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彭秀良：清末“国民捐”运动及其启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彭秀良：清末“国民捐”运动及其启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彭秀良：清末“国民捐”运动及其启示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阴历八月四日，在北京地区首先由民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偿还《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向外国列强的巨额赔款。“国民捐”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是《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彭翼仲（1864—1921）名诒孙，字翼仲，别署归寄道人，祖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却在北京长大。《京话日报》是彭翼仲所办3种报纸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日出铅印1小张。《京话日报》的第一大特色是散发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并且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得到了社会广泛响应的，首推“国民捐”运动。从运动发起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因彭翼仲罹难被查封，北京户部银行共收捐银36万两，“国民捐”运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回顾历时一年的“国民捐”运动，我们能够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是“国民捐”运动纯粹由民间发起，没有官方力量的强力介入。
《京话日报》在北京城内外设有多处讲报处，为那些不识字和无力订阅报纸的人进行义务讲解。开设尚友照相馆的基督教友王子贞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4.5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他把演讲内容写成一篇讲词，请彭翼仲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即是鼓吹“国民捐”的“演说”（“演说”是《京话日报》的一个栏目，相当于今天的“社论”）。在“演说”登出后的5天里就收到700多两捐银，于是彭翼仲和王子贞便着手制定《“国民捐”简章》，分4次刊出，“国民捐”运动从此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后来，虽然有各级政府官员参与进来，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强制募捐的事情，纯粹的民间性也就成为“国民捐”运动的最鲜明特征。
二是《京话日报》的宣传报道及时有效，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京话日报》专门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数，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426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50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但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仍不时在新闻栏登出，有些消息实在是感动人，如直隶固安县一老农将自己新置办的土地出产的收入全部报效“国民捐”并表示连续5年，一位旗人女子文淑折变首饰捐银20两，后又有一位芝兰女史捐典衣钗银3两，在庚子战乱中被抓进监狱的20多名囚徒也报捐等等。
三是各级官员带头捐款并积极宣传，使“国民捐”深入人心。
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全都捐了款，其中庆亲王奕劻捐银5000两，鹿传林、瞿鸿禨、荣庆、徐世昌、铁良各捐银10000两；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吉林达将军自捐1万两，还募集了4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1万两；直隶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在宣传鼓动方面，武强县知县亲自登县城内戏台演讲“国民捐”，并说创议“国民捐”的意思名为还国债，其实是各人还自己的债，并不是给国家聚敛民财，并且强调绝无勒派的意思。官员的示范作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热心于“国民捐”的民众随之越来越多。
四是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捐款踊跃，激动人心。
许多热心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民捐”，固安县志士王钰在财神庙借开台唱戏之机发表演讲，说得庙里的和尚带作工的苦人全要认捐；回民宝兴隆蜡铺的掌柜逢人便劝，不避嫌疑；保定一位自称名叫“李凉心”的热心人自费将印有“国民捐”启事的报纸印刷100份，分送各铺户。由于宣传的到位，认捐者的人数增加很快，有以单位团体形式出现的如北洋陆军师范生、西城巡捕队等等，有以家族团体出现的，有以宗教团体出现的，有以同乡团体出现的，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如义顺和戏班、妓女玉兰、没有钱的寡妇等等。上海吴芝瑛女士有感于北京“国民捐”而兴办女子“国民捐”，并号召全国女性各立分会，称“赔款一日不了，此捐一日不停。”吴芝瑛女士的母亲也来支持女儿，创办山东女子“国民捐”。这些普通人的热情足以令今人感动，没有强制，没有命令，只有那一份份的满腔热情成就了“国民捐”的巨大成功。
五是注意防范和纠正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保证了方向的正确性。
“国民捐”运动中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质疑、反对、挑唆等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在多有。一般情况下，对“国民捐”持反对态度的多为乡下的恶劣士绅和农民，借着乡下风气闭塞的环境把持舆论，迷惑乡民，给“国民捐”运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有些官员用命令方式劝捐，引来民众的怨怒。例如，河南府永宁县知县不仅不给民众讲道理，专用压制手段，还借端勒派，引起百姓围城事件。再如，北京镶黄旗汉军的“国民捐”一律从饷银里扣，官员扣了也不交给银行，兵丁很有怨言。对于这些给“国民捐”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的言论和做法，《京话日报》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勇敢的批评，努力把事实和真相告诉世人，力图保持运动方向的正确性。
清末“国民捐”运动催发了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近代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先声和典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