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北洋集团对清室军权的侵夺及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北洋集团对清室军权的侵夺及对清末政局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北洋集团对清室军权的侵夺及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迅速崛起，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这个地方实力派的起落，直接影响了清王朝的存亡。有意思的是，这个军事官僚集团的兴起却是与清政府力图加强中央集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既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又构成了清末新一轮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焦点，并给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明了这一历史嬗变的轨迹，对于了解清末民初政治历史的演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侵夺清室军权表现一:建军
陆军编练，倡之北洋。编练新军创建北洋六镇，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最热衷的事情。由于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和庚子事变中的“良好”表现，受到列强的赏识和西太后的信赖，1901年11月，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抓住新政这一机会，竭尽全力训练和扩充北洋军队。1902年，袁世凯兼任了参预新政大臣、练兵大臣，负责办理新政，这就又为他扩军与膨胀自己的实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下谕，要求“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1]。对于这一上谕，袁世凯积极响应，很快就制定出募兵章程十九条上报清政府。1902年2月2日，袁世凯又向清政府上奏说：“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亟须简练师徒，方足以销萌固圉。”“惟入手之初，必须先募精壮，赶速操练，分布填扎，然后依次汰去冗弱，始可兼顾，而免空虚。现拟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拔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需。”[2]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袁世凯立即派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别到直隶的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等地，精选壮丁6000人，集中在保定进行训练。这支军队被称为“新练军”。不久，袁世凯在这支军队的基础上又增募了两个营，同时又陆续添充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这样就新编成了北洋常备军左镇。此镇后改称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驻永平府迁安县。
1904年，日本与俄国为宰割中国的东北地区发生了尖锐冲突，日俄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战争已不可避免。袁世凯认为这是他继续扩军的又一次大好机会，于是他上奏说，日俄“两大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又说：“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3]1904年3月，袁世凯以原北洋新军为基础，进行裁改归并，又派人到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练成有步队、马队、炮队的北洋常备军右镇。此镇后改称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驻马厂。
同年4月，他又从北方几省招募新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开始驻保定，后来驻扎在山海关至奉天一带。
1905年2月，袁世凯经练兵处奏准，将驻北京的武卫右军和自强军编成北洋常备军第四镇，驻扎南苑、海淀一带。
同年5月，他又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另招募了一些新兵合编为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扎山东济南府及潍县一带。
同年6月，袁世凯又将1902年编练的京旗常备军扩编为独立的一个镇，先驻保定，后移驻京北仰山漥。
这样，从1901——1905年，袁世凯完成了北洋新军六镇的编练。不久，清政府下令全国新军改称陆军，并统一番号。根据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初三日练兵处奏准的陆军制饷章的规定，每镇步兵二协，每协二标，马队、炮队各一标；步、炮每标三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又规定：各省已经编练成军的新军，由练兵处会同奏请简派大员前往考验，择其章制、操法一律合格者，奏请钦定军镇协标号数，其编次之先后视练成之迟速为定。步队协数、步马炮标数均各依次编号，工程、辎重营数则随本镇号数编定。据此，北洋各镇重新编定了番号。京旗常备军因是旗兵，地位最高，编为陆军第一镇。驻迁安之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编为第二镇。驻马厂之原北洋第二镇编为陆军第四镇。驻保定之原北洋第三镇仍为陆军第三镇。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编为陆军第六镇。驻山东的第五镇改为陆军第五镇。至此，北洋六镇全部编成，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和北洋军阀的基础完全形成。
北洋新军在全国各省新军中人数最多，官兵达7万之众，而且它的武器装备最先进，训练也相当正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现代化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扩编六镇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北洋派系。
除了六镇军事力量以外，袁世凯又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三十九营，名“北洋巡防淮军”（又称“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以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分别统带，驻扎直隶各州县，专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以及保护陵寝，巡查铁路、电路”[4]。宋庆的武卫左军（又称毅军）共20余营，其中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1902年宋庆死后，由马玉昆接统，其中八营拨归姜桂题统率，倪嗣冲被任命为营务处长官。至1908年马玉昆死，毅军全部由姜桂题接受，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这样，袁世凯就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统领着近10万全副近代化武装的北洋新军，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团体，为他日后以军事力量操纵政坛，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侵夺清室军权表现二: 办校
中国近代军事学堂的开山鼻祖是李鸿章。1885年他在天津创设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比较正规的陆军军事学堂。后来随着清末大规模编练新军，该学堂培养的军事人才已远远满足不了多方面的需要，因此，广泛开办新式军事学堂，就成为清末新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01年，袁世凯改任直隶总督，注意练兵，并注重军事教育。移驻保定后，他成立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个处，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担任总办。为培养北洋军的各级军官，培植自己的势力，袁世凯在编练北洋新军的同时，于保定开办了一批军事学堂。主要有：
1、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开办于保定。督办冯国璋，总办雷震春，总教习为日本步兵少佐多贺宗之，副总教习为日本工兵大尉井上一雄。内设学额120名，其中将领20名，哨官长40名，弁目60名，教以军制、战法及通信、测绘、数、理、化等课程。这所学堂的招收对象主要是招募旧军的将官和侍卫等入堂肄业。开办的缘由为：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武备学术，途迳纷繁，须学习四年，始可毕业。既毕业后，又须入营历练二年，再入大学肄业三年，综计须八九年乃能成材”，实属缓不济急。而设立将弁学堂，“遴选曾经带兵员弁，粗识文字，有志上进者作为学员。酌订章程，选择各种切要学术，督饬肄习，以八个月为卒业之期，业成考选优等，即可酌委军事，虽不若由武备学堂出身者，学博诣精，根柢深厚。然曾经阅历戎行，而所学又皆切要适用，亦堪备目下将弁之选”。[5]开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还兼有安置淮军宿将的用意。“其时淮军宿将多若积薪，弃之则无以恤前劳，任之则与新者又格不相入。袁公又建议设将弁学堂，仍一委之公（指冯国璋—编者注）。淮军宿将于于而来，年之高者，且逾六十，武职则至提镇，文职则至道员，且有侍卫一班，以宫禁之虎臣，厕于诸生之列，资望既峻，约束良难。公独刚柔得中，四方材俊，一听公部勒举。”学堂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哨官为学员。同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学习，故又称“各省将弁学堂”。学堂以8个月为一期，共办四期，毕业学员545人。
2、练官营。设于保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主要是训练在职军官，分步、马、炮、工四个队。总办冯国璋，帮办张士钰，步队队官李泽霖，马队队官王廷桢，炮队队官张绍曾，工程队队官贾宾卿。冯国璋“遴派教员修明操法，于是北洋旧有之军与新成之军，教练渐归一律”[6]。该学堂开办时间不长，便停办了。
3、参谋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于保定，旨在培养幕僚干部。段祺瑞以参谋处总办兼参谋学堂总办，靳云鹏、陈调元、吴新田、段芝荣、师景云、张联棻等均是该校学生。
4、测绘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于保定，亦以段祺瑞为总办。吴佩孚即由此学堂毕业。测绘学堂与参谋学堂设在一个院内，同属于参谋处，因此也有测绘学堂为参谋学堂测绘班的说法。
5、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开办，校址设在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内，学生是从北洋武备学堂考选100名，改为陆军师范生，学习师范课程，培养各省陆军小学的师资，由军令司副使冯国璋督饬办理。
6、宪兵学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军于天津塘沽原水师营房，监督为张文元。学员分学员班和学兵班。学员班招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及北洋初级军官50名。学兵班招士兵之优秀者百名。聘日本宪兵军官4名为教员，教以宪兵诸学科。该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毕业，计学员班39名，学兵班103名，分派各宪兵营充任基层军官，组成中国最早的宪兵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该校改隶陆军部，改名为“陆军警察学堂”。
7、马医学堂。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校址在保定。首班招生100名，由北洋新军第一、第二、第三镇中保送士兵40名编入速成班学习，另招40名正课生，20名自费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续招第二正课班生80名。宣统元年（1909年）招第三班学生50名，该校正课班学制四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第一期正课生毕业，从中选派16名赴日本考察及实习。民国以后该校改名为陆军兽医学校，并继续招生。
8、军医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当时，北洋新军已渐具规模，为培养军医人才，袁世凯即筹建行营军医学堂于天津，并将水师营地拨为该校地基。由于基建颇需时日，就先暂借浙江海运局房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校舍建成，方迁入。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增设药剂科。三十四年（1908年）定名为陆军医学堂，未几易名为陆军军医学堂。学堂设医科、药剂两科，分预备、正科两级。医学4年期满，加预备科1年，5五年毕业；药科3年期满，加预备科1年，共4年毕业。该校是我国较早设立的医学校，培养出了不少现代医务人员。它不仅在军队医疗方面而且在社会上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9、军械学堂及经理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学，由罗开榜任总办，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内开办，各挑选速成学生40名加以培训，后两学堂与师范学堂一道均属于速成武备学堂，成为其军械班和经理班。
10、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袁世凯提出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他上奏清政府，拟建立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三个不同的等级，“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程度”。但他又认为，中国“风气初开，根抵尚浅”，中学和大学，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同时，另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7]根据这一设想，于光绪二十九年创办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于保定，隶属于北洋军政司教练处。冯国璋以教练处总办兼学堂督办，学制2年，共三期。第一期学员全为北洋六镇中优秀在职军官，第二期学员除继续从部队中招生外，还招选了一些弃文从武的秀才举人和文职军官。该学堂设步、马、炮、工、辎重各科，授以实用军事学术及必要的普通课程。另外还附设有师范班、经理班、军械班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第一期学员136人毕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第二期学员342人毕业。该校毕业生特别是第一期生，多受到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的重用，成为北洋军的骨干力量，形成了“北洋武备派”的军事团体。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军事学校，旨在培养中下级干部。1906年该校改名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扩大至全国招生，主要招收各省旗未毕业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及按选验格式考取的“文理清通”的良家子弟。这所学校先后培养了三千多名军事人材。
11、陆军速成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改兵部为陆军部，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收归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又称陆军协和速成学堂。同年十一月，段祺瑞任学堂督办，郑汝成、赵理泰先后任学堂总办，曲同丰、吴纫礼、何绍贤先后任学堂监督。招生范围也由北洋各省扩大到全国。每年计划招生1140名。其分配名额为：京旗80名，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60名，顺天、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40名，山西、陕西、甘肃、广西、贵州、新疆、吉林、黑龙江各30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九处驻防各10名，密云、青州、西安三处驻防各8名，宁夏驻防6名。学校分两班，有较高文化程度者，学军事专科1年半毕业，文化程度较低者，先学文化1年，再学军事专科1年半，共2年半毕业。学员完成学业后，均在部队实习3个月。然后分别到各省新军中任下级军官。如分不完，仍在北洋各镇任见习军官。学校还设有留学生预备班。自1907年起，陆军部派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经考察合格后，再派出国。蒋介石、张群等民国年间的重要人物便是从这里学预备班后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的。
12、陆军军官学堂。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为便于北洋六镇中级军官深造，又于保定创办陆军随营军官班（又称陆军随营军官学堂），讲授日本陆军大学之课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他为把陆军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又以陆军随营军官班为基础，仿日本陆军大学生制度，奏请开办陆军军官学堂，即保定军官学堂，校址设在原将弁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该校改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专门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和参谋人员。创办时，督办为段祺瑞，监督张鸿逵。宣统二年（1910年），督办改为总办，由张鸿逵继任。该校创办时曾延聘日本大学教官寺西上校、樱井雄图中校任总教官，主持教育计划及重要课程的讲授。其教学内容基本是参照日本陆军大学课程，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及国防动员等课为主，分速成和深造两科。速成科1年半毕业，深造科3年毕业。速成科后并于陆军速成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招训的第一期，其学员全为北洋六镇现职军官，毕业71人，其中较着名的学生有陈调元、吴光新、师景云、张敬尧、靳云鹏等人。第二期招训的学员除北洋六镇现职军官外，还有江苏、湖北等地的新军现职军官，毕业72人，较着名的学生有胡龙骧、孙岳、何遂、方本仁等。第三期从全国各省新军中招选百余人。该期学员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而未能毕业。军官学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高等军事学堂。民国后该校改名为陆军大学，北洋军阀政府追认其第一、二期毕业生为陆军大学的一、二期学生。该学堂是我国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校。
1906年6月，袁世凯违抗清政府关于陆军大学堂只许设在北京的申明，强行在保定创办了“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他自己说，这所学堂“则虽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着大学堂之实也”。学生择自各镇军官中“品学超卓，才识优异者”。分速成、深造两科，授以各种高等兵学。速成科学习年限为一年半，额设学生40—60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设学生50—80名。其课程“不外统汇各科，淹通融贯，务期指挥调度，悉协机宜，蔚为将才，用备干城之寄。”该校于1911年改称“陆军预备大学堂”，1913年10月正名为陆军大学校，迁入北京。这是第二阶段。
13、北洋陆军讲武堂。为轮训在职军官，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于天津，总办为蒋雁行。袁世凯规定“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额限学员180名，先后举办学员班六班，毕业学员740名。该堂还附设学兵营，由北洋各镇正副兵内录取400名为学兵，“授以浅近兵学暨训练新兵各法”。1年毕业，仍回本镇，“为各军队备充头目之选取”。该堂管带先后为卢金山、田中玉，先后毕业三班，共1124名。
袁世凯创办的军事学堂，从“为救时之用”而逐步走向完善，从培养带兵勇将而逐步走向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其中北洋军官学堂便是以培养“他日将帅之材”[8]为目的的；而自陆军部规定，各省留学生也必须从军事学堂的学生中选派，不得另自选送，以昭画一。北洋军事学堂在向各地输送人才的同时，又培养了一批才学俱优的留学人员。北洋军事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有不少在北洋集团内部和民初政坛上取得了极高的地位和权势。虽然这些人获取地位和权势的手段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在北洋军事学堂所受的早期教育，对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起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些人对他们的主子袁世凯和教习、监督（如段祺瑞、冯国璋）等特别感激，心甘情愿地任其驱使。同时，这些人分布到各军镇后，又几近一致地极力维护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利益，成为北洋班底的重要支柱。
三、军权扩张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在新政时期的迅速扩张，必然导致清末统治集团内部一场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直接决定了清王朝的覆亡命运和造就了北洋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军事张本。
“清末编练陆军，对内动机原起于欲集权中央”。从当时的设施来看，特设练兵处于中央，以亲王总司其事，由练兵处厘定军制，画一全国编制，一扫咸同以来督抚自专兵柄，各省自为风气之弊。其后甚至将道光以来前绿营兵政分寄督抚的旧制亦行废除，而将各镇兵政直接隶属于中央，督抚不得过问。这对权威已经严重下降的清政府来说也不失为一次企图重建中央集权之举。但是，清廷这次雷厉风行集权之举，却是采纳了北洋集团首领袁世凯的建议而发。“清廷采纳袁世凯中央集权的献议，故断然改编新军以收全国的兵权”。
1904年10月21日，《时报》在《论朝局将有变动》一篇社论中阐释其事说：“夫练兵一事，其主动之力，似不在政府，而在政府以外之人。而此人者，其权势魄力转足以驱使政府。又所建之策，极契上意，故悍然以令天下而不疑。所谋之事，与主谋之人，皆俨然与政府不相属矣。与政府不相属，而其所谋之事又必假政府之手，以令天下，则政府之失位可想而知。其事既终不能与政府相离，而关系之巨，头绪之繁，又终不能不与谙此道者谋，递演递推，因果相生，而朝局之波澜必起矣。”又说：“而此时有能办事者出，其声望，其才调，其徒党，皆远出政府上，而其办事之宗旨，又最为朝廷之所乐闻，则其契合之深，倚任之切，驾政府而上，夫何徒言。此权力消长之机，所以至今而盖露也。”这说明，清末编练陆军三十六镇一事，清廷厉行中央集权政策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最大得益人却是袁世凯。刘锦藻所说的清廷“行之不善，竟召大祸”，[9]即是针对此事而言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对清末练兵全局作一全盘的观察。事实上，练兵一事倡议于袁世凯而决定于慈禧太后。袁世凯声望才识魄力都足以胜此任。其人因戊戌政变时效忠于慈禧，庚子之变、两宫流亡之时对朝廷的良好表现，又为慈禧所深信；而其所陈练兵宗旨更是号准了慈禧太后的心脉。故慈禧太后遂决策委任袁世凯以练兵的事权。但慈禧太后对袁世凯并不是一无防范的，其练兵处的设立，特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而以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这是仿光绪中期创建海军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李鸿章为会办的前例。不过事例虽同，而实质内容却不同。奕劻不是奕譞，对练兵事一无所知，在袁世凯贿赂和巴结下，任袁意为之；铁良初出茅庐，人微言轻。于是练兵处事权，实际上落在袁世凯一人之手。袁世凯在北洋亲自选将练兵，京师练兵处则广布心腹：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就是袁世凯的好友，系他所奏保；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世凯的部将，全由他奏派。尚秉和在《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一文中记其事说:“时练兵处训练大臣皆王公及宰相兼领，其编定营制，厘订饷章，及军屯要扼，皆公及冯、段诸公主之，王大臣画诺而已。”故练兵处虽是中央特设统筹全国练兵的中枢，实则和袁世凯私人机关无异。袁世凯乃得假中央的权威以行个人掌握兵权之实，征全国的财力，以养北洋六镇的兵。这样，咸同以后督抚专政不过造成国家权力结构内轻外重的局面，而袁世凯则据练兵处挟中央以令各省，兵权饷权都操于一人之手，兵将皆为心腹，即禁旅也为其爪牙。至此，清政府中央集权的果实实际上全部落入了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的手中。清政府的兵柄尽入北洋系之囊中，这是北洋集团最终坐大并且能够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倾覆清室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后，清廷与北洋集团在军政权力方面不断发生斗争，这最终导致了北洋系的离心与反叛，是导致清末政局严重动荡、辛亥革命发生、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甲午战后，清廷创设的督办军务处就是打算培植荣禄以替代李鸿章，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的结果成就了袁世凯。1903年中央练兵处之设，又是继承督办军务处而来的，形式上是统一军政，收回各省兵权，而其重点明显的是将北洋所练新军收归中央。清廷本打算培植铁良以代替袁世凯，但其结果恰恰相反，反而直接促成了北洋集团的进一步涨大。
编练新军本来是清政府巩固自己统治过程中的一项主要举措，然北洋六镇的练成和袁世凯过分集中的权力，又使清廷感到不安，双方争夺军政权力的斗争不可避免。1906年的官制改革，名为仿行宪政，实则是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谋“大权统于朝廷”，企图收回地方督抚特别是袁世凯手中的过重权力而发。在这次官制改革中，袁世凯企图取得内阁副总理大臣的位置，达到虚君摄政的目的，为慈禧太后所觉察。1906年10月，清廷上谕：“军机处为行政总汇……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无庸编改内阁……兵部着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之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10]在这次权力角逐中，袁世凯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却落得个“兼差尽行撤去”[11]的下场。
官制改革以后，慈禧太后开始逐步削夺袁世凯手中的兵权，其采取的措施有：
1．在军权方面，将北洋新军统辖权力收归中央。1906年11月，清廷发布上谕：“现在专设陆军部，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12]袁的政敌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清廷在此欲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夺取北洋六镇，剥夺袁世凯的兵权。这实际是一场军队由国家（清廷）控制还是由地方集团（个人）控制的斗争，亦即兵为国有还是兵为将有的斗争。对此袁世凯自然明白，觉出情况照此发展下去，对他十分不利。但由于在官制改革时因野心过分暴露引起了慈禧的猜忌和抑制，此时势力大绌，“要反抗又没有确保胜利的实力”，[13]只能以退为进，“蓄势待时，不敢遽发”，[14]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他奏请将第一、三、五、六四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而第二、四两镇，则以“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由，“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结果朱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着暂由该督调遣训练。”[15]表面上清廷对袁做了让步，但“统辖督练”改为“暂由该督调遣训练”，却明白地显示出清廷准备在日后将二镇收回的意图。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果然，1907年9月，清廷内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至此，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六镇兵权全部为清廷所夺取。
2．在军饷方面，收回北洋的筹饷之权。军饷为控制军队根本所在。练兵处初设时，曾由奕劻奏定“原拨新练各军饷项及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练兵处）饷局收放，所有各项支发，按年由臣处核议奏销，无庸由各部核销，以免纷歧。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督催经理。”[16]然而袁世凯一手包揽练兵处，造成“向来各省协济练兵经费，及土药税费，均解由北洋粮饷局接收，练兵处只备案而已”的局面。陆军部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军饷的控制以扼制袁世凯势力的发展，清廷以接管练兵必须先清饷源为由，规定“协饷均解由度支部转陆军部接收”[17]。从而将所有军饷牢牢地握在了中央之手。
3．在用人方面，收回北洋对各镇高级军官的任免权。北洋成军之初，军官全为袁世凯一手安插，因而要职皆为袁氏心腹，如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何宗莲、赵国贤、张怀芝、张永成、吴凤岭、吴长纯、刘永庆、曹锟等人。练兵处成立后，在袁世凯操纵下，其章程规定：“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所有隶属臣处各武职，均由臣处分别注册，咨行兵部另档立案。”[18]这样，袁世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安置党羽，培植私人势力，军官之进退荣辱完全操在袁世凯一人之手，兵部却仅仅是备案而已。陆军部成立后，为了打破牢固的北洋集团，摧毁袁世凯的根基，从根本上夺取北洋集团的兵权，清廷决定先从镇级军官入手，规定了“凡天下各镇统制，皆由部奏请简派，督队官始由督抚委用”的制度。
4．在军事教育方面，将北洋学堂收归陆军部管辖。清未北洋六镇的编练成功，使清政府重新拥有了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这是符合清政府愿望的。但另一方面，这支军队却有着严重的地方分权性质，特别是一系列北洋军事学堂的开办，更使袁世凯等建立了自己的亲信网络，形成了牢固的北洋“武备派”，以至于掌握了清王朝的大部分武装力量。这无疑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和不满。官制改革后，清廷立即采取种种措施，将袁世凯经营多年的学堂“皆归入陆军部管辖”[19]，以保证清廷对新军教育的控制大权。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清廷将原属袁世凯的权力大都抓到自己手中，从表面上看取得了一定成效，实现了中央梦寐以求重掌兵权的愿望，然而，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庞大的北洋系势力远未遭到廓清，袁世凯仍能在暗中掌握并控制北洋新军。这是因为：
首先，北洋各镇私军性已经定性。袁世凯尽管交出了部分兵权，但除第一镇外，其余各镇原本是袁一手编练而成，原有将校均为他一手选拔的心腹死党，即便是袁世凯离开了他们，其影响力仍然是决定性的。袁世凯“依然对这些军队保持高度的影响”，“保持一种可以左右军务的力量”。[20]故各镇名义上归陆军部管辖，但陆军部根本指挥不动。
其次，奕劻党袁减缓了铁良对北洋集团的打击。领班军机大臣兼陆军部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久为袁世凯所贿赂，对袁言听计从。“因此，军事系统的改组仍将在和北洋集团有交情的人们监督之下进行”。[21]在奕劻的翼护下，铁良尽管攻袁不遗余力，但却收效甚微。
第三，与慈禧太后的决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对袁世凯军权的过分膨胀，慈禧太后虽起猜忌之心，但其意旨只是在夺取袁氏所掌握的兵权而已，并没有将袁置于死地的打算。优礼重用袁世凯，依赖北洋集团，是慈禧晚年的一贯政策。事实上，袁世凯与朝廷各派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倾轧局面，但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范围。在着名的丁未政潮中，慈禧太后洞察曲直，但仍坚持宠信袁世凯而舍瞿鸿禨、岑春煊。取舍之间，要在实力的有无大小。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权倾朝野、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对清政府来说，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在维护清朝统治上，生存利益高于内部分歧。因此，在北洋集团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慈禧太后对之依赖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间不无牵制、裁抑，是为次。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差不多同日死去，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监国。不久清廷即以袁世凯“现患足疾”，着“回籍养疴”，将他罢黜还乡。
载沣驱袁，固然是为其兄报戊戌告变之仇。但另一方面，驱袁主要还是清廷与袁世凯争夺军政大权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对载沣的秉性为人比较清楚的载沣胞弟载涛的分析很是鞭辟入理。载涛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22]袁氏不去，即无法权归已手，因此，袁世凯已成了载沣集权中央的最大障碍，即使无光绪与袁结怨之事，载沣也必终将去之。
驱逐袁世凯，标志着北洋集团与清廷统治集团的合作关系告一段落。北洋集团从此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清末朝局更加动荡，这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推翻清朝政权造就了较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袁世凯回籍之后，仍与北洋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北洋派的首脑尽管业已退隐，他的亲信大多仍在国家的各个重要军政岗位上继续任职。北洋集团并没有被清除。“北方诸将领心仍向袁。”[23]但与此同时，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也加快了集中兵权的步伐。1909年7月15日，上谕宣布由皇上亲任海陆军大元帅，由摄政王载沣代理。同时，将军咨处从陆军部中分出，由载沣之弟载涛和皇族毓朗共同管理。军咨处拥有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提名海陆军将领并指派参谋僚佐的权力，成为军事首脑机关（1911年升格为军咨府）。良弼由陆军部军学司司长调任军咨使，尽管冯国璋也是军咨使，但实际权力由良弼掌握。“同时清廷中的亲贵又复利用湖北派陆军留学生，如卢静远、哈汉章等，以挟持北洋派势力。”[24] “那时北京中央军事机关如军咨府、陆军部、练兵处等重要人员是留日士官回来的居其多数。”[25]其中，“军咨府（即参谋本部）各厅处长悉为留学日本的士官毕业生，军咨府正副大臣毓朗、载润不谙军事，故各厅处长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26]
载沣在集中权力的同时，进一步剪除袁党。1909年2月，邮传部尚书陈壁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之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1月唐绍仪被迫乞休。2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同时，在北洋各镇中，北洋派的一统天下也被打开了缺口。在其余各镇，士官生们也开始显露头角，其中所谓“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均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吴禄贞取代段祺瑞出任第六镇统制，蓝天蔚出任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出任第二十镇统制。吴、蓝二人均为湖北人，且皆系革命党人。张绍曾虽为直隶人，且早就进入北洋军任职，但过去一直不受重用，因而对北洋集团并不是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这一针对北洋军系“渗沙子”的趋势定将还会继续下去。
据资料显示，从1901年到1910年，从日本帝国军事学院毕业的士官生共620名，其中大部分布到北洋各军之中，而对于这些人，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会坚定地跟袁走”[27]。可以说，载沣在扫荡政敌方面称得上不遗余力。但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的势力毕竟太雄厚了。北洋各镇，上上下下，各级军官数千人，均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经过多年经营，盘根错节，坚固不拔。“这些人心目中本来只知有他们的宫保，一时迫于朝命，虽都不敢说什么，而无不期待他的东山再起。”[28]满族亲贵们根本无法彻底把这些人完全撤换掉。事实上，载沣等人曾尝试用非北洋系的日本留学生，全面替换北洋系高级军官，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可见，清廷和满族少壮亲贵们虽然剥夺了袁世凯的兵权，撤换了北洋系的一些高级官僚，对北洋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对北洋系毕竟末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袁的“潜势力仍然存在”[29]，北洋系仍如藏龙卧虎，随时都在寻机跃起。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北洋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的时机终于来临。武昌起义后，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进军湖北，但北洋军不听荫昌调遣。军队怠战，局势益危。以载沣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不得不向袁世凯低头，再度起用袁世凯收拾残局，授之以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袁认为时机未到，以“足疾未痊”为由拒绝出山。清廷无奈，只好授之以钦差大臣，准其节制各军，军咨府、陆军部不为摇制，从而将从袁手中夺得的军权又悉数奉还。
满族亲贵召袁世凯出山，标志着袁世凯与清廷长期争夺中枢大权和军事大权的斗争，最终以清廷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讵项城甫出，清祚即因之而告终。”[30]袁世凯一旦军权再握，便立即用之将清廷逼入死地。首先，他逼载沣请他担任内阁总理，夺得国家行政大权。其次，他把载沣的弟弟载涛挤出军咨府，代以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荫昌。事后，又把另一位军咨大臣毓朗换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同时，他又逼载涛辞去掌握的禁卫军，派以自己的得力干将冯国璋继任之。对于禁卫军的官兵，袁世凯仍不放心，下令调该军出北京城，在城外驻扎，准备开拔。他另编一支拱卫军，交给心腹段芝贵负责，把宫城之内的寡妇孤儿（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握在掌心。最后，对于南方革命军，他决定讲价议和。这样，从统治集团方面来说，使清政府最终垮台的，乃是北洋集团背叛与抛弃了它。这个历史结局，是具有必然性的。
[1] 《谕由北洋、湖北派员校阅各省训练新兵》，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2]《拟拨顺直善后赈捐存款募练新军片》，《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3]《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第876页。
[4] 《改编淮部各营区分五路以资整饬而利操防折》，《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4页。
[5]《建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第542—543页。
[6] 张一麟：《冯国璋事状》，《近代稗海》（五），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页。
[7]《遵旨建立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拟定章程呈览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第750页。
[8] 《北洋设立军官学堂拟订试办章程请饬立案折》，《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1328、1322页。
[9] 罗尔纲着：《晚清兵志•陆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9、196、220页。
[10]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5579页。
[11] 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12]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5601页。
[13]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14] 胡思敬：《大盗窃国记》，《退庐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55页。
[15]《陆军各镇请分别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9—1420页。
[16]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页。
[17]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
[18]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
[1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2页。
[20]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 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3页。
[21]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 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1页。
[22]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23] 杜镇远编：《叶遐庵先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15页。
[24] 王镜芙：《南北两方军事行动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页。
[25]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
[26] 徐森、谌秉直：《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5页。
[27] （美）恩斯特·扬着，王小荷译：《袁世凯何以能够登上总统宝座》，《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0页。
[28]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29] （美）恩斯特·扬着，王小荷译：《袁世凯何以能够登上总统宝座》，《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0页。
[30]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卷二），《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