先生的“签诗”说，认爲“《禹九策》当爲一种投茕占或签占。所用之筹即名‘禹九策’，又名‘黄帝之攴’”、“秦汉时古茕（琼）爲十四面或十八面，秦陵即曾出土十四面琼2，《禹九策》分别有一至九、善、恶终、陈颉、空枯、吊栗共十四种占辞，正可对应秦陵这种十四面琼。因此若将十四面茕的各面标上一至九、善、恶终、陈颉、空枯、吊栗，投茕即可得占，再按投得结果查对记有《禹九策》这样占书的筹策，就可以知道占问内容的吉凶。”又讨论了后世的“签占”，认爲“《禹九策》或即当前可见最早的签占之书，签占的出现时间更可提前到汉代”（子居认爲“《禹九策》爲汉简”，不知何据）；同时又认爲，“由《禹九策》文中屡屡出现的‘一占曰’更可见，今所见《禹九策》很可能最少是由六个不同的版本和一份古注拼合而成。笔者于试析内容之后将附上对这几个版本及古注的尝试复原。”其复原就是将各数字下的各条占辞拆开重新组合成六个独立的“版本”。
首先，说《禹九策》是“投茕占或签占”当是对的，但《禹九策》是否是由几个版本拼凑而成，这个则需要讨论。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得先尝试弄明白它的占卜方式。
这裏先把《禹九策》的《序说》释文宽式文本抄在下面：
“禹九策，黄帝之攴（枚），以卜天下之几。禹之三，黄帝之五，周于天下，莫吉；如若爲某人某事，尚吉。吉得三壹、五九七、陈颉；不吉，得二四、六八、空㱠、吊栗。”【简1-2】
李零先生指出“攴”即“枚”，是指木筹，是也。“枚”也是古代的卜筮工具之一，传本《归藏》裏的“枚筮”，秦简《归藏》作“攴占”，可证“攴”是“枚”之省，仍当读爲“枚”。
“几”字李零先生括读“禨”，认爲“几读禨祥之禨，指吉凶祸福。”按：“几”当依字读，《繫辞下》：“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说文》：“几，微也。”就是指事物的预兆、细微的迹象、苗头，占卜术就是就是用来预知天下事物的苗头的。
“禹之三，黄帝之五，周于天下，莫吉”，其中“吉”当训“善”，《诗·摽有梅》：“迨其吉兮”，毛传：“吉，善也。”《广雅·释诂一》：“吉，善也。”均是其训。此四句当是说禹之数爲3，黄帝之数爲5，根据3和5创造出来的这种占卜术可用于占卜天下所有的事物，没有比它更完善的了，是带有自吹自擂的成份。
禹数三，黄帝数五，很可能是根据阴阳五行说推出来的，《吕氏春秋·应同》：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这是战国时代影响巨大的邹衍一派的“终始五德”理论，以黄帝爲土德，以禹爲木德。《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数八”，郑玄注：“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月令》又云：“中央土，……其帝黄帝，……其数五”，郑玄注：“土生数五，成数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禹九策》所言之数均取其生数，禹爲木德，木生数三，禹之数就是三；黄帝土德，土生数五，黄帝之数就是五。《禹九策》占卜术裏面的各种设定都与三、五有关，用于遍占天下事物，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所以说“周于天下，莫吉”。
通观全篇，它可能是分爲《禹九策》和《黄帝之枚》两部分。《禹九策》共有九章，即九策；《黄帝之枚》共五枚，即善、恶终、陈颉、空㱠、吊栗，各枚一条占辞。九策加五枚，爲14数。
它以14占爲数，当是受六博游戏的影响。六博本来不用茕（骰子），而是用六箸，箸的一面代表1数，另一面代表0数，投掷一次可能获得的数字是0-6这七个数字。后来发明了茕，战国、秦代六博的茕是14面，战国茕上是把1-6的数字重複了两遍，另有两个空白面，[4]表示有两个0数，实际上就是把0-6这七个数字重複了两遍，等于投箸两次，故有14面。秦茕也是14面，上面刻1-12数，另有两个刻着“骄”、“畏妻”的面，[5]也表示有两个0数。0-12等于两次投箸得数的合计，可能得到的数字是0-12共13个数字，但因爲也是从两次投六箸而来，所以也有两个0，总共也是14个数。总之，战国至秦的六博茕上都是14面有14个数字。
禹九策规定的14占，明白就是受此影响，可看看它总体的情况，九策和五枚，既不象战国茕那样有数字重複，也不象秦茕那样有1-12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只是用了六博的14这个数，据此可知，禹九策的占法，只能是在六博的14面茕发明之后才创造出来的一种占法，它把六博中的1-9的数字作爲“禹九策”，把0、0、10、11、12这五个数字分别对应善、恶终、陈颉、空㱠、吊栗五枚，它是无法用六箸来运算的，比如那两个0数在禹九策裏就无法求得和对应，只能在14面茕上设定，从理论上讲，它和六博已经有很大差距了。
禹九策，古人认爲“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素问·三部九候论》），“九”代表最多数。每策都有三条以上类似《归藏》、《荆决》的韵语占辞，第一条都用数字表示，如“壹曰”、“贰曰”、“参（三）曰”，一直到“九曰”；此下的占辞多用“一占曰”开头，如第一章：
壹曰：右目日光，乘吾两黄。周勠（流）四旁（方），莫我敢当。其祠日及虚明，祟，君子吉。
一占曰：有女去其夫，戴萦纑，乃辱（溽）坭（泥）涂。吾且不足，前后有余，吉。
一占曰：大奇！饮酒如池，其乐如可（何）。尊俎莪=（峨峨），𣪠𫎜弟兄，
李零-北大秦简《禹九策》的占法臆测=（呵呵）𦬫（笑）詇。人囚绎（释），疾死。·君子者=（者，诸）父也。【简3-5】
其中最后“君子者，诸父也”是原书做出的术语解释，这样的解释其他章裏也有。
后面的占辞也有不加“一占曰”的，如贰中的的“贰人皆行”一条爻辞，就没有“一占曰”，可全篇只有这一条，可能书写遗漏了。
“一占曰”是指另一种占辞，它不是象《周易》那样有卦辞和爻辞之分，只是说每个数字有几条不同的占辞。
比较奇怪的是，九策中占辞数量不等，数量如下：
壹：3 吉
贰：5 不吉
三：3 吉
四：5 不吉
五：3 吉
六：3 不吉
七之一：4；七之二：1 吉
八：5 不吉
九之一：4；九之二：1 吉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各策的占辞的数量主要是3和5，只有七、九是4，但是七、九却各有两章，如七之一有4条，七之二却只有1条，开头也有“七曰”；九之一、之二也是类似的情况。笔者认爲，可能七之二和九之二虽然开头有“七曰”和“九曰”，本来也该是同属?七、九的占辞，只是因爲这两条太长，所以被单独辟出来成爲一章，那麽，实际上七、九本来也是各有5条占辞。
从壹到五，都非常有规律，单数3条，双数5条，即3、5、3、5、3，可从六开始就成了3、5、5、5，无规律可言了。同时，3条占辞的数字有四个，5条占辞的数字是六个，也不对等。
后面的《黄帝之枚》共五枚，分爲五章，各有一条占辞，合计也是5条占辞。
那麽问题就来了，如果《禹九策》真的是“最少是由六个不同的版本和一份古注拼合而成”，九策每策下各有3条或5条占辞，这个好解释，是不同版本拼合的结果；那麽《黄帝之枚》爲什麽每枚下只有1条占辞？唯一的解释是《黄帝之枚》部分原和《禹九策》不是一体的，所以子居复原的六个“版本”裏，前五个都没有《黄帝之枚》，只有第六个有，可这又矛盾了：前五个版本都没有《黄帝之枚》，则只有九策，那麽怎麽用14面茕来占卜？同时，如果按照复原的“版本”是一数下只有一条占辞，投茕得数即可得占，这和其他筮书的操作形式差不多，根本就不需要抽籤这道工序，那麽怎麽能和后世的签占扯上关係？可见说《禹九策》是由多个版本拼合而成根本不成立。《禹九策》和《黄帝之枚》是一个占卜的整体，二者构成一个占卜体系，不是各自独立的；其每策下的占辞数量也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设定的，不是随意的拼凑。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禹九策各数占辞数量的规律是，要麽3条，要麽5条，大概这是一种硬性规定，即《序说》裏的“禹之三，黄帝之五”，是说3是禹之数，5是黄帝之数，各占辞数量就是根据这个来设定。
《黄帝之枚》的五枚没有另外的占辞，可能它代表的事情是固定的，就象《堪舆》中的各种神煞，每个神煞所代表的事物吉凶是固定的，所以不会有另外的占辞。而壹-九数就可以代表各种需要占卜的事物，所以从理论上讲，每数下可以有无数条占辞。
占辞根据其分组，分爲“吉”和“不吉”，李零先生指出“奇数策爲吉策，偶数策爲凶策，善、陈颉二策是吉策，恶终、空㱠、吊栗三策是凶策。”占辞裏单数都是吉，双数都是不吉；后面的五种占辞有二吉、三不吉。
其中“吉”的数字中分爲两组：三、壹爲一组，李零先生认爲属?“小吉”、“初吉”；五、九、七爲一组，属?“中吉”、“大吉”、“上吉”；“不吉”的数字也分爲两组：二、四爲一组，李零先生分别称爲“初凶”和“小凶”；六、八爲一组，分别称爲“上凶”和“大凶”。
但从简文上看，禹九策、黄帝五枚只分吉与不吉。根据分组，《禹九策》可能以三、壹属?“上吉”，五、九、七属?“下吉”；二、四爲“上凶”，六、八爲“下凶”。其中属?“吉”的数字排列的顺序不是按照数字的顺序排列的，那麽只能是根据吉的程度来排列，大概最吉利的数字是三，壹次之，五又次之，以此类推；不吉的仿此。
后面《黄帝之枚》的五占也分爲吉与不吉，李零先生已经指出其中的“善”、“陈颉”属?吉，“恶终”、“空㱠”、“吊栗”均爲不吉，所以应该是前两种跟在“吉”的数字之后，后三种跟在“不吉”的数字之后，但是抄手抄漏了善和恶终。
这样统计下来，全篇的占辞总共是42条，恰好是14占三倍的数量；其中九策的吉策有19条，不吉策有18条；后面五枚吉占2种，不吉占3种，总计吉、不吉的占辞各21条，数量对等。
上面说过，禹九策的占卜形式是受六博游戏的影响，所以，它所拟定的占辞条数一定是14或14的倍数，根据“禹之三、黄帝之五”的规则，它可以是14×3=42，也可以是14×5=70，古人取的是前者，那麽就可说明，其占辞数或3或5，吉策、不吉策各21，合爲42，是一种有策划的製作，绝非各种版本的偶然拼合。
这42条占辞中，黄帝之枚的5条是固定的，那麽要凑够另外的37条，必须增加壹-九的占辞数量，而且还必须根据“禹之三、黄帝之五”的规则来设定，把37数约略平均分开，就是19+18，因而就可以看到，作者是把壹-九的九个数字分成两组，一组是壹-五5个数，对应19；一组是六-九4个数，对应18。
壹-五各数的占辞数量分别是3、5、3、5、3这种有规则的排列，爲19数，因爲要把19用3、5两个数字分成五份，三个3和两个5是唯一的解，其排列顺序是先3后5交叉；到了六-九，就成了3、5、5、5这种看似无序的状态，却正好是18数，因爲要把18用3、5两个数字分成四份，一个3和三个5也是唯一的解，其排列顺序也是先3后5，可3只有一个，后面只能跟着三个5，可见它看上去无序，其实仍然是根据规则的设定。
又根据黄帝五枚的吉、不吉比例设定了吉或不吉的比例，吉19，不吉18，以达到与黄帝五枚的2吉、3不吉相加数量对等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也是经过精心计算分配而然。
所以说，禹九策这种占卜方法规定的占辞数量和吉与不吉的分配比例，是全盘策划设计出来的，都经过计算予以合理设定。
那麽，这种占法是怎麽操作的呢？禹九策壹-九各数字下的占辞条数，或3或5，黄帝之枚五枚各1条占辞，它不是和《周易》、《归藏》、《荆决》那样有很严密的运算方法和各卦相同的卦爻辞条数，它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占卜术，所以不能用这些筮法的运算方式来衡量它。
推想的操作方法是：先準备好10个竹筒，相当于后世的籤筒，其中九个标上数字壹-九，裏面分别放入写着不同占辞的策（或标上数字对应不同的占辞），每筒或三策或五策，相当于后世的诗签。同一个竹筒裏的策写的占辞不同，所主的事情也不同。剩下的一个放入善、恶终等五枚（这个筒实际上可以省略）。
投掷工具就是六博用的14面茕，上面写上壹-九的九策数字和五枚的名称，正好14面，掷茕获得数字，就去相应数字的竹筒内抽籤，抽到哪根是随机的，之后根据签上的占辞来占卜；如果获得善、恶终等五枚，则直接抽出相应的签来占，因爲它们各只有一条占辞。
正因爲它有随机抽取数字策的形式，所以后来由这种占卜术演化出抽籤占卜，省略了掷茕这道程序，把所有的签都放进一个籤筒裏去抽或摇，随机抽取。签仍然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与禹九策的九策对应；另外还有三皇、贵神、喜神、太岁、青龙、白虎等神煞签，与后面的黄帝五枚对应，显然彼此有很密切的嬗变关係；其签组数主要有28、60、100三种，各种签的数量不是只有一枚，这个也和禹九策的情况相同，可反证禹九策每个数字下有3条或5条占辞幷不是版本的拼凑，而是根据“禹之三、黄帝之五”的原理和这种占卜规则设定的数量，它是后世抽籤占卜术的鼻祖。
这种占卜术用14面茕，当是从战国到秦流传的一种占卜形式，可能到了汉代就已经改爲只抽籤的做法幷流传至今，因爲目前发现的汉代六博用的茕普遍是18面体，[6]不适合用爲禹九策的占卜工具。
[1] 《北京论坛（2016）“出土文献”分论坛综述》，北大新闻网2016-11-10. http://www.bjf.pku.edu.cn/html/report/16120110-1.htm
[2] 李零：《禹九策》，《北京论坛（2016）：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北京论坛2016年，97-110页。下引李先生说均出此文，不另出注。
[3] 子居（吴立昊）：《北大简〈禹九策〉试析》，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7 年8 月26 日。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
[5] 程学华：《秦始皇陵园发现的“明琼”》，《文博》1986年第2期。
[6] 庄明军、陈磊、徐清华：《山东青州战国齐墓出土骰子及博具考辨》，《齐鲁文化研究》第六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徐若冰：《说骰》，《文物春秋》2015年第2期。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7年9月21日10：41。）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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