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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张家山汉简《收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一篇律文题名为《收律》，它一共包含了8枚竹简，其中1枚记载篇题，另外7枚竹简组成的5条律文主要是关于犯罪连坐时收没犯罪人家属和财产的法律。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律文的文本及其反映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很好的研究。[1]其中，李均明先生系统的分析了“收”的含义、“收”的前提（成因）、免收的範围等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何谓“收人”、“收人”与隶臣妾的异同等等。[2]张伯元先生则结合传世文献，重点说明了“收孥”、“收孥”的对象、免收的範围、收人与奴婢的关係等问题。[3]
这些研究已经为我们理解、利用《收律》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回答，例如，女性犯罪时是否要收其夫？男性犯罪时免收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在记载“收”的前提（成因）时，为什么将“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腐者”并列？本文拟结合睡虎地秦简及《二年律令》中其他诸篇的相关记载，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为方便讨论，先将《收律》释文引述如下：
①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4]（174－175）
②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毋夫，及为人偏妻，为户若别居不同数者，有罪完舂、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内孙毋为夫收。（176－177）
③有罪当收，狱未决而以赏除罪者，收之。（178）
④当收者，令狱史与官啬夫、吏襍封之，上其物数县廷，以临计。（179）
⑤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有告劾未遝死，收之。匿收，与盗同法。（180）
按：①中“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句，原释文在“完城旦”后有一“舂”字，张家山汉简研读班依据报告图版，已指出“舂”字衍。[5]释文据此修改。
一、男性犯罪时免收的对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律文①，其中“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即指的是男性犯罪时的被收对象，李均明先生指出：
“收”的对象包括人和物。“妻子”指妻子和儿女，奴隶作为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也在收的範围之中。[6]
①的后半部分都是关于免收的记载，其中所记的免收都是针对“妻”和“子”而言的，我们在其中没有发现关于“财”和“田宅”的免收。下面我们对“妻”和“子”的免收情况分别加以讨论：
（一）、男性犯罪时，“妻”的免收情况。
①中“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是关于妻的免收记载。对于此句，李均明先生的理解是：
“奸、略妻”当指以逼奸，抢夺手段所得之妻，其妻可以免收；打伤妻子者，其妻亦可免收。[7]
杨振红先生则认为：
丈夫犯的是强姦罪、妻子是被卖或殴打的受害方，这些情况均可免于被收。[8]
两位先生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奸、略妻”的理解上，我们认为李先生的看法更便于理解一些。“坐”以下应该包括三种罪名，分别是“奸妻”、“略妻”和“伤其妻”。其中“奸妻”和“略妻”是放在一起记载的，即律文所见“奸、略妻”，“奸”和“略”的对象都是“妻”，即犯罪人的妻子。这两种犯罪行为在《襍律》中均有体现：
⑥奴娶主、主之母及主妻、子以为妻，若与奸，弃市，而耐其女子以为隷妾。其强与奸，除所强。（190）
⑦同产相与奸，若娶以为妻，及所娶皆弃市。其强与奸，除所强。（191）
⑧强略人以为妻及助者，斩左趾以为城旦。（194）
⑥和⑦的记载与“奸妻”罪相关，⑥规定奴与主人（含主人的女性亲属）接婚或通姦时，奴要被弃市，女方则耐为隶妾；⑦则规定同产之间通姦或接婚时，男女双方都要被弃市。但是在上述的通姦或婚嫁中，被强迫的一方是可以免除处罚的，即律文所见“其强与奸，除所强”。“其强与奸，除所强”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强姦，对于在婚嫁中使用的强姦行为也同样适用。则“奸妻”罪恐怕是指以强姦手段获得妻子的这种罪行。
“略妻”即⑧中所见“强略人以为妻”，指的是强行掠夺他人做妻子的行为。“伤其妻”指伤害妻子的行为，属于伤人罪的一种，《二年律令》中关于“伤人”罪的记载，如《贼律》：
鬬而以釼及金铁锐、锤、椎伤人，皆完为城旦舂。（26）
又如《田律》：
杀人，弃市。伤人，完为城旦舂。（251－252）
那“奸妻”、“略妻”和“伤其妻”这三种罪行又有什么异同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在这三种罪行中，“妻”均是作为受害人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同时她们也是丈夫犯罪行为的被收对象。张伯元先生认为：“这种犯罪行为伤害了他的妻子，所以不收其妻。儿女也可能不当在应收之列”。[9]因此，对这些“妻”进行免收，是法律的制订者出于对受害人保护的考虑。
“伤其妻”与“奸妻”、“略妻”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奸”、“略”是男性获得妻子的非法手段，在这些非法行为发生之时，“妻”并不存在，“妻”只是“奸”、“略”这些行为的后果，因此被收对象中实际并没有“妻”。但是由于时间上的滞后，在对这些非法行为处罚时，“妻”又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因此，为避免上述矛盾的出现，在此处规定了这类“妻”免于被收，而在“伤其妻”中则不存在这种问题。
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外，“妻”还可以通过主动揭发“夫”的罪行，使得自己免于被收，②中“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即是。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10]（170）
（二）、男性犯罪时，“子”的免收情况。
关于男性犯罪时，“子”的免收情况，律文记载比较集中，即①中的“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
对于此句的理解，李均明先生认为：“其子女已成婚、立户、有爵位、十七岁以上者，曾为人妻而已被休弃之寡妇，可免收”。[11]杨振红先生则认为：“除非其子、女已经结婚，单独立户、有爵，并已年满17岁；或者妻子已经被休、守寡；或者丈夫犯的是强姦罪、妻子是被卖或殴打的受害方，这些情况均可免于被收”。[12]张伯元先生云：“子女已婚者，或已分户、有爵级，以及17岁以上的、被遗弃的、老而无夫的人都不收”。[13]韩树峰先生则云：“对于子女来说，只有已婚、独立为户、有爵位和年龄十七岁以上四种情况才可免收为奴。妻子则只有在被丈夫抛弃或者独居的情况下才可免收为奴”。[14]在以上诸说中，韩说比较明确，但他对“为人妻而弃、寡者”的理解恐有不确。这裏所说的并不是妻子，而是犯罪人的子女，“其子”是“为人妻而弃、寡者”的主语。
韩文已经指出：在“已婚、独立为户、有爵位和年龄十七岁以上四种情况”下，犯罪人的子女可以免收。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这裏我们对“为户”和“年十七以上”这两种情况稍作一点补充说明。
我们可以在②中看到女性单独为户了，其“子”可以免于被收，则此处“子”自己单独为户而免收也是可以理解的。
“年十七以上”中的“十七”这个年龄，在《二年律令》中共三次出现，其中《具律》简83的记载比较关键：
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岁”以下是可以减刑的，而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是不能减刑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是被作为成年人来看待了，他们具有了较为独立的地位。因此，在被收的时候放在裏面也是不适合的。
综上所述，男性犯罪时，“子”的免收情况有五种，分别为：“有妻、夫”、“为户”、“有爵”、“年十七以上”和“为人妻而弃、寡者”。
二、女性犯罪时被收的对象
在《收律》中，对于男性犯罪和女性犯罪，律文是加以区别对待的。①是从男性犯罪的角度出发，记载收的条件、收与免收的物件等问题。而②则主要是从女性犯罪的角度出发来记载上述问题的。但是，在②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女性犯罪时，其被收对象的明确记载，律文仅仅用“收之”就一笔带过了。自然的，我们会比照男性罪犯的记载联想，这裏“收之”的“之”是不是包括“夫、子、财、田宅”呢？
对于“子”、“财”、“田宅”没有什么疑义，而对于“夫”是否被收？虽然诸位学者没有作过多的说明，但从他们的表述中，还是看出他们大致持肯定意见的。如李均明先生说：“夫妻双方中，一方举报对方的犯罪事实，举报者可以免收。此例表明亲亲相匿的原则不适用于夫妻间”。[15]又如尹在硕先生云：“夫妻双方一方举报对方的犯罪事实，举报者可免连坐，可知法律上保护夫权的範围，只限制于家庭内部发生的犯罪，丈夫的对外犯罪行为不能享受法律的保护”。[16]李国锋先生亦云：“在夫妻关繫上，《二年律令》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刑事责任相对平等的精神。《收律》规定：‘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与秦律比较可以看到，秦汉法律制度在维护统治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秦律同样规定：‘夫有罪，妻先告，不收’”。[17]那么，女性犯罪时，究竟“夫”是不是被收对象呢？
我们认为，女性犯罪时，被收的对象中不应该包括“夫”。其理由如下：
首先，简文没有明确记载女性犯罪，要收“夫”。之所以认为女性犯罪时要收“夫”，多是由②中“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的记载得出的。此条律文的前半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对后半部分中“亦除其夫罪”的理解，学者们多认为这裏所除的罪包括了“被收”，其实这是可以存疑的。张伯元先生认为：“‘论’有判罪的意思；如果‘收’就是一种判罪的形式的话，就没有必要加上这个‘论’。妻能举发夫罪，不仅不收，而且“除于……论”即免除其罪；夫有罪，妻也可能为同案，但只要举发自首，就能免除其罪。[18]因此，“收”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连带的处罚，被处罚的人往往没有直接的犯罪行为，它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罪”。这裏的“罪”仅仅是指丈夫没有揭发妻子所犯的罪行而应该获得的相应惩罚，也就是律文上半部分“除于收及论”中“论”的内容。
其次，在①中描述男性犯罪时，我们看到了关于“妻”、“子”免于被收的补充规定，但是在②中我们只是看到了关于“子”的免收规定。假设存在收“夫”的情况，则相应的律文中也应该有关于“夫”的免收规定。参照①中关于“妻”免收的记载：“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夫”免收的条件，即“伤其夫”。《贼律》简33有“妻殴夫，耐为隷妾”，这是“伤其夫”的例证，只是此处“殴”比“伤”的程度要轻一些，则相应的处罚也要轻一些，即“耐为隶妾”，还达不到被收的条件“完舂、白粲以上”。虽然程度有所差别，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夫”也是可能成为妻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的，故其免于被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类补充条文我们应该在律文中可以看到。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说明在当时女性犯罪，被收的对象很有可能不包括“夫”在内，既然不包括在内了，那么相应的这些补充说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次，②中举出在“毋夫”、“为人偏妻”、“为户”和“别居不同数”这四种情况下，女性犯罪时，是不收其“子”的。其中“为人偏妻”可以肯定是有“夫”的，那么“偏妻”犯罪，“夫”是否在被收之列呢？对于“偏妻”，整理者的注释是：“偏妻，偏房”。王子今先生的看法是：“‘偏妻’可能是对‘正妻’而言。‘妻贵正不贵偏’，‘正’与‘偏’‘分则有别’，确定了家族中的尊卑秩序”。[19]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假如丈夫会因为自己偏妻的犯罪行为被收，则男性在这裏所担负的风险过大，很难想像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样的法律会得以推行。因此，我们可以怀疑当时女性犯罪，被收对象很可能不包括“夫”在内。
最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也有不少关于“收”的记载，如《法律答问》“隶臣将城旦”条：
“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何谓“从母为收”？人固卖，子小不可别，弗卖子母谓也。（116）
又如前引《法律答问》170简“夫有罪”条。从中我们看到，秦律中也没有记载女性犯罪，要收“夫”的条文。相反《法律答问》“妻有罪以收”条记载了妻有罪，被收的财物要给丈夫，律文是这样说的：
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畀夫。（171）
可以想像，被收的对象如果包括了“夫”，则这裏将“妻”被收的“陪嫁财物”还给丈夫多少显得有些矛盾。因此，秦律中被收对象很有可能也是不包括“夫”的。
综上所述，《收律》所见女性犯罪时，被收对象应包括“子”、“财”、“田宅”三类，“夫”很可能不再被收物件之中。
另外，对女性犯罪时“子”的免收记载，我们想做一点补充说明。与男性犯罪时“子”的免收记载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免收条件的出发点不同。具体表现在：
男性犯罪时，“子”的免收条件是从“子”自己出发的，“有妻、夫”、“为户”、“有爵”、“年十七以上”和“为人妻而弃、寡者”这五种情况都是在说“子”自己。而女性犯罪时，“子”的免收条件是从“母”出发的，“毋夫”、“为人偏妻”、“为户”和“别居不同数”这四种情况都是在说“母”，而不是在说“子”自己。这些“母”就是律文中的女性犯罪人。
这裏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即这些从“子”自己出发提出的免收条件，是否也可以在自己母亲犯罪时使用，使得自己免于被收呢？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不好做出太肯定或太否定的判断，但是我们倾向于是可以的，比如“有爵”这个条件。我们知道在当时用“爵”免罪、减刑是很常见的，则“子”的母亲即便达不到“毋夫”、“为人偏妻”、“为户”和“别居不同数”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只要子“有爵”，恐怕也是可以使得自己免于被收的。
三、“收”的前提（成因）中的一个疑问
关于“收”的前提（成因），《收律》中有两处记载，即①中的“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腐者”和②中的“有罪完舂、白粲以上”，②是针对女性犯罪而言的，和①相比只是名称有所变化。①所记对罪人的刑罚为“完城旦”、“鬼薪”和“腐”三种，李均明先生认为：“城旦舂、鬼薪为徒刑之重者，腐刑亦是较重之刑罚，此当为连坐收人的低限，在此之下，当可免收。”并引用《襍律》相关律文指出：“奸腐者”通常指强姦犯，也包括官员之通姦者。[20]李先生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襍律》中的相关律文是：
⑨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成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192）
⑩强与人奸者，腐以为宫隶臣。（193）
“坐奸腐者”就是⑩中的“强与人奸者，腐以为宫隶臣”。
依据⑨和⑩的记载，对于“强姦”罪的惩罚是要重 于“和奸”罪。因此，相应的“腐以为宫隶臣”是比“完为城旦舂”相对较重的刑罚。那么，在一般意义上，①中的“坐奸腐者”应包括在“完城旦、鬼薪以上”裏面了。因此，我们需要对律文在“完城旦、鬼薪以上”之外又列出“坐奸腐”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结合⑩的记载，“坐奸腐者”在被处以腐刑之后是要充当“宫隶臣”的。在《二年律令》中“隶臣”是比“城旦、鬼薪”相对较轻的一种徒刑，如《钱律》记载有：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为庶人。（204－205）
韩树峰先生也指出：在秦汉徒刑中，虽然存在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四个类别，
但是城旦舂和鬼薪白粲、隶臣妾和司寇应该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等级，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各个等级内部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城旦舂和鬼薪白粲在诸如赎免、犯罪后的处罚以及享有的权利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同而不是异。[2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城旦舂、鬼薪白粲一起使用，有的时候又区别对待。在①中，城旦和鬼薪是放在一起使用的，显然是为了突出他们的共性，即同属于一个刑罚等级。而后面单列“坐奸腐”恐怕是因为“坐奸腐”者是隶臣，要与前面的“城旦、鬼薪”区分开来。
对于“城旦、鬼薪”前面的“完”，韩先生也有一个解释，他认为：由秦入汉，肉刑的地位逐渐下降，徒刑的地位上升，尤其是汉初肉刑往往只是和城旦舂连用，而不与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连用。城旦舂中也有不施加肉刑的，一般称为“完城旦舂”，这裏的“完”相当于“耐”，是针对肉刑而言的。而鬼薪白粲、隶臣妾等不与肉刑连用，因此不存在用“完”来区别的问题，所以常见的称呼是“耐鬼薪白粲”、“耐隶臣妾”，或者乾脆不要“耐”，径直称为“鬼薪白粲”、“隶臣妾”。[22]
韩先生的论述为解释在“完城旦、鬼薪以上”之外又列出“坐奸府（腐）”这个问题，提供了另外一个切入点。如韩先生所论不误，则“完城旦、鬼薪以上”是从非肉刑的角度来说的，而“坐奸府（腐）”则是从肉刑的角度来说的。
“腐”刑是肉刑的一种，在秦汉出土法律文献中，对其记载不是很多，除了①和⑩外，《二年律令》还有三处涉及“腐”刑，即：
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趾，斩左趾者斩右趾，斩右趾者腐之。（《具律》88简）
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迁，金八两。有罪当腐者，移内官，内官腐之。（《具律》119简）
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城旦舂罪完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罪／ ／鬼薪白粲及腐罪耐为隶臣妾，耐为隶臣妾罪耐为司寇，司寇、迁及黥颜
法律-试论张家山汉简《收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罪赎耐，赎耐罪罚金四两。（《告律》128－129简）
在《具律》简88和简119的记载中，“腐”刑都是作为肉刑单独出现的，没有与徒刑一起使用。而《告律》简128－129中，鬼薪白粲和腐罪似乎放在了一起，但是由于简文的残损，只能说明在某种情况下“腐”这种肉刑和“鬼薪白粲”这种徒刑可能相当。⑩中的记载则是腐和隶臣连用的情况，这也说明肉刑是可以和城旦舂以外的徒刑连用的。我们在《二年律令》中可以发现不少黥、斩趾与城旦舂连用的例子[23]，但是却不能看到腐与城旦舂连用的例子。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腐这种肉刑在当时比较特殊，和黥、劓、斩趾等肉刑是要区别对待的，它可能只能与“隶臣妾”这种徒刑连用。
综上所述，城旦、鬼薪虽然存在程度轻重的差别，但是它们和隶臣是属于不同等级的刑罚，在当时的法律中是要加以区分的。另外“完”和“腐”代表了非肉刑和肉刑之间的区别，它们也属于不同的体系。因此，简文在“完城旦、鬼薪以上”之外又列出“坐奸腐”， 就是为了说明两者是属于不同体系的刑罚，不能混淆使用。
四、小结
下面对本文作一点小结：
第一，《收律》中分男性犯罪和女性犯罪两种情况记载“收”的前提（成因）、被收和免收对象等问题。
第二，在男性犯罪时，收的对象包括“妻、子、财、田宅”，免收的对象有“妻”和“子”。其中“妻”可以通过主动的揭发“夫”的罪行使自己免于被收，同时当“夫”犯有“奸妻”、“略妻”和“伤其妻”这些罪行的时候，“妻”也可以免收。“子”的免收有五种情况，即“有妻、夫”、“为户”、“有爵”、“年十七以上”和“为人妻而弃、寡者”。
第三，在女性犯罪时，收的对象包括“子、财、田宅”，不包括“夫”。免收的物件只有“子”，此时“子”的免收有四种情况，即其母“毋夫”、“为人偏妻”、“为户”和“别居不同数”。
第四，记载“收”的前提（成因）时，在“完城旦、鬼薪以上”之外又列出“坐奸腐”，是因为两者属于不同体系的刑罚。“城旦、鬼薪”和“隶臣”之间，肉刑和非肉刑之间要加以区分，不可混用。
（本文写作时，得到陈伟师悉心指导，“简帛论坛”上易泉、一帘秋霁两位先生的发言也使我获益良多，特致谢忱）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编者按：[1]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年第9期；崔永东：《简帛文献与古代法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吴荣曾：《秦汉时的行钱》，《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于振波：《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汉代名田制》，简帛研究网（03/09/24），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yuzhenbo01.htm；杨颉慧：《张家山汉简中“隶臣妾”身份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杨师群：《张家山汉简反映的汉初土地制度》，载张伯元主编《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校读记》，《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张伯元：《秦汉律中的“收律”考述》，载张伯元着《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韩树峰：《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
[2]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年第9期。
[3]张伯元：《秦汉律中的“收律”考述》，张伯元着《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121－139页。
[4]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56页。下文所引原释文和原注释皆出此书，不再一一注出，又释文如无特别需要，儘量采用通行字。
[5]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校读记》，《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85页。又韩树峰在《秦汉徒刑散论》一文中也提出同样的看法。
[6]见前揭注2中李均明文。
[7]见前揭注2中李均明文。
[8]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9]见前揭注3中张伯元文，第125页。
[1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3页。下文所引原释文和原注释皆出此书，不再一一注出，又释文如无特别需要，儘量采用通行字。
[11]见前揭注2中李均明文。
[12]见前揭注8中杨振红文。
[13]见前揭注3中张伯元文，第125页。又按：张文误将“17”写作“70”。
[14]韩树峰：《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5]见前揭注2中李均明文。
[16]尹在硕：《张家山汉简所见的家庭犯罪及刑罚资料》，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17]李国锋：《试论汉初对家庭关繫的法律调整》，河南师範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8]见前揭注3中张伯元文，第131、136页。
[19]王子今：《“偏妻”“下妻”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劄记》，《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6月，第150页；又收入王子今着《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24页。
[20]见前揭注2中李均明文。
[21]见前揭注14中韩树峰文。
[22]见前揭注14中韩树峰文。关于“完”相当于“耐”的说法，还可参看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3]黥与城旦舂连用的例子见《二年律令》简100、109、195等；斩趾与城旦舂连用的例子见《二年律令》简93、194、488等。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207.html

以上是关于法律-试论张家山汉简《收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