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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上博簡《詩論》“河水智”探討

（廈門大學中文系本科生）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作為重要的簡帛文獻，自公開後一直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幾年來，學者們對其研究可謂精益求精，提出的新觀點也是層出不窮。但是，受到《詩論》簡自身所存在一些問題的制約，對於其中一些詞句，人們還不能提出一個令人普遍感到滿意的研究成果。第二十九簡“涉溱其絕，著而士，角枕婦，河水智……”中“河水智”的釋義及對應篇目就是問題之一。從《詩論》的語言特點來看，句中的“河水”指《詩經》中的某一篇目或章節，而“智”則是對該篇目或章節的主題或主人公行為的概括或評價。在今本《詩經》中，並沒有以“河水”為題的詩歌，而出現“河水”兩個字的，則有《邶風·新台》、《衛風·碩人》、《魏風·伐檀》三首詩歌。由於“河水智”後面的一段簡文殘缺不全，無法辨認，使人們不能通過這段簡文與後文的聯繫來推測其意義；而且《詩論》中的“智”字，在一些句子中通“知”，因而“河水智”也有可能是“河水知”或者“河水知……”，也給對“河水智”意義的研究增加了難度。從而導致該句一直存疑，無法定論。本文嘗試對“河水智”與三首詩歌的聯繫進行探討，希望能夠為相關的研究貢獻微薄之力。
一、不宜否定逸詩說。在談論“河水智”與《邶風·新台》、《衛風·碩人》、《魏風·伐檀》三首詩歌的聯繫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来谈谈逸詩說。“逸詩說”最先由馬承源先生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中提出，是對“河水智”最早的一種闡釋[1]。在此之後，隨著對《詩論》簡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學者從多個角度對“河水智”的意義進行了有道理的推測，從而對“逸詩說”提出了質疑。但是，由於目前暫時沒有確切的證據能夠證明“河水智”中的“河水”指的是三首詩歌中的某一篇或是其他詩歌，再加之“河水智”中的“河水”與《左傳》《國語》中晉公子重耳所賦《河水》之間關係的問題也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況，我們還是不宜急於否定逸詩說。
二、《伐檀》說值得商榷。廖名春先生在論文《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通過對《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及《國語·晉語四》中有關晉文公、秦穆公賦詩的敍述進行分析，提出“河水智”中的“河水“指的是《魏風·伐檀》一篇[2]。雖然在三首詩歌中，只有《伐檀》在三個章節中都出現了“河水”這個詞語。但從詩義上看，《伐檀》是最不可能與“河水智”相對應的篇目。首先，先儒對《伐檀》篇詩義的理解，有刺貪（《小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3]）、勤政（《孔叢子·記義》:（吾）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4]）、美君子（朱子《詩序辯說》：“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5]）等多種，這些說法雖然能夠與“智”這個評價構成某些聯繫，卻都與前文“涉溱其絕，著而士，角枕婦”的“婚戀”主題相去甚遠。另外，黃懷信先生所著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注意到，《孔叢子·記義》記載孔子論詩有云：“（吾）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既然孔子已經將此詩稱為《伐檀》，其後學應該不會再稱其為“河水”[6]。所以，“河水智”之“河水”並非指《伐檀》這一篇。
三、《新台》說最有道理。在三首詩歌中，《邶風·新台》是研究者最為推崇的篇目。何琳儀先生[7]、黃懷信先生[8]、許全勝先生[9]等學者均認為“河水智”所評價的是這首詩歌。從內容上看，《新台》寫不美滿的婚姻，與前句“涉溱其絕，著而士，角枕婦”的“婚戀”主題有一定聯繫。若按照《小序》中“《新台》刺衛莊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10]的記載，該詩表達了衛國人對衛宣公納伋之妻一事的批判。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曾提到“是非之心，智也”[11]，這可以看作戰國時期儒家學者對“智”的一種理解。而《國語·魯語下》則記載道“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12]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對公父文伯之母要求公父文伯的妾在喪儀中“從禮以靜”，以避免公父文伯以好內聞的行為持肯定態度，並稱其曰“智”。由此可見，在孔子看來，教人不以好色犯禮隕其聞，則可以被稱為“智”。以此理推之，衛宣公納伋之妻，可謂好色而非禮，因此遭到人們的批判，影響到名譽，顯然是“不智”之舉。而作者作詩以刺之，則是明是非，知禮儀的行為，可以謂之“智”。這也與前文“著而士，角枕婦”突出婚姻關係中禮儀、道德的傾向形成一致。（兩句話釋為《著》體現“士”親迎之禮，《葛生》反映“婦”從一之德。）雖然從前面的三句話來看，“涉溱其絕”中的“絕”，側重於敍述詩中人物的行為，道德評價意義並不明顯；而“著而士，角枕婦”的“士”和“婦”則在概括詩中人物行為的同時，對這種行為的道德意義提出肯定。而該句中的“智”完全是評價性的詞語，若按照上面的思路，則評價的是詩歌作者的行為與態度，而並非是詩中人的行為態度，與前文有所不同。但是，考慮到《褰裳》、《著》、《葛生》都是以第一人稱敍述，而《新台》則是第三人稱敍述，《詩論》將其並列評價，依然合乎情理。而如果把“智”訓為“知”，則後面的佚文極有可能是表達“不可好色非禮”有關意義的詞句。
四、《碩人》值得關注。在《衛風·碩人》中，“河水”一詞僅在最末一段“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句中出現一次，出現頻率為三首詩歌之最低。且從作品內容來看，《碩人》與“智”這個評價似乎並無關聯。學者對其關注也比較少，大多以類似于“衛風之‘河水’不能與‘智’或‘知’聯繫在一起”的句子一筆帶過。但是，從《碩人》詩的產生背景以及《詩經》在儒家學者眼中的作用來看，《碩人》其實也可以與“智”這個評價產生聯繫。對於《碩人》的創作背景，《左傳·隱公三年》記載道：“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13]《小序》則認為：“《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14]衛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的际遇固然值得悲憫。但是，令衛國人感到憂慮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嫡長子”位置空缺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權力爭鬥對社會穩定所構成的威脅。從《左傳》的記載來看，由於衛莊姜未能為莊公生育嫡子，莊公寵愛嬖妾所生的幼子公子州吁，的確使衛國出現了“長幼無序”的狀況。而在衛桓公即位後，公子州吁殺害了桓公，引起大規模的社會動盪[15]。因此，衛國人對衛莊姜“美而無子”的憂慮，不僅是對衛莊姜個人際遇的關心，更是出於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而作詩勸諫衛莊公應該念及夫妻之情，寄希望于衛莊姜能夠為莊公生育嫡子，以避免可能出現的動亂，於國家於制度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從上一段所引述的《國語》中的那段記載可以看出，在春秋時期，人們把“好內”當作一件不光彩的事情。這就要求这首詩歌的言辭一定要婉轉得體，絕不能陷入好內遠禮的誤區之中。而《碩人》這首詩歌恰恰符合這個要求。《碩人》詩分為四章，第一章先詳細交代衛莊姜的身份，突出其顯赫家世以及其作為衛莊公正室的地位；第二段生動、細緻地描寫其外貌之美；第三段則在寫衛莊姜行為符合禮儀的同時，委婉地用“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一句點明主旨；末章回到《詩經》中常見的以設網捕魚喻婚姻的結構中。整首詩言辭恰當、得體。這種說法也正可以解釋“大夫夙退，無使君勞”這句話在一大段讚美的語言中忽然出現的合理性。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來說，在交際活動中，出言恰當、得體，並且能夠在適合的場合合理地賦詩或引詩，是一種重要的語言能力。《左傳》、《國語》等歷史文獻中就不乏相關的記載。《論語·季氏》中提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子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16]可見在孔子看來，掌握言辭的技巧，是學習《詩經》的重要目的之一。儘管孔子並不欣賞“巧言令色”之人，但是，在一個注重言辭的時代裏，孔子本人及其後學都無法否认言辭能力對於一個文化人的重要性。在上博簡《詩論》中，就有“《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禮”的句子，肯定言辭的得當。因此，《詩論》以“智”這個評價來肯定《碩人》言辭的明智，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也同樣與前文“著而士，角枕婦”突出婚姻關係中禮儀、道德的傾向形成一致。如果把“智”訓為“知”，則有可能與《荀子·非十二子》中“言而當，知也”[17]所表達的意義相近，也可能與後面的佚文連在一起，表達善言而知禮的意義。
（編者按：[1]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年
[3]孔穎達《毛詩正義》，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358。
[4]孔鮒《孔叢子》，《續修四庫全書》第93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10。
[5]朱熹《詩序辯說》，《續修四庫全書》第5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73。
[6]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46。
[7]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上博館藏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8]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47。
[9]許全勝《〈孔子詩論〉逸詩說難成立——與馬承源先生商榷》，文匯報 (上海) ，2002年1月12日第八版。
[10]孔穎達《毛詩正義》，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1。
[11]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2749。
[12]《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11。
[13]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1724。
[14]孔穎達《毛詩正義》，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322。
[15]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1724-1725。
[16]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頁2522。
[17]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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