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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

（吉林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
提要：《容成氏》相关史地研究主要有两个主题：汤伐桀及桀逃亡的路綫；九州体系。已有研究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简文理解不够充分；二是文献使用缺少考辨。本文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认爲简文所述桀逃亡路綫爲桀都→鬲山氏→南巢氏→苍梧之野，戎遂、鸣条之遂分别是桀都和鬲山氏的一设防处，三朡不在桀逃亡路綫上。九州体系非虚指，战国历史变动进一步明确了九州疆域与概念。
关键词：《容成氏》 历史地理 桀逃亡路綫 九州体系
《容成氏》简文中提供了一种九州体系的文本，与《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俱有不同之处。此外，简文在叙述汤武革命的过程中，也提到了一些事件发生的地点，例如汤伐桀及桀逃亡的路綫，武王伐纣时经过的地方等等。由此学者得以通过简文研究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相关研究可分爲两类，一类是关于汤武革命过程中涉及到的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关于九州体系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爲继续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初步的共识，本文在充分讨论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研究中産生的一些问题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桀逃亡路綫的研究
关于汤武革命中的地理问题，研究成果主要有：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1]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2]吴锐《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綫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係》、[3]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綫新探》[4]等。研究中涉及到的中心问题即是汤伐桀过程中桀逃亡的路綫，关于此问题学者有不同看法，下文逐一评议。
马保春先生认爲简文“戎遂”即《史记·殷本纪》中“有娀之虚”，[5]幷采信桂文灿《毛诗释地》裏的意见，“娀”读爲嵩高之嵩，在今河南登封县。有娀战事失利后，桀奔鬲山氏，鬲山氏可能就是典籍所载的有鬲氏，在今山东德州。甲骨文中的“条”或即鸣条省称，马氏考证其地在今河北景县。“鸣条之遂”就是桀奔鬲山氏后汤追桀时所走的道路。马氏根据《容成氏》结合《史记》、《国语》佚文等文献的说法，将桀战斗及败亡的路綫勾勒如下：桀都（伊洛地区）→莘之墟之战（山东莘县或曹县北）→有娀之战（河南登封）→鸣条（河北景县）→鬲山氏（山东德州）→三朡（山东曹县），复北上郕地（山东宁阳、範县）迎击汤师→南巢氏。
马氏结合传世文献和甲骨文献做研究，方法可取。不过其使用文献时缺少必要的考辨。例如桀由鬲山氏南逃三朡时已是数败之疲师，又怎麽可能北上郕地主动迎击商师呢？马氏之所以在桀南逃路綫中加入郕，实因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实际上今本《纪年》是有问题的，王国维做《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时已经说过：“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纷纠之因皆可剖析”，[6]足见今本存在的问题很大。且看王国维《疏证》中关于汤伐桀的记载：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尚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克昆吾。（《诗·商颂》笺“昆吾、夏桀，同时诛也。”详孔疏。）大雪雨，战于鸣条。（《尚书序》“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尚书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战于郕。（《吕氏春秋·简选篇》“以戊子战于郕。”）获得桀于焦门。（《淮南·主术训》“擒之焦门。”）放之于南巢。（《御览》八十三引《纪年》“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僞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7]
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今本其实是把不同文献所载地名去重后，不顾不同文本之间因详略不同産生的地名排列的複杂性，重新造作了一个顺序，例如《吕氏春秋》中郕在鸣条之前，今本中郕却被安排在鸣条之后。马氏研究中忽视了今本《纪年》存在的问题。
许全胜先生对简文“戎遂”与“高神之门”两个地名作了考证。关于前者，许氏从音韵学上考证“戎”、“仍”、“陑”可通，认爲“戎遂”即“陑遂”，也就是《殷本纪》中的“有娀之墟”。《吕氏春秋·简选》中“郕”爲简文“戎”之误。关于后者，许氏认爲“高神之门”省爲“高门”，以音讹爲“巢门”、“焦门”。通过考证，许氏认爲汤伐桀经历了三次战斗：一战于戎遂，桀败亡曆山。再战于鸣条，桀败亡南巢。三战败亡于苍梧之野，此处或“因舜事而误”。
许氏关于简文桀败亡路綫的观点大致可取，不过具体细节尚存在问题，容后述。又《山海经·大荒西经》：“成汤伐夏桀于章山”，许氏认爲“章”爲简文“鬲山氏”中“鬲”之形讹。《史记·货殖列传》载“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夏本纪》禹导山部分，“内方至于大别”，《正义》引《括地志》“章山在荆州长林县东北六十里”。《汉书·地理志》卷28下载“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说明章山自是章山，在汉水流域，非鬲山之讹。
吴锐先生认爲相关研究首要确定桀都、汤都所在。他认爲桀都伊洛地区，又赞同王国维的观点，认爲汤亳在山东曹县南。简文“戎遂”即“有娀”，在山东曹县附近。鬲山即曆山，根据顾颉刚、高士奇等学者的观点，认爲在山东定陶。吴氏引《帝王世纪》认爲鸣条当在丹水流域。南巢即“巢门”，讹爲“焦门”，在湖北西部。苍梧则在今天陕西西南。如此他勾画的桀逃亡路綫是：戎遂（曹县附近）→鬲山氏（定陶）→鸣条之遂（丹水流域）→南巢氏（湖北西部）→苍梧之野（陕西商县）。
吴氏所勾勒的这条路綫有四个问题。一则关于有娀之战。吴氏认爲“济水流域本是殷人的大本营，有娀氏又是殷人的外家，难怪夏桀在此遭遇惨败”，桀逃入商汤的大本营，失却地利人和挑起战事，殊不可解。二则关于鬲山氏。吴氏忽略了鬲山氏的古国属性，认爲曆山、雷泽、河滨三地紧邻，幷以此地理特徵来确定曆山地望。有学者指出这种将舜活动地方捏在一处的做法与《史记》中司马迁的误解有关。[8]三则关于鸣条地望，吴氏主要根据《帝王世纪》中所载“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来确定。《帝王世纪》爲较晚出材料，此处记载与更早的文献如《史记》、《吕氏春秋》等有冲突之处，历来学者很少采信，观《史记》三家注可知。材料使用问题，后文尚有进一步的分析。四则关于南巢。南巢与巢门明显不同，是两个概念。吴氏认爲《山海经》中的“章山”即是南巢，文献中无此说法。章山自是章山，上文已有论述。吴文中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南巢是‘南夷地名’”，实际上郑玄此处注的是鸣条而非南巢。
郑杰祥先生认爲桀都偃师，汤都郑州商城，桀败亡路綫上依次有郕、莘墟、戎遂、鬲山氏、鸣条、三朡、高神之门、南巢、苍梧之野等地。“郕”即成皋，今河南荥阳。又根据张守节《正义》及《正义》所引《括地志》认爲有娀即山西永济县中条山区，鬲山即曆山，也在中条山区。根据《集解》所引孔安国的看法认爲鸣条在安邑西，简文“高神之门”、“南巢”都在鸣条附近，也在晋南。“苍梧之野”在今陕西商县、山西夏县一带。他所勾画的路綫是：汤自亳（郑州）出发→郕之战（荥阳）→莘之墟（陕西合阳）→戎遂（山西永济中条山）→鬲山氏（仍在中条山区）→鸣条（山西夏县）→三朡（山西闻喜）→高神之门（距鸣条不远）→南巢（河南三门峡南郊）→苍梧之野（山西夏县）。
根据郑氏勾画的路綫，夏桀的活动区域很小，一路向西渡过黄河之后就一直在中条山区徘徊。这与文献中桀、汤都曾在东部进行过战争的记载有冲突。[9]此外，郑氏论证中存在着文献使用问题。其所依赖的《僞孔传》、《正义》、《集解》、《太平寰宇记》以及《正义》所引用的《括地志》等文献，所载与此主题相关的地点，其地望大多是根据桀都安邑的历史地理背景来安排的。例如郑氏论证鸣条在晋南时引用《集解》中“孔安国曰：鸣条在安邑西”，这句话明显是以桀都安邑爲背景幷以之作爲参考位置。再如论证戎遂在中条山区时引用《太平寰宇记》“尧山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汤伐桀，升自陑，即此”，其中“汤伐桀，升自陑”采自《书·汤誓序》，其背景是桀都安邑，汤由陑山伐安邑，雷首山又在安邑附近，自然可以顺利得出陑山即雷首山的结论。吕思勉先生认爲这种将与桀都有关的地名一股脑放在晋南的做法“近于凿空”。[10]郑氏引《正义》论证戎遂在永济县也是同样的问题，清代学者桂文灿曾指出“张守节谓‘有娀当在蒲州北’，此盖因桀郡安邑而误。”[11]
二、关于“九州体系”的研究
与简文九州体系有关的论文包括：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12]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13]朱渊清《〈容成氏〉夹州、涂州、叙州考》、[14]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金文卜辞地名》、[15]易德生《上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16]易德生《从楚简〈容成氏〉九州看〈禹贡〉的成书年代》[17]、杜勇《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18]等。关于九州体系，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不同体系间州名对应问题。关于简文夹州，有兖州、冀州两种意见。陈伟先生同意李零的观点，认爲相当于《禹贡》兖州，“夹”、“寅”因形近而混淆，“寅”、“兖”上古音近，可以通假。杜勇先生则因爲九河在《禹贡》属于兖州，在简文中属夹州，故而认爲夹州即是兖州。晏昌贵先生认爲是冀州，其理由是夹州指夹在两河之间，与冀州同，另外也有文献记载九河属于冀州。朱渊清先生赞同晏氏的观点，认爲“夹州确应以黄河东西两河所夹而得名”，不过却又认爲夹州只是冀州的一部分。
简文夹州下叙有九河。对此晏昌贵先生认爲“可能还与古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有关”。冀兖二州以黄河爲界，《汉志》河比《禹贡》河靠南，《容成氏》若以《汉志》河爲背景，则九河就可能属冀州而不是兖州。朱渊清先生试图调和《禹贡》与《容成氏》的差异，认爲“九河下游多在兖州入海，幷不说明‘决九河之阻’地在兖州”。河流在某州出现不一定就表示其属于某州，这种回归文本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只是朱氏认爲夹州不含山西，幷因此反对将夹州径释爲冀州，此说却有可商之处。简文只是以“决九河之阻”来代表夹州内的水患治理，幷不是说夹州只有“九河之阻”这麽大小的地方。
关于简文涂州，大多数学者认爲即《禹贡》徐州或部分徐州，如李零、陈伟、晏昌贵、朱渊清、杜勇等学者均持这一观点。晏昌贵先生认爲徐州疆域与西周徐人的活动範围一致，西周初方位尚偏北，所以孟诸可以属于其中。朱渊清先生通过考古学文化分区来论证“王油坊类型文化分布区正是涂（徐）州之所在”，典籍中“禹娶于涂山氏”、“禹合诸侯于涂山”，就是在这一区域。杜勇先生则认爲涂州只是《禹贡》徐州的一部分。易德生先生认爲简文涂州当是兖州，“涂”与“兖”在音韵学上可以通假，同时九河、明都属兖州在地理上也是可能的。
关于蓏州的说法较多，有幷州、幽州、冀州说。李零先生认爲“蓏”简文写法近于“幷”，疑即《职方氏》的幷州。晏昌贵先生认爲蒌水、易水即幷州呼池水、易水，蓏州“正当《职方》的幷州”。陈伟先生改释“蓏”爲“藕”，读爲“耦”，与“幷”同义。认爲蒌水或即涞水，藕州名义上与幷州相通，但是实际地域上却与冀州相当。杜勇先生通过考证蒌、易二水的流域，得出了不同于李、晏二人的看法，认爲蓏州约在《禹贡》冀州境，与陈伟的看法相似。易德生先生认同苏建洲之说，认爲当是《尔雅》与《吕氏春秋》中的幽州。[19]
关于莒州、竞州，李零先生认爲竞州相当《禹贡》青州或《尔雅》营州，莒州或即莒国一带。陈伟先生同意这种观点。晏昌贵先生认爲，传世文献中缺少能与简文此二州对应的州名，莒州当以莒国春秋前期以前疆域较广时爲背景，或“偏北偏东，在沂水流域”，竞州应“偏西偏北，当淮水流域”。与晏氏相似，杜勇先生认爲莒州近沂水，约相当于《禹贡》的青州，竞州相当于徐州的一部分。易德生则认爲“莒”、“徐”、“竞”、“青”可通假，莒州、竞州即《禹贡》徐州和青州，简文和传世文献一样，对此二州疆域描绘不清。
二，简文九州体系与何种版本相似？晏昌贵先生因简文蓏州同于《职方》幷州故认爲简文九州体系较接近于《职方》。晏氏这麽说或许还有年代上的考虑，详见下文。易德生认爲《尔雅》中幽州包括了幷州，简文蓏州对应幽州，其九州体系更类似于《尔雅》的版本。朱渊清先生怀疑简文九州体系比《禹贡》更爲原始。杜勇先生则认爲《容成氏》九州在体系上尚不成熟，与《职方》、《禹贡》内容繁複不能相比，上古文献形成过程複杂，其间关係不易确定。
三，简文九州体系的性质与时代。晏昌贵先生认爲“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理由是简文对竞州、莒州的划分“不同于任何一种传世文献”。关于其时代，晏氏推测“《容成氏》九州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理由有四：简文关于九河的划分以反映较古老河道状况的《汉志》河爲背景；简文徐州位置偏北反映了西周徐人的活动区域；藕州“正当《职方》的幷州”；莒州地望当以莒国春秋前期以前疆域较广时爲背景。杜勇先生认爲《容成氏》九州体系州名与《禹贡》多异，且有“双州幷提”现象，各州地理特徵与疆界较模糊，“显然不是一个成熟的九州文本”。关于简文九州体系的産生年代，杜氏根据各种九州体系内容的繁简程度，认爲“《容成氏》成篇最早，其次是《职方式》，再其次是《禹贡》”，《尔雅》、《吕氏春秋》中的九州说用语精准且时代确定，时间上更爲靠后。又根据简文中多使用“于是乎”一词，而此词在春秋时期使用频率较烦，认爲《容成氏》与九州有关的文本形成时间可能早至春秋时期。陈伟先生则因爲简文九州与传世文献相比，州名和州域都有差异，断定其应属“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对于其年代似乎更倾向于战国时期。易德生先生则认爲简文九州州名与《禹贡》多同，地理方位上也较一致，只有一个“蓏州”有异，认爲“其九州体系来自《禹贡》，幷非自成爲一个独特体系”，其时代也晚于《禹贡》。
晏昌贵先生论证《容成氏》九州体系早到春秋前期，其中有一条理由是蓏州的河流同于《职方》中幷州，似乎是以爲《职方》在《周礼》内，形成年代也应该早到西周，幷用此年代来证明《容成氏》九州体系形成的年代。其实《周礼》成书情况十分複杂，这麽分析是不科学的。杜勇先生的论文中就认爲《容成氏》九州体系比《职方》早，其理由是《职方》的内容比《容成氏》更详细繁複而又系统。关于《容成氏》九州体系的性质与形成年代，以及相关学者论述的得失，下文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三、对上述问题的几点看法
（一）关于汤伐桀及桀逃亡路綫的研究，我们认爲上述学者所采取的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补的研究方法比较可行。古史记载具有口述史的性质，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历史地理研究的优势在于，根据不同文本，只要确定几个点，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路綫或範围。只是学者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影响到了结论，突出的有两点。
一个问题是学者之间对简文的理解有歧异之处，这种理解上的歧异直接影响到了桀逃亡路綫中各地点的排列顺序。简文中涉及桀的逃亡路綫的内容如下：
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桀乃逃之曆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20]
细析简文，“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的主语是汤，说的是汤攻桀而不是桀主动出击，汤所进入的地方或许就是桀都城。其后桀逃向鬲山氏，应当是逃向鬲山氏的都城。汤追赶桀，自鸣条之遂下行，攻打高神之门，可知鸣条之遂应是通向鬲山氏都城的一处地方，高神之门是鬲山氏都城的一设防处。鸣条之遂可能距鬲山氏都城很近，这样才能居之临下，攻打高神之门。之后桀又逃向南巢氏，汤追至南巢氏，攻打之后，桀又逃向苍梧之野。此后，汤没有继续追赶桀，而是四处徵发军队，巩固自己在各地的统治。由简文我们知道，汤每次攻打一个地方时，首先要占领某遂，接着攻打某门，可见“遂”和“门”是都城的两处防护设施，应该与都城距离不远。许全胜先生认爲“戎遂”爲桀都北面的高地是有道理的。桀逃跑路綫是“都城→鬲山氏→南巢氏→苍梧之野”，戎遂、鸣条之遂幷不是桀逃跑的目的地，只是汤追桀经过或战斗过的地方。
另一个问题是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对不同时期和性质的文献的价值认识不够充分。徐旭生先生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着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就已着重谈过这个问题，他认爲研究古史的重要前提之一即是“需要注意此期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21]要根据史料的时代与价值将之分等，“历史工作人必须把未经系统化的材料和经过系统化的综合材料分别开，幷且重视前者，小心处理后者”。[22]关于桀逃亡路綫的问题，笔者以爲首先应该做的也是材料的分类工作。我们对《太平御览》卷82所引《帝王世纪》中相关材料作一疏证来说明此问题：
汤来伐桀，以乙卯（《礼记·檀弓》下：子卯不乐。郑玄注：桀以乙卯亡。）战于鸣条之野。（《太平寰宇记》卷1引《国语》佚文：汤伐桀，……遂战于鸣条之野。又《尚书·汤誓》序：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桀。）未战而败绩，汤追之大涉，（《吕氏春秋·简选》：未接刃而桀走，遂之至大沙。）遂禽桀于焦，（《淮南子·主术》：禽之焦门。）放之曆山，（《淮南子·修务》：放之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逸周书·殷祝解》：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国语·鲁语上》：桀奔南巢。）
通过疏证我们发现像《帝王世纪》这类后出材料，多彙集其他文献，裁以己意，加入了不少杜撰成分。与桀逃亡史事相关的此类材料还有《淮南子》、《列女传》及更晚的《路史》等，使用时当慎重。
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再看有关“戎遂”的材料：《左传》昭公四年“椒举曰：夏桀爲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昔者桀爲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卢文弨曰：“‘戎’，《左》昭四年《传》作‘仍’。”桀举行诸侯集会，所选地方很有可能就在桀都附近，根据我们对简文的分析，“戎遂”离桀都距离不远。故此“戎遂”或即上引文献中的“有戎（仍）”，也即是《史记》记载的“有娀”。[23]《史记》《夏、殷本纪》关于汤伐桀俱只记述了一次战斗，即发生在桀都之外有娀之墟的战斗，当是因爲这次战争之后，汤攻占了夏都，名义上已经取代了夏朝。
发生在三朡的战事，笔者认爲不是针对逃亡的夏桀，而是属于汤“平定海内”征伐其他诸侯的部分，相应于《容成氏》简文中的“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桀之事迹随着桀都陷落、桀的逃跑已经告一段落。历代学者把三朡作爲汤追桀中的一个地点，是对《史记》的误解。观其他诸如《左传》、《国语》、《纪年》、《吕氏秦秋·简选》、《墨子·明鬼下》以及《容成氏》等文献关于汤伐桀的记载，俱没有提到“三朡”这一地点，应当不是巧合，当能证明笔者此意。
（二）关于九州说的所起，顾颉刚先生因《诗》、《书》中没有提及故认爲其最早不过春秋中叶，而且其时九州幷无实指，直到战国时才根据列国纷争的历史地理背景造出各州名和疆域。[24]有学者认爲《容成氏》新的九州体系加强了顾先生的论断。[25]我们认爲这一点需要辩证地看待。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战国前的九州只是“虚浮的概念”，[26]那麽与之前的“多方”、“天下”等观念有什麽区别呢？实际上与“天下”、“多方”这样的泛指概念不同，九州有其确定的内涵与意义。《容成氏》中有莒州，学者认爲其与春秋时莒国的地理位置有关，有学者指出“莒”与卜辞中的“吕”相通，早在商代就已有吕（莒）方。[27]战国时期莒国已式微，莒州作爲《容成氏》九州之一，其存在只能是爲了表示当时“天下”的一个特定区域。《容成氏》中的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州，学者认爲其得名与沮水有关，[28]所指也是具体地域。《容成氏》中有徐州，而徐国在春秋时期已爲吴所灭，徐州的存在也是爲了表示“天下”的一个区域。《容成氏》中的扬州，简文中州名写法据学者的意见，在楚简中确定场合被用作“阳”，阳州表示此州气候较爲温暖的地理特徵。[29]
从实际的程序来看，顾先生看到《吕氏春秋·有始》裏记载的九州体系将战国诸侯国与九州对应起来，于是认爲九州的州名和地域是当时人的製作。[30]我们认爲毋宁说是早就存在着九州的概念及其大致的疆域，战国时期的学者才能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将九州与诸国对应起来。客观来说，是战国时期的历史变动进一步明确了九州疆界，强化了九州观念。《容成氏》中有耦州、夹州而无冀州，有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州而无雍州，有叙州而无豫州，有阳州而无扬州，州名虽不同，代表的地域及地理特徵却相差无几，正说明这些州名表示具体的地理概念，而不仅仅与战国列国有关。即使如简文中的荆州，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国因州得名抑或是州因国得名。《容成氏》九州中只有徐州、扬州、荆州保留下来，莒州、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州、夹州、兢州、耦州后来消失，叙州由于语言文字的原因而变更，正是九州说受战国历史变动影响而进一步明确的明证。
《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的《虞人之箴》说“茫茫禹迹，画爲九州”，《虞人之箴》据记载爲周辛甲时虞人所进言，西周中期的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公盨铭文裏载“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乃畴方设正”，[31]畴方说的也是划分地域的意思，[32]可见上古时期曾划分天下爲不同地域的说法早在西周就已有了。漫长历史中这种划分也许不只一次、一个版本。晁福林先生曾批判过疑古思潮对口述史一概弃之的态度，认爲除了考古遗存之外，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也是保存古史的一种重要方式。[33]早期的这种区划经口耳相传最终记录下来，呈现不同的面貌有所难免。地理景观变迁、地域文化不同、记录传承差异、历史变动影响等因素都会导致九州体系的多样性。多样性恰恰说明其産生及传承複杂、其历时漫长的特点，彼时历史条件下，如果只存在单一的九州文本，那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容成氏》九州体系的出现更能说明这一点。
（编者按：[1]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2]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72-376页。
[3]吴锐：《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綫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係》，《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4]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綫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
[5]下文凡涉及学者关于《容成氏》中地理问题的看法时，除特别标明外，俱引自章下所列该学者的论文。
[6]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自序》，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7]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23-224页。
[8]司马迁认爲舜爲冀州之人，故改“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爲“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导致学者们误认爲雷泽、曆山、河滨等地皆在晋南。参见王辉：《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9]例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史记·殷本纪》载《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群后：‘不道，毋之在国，汝毋我怨。’”可见汤的东部地区也是不安宁的，幷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简单：西部就是夏的根据地，东部就是汤的大本营。
[10]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6页。相似论点又见吕思勉：《夏都考》，《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8-103页。
[11]桂文灿：《毛诗释地》，《续修四库全书》第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634页。
[12]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7月第57卷第4期。
[13]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张建民主编《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8-275页。
[14]朱渊清：《〈容成氏〉夹州、涂州、叙州考》，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424页。
[15]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金文卜辞地名》，《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8-333页。
[16]易德生：《上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江汉论坛》2006年5月。
[17]易德生：《从楚简〈容成氏〉九州看〈禹贡〉的成书年代》，《江汉论坛》2009年12月。
[18]杜勇：《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天津师範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9]苏建洲后来在其博士论文中改变了看法，认同陈伟的观点，蓏州即耦州，“用同义字来指称《职方》中的幷州，是一种‘同义换读’的现象。”参考苏建洲：《〈上博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二）〉校释》，博士论文，台湾师範大学国文研究所，2004年，第181页。
[20]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0-282页。
[2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2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2-33页。
[23]吕思勉先生认爲“有仍”与“有缗”同，一爲国名一爲君姓。我们不认同这种说法，桀举行诸侯集会，不可能选在统治不稳的地方。参见吕思勉：《先秦史》，第106页。
[24]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2-569页。
[25]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第266页。
[26]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第569页。
[27]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第25辑，第330页。
[28]见《容成氏》整理者李零等学者的意见。
[29]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第263页。
[30]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第571页。
[31]裘锡圭：《
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32]我们认爲裘锡圭先生释“方”爲法有些牵强，“使法则相类”说不通。畴意爲分类、划分，“方”爲四方地域及分布于其中的方国部族，《史记·夏本纪》在禹治水成功后紧接着说他“辅成五服”、“鹹建五长”，意与此“畴方设正”同。
[33]晁福林：《论“古史重构”》，《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028.html

以上是关于天下九州-楚简《容成氏》史地问题研究评议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