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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

（湖南省博物館）
1973年12月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獻資料——帛書。帛書的質地爲生絲織成的細絹，用整幅（約48厘米）或半幅（約24厘米）的縑帛書寫，存放在東邊箱一個長方形的漆匣內。有的帛書卷在一塊寬約2～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時折叠的邊緣已經斷裂，帛片互相粘連在一起，破損十分嚴重。經過修復及考訂，帛書內容多達 12萬餘字。其中就有一部爲《相馬經》，這是我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古代文獻。
帛書《相馬經》共有七十七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殘缺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補，有三百字無法處理。因爲這部古書沒有相當的今本可以查對，絕大部分爲傳世《相馬經》所無，所以一些內容，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但其第一篇就寫到“伯樂所相，君子之馬”，幷且多次使用相馬“法曰”和“吾請言其解”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幷不是伯樂相馬經原文，而是傳承、吸收和發揮了《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此《相馬經》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經文部分，用四言韵文寫成，類似于描寫詩或賦。從文筆語言上來看，不少專家認爲可能是戰國楚人所作。內容側重從頭部相馬,認爲眼大有神的是良馬。它把相馬法的要領概括爲：“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毋相其餘”。 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帛書《相馬經》的出土，展現了伯樂相馬經的豐富內涵，也證明了《伯樂相馬經》作爲我國最早的一部相馬專著在中國養馬學、相馬學等領域裏的重要地位。
（一）
　　帛書《相馬經》最早公布于《文物》1977年第8期第17——22頁。[1]對其專門研究和論及其文的已近上百篇，專家學者也有四十餘人。從其出土的意義、內容、性質、文學、語言文字等方面均有論述，成果可謂亦是不菲。
1977年第8期《文物》所刊整理小組與謝成俠先生《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2]兩文提出的看法一度被看成爲定論，被一些著作和論文所引用。趙逵夫先生首先對兩文提出新的不同看法。其文《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3]奠定了其在帛書《相馬經》的地位，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諸多論斷、觀點頗有建樹。在文中，趙先生提出對于帛書的“原書的規模、內容、語言風格及其同先秦時代楚國文化的聯繫等方面，還都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幷提出以下三個方面關鍵的問題：
第一，帛書《相馬經》釋文應當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謝成俠先生的《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一文在對帛書輪廓的分析中，沒有論及其組成，提法同《釋文》前言基本一致。謝文其中有一處說：“在第一行至二十八行裏，大部分的描述好似顯得更爲玄抄莫測，但在第四十四行起到七十七行的叙述，大多是第一至第二十二行所述的重複，而在此作了必要的解釋和補充。”可見，謝先生也注意到了一些現象，但未意識到從第44行至完，實爲另一篇文字，不但在形式上不同，而且作者、作時、作地也可能不相同。《故訓》對第一部分的解釋，解釋到第22行的末尾便完了。《故訓》部分也幷無缺文。謝成俠先生說：“帛書原來看來寫成三節，但也很象原來幷未分節，因爲第二十二行最後一句‘微而藏之’似乎不是一節的結束，這一行的空白很可能是帛書抄寫時下文不明而留下的”。趙先生認爲從開頭至22行末了是《經》，從第44行至帛書第77行是對經文的“故訓”。
第二，帛書中夾在《經》與《故訓》之間的部分（從第23行至第44行），既不屬《經》，也不是《故訓》，而是《傳》。幷提出三點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點，它同《經》一樣從頭到尾是談馬的眼睛，是對《經》的闡發，對後面的《故訓》的簡要歸納和提綱掣領的講解。第二點，這一部分幷不是依照《經》文的論述次序來談，也不是把《經》所論述的各方面都談到，而是就其中的某幾點加以發揮，既有對《經》文的總結，也有對《經》的闡發，與《故訓》相比較，行文較爲自由。大體說來，這一部分分五層意思。夾在《經》與《故訓》間的這部分文字深入透徹地就一些關鍵的問題作了論述，但却是自成章法，自有重點，顯示了較大的獨立性。這同西漢時代所謂“傳”的體例是一致的。第三點，其中幾處引了《法》。這個“法”應指伯樂的《相馬法》。
第三，帛書《相馬經》應定名爲《相馬經·大光破章》。關于其命名問題，楊寬先生認爲其中語意有所重複，第三部分是對第一部分的解釋，認爲幷非完篇，且“沒有書名和篇目”。[4]趙逵夫先生提出：只要我們明白了這部帛書的組成情况與文字體例，明白它《經》、《傳》、《故訓》三者的關係，我們不但可以藉以糾正其中一些文字抄寫上的錯誤，補出一些缺文，而且可以破譯《經》文中的一些名詞術語，能較全面地揭示它的內容，從而進一步提出它的定名問題。謝成俠先生的文章也有所涉及，文中指出:如果懷疑它不是《相馬經》或相馬法的著作抄本，而以文學的觀點可以把它當作一篇關于相馬的賦。[5]趙先生認爲從整個內容來看，不能看成是一篇辭賦式的作品。將這部曾經初步鑒定爲古代相馬的佚書抄本定名爲《相馬經》，大體上說來也是正確的，但也不太確切。幷提出兩點問題: 一、《經》文開頭的“大光破章”四字，便是此篇的篇名或章名。“大光”即指眼而言。“破”或者是“明”字之借，或者爲解析的意思。“大光破章”，意爲相眼之章，此篇從頭到尾是講相馬的眼睛的學問，則可謂名實相副。《故訓》部分解釋《經》文，對開頭的“大光破章”四字未加說解，《經》只是《相馬經》中關于眼的一章。這樣，帛書《經》的部分應定名爲《相馬經·大光破章》。謝成俠先生文中說這部帛書中還談到馬的其他部位，幷舉四肢爲例，認爲帛書裏的前後史和四史的“史”字宜理解爲“肢”。趙先生認爲所謂“史”字，實爲“夬”字，即“决”之借，睜大眼的意思。二、這部帛書不是只有《大光破章》的《經》文，還包括《傳》和《故訓》。因此，按西漢時代的《毛詩故訓傳》的書名之例，書名應定爲《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趙先生又提出這部帛書如就《相馬經》而言是不全的，但如就《大光破章》來說，則無論經、傳,還是訓沽，都沒有殘缺。而且篇名也是在原書上標明了的。在趙先生的另外一篇論文中也表述了同樣的觀點，還提出此書對于我們認識戰國末期楚地科技應用文體的形式、韵文的發展狀况、當時楚國的文風及戰國至西漢書籍的編注體例、流傳形式都有重要的意義。[6]
可以說趙先生的諸多觀點與論據是十分準確合理的，在學術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同。[7]
（二）
　　關于帛書《相馬經》的內容、來源、成書過程、成書時間或摘抄時間問題。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鑒定認爲:“帛書《相馬經》的文字和傳世的本子，不論在內容和文體上都出入很大。從它的文體類似于賦和提到南山、漢水、江水等迹象來看，有可能是戰國時代楚人的著作。全文的主要部分僅是馬的目睫眉骨等幾個局部，所以它是就是《相馬經》全文，也值得研究者作進一步探討”。[8]謝成俠先生說：“這部關于古代相馬的帛書，可以肯定抄錄自早已失傳了的《相馬經》。雖然它抄得很不完整，未能從中窺知古代相馬法的全豹。”又說“帛書《相馬經》既很可能抄自《相六畜》，而且又編入了作爲南方大國、馬匹衆多的楚國的相馬經驗”。關于馬頭部的相法，特別是相眼更爲細緻，實非今本《相馬經》(即《齊民要術》所收載的《相馬經》)所能及。其次是四肢的大體相法。至于軀幹各部以及耳（只提到一句)、鼻和唇齒等其他重要部位都未見抄錄在內。由此可見，它决不是古代《相馬經》的全部。[9]” 陳恩志先生對此表示反對，[10]張君先生對此表示贊同。[11]
陳恩志先生在《相馬術源流和古代養馬文明》文中提出：所謂抄自已佚《相馬經》或《相六畜》的主張，都不足憑信。因爲古代的相馬術，猶如當今的醫學一樣是分“科”的，類似現代醫學百科大全之類的《相馬經》著述，當時很可能還尚未形成。從馬王堆相馬帛書的內容來看，作者尤精于馬頭和眼部，顯然只是長于目睫眉骨相法的某人一家之說。它反映了我國先秦時代的相馬著述十分豐富。還有待我們繼續搜集、發掘和考證。[12]
張君先生認爲帛書實際上是一個經、傳合抄本。如果說這相馬佚文抄錄于西漢前期，成書于戰國晚期，那麽，其中的《相馬經》則至遲應成書于戰國中期。帛書中的某些文字也可見于先秦諸子的著述中。帛書摘抄的重點，應是三號墓墓主本人的偏好所在。僅從帛書重點摘錄的“相眼”這一點，我們就可看出，楚人對馬的觀察是多麽的細緻。帛書中楚文化烙印最深的是，不論相馬的哪一個部位，重要之點都在于區別“善走馬”和“非走馬”。帛書所載相馬經、傳皆在求千里之馬，這與楚人好快馬的風氣適相吻合。帛書《相馬經》應是楚人豐富的養馬經驗的結晶。帛書相馬佚文，雖只是楚人相馬書的一小部分。但文字已達五千二百餘字，超過《齊民要術》所載將近一倍，其中的不少相馬經驗更爲後書所缺。因比，帛書《相馬經傳》不僅是先秦時期唯一幸存下來的相馬書，而且是楚人留給後世的一份彌足珍貴的遺産。[13]
賀潤坤先生提出帛書《相馬經》字爲隸書，據推斷可能抄于惠帝、呂后時期，其內容主要是關于馬頭部的相法，看來仍屬寒風是之類流派。其之出土，證明在馬援之前，已有洋洋大觀的《相馬經》出現，它使中國古代成書相馬經的出現時間至少被提前到西漢初年。[14]
米壽褀、曹勝高等先生也認爲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相馬經》，大概是戰國晚期楚國人的著作。[15]
（三）
　　在對帛書《相馬經》的語言文字、文學上的研究成果也不少。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寫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在前言中說: 帛書《相馬經》的文字和傳世的本子不論在內容上和在文體上都出入很大，從它的文體類似于賦。[16]楊寬的《戰國史》也完全采用了這個說法。[17]此書漢初雖已有之，其成書則至遲在戰國之時。謝成俠先生在其文中也提出帛書“用詞頗多玄奧”，其中所用“馬體解剖學上的某些古名詞，在我國古代醫學和獸醫古書中都未見用過，因此很難確定其部位”，在帛書裏幷沒有提到膝、腕等各部分，但是都有所謂前後史和四史，這個“史”字宜理解爲“肢”。[18]趙逵夫先生認爲“史”字實爲“夬”字(整理小組的同志即釋爲“夬”字)，即“决”之借，睜大眼的意思；帛書中稱前之徹肉、上之彥肉、下之游肉、後之微肉爲“四夬”，是言其爲决定馬之眼睛大小眼眶上下前後之四部分肌肉，不是指四肢[19]。
錢玄先生在《秦漢帛書簡犢中的通借字》一文提出秦漢之際的帛書簡犢中的通借字，較現有的先秦古籍多出六倍以上。這些帛書簡犢比較接近先秦的古本，從這裏可以看到先秦古書中使用通借字的實際情况。舉例如帛書《相馬經》中薄借作泊；豐字借作夆。蚤借作早。帛書《相馬經》有“草”字，“草”從早聲，則先有“早”字[20]。
馬來西亞學者陳徽治先生對于“
先秦文化-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字，提出馬王堆帛書《相馬經》八:“中有細
先秦文化-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 (綫)。”見《相馬經》五六:“中有
先秦文化-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 (綫)。”馬王堆整理小組均釋爲“綫”。 陳疑爲“錢”之或體。由此幷提出可于《說文》“錢”下補一古文“
先秦文化-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21]
陳正興先生提出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中有“逮烏鴉”，此“逮烏鴉”就是奔跑速度極快的“千里馬”，實源于天上的“天馬”。據此，有關學者將武威雷台奔馬銅雕定名爲“天馬逮烏”，與古代傳說記載非常吻合，是比較科學的。[22]曹定雲先生也有相似的論調。[23]
唐鈺明先生在《上古口語詞溯源》一文中提出馬王堆帛書《相馬經》:“目門交上下會，眼中央而平”，“目”與“眼”對舉，眼只是目的一部分，可見王力先生認爲早期的“眼”指“眼珠子”，還是可信的。[24]
牛龍菲先生的《上古樂史之對象與方法》文中認爲所謂“龍雀”者，又稱“飛廉”，乃是“天馬之后”的“三齊”。“三齊”一語，出自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之西漢初年帛書《相馬經》。[25]隴菲先生進一步提出這裏所謂的“三齊”，是“三儕”的訛寫。[26]
謝成俠先生的《我國養鴿歷史及其與進化論的關係》還提出：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相馬經》中所知，其中提到馬的眼睛“欲如鴿目，鴿目固具五彩”。按該帛書含有一些楚國語調。由此推測，至少在戰國時代的中國南方，已有了目色不同的鴿，只是一般史籍都沒有這類的記載。[27]
謝成俠先生還提出:以文學的觀點把帛書《相馬經》當作一篇關于相馬的賦也是有道理。[28]趙逵夫先生還專門撰寫了《藻辭譎喻，意蘊宏深—從帛書〈相馬經·大光破章〉看屈賦比喻象徵手法的形成》一文，[29]文中提出帛書《相馬經》的出土，爲我們認識戰國時楚國語言的民族風格、楚國書面語多比喻象徵的風氣提供了可貴的資料。這部書就是戰國時楚人的著作。其中的《經》和《故訓》兩部分對認識戰國時楚國語言民族特色有很大幫助。這些概括了相馬經驗的比喻逐漸擴大流通範圍，爲人們所共用，便形成了相馬諺語，成了約定俗成的術語。幷歸納了《相馬經·大光破章》在語言表現上的四個特徵: 一、用一系列的比喻表現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夾進一兩個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經文中只出現喻體，不出現本體。它同本體的聯繫主要依賴于人們約定俗成的比喻習慣。三、喻體同本體的聯繫顯示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四、喻體同本體之間有著較多的聯繫。趙先生接著以《相馬經·大光破章》又考察了列國時代楚國和屈原以前的楚歌，發現它們在表現上也有其楚國的民族特色。在趙逵夫先生的《屈騷探幽》（修訂本）中也提出同樣的觀點。[30]秦丙坤先生也認爲從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先秦帛書《相馬經》中也可以看出與詩體賦的關係，對于研究漢代詩體賦的形成也就提供了一些參考。從其內容看，是描寫月（馬眼）的形態的，與咏物題材非常接近，其表現手法上，也頗似象徵。通過描寫月的種種狀態來表述馬眼形態，通篇出現喻體不出現本體。從這些方面可看出，《相馬經·大光破章》基本具備詩體賦的特徵，與詩體賦的淵源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31]譚家健、裴登峰、范曉民、伏俊璉、曹勝高、李小成等先生對趙先生的觀點也表示贊同。[32]
其實，從謝先生、趙先生和李先生的觀點論述來看，還涉及到了帛書《相馬經》的性質問題，認爲把它作爲一篇文學體裁的“賦”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帛書整理小組把它劃歸爲數學類，還是在學界有更多的共鳴。例如方旭東先生在《影響思想史的20世紀出土古書（上）》一文對出土古書的分類中也是把它歸位數術類。[33]
（四）
　　以帛書《相馬經》資料對傳世文獻進行考釋的論文也有一些。如趙逵夫先生在對《周南》、《召南》是不是楚地民歌加以考證時提出，以前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帛書《相馬經》爲我們確定“二南”的産生地提供了新的證據：從這部書中提到的地名可以肯定其爲楚人的作品，對我們從側面窺探屈原之前楚國韵文的發展規律和一般特徵，特別在認識屈賦在語言表現上的繼承與創造，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們認爲，二《南》雖不能肯定全部是楚民歌，但其中有楚地民歌，是可以肯定的。[34]趙先生的《屈原未放漢北說質疑與被放漢北新證》文章中說：帛書《相馬經》中的“又（有）松産南山之陽，”是六國時楚國地有山名“南山”的確證。這個帛書《相馬經》、《傳》文中也提到南山、江水、漢水。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爲釋文寫的前言中指出:“以它的文體類似賦和提到南山、漢水、江水等迹象來看，有可能是戰國時代楚人的著作。”這個論斷是正確的。《經》文中提到“河洲”，“州”應是‘洲”字之借。《周南》作品産生于南郡南陽之間，則“河洲”是南郡南陽一帶人所習說者。我們從帛書《相馬經》中“南山”同“江水”、“漢水”相間出現這一點，可以看出南山在楚地江漢之間，或曰南郡南陽之間。那麽，《抽思》中的“望南山而流涕，臨流水而太息”同“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長瀨湍流，沂江潭兮”一樣，都說明了屈原被放于漢北的事實。[35]
何清谷的《伯樂相馬考》文章指出：我國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在隋唐以前，曾長期被相馬者奉爲經典，影響較大。其後雖失傳，但蛛絲馬迹在有關文獻中仍隱隱可見。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相馬經，大約是戰國晚期楚國人的著作，其第一篇提到“伯樂相馬，君子之馬”，幷且多次用相馬“法日”和“吾請言其解”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是吸收和發揮了前人的相馬經驗，包括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36]這必然對于研究伯樂的《相馬經》的原文有莫大價值。
（五）
　　從書法藝術角度考察。趙步唐先生提出帛書《相馬經》一別其它帛書，已經擺脫了篆字原形的束縛，基本上形成隸字結構。雖然有些字仍留有篆字形迹，但也都遠不是篆文寫法。從書法的角度看，也已經不僅僅是文字記述的篇章了，其結體約形的考究，以及與筆勢抑揚波磔配合之好，可以說是目前見到的一幅最早的書法珍品。一別前簡書寫的面貌，形成一種在嚴謹中求變化，考究中得天趣的書風。通篇字勢、筆法的配合很得體，每個字都很有風姿意趣。統視連行，又注意相承起伏的變化；疏可以亮風節，密又不傷韵意，疏密相間，相得益彰。不僅標志著隸書已經躍入正書的地位，也可以看到漢隸一經形成，便以它別具的風采，開拓了書法藝術的先聲。帛書《相馬經》字不大，但從書法上爲我們研究書勢、筆法的結合，以及書法美學中一些問題，提供了寶貴資料。[37]賀潤坤先生也提出帛書《相馬經》字爲隸書，據推斷可能抄于惠帝、呂后時期。[38]
陳松長先生的《馬王堆帛書藝術簡論》一文對于其書法價值、意義闡述得更爲貼切，他提出：隸書的成熟也在西漢初年就已完成了，這裏所說的也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今隸，或者叫八分隸書。這些八分隸書的主要特徵，在帛書中已充分地顯示了出來。以帛書《相馬經》爲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歸納出如下特點:一、構形比較規範，結構趨于扁平方正。二、用筆已很有規律，橫畫切鋒重入，方起尖收，呈蠶頭雁尾之態，點、挑、撇、捺已成爲構形的主要筆劃，幷且各以成熟而定型的姿態組構字形。三、綫條以方折爲主，長短相聚，粗細相間，已完全沒有篆書綫條圓轉纏繞的態勢。四、章法上則分行布白，整齊有序，或行距推近、字距拉開，或行距較寬、字距較密，均疏密有致，整齊劃一。由此，得出結論：帛書中的隸書抄本，無論是在用筆和結構上，還是在綫條的運用和構形的規律性上，都是一種已經相當成熟、相當規範化了的八分隸書了，以之與東漢後期的碑刻隸書相比較，也毫不遜色，就是將它與晋唐以後的經抄本相比較、也各占勝場。馬王堆帛書不僅給書史研究，特別是給隸變研究提供了詳實而嶄新的珍貴資料，而且亦給傳統的隸書臨摹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範本。[39]
另外，以帛書《相馬經》爲新的資料進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如張廷皓先生的《論西漢鎏金銅馬的科學價值》文中指出：由于戰爭的關係，漢代軍職人員通曉相馬術者不乏其人，馬王堆三號漢墓墓主人是一位軍官，隨葬有帛書《相馬經》一部，東漢伏波將軍馬援本人即爲相馬專家，此均系典型的事例。這件鎏金銅馬式出自陽信公主墓的從葬坑是有原因的。公主之夫衛青是武帝時抗擊匈奴的著名將領，自然與騎兵和戰馬結下不解之緣。衛青很可能就是此類相馬專家，所以他珍藏東門京銅馬式的仿製品應在情理之中。[40]陳康先生認爲帛書《相馬經》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馬專著。《相馬經》認爲馬有良弩之分，良馬有野無禽、逮烏鴉等幾種，弩馬也分爲四等。[41]隴菲先生也持此觀點。[42]其他論及帛書《相馬經》的論文還有不少，如王今棟、郭興文《論秦代養馬技術（續）》、譚家健、苗長興、何志國、林琳、向安强、王永厚、程地宇、王鍔、潘晟等諸位先生，[43]他們都爲帛書《相馬經》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對于帛書《相馬經》的整理暫時還無新的改動，在今後帛書《相馬經》以及其他帛書的相關研究中，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 對于現有資料需要更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
2、 在語言文字上的研究必須結合上下文，避免斷章取義。
3、 對于特殊的字形、字義需要結合整體馬王堆帛書加以全面地研究，才能準確地理解其用字的原因、字體的意義。
4、 注重于其他帛書、漢簡、碑刻、金文等相結合研究，互求互證，以促進帛書古文字的深入研究。
5、 繼續拓展研究空間，以已有的研究成果爲基礎，加以系統分析、整理，結合其他出土資料和傳世文獻，全面挖掘《相馬經》的內涵與價值，從新的視角、新的理論去研究，以便有新突破。
（編者按：[1]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
[2]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3]趙逵夫：《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文獻》1989年第4期。
[4]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6]趙逵夫：《學海述航———寫在〈古典文獻論叢〉之前》，《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
[7]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3期。伏俊璉：《讀〈易傳〉札記》，《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楊曉斌：《如何“走出疑古時代”——讀趙達夫先生〈古典文獻論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漆子揚：《理論實證結合的經典——趙逵夫先生〈古典文獻論叢〉解讀》，《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5年第4期。
[8]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
[9]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10]陳恩志：《相馬術源流和古代養馬文明》，《農業考古》1987年第2期。
[11]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3期。
[12]陳恩志：《相馬術源流和古代養馬文明》，《農業考古》1987年第2期。
[13]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3期。
[14]賀潤坤：《從雲夢秦簡〈日書〉看秦國的六畜飼養業》，《文博》1989年第6期。
[15]米壽褀：《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曹勝高：《屈原研究中對于考古資料的利用》，《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16]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
[17]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8]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19]趙逵夫：《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文獻》1989年第4期。
[20]錢玄：《秦漢帛書簡犢中的通借字》，《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0年 第3期。
[21]（馬來西亞）陳徽治先生：《70年代出土的竹簡帛書對〈說文解字〉研究之貢獻》，《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 2003年第1期。
[22]陳正興：《“馬踏飛燕”有新說》，《集郵博覽》2004年第6期。
[23]曹定雲：《武威雷台奔馬銅雕應是“天馬逮烏”》，《光明日報》2003年8月5日。
[24]唐鈺明：《上古口語詞溯源》，《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0年第2期。
[25]牛龍菲：《上古樂史之對象與方法》，《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
[26]隴菲：《馬超龍雀:無價的國寶》，《西部論叢》2002年第4期。
[27]謝成俠：《我國養鴿歷史及其與進化論的關係》，《動物學雜志》1979年第1期。
[28]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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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趙逵夫：《屈騷探幽》（修訂本），巴蜀書社2004年出版。
[31]秦丙坤：《論詩體賦的特徵及其濫觴》，《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2年11月第4卷增刊。
[32]譚家健：《先秦韵文初探》，《文學遺産》1995年第1期。裴登峰：《〈屈騷〉研究領域的獨創性貢獻讀趙逵夫先生新著〈屈騷探幽〉》，《西北民族學院學報文》（哲學社會科學版·漢)1999年第1期。范曉民：《合情達理 載籍有據——簡評〈屈騷探幽〉》，《南都學壇》1999年第5期。伏俊璉：《談先秦時期的“誦”》，《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曹勝高：《屈原研究中對于考古資料的利用》，《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李小成：《以廣闊的學術視野，破譯〈離騷〉的文化信息——評趙逵夫教授再版力作〈屈騷探幽〉》，《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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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趙逵夫：《滄海求珠 一睹璀璨——作爲楚辭上源的民歌和韵文剖析》，《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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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先秦文化-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