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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暗杀：革命党人反清排满的一种特殊方式

提起暗杀，人们自然会想到着名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会想到刺杀秦王嬴政未遂而死的荆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种慷慨悲歌的壮烈场面，令多少英雄豪杰心仪神往，激励着多少热血志士勇往直前。
先秦时代的刺杀义举，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侠客精神。
不畏强暴，矢志不渝，敢于牺牲，为了道义而孤注一掷，不惜抛弃项上大好头颅，其气壮山河之举，义薄云霄之慨，真乃民族精神之体现。
暗杀是一种手段，本身无所谓正误优劣，但暗杀行为的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为了人间的正义和公理，铲除邪恶，仗义抚危，除暴安良，匡扶人道，挺起三尺龙泉剑，刺杀奸臣佞人，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这样的刺杀，就是正义的刺杀，是值得称赞和鼓励的义举。
相反，则是非正义的暗杀，是对人类真善美的亵渎，是对人间正义的毁灭。非正义的暗杀，是必定要受到正义和良知谴责的。
暗杀可分为政治暗杀与个人谋杀两种。个人之间因私人恩怨而产生矛盾，因恩怨而引发仇恨，为泄私愤而进行暗杀，是个人暗杀；个人及家族因蒙冤而复仇，因复仇而进行刺杀，同样也是个人暗杀。个人之间的暗杀，冤冤相报，仇杀不己，血淋淋的杀戮背后，是人性的丑恶，是良知的泯灭。这种个人谋杀，尽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是有意义的举动，因而并不值得提倡和效法。
政治暗杀，是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它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当博弈的政治势力之间力量不对称，矛盾无法调和并且弱势者处于激进状态之时，就会选择政治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暗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各种矛盾激化到了一定阶段，政治暗杀就会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同时也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通过这种极端手段，一些矛盾更加激化，或者说处于临界状态，矛盾也可能发生重大转变，政治暗杀的作用就在这里。当一般民众不能决定国家前途的时候，各方政治集团就会通过暗杀来解决冲突。如果没有形成完善的和平解决矛盾的机制，如果民众的利益和意愿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体现，政治暗杀事件就难以避免。
然而，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却有着与此不同的丰富内涵。
清朝末年，专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横征暴敛，血腥镇压。中国已经陷入了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中，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亡，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为了实现国家的强盛，一批仁人志士揭竿而起。他们十分重视暗杀手段，把政治暗杀作为武装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革命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宣传，二是起义，三是暗杀。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并行，暗杀可以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辅以暗杀的手段。尤其是当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之后，他们更想孤注一掷，用暗杀手段直捣清政府的老巢，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样，政治暗杀便应运而生，暗杀风潮弥漫于清末社会。
清末民初的政治暗杀，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当政者对异己的暗杀，二是在野的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暗杀，三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暗杀。而辛亥革命之前，基本上只有革命党人从事的政治暗杀，清政府朝觉得判定有罪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捕要杀完全可以公开进行，故较少采用暗杀手段。反清排满的革命党人没有公开生杀予夺的大权，只好采取暗杀方式解决问题。
政治暗杀，是清末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的一种特殊方式。
暗杀作为暴力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据初步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50多起暗杀事件，其中比较重大者达19次之多。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等。
清末革命党人暗杀风潮的规模之大，暗杀事件之多，暗杀手段之多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不仅对于推翻专制腐败的大清王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到民国初年仍然成为影响时局发展的重要内容，如宋教仁被刺案，陶成章被刺案，陈其美被刺案、廖仲恺被刺案等等。因此，政治暗杀，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是一份很值得后人玩味的宝贵遗产。
在人们的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所为。而辛亥时期慷慨赴死的革命义士，则多为官宦少年和富家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他们不是赳赳武士，而是赢弱文士，是接受了近代民主共和观念的知识分子，甚至很多是接受过海外教育的留洋学生。因此，当时从事暗杀活动者，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底层贫民，更不是为金钱地位所收买的职业刺客，而是出身于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清末参与暗杀的革命党人，是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吴樾、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赵声、仇鳌、陈其美、陈炯明、刘师复、俞培伦、温生才、李沛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彭家珍等等，都曾经参与到清末暗杀风潮中。这些革命党人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策划了一起起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
清末革命党人之所以要进行暗杀活动，并不是由于他们与刺杀对象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更不是为了寻私仇而进行报复。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恐怖暗杀活动，虽然表面看来针对的是清政府的高官大吏，是要消灭专制政府统治者的肉体，但实际矛头所指向的，是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他们刺杀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是为了追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是为了追求民主、共和、宪政与人权的高远革命理想。
正因如此，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更不是一般人的个人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所谓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革命者，是甘愿为民主共和而“敢以颈血溅诸侯”的英烈义士。这些暗杀者，是一群怀抱救国救民之志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是一群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的仁人志士。
他们，堪称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
清末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私人恩怨。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他们在继承了中国传统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豪侠精神的同时，还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我以我血荐轩辕。革命党人慷慨赴死，毫不畏惧，用自己的鲜血浇铸了中华民族之魂。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有着像吴樾这样坚定的理念：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化作广大民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着反清革命运动。
革命党人用炸弹、匕首、子弹，惊醒了沉睡的国人，动员他们投入反清革命的时代洪流中。
清末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物。
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复杂多样，但其暗杀思想却大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欧洲尤其是俄国传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二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
清末革命党人多为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日本接触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阅读了不少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对“虚无党”、“民粹党”刺杀俄国沙皇英勇事迹钦佩不已，并加以仿效，加以崇拜，逐渐产生了以个人暗杀方式推进武装起义、革命排满的思路。
《史记?游侠列传》对中国古代游侠描述道：“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每到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游侠都踊跃参与着革故鼎新的主流政治活动。革命党人从中国传统游侠身上看到了民间正义力量的存在，对荆轲、专诸式的刺客加以推崇。在清末革命党内部，以任侠敢死的精神勇于实践者，几乎成为普遍风气。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古代的荆轲、聂政也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尊崇对象。
1903年，壮游以山海、军人、游侠、社会、魔鬼五魂写成《国民新灵魂》一文说： “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他们以游侠精神为其他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这样的游侠精神参与到推翻专制政府的反满革命斗争之中。
对于清末革命党人的刺杀活动，有人将其与中国古代侠客行为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云：
“自贯高、赵午之后，寡闻刺客之事。盖怀柔者中央所倡，游侠者中央所禁也。清末刺客忽炽，非满汉之争愈烈，革命之意愈迫，亦兵器之工日精，思想之学日新也。而近之刺客与古也不同。东周义士，太史公以为主意较然，不欺其志者也，然或养士以报，或一饭不忘，古诗云“惭无灵辄，以报赵宣‘者也。如荆轲者卫国人，安得有报燕之志哉？而王僚、阖闾，又安得有优劣之辨乎？惟今孟侠、兆铭、家珍、锡麟等，为国家民族故，视头颅如巾栉，虽私惠而敢忘，真国士也，比古之四大刺客，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其炸弹横飞之时，满清贵胄人人自危，终至心碎胆寒，愿作富家翁，而不愿苟延社稷。故不久清室旋亡，刺客之力十之二三也，于其人则彭家珍，于其地则广州最可彰见也。后人不知此，故孟侠铜像不立，良以悯哉！”
中国传统的游侠精神与俄国无政府主义之完美结合，造就了革命党人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中国游侠与俄国刺客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清末革命运动中英勇无畏、慷慨赴死的革命烈士。
“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手枪、炸弹等铁血手段对抗专制残暴的大清皇朝，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最极端的暴烈方式，表达对封建专制政府的愤怒，成为革命党人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
　【选自左玉河着《暗杀：义烈千秋的壮举》之《导言》，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