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清末新疆禁毒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光绪-清末新疆禁毒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末新疆禁毒研究
毒品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也是困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难题，我国也不例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国际毒潮和过境贩毒的影响下，我国的毒品问题日益严重。位于特殊地理位置的新疆受到“金三角”和“金新月”两大世界毒源地的南北夹击，使新疆的毒品问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快速上升之势，禁毒斗争形势也更为严峻。
清朝以来，新疆地方政府开展过多次禁烟运动，其中以清朝末年的禁毒运动收效最为显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布上谕，“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1]新疆随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禁毒措施。但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新疆禁毒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2]本文就清末烟毒在新疆泛滥成灾的历史原因及新疆的禁烟政策、禁烟成效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今天新疆的禁毒工作有所借鉴。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他们不仅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肮脏的鸦片贸易，甚至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也未能幸免，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新疆大量运送鸦片，烟毒在新疆也开始泛滥起来。
新疆鸦片之来源大致有三：其一、英商、俄商向新疆输入鸦片。19世纪初，英商主要是利用印度、克什米尔、巴达克山等处商人，在商品中夹带鸦片，运往伊犁、塔城、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主要城镇。道光二十年（1840年）， 来自克什米尔、音底（即印度）、安集延的夷商在叶尔羌上交了九万七千九百七十九两烟土。[3]而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俄商早在一八三四年就已开始向伊犁、塔城等地输出鸦片。沙俄利用浩罕等地区商人到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地贸易的机会，夹带鸦片运到各地贩卖。清朝末年，新疆厉禁鸦片，而俄属之萨玛尔哈喇湖及沿边一带每年大量种植罂粟，于是常有俄人夹带烟土偷运入卡，于各处销售。[4]其二、由甘肃贩运而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公开征收鸦片税，这意味着种植罂粟已取得合法地位。甘肃由此开始大量种植罂粟，至清末，甘肃逐渐成为鸦片的种植大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甘肃鸦片产量达7988担。[5]但由于甘肃人口较少，本地销售市场有限，因此烟土主要以贩运出境为主，[6]而新疆则成为甘肃鸦片贩运的目的地。“新省进口之烟以甘肃州敦煌两处为最多。”[7]清朝末年新疆严禁鸦片时期，甘肃鸦片便源源不断地流入新疆。其三、由内地来疆官民带入并在新疆种植的鸦片。新疆鸦片种植最早见于乾隆时期。协办大学士纪昀因事获罪，谪戍乌鲁木齐两载，他在《乌鲁木齐杂诗》“物产七十六首”中写道“罂粟花团六寸围，雪泥渍出胜浇肥。阶除开遍无人惜，小吏时时插帽归。”嘉庆年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被谪戍伊犁，所作《伊犁纪事诗》中也有“一旬胡蝶已成团，便拟开筵宴谪官。携得百花洲畔法，种来莺粟大如盘”的诗句。[8]由诗中可见，当时种植罂粟似乎只是观赏而已。直到道光十九年（1840年）新疆才有栽种罂粟用来制造烟土的记载。[9]但由于清政府明令禁止种植鸦片，只是在一些荒僻处所，鸦片有少量偷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驰禁鸦片政策给新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新疆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 “（新疆）产烟之区，南路喀什道属较少，阿克苏道属库车、乌什、轮台、柯坪为多，北路伊塔道属之塔城、宁远、绥定、精河俱有烟地，而以镇迪道属之奇台、孚远（今乌苏）、绥来（今玛纳斯）、昌吉、呼图壁为最多。[10]奇台绥来一带之所以烟花遍地是因为当地荒地较多，土质肥沃，鸦片产量较高，获利颇丰，于是陕甘客民相率至此，专种鸦片。
大规模种植鸦片使新疆鸦片产量大大增加。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疆鸦片产量达30万两。[11]鸦片数量的增加导致吸烟人数剧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四月方希孟路过木垒、奇台、孚远时，看到这一带种植吸食大烟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南山鸦片尤甚，陕甘之人贪利西来者，岁以万计，名之曰‘种花儿’。官吏循规收税，不复禁止。初犹僻在穷山，近则沿途。妇人、孺子、舆夫、驿卒无不吸食。”[12]
同时，新疆烟民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左宗棠进疆时，“回民不吸鸦片，所应禁者商贩，兵勇及各处游勇耳。”[13]但后来少数民族吸食鸦片的人数逐渐增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吐鲁番巡检造呈《新城吸烟人数册》中汉民计24名，回民23名，缠民8名，总计55名，每人每日吸食多则五钱，少则五分。[14]新疆鸦片的种植和吸食空前泛滥。
新疆鸦片的泛滥之根源在于清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鸦片战争前夕，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鸦片，故新疆地方政府亦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禁烟措施。[15]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既不能禁止英国商人贩运洋烟，也不能阻止人民吸食鸦片，再加上鸦片战争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的财政每况愈下，于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弛禁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提出“暂行驰禁鸦片，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增税项，以冀洋药渐来渐少，再加厉禁为宜”[16]的“以土制洋”政策。清政府采纳了驰禁派的建议，开始征收鸦片税。清政府收复新疆后，新疆遵循中央政府的鸦片驰禁政策，也开始对鸦片征税，以此作为财政补贴。很明显，寓禁于征的真实意图不在于禁，而在于征。这种方法不可能对禁烟带来半点益处，到头来只能使鸦片越来越多。
当然， 新疆鸦片泛滥也有其它的原因。其一，罂粟最适宜的气候是温带，温暖而湿度低，降水多会减弱罂粟生产鸦片的能力。光照也很重要，光照时间长，则罂粟的产量高。[17]新疆的气候条件非常符合这些条件，新疆地处温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光照时间长而降水少，符合这些生长条件。罂粟也是容易生长成活的植物，它一般并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肥料；罕有害虫和病害，也不害怕由此而来的减产。此外，罂粟可种两季，有冬花春花之分，产量很高，这一切都为新疆鸦片的种植和生产提供了一定的自然条件。其二，种植鸦片利润较高。种罂粟所获之利，胜于种谷数倍。以十亩为例，如果种鸦片，一季可收烟土500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每两价银五钱，[18]值银二百五十余两。据当时新疆的赋税规定，烟土每百两纳银一两，纳税银仅五两，所剩还有银二百四十余两[19]。而种小麦，能收五十石，值银百余两，即使不纳税也比罂粟相差太远。[20]其三，当时，新疆经济发展非常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再加上知识、道德缺乏，并不以鸦片为害，一些人为重利所驱使，去种植、贩卖鸦片，以此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而鸦片烟本属药材，兼有安眠止痛的功效，“此地（新疆）瘴属太深，妇女多半气虚体弱，往往有因腰腿痛吸上瘾。”[2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鸦片在新疆的泛滥。19世纪末，由于清政府驰禁鸦片，中国鸦片的产量大增，英国鸦片的进口量开始下降，随着中国开禁普通贸易后，鸦片贸易的利润减少，许多英国商行都停止了鸦片贸易。当然，结束这种能带来暴利的贸易还有非商业的理由。鸦片妨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华一些国家的传教士也不满对华鸦片贸易，这些外国传教士敦促本国政府帮助中国禁烟。1874年，英国成立了禁烟协会，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教育和引导大众舆论，并给国会施压以促使政府采取政治上的行动。1906年5月，在英国的大选中，自由党取得胜利，提出结束鸦片贸易。这个建议取得了进展，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作出了反应，他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严厉要求限制鸦片消费，英国政府将予以配合。[22]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国内颁布禁烟章程，厉行禁烟，在内地一些省份，禁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动的发展令英国人非常满意，1907年5月14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致函《泰晤士报》主编瓦·姬乐尔，指出“中国禁烟运动积聚力量的迹象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生产鸦片最多的省份的新任总督，如四川的赵尔巽和云南的锡良，公开宣称拥护禁绝鸦片。在两广总督管辖下的省份里，禁烟条例得到了严格执行。”[23]中国人民禁烟的决心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实现他们的诺言，照会清政府外交部，提出若此三年之内（从1908年起），中国果于栽种及吸食实行减少，则英国将限制鸦片输入中国。而中国在照会中亦声称中国将严饬各地官员极力实行禁止办法。[24]至此，清政府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禁烟运动。
清政府严禁鸦片的政策下达到新疆，立即引起了新疆地方政府的重视。因为当时的新疆巡抚联魁于光绪三十二年刚刚上任，历时很短。正想在此时期有所作为，而清政府实行新政以来，新疆各项新政限于人力、物力、财力，很难实行，“唯有禁烟似乎较有把握。”[25]加之新疆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烟毒的巨大危害，宣统元年的《新疆巡抚禁烟告示》中指出：“鸦片烟之为害，小则废时失业，大则破产之身，富贵转为贫穷，愚贱流为盗贼。”鸦片的泛滥使新疆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且给社会治安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此外，当时的人们广种罂粟，以致粮食产量下降，一遇上灾荒，粮食短缺，筹粮便成了新疆政府最为难的事。于是，新疆立即设立禁烟公所，任命甘肃新疆镇迪兵备道兼按察使为总理禁烟大臣，[26]开始了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
新疆地方政府主要从四个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禁毒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1．广贴告示，加强禁毒宣传。
禁毒的关键在于唤起民众，为了提高民众的禁毒意识，新疆地方政府广泛深入地开展禁吸鸦片的宣传教育。接到清政府禁烟的政令后，新疆地方政府立即建立健全禁烟公所，全面监督禁烟事宜。禁烟公所印制大量的禁烟告示，交运各处，遍行张贴，规定各处必须将贴告示的处所和日期通报禁烟公所，禁烟公所切实力查。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颁布了《新疆巡抚禁烟告示》，并刻印一千二百张，移送各地，遍行张贴。[27]告示中将烟毒危害人体的机制、政府采取的禁毒措施及毒品防治的各个阶段告诉人们。这样使人们对政府的政策有所了解，各项禁毒活动才能更有效的展开。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政府禁毒的彻底决心，新疆地方政府每年一到罂粟种植季节，便印发告示，并令各地乡约张贴，勿得损坏。
2．四禁并举”，扩大禁毒种类。
禁毒主要从四个方面（即禁吸，禁卖、禁种，禁运）开展。宣统元年（1909年），甘肃新疆巡抚联魁上奏说“查禁烟一事，以禁种为根本，而实以禁吸为禁种之根本。盖徒禁种而不禁吸，则虽毒根已拔而心地未净，是以实行禁烟仍以禁吸为入手办法。”禁吸则先以官吏禁烟入手，官吏中又让主管禁烟的官员为表率，先行戒烟。每一级官员包括税电员、警幕、书役、乡约等人员都要登记造册，如无吸烟嗜好者，则必须出具保结，并加盖县印结。如有吸烟者，必须在三个月内戒断，如再不戒者，即行革退。各级官员厉行戒烟后，再以官吏示齐民，让最基层的官员（即乡约）挨户清查，将现吸烟人数，日吸烟几钱，逐一登记造册，并以此为凭据发给牌照，各吸烟户按牌照规定向官膏局购买鸦片，购买鸦片数量每日减少，直至戒烟。为了帮助吸烟人员戒烟，政府提供戒烟药方，并配制戒烟药丸，施散穷民。对已戒烟又复吸者，从严治罪，“商则封闭店铺，民则罚作苦工，仍枷号六个月，妇女有犯，罪及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房主乡约，并将该本人姓名籍贯榜式通衢，注名烟籍，不准与齐民齿诚。”[28]此外，新疆地方政府还饬劝学所禁止各处中小学校的学生吸食鸦片。
“夫鸦片之害固在吸食之人，然而吸由于卖，卖由于种，三者本系相连，今欲禁吸烟必当先禁卖烟，欲禁卖烟必当先禁种烟。”[29]新疆地方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告知新疆全省卖烟土的大小商店及零星小贩摆摊人等遵定章程，勿再售卖烟枪烟斗烟灯及各项烟具等禁物，如敢违反，一经查出，除将货物照章销毁外，还将对该商人照原货价加五十倍从重罚办，并将该店摊一律封闭，不准再开。其沿街叫卖之人无店铺可封者，将该贩卖人从重枷号罚办。
新疆地方政府对禁种也很重视。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作了长远规划，规定自光绪三十四年起全省烟地每年每亩减种二成，按年递减，五年禁尽。从宣统元年起，将罂粟地税普行免征。告示颁发后，每年由各县巡抚申报查明减种罂粟地亩，切实清查，一律改种他项粮食，并让各农约头目等写下保证书，不得再种罂粟，再由地方官加具印结，交往禁烟公所。如有违禁，再行种烟者，经地方官查出或他人发觉，将烟苗翻犁，地亩充公，私种之人，照例严办，并将徇情不报之农官乡约一并治罪。如系外来客民暂时私种，即将该客民递解回籍，交该地方官严加管束，并将地主从严惩办，决不稍宽。
然而禁种解决并不能完全禁绝鸦片，要禁绝鸦片还必须禁止贩运鸦片。新疆地方政府严禁本省各地区之间贩运鸦片，如发现有贩鸦片者，任何人都可缉拿，将烟土报官焚毁，贩运鸦片者从重处罚，拿获烟土者从重给赏。除此之外，新疆地方政府还禁止外省区及国外向新疆贩运鸦片，这将在稍后给予详细叙述。
新疆地方政府在查禁鸦片过程中发现了另一种毒品麻烟。麻烟，系取于麻本尘叶之霜积聚成块，吸之令人昏醉乱性，又名醉烟，常使人精神失常，最后发疯而死。[30]麻烟为害与鸦片相同，且毒害比鸦片更深。新疆地方政府查出产麻烟之地在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于田等处为最多，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吸食贩运，于是便通饬各属,将禁麻烟附入禁烟所一体依限禁种、禁贩、禁食，悉照鸦片办理。[31]
3．严格执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要禁毒，就要保证各级官员的清正廉洁。为了使官员能更好的实施禁烟政策，新疆地方政府还对官员进行监督。首先以主管禁烟的官员为表率，设计了《六项禁烟人员调查表》，调查表分为六项，分别是：确无嗜好，实已戒净，陈明戒断，情形可疑，访闻明确，巧为掩饰六项，对总理禁烟大臣及其属下进行调查。然后禁烟公所对各直省幕友，正佐官员（包括刑名，帐房，文案，管仓）进行查验，各级官员再对下一级官员进行监督，禁烟公所随时随地派员分赴各地覆查。对禁烟不力者，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则。规定如一年期内全境无一亩罂粟者，将该地方官从优奏奖，如一年期内不能禁净者，查出十亩以下将该地方官撤职停委三年，十亩以上将该地方官详请参办。[32]除此之外，新疆地方政府还对民众也实行严格的监督。新疆禁烟的命令传到南疆后，阿克苏道拟定了禁烟十家联牌办法，并推广应用到全疆。办法内容主要有：将城乡商贾户民逐一详细清查，把十家联合起来，发给牌照，认真查禁偷种、卖、吸三项，一家有犯，九家同罪。[33]
4．堵源截流，严格控制鸦片流通渠道。
新疆政府厉禁鸦片之后，甘肃生产的鸦片及俄国的鸦片又开始贩运至新疆。对于甘肃鸦片，新疆地方政府派员至东路进口各要隘严禁商贩，查出重罚。并令西路地方官及统捐局员严禁商民运烟至新疆，违者加倍罚款。让禁烟公所会同税局委员严稽外贩，如查有夹带烟土入境者，无论官商士民一并照章从严罚办。如禁烟委员和地方官员隐匿不报致使烟土流入省城者，一经查出系何路进省，无论多少惟禁烟委员是问。并转饬各卡司事巡丁认真确查，外贩烟土者不准入境。新疆地方政府还规定不准本省商人再赴外省运烟土，也不准外省商人运烟土行销本省。“如敢违境私运，一经查获，即使贴有税局印花亦一律扣留充公究办。”[34]
对于俄国产之鸦片，新疆地方政府查获后，均送交至喀什的俄国领事，按约讯办。为了解情况，新疆地方政府经宁远县派员过界调查发现，俄属之七河省大量种植鸦片。于是新疆巡抚联魁咨请外务部磋商俄使，并照会俄国驻伊犁领事官转达七河巡抚，商请查禁。“俄国敦固睦谊，会同切实稽查。凡所获偷种之鸦片及私运烟土之犯，颇能照约严办。”[35]
新疆地域辽阔，荒僻之地较多，民族复杂。邻省为鸦片种植大省甘肃省；邻邦俄国也是向新疆输入鸦片的大国。因此新疆禁烟之困难百十倍于内地。然而，通过以上措施，清末新疆地方政府的禁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宣统元年（1909年），镇迪道统计了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的鸦片产量。“光绪三十二年产烟土近三十万两，三十三年减万余两，本年减种多在二成以上，此实共产烟土二十四万两。”[36]宣统二年，新疆鸦片的产量又降为166担，约合二十万两。[37]宣统二年（1910年）各省查禁鸦片烟情形报告中认为“（新疆）客商居民，戒烟者亦十居七八。”[38]此外，后人对清末禁烟的评价也很高，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记载“ 清之末叶，奉令禁烟，成效昭然。军政人员无敢私吸者，民间亦大部戒除，种运与售，同时绝迹。”[39]1941年，新疆省政府禁烟委员会在《禁烟报告书》中也认为“新疆在前清末年，烟已禁绝。”[40]
新疆禁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预防，增强民众抗毒意识。
新疆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每年都发布告示，面向全社会开展禁毒宣传。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一日，吐鲁番厅分别在老城、新城、南关、托克逊、胜金五处地方张贴禁烟告示。[41]告示中对毒品危害及政府的政策做了详细叙述，希望未吸毒者能对毒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已吸毒者能意识到毒品的危害而下决心戒毒。新疆地方政府还注意对学生的预防教育工作，宣统元年（1909年）禁烟公所通饬各处中小学堂，“学生吸食各种烟草，各学堂管理员教员认真稽查，以期杜绝，由各处劝学所随时劝导并公示晓谕，各学生一律禁止吸食。”[42]学生年幼无知，是容易受到毒品侵害的高危人群，加强对学生的禁毒宣传教育，对于禁毒运动的未来有重要的意义。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第二、实行“多种手段并举”的禁毒政策。
新疆地方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医疗等多种手段，政府各部门形成合力，共同参与禁毒斗争。从法律角度来说，新疆地方政府制定了《禁烟章程》，《禁烟条例》等，做到有法可依。从行政角度上说，新疆地方政府将禁毒规定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逐级建立了禁毒工作责任制，由禁烟公所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上级官员对下一级官员进行监督，直到最基层的乡约头目。再通过十家联牌禁烟办法把禁毒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形成民众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潮。为了保证禁烟措施的顺利实施，对官员严格监督，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十二日，政府以查禁种烟不力，将七名地方官员革职，永不叙用。[43]从经济角度来说，免征罂粟地税虽然使新疆地方政府丧失了一部分收入，但因有利于禁毒，政府还是采取了这项措施。对种烟、卖烟、贩烟的人给予重罚从一定程度上可阻止这些活动的发展。从医疗角度上，配制戒烟药时，让医生开出宜于强壮，宜于虚弱，宜于老遴，宜于妇女的药方。[44]对症下药，使吸烟之人尽快戒烟。
第三、坚持禁毒政策的延续性。新疆地方政府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每年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使禁毒措施完全彻底的贯彻执行，让禁毒意识深入人心。同时政府也申明了禁毒的严正立场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对社会起到了良好的政治影响。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禁烟措施也烟消云散，鸦片在新疆又开始泛滥起来，随后的杨增新政府不得不再次禁毒，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详述。
清末新疆禁毒的大好形势在清朝灭亡后再度恶化，在很短的时间里，鸦片再次泛滥起来。禁毒形势为何会有此巨变？这是我们值得思索的地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当是清末新疆禁毒政策治标不治本，清末新疆地方政府只是用严刑峻法暂时压制人们，人们并没有真正地接受禁毒政策。宣统二年（1910年）发生的奇台县游匪抗违禁烟，聚众滋事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45]清末陕甘总督杨昌濬在《奇台山》一诗中这样写到“奇民嗜利不知田，手种罂粟年复年，一朝拨本丧其利，万户萧然皆謦悬。我愿南山民，舍旧图新重耔耘。又愿奇台官，劝耕劝种休偷安。” [4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奇台地方官只是将老百姓种植的罂粟拨去，并没有想方设法找其它合适的农产品去替代，这当然引起了人们对禁毒政策的不理解。替代种植不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种植问题，是一个替代经济的问题。只有推动经济发展，使人们有更好的经济利益，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放弃鸦片带来的利润，禁毒政策也就能更好的执行。另外，我们从奇台游民聚众抗官之事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众道德素质的低下，他们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德心。只有家族观念，而缺少民族国家意识。完善的法律和为政者的决心是禁烟的前提条件，但仅有法律和决心还不够，没有高素质的人去执行，徒有法律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民众道德素质与受教育水平是紧密相关的。清末新疆总人口为二百五十万，而全省四道设各类学堂622所，共有学生15963名。[47]受教育人口仅占0.08%，可想而知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了。
禁毒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今社会，青少年吸毒人数不断增加，已成为禁毒的一个严重问题，加强对青少年的禁毒预防教育是开展禁毒宣传工作的重点。也是目前整个禁毒工作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此外，禁毒工作涉及到公安，民政、司法、卫生、教育等各个部门，它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事，它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协作，抓好每一个环节，做好每一项工作。任何部门都无法单独做到禁绝毒品。总之，笔者认为只有以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素质为基础，重视预防，加强宣传，依靠全社会力量，因情施策，综合治理，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1] 朱寿鹏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5570页。中华书局，1958年12月。
[2]参见邹礼洪：《近代新疆禁鸦片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3]故宫档案，录副，民族类，维吾尔族项，一四五八——二
[4]王树枬、王学曾编纂；《新疆图志》卷五十七，交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513页
[5]《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各省出产土药数目》，《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一期，“数目”1908年12月出版，第1至3页
[6] 参见褚宸舸：《晚清时期西北地区的毒品问题及其治理》，石河子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6页。
[7] 《禁烟章程之残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34—003151。
[8] 《历代西域诗抄》，吴蔼宸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33页。
[9] 《清宣宗实录》，卷326，页29—30。
[10] 《新疆巡抚联魁就新省办理禁烟情形给皇上之奏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2381
[11] 《镇迪道饬转遵旨查禁种鸦片吸烟售卖烟具等并拟设省稽查凭照总局事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2927。据《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一期，1908年12月出版“数目”第一至三页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新疆土药产量为178担。178担约合30万两。
[12] （清）方希孟着，李正宇、王志鹏点校：《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36页。
[13] 《左宗棠札署镇迪道周道崇所辖境内认真查禁罂粟以绝根株事》，《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2月，第428页。
[14] 《吐鲁番巡检造呈新城吸烟男妇人数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Q15—8—2795
[15] 参见萧郅治：《鸦片战争时期新疆禁烟概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6]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第241页。
[17] 马丁·布思着，任华梨译：《鸦片史》。海南出版社1999年8月，第3页。
[18] 朱寿鹏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4767页。中华书局，1958年12月。
[19] 罂粟产量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57年12月，第457页。纳税参见王树枬编纂《新疆图志》卷三十一，赋税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308页
[20] 小麦产量参见王树枬编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285页。
[21]《禁烟条例附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2207。
[22] 马丁·布思着，任华梨译：《鸦片史》。海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72——179页。
[23]（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第496—498页。
[24]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59年4月版，第444——448页。
[25] 《新疆巡抚联魁就新省办理禁烟情形给皇上之奏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2381。
[26] 《钦命二品衔甘肃新疆镇迪兵备道兼按察使督练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1804
[27]《甘肃新疆镇迪道转发禁烟告示》九件之残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1835
[28] 《镇迪道晓谕限期禁绝鸦片之告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1802。
[29] 《新疆巡抚禁烟告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3—001776
[30] 李寰：《新疆研究》，重庆印书局，1944年，第202——203页。
[31]《镇迪道将麻烟附入禁烟局所禁种禁贩禁食给吐厅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1835
[32] 《甘肃新疆镇迪道转抚宪批禁烟公所详拟通饬严禁种植罂粟告示饬各地张贴事给吐厅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8—2822。
[33] 《省禁烟公所饬各地推行十家联牌禁烟办法并讯将查禁情形造册详报给吐厅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1913
[34]《新疆镇迪道转抚宪札开案准直隶总督禁烟总局外事部就严禁土药入境洋药输入等情给吐厅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9—003349
[35]王树枬，王学曾编纂《新疆图志》卷五十七，交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513页
[36] 《镇迪道饬转遵旨查禁种鸦片给吐厅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8—002927。
[37] 《各省禁烟调查表》，《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五十五，征榷二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第8104页。
[38]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57年12月版，第905—907页。
[39]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横排铅印本，1986年，第663页。
[40] 《新疆省政府禁烟委员会办理禁烟报告书》，马模贞等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250页。
[41] 《甘肃新疆镇迪道转抚宪批禁烟公所详拟通饬严禁种植罂粟告示饬各地张贴事给吐厅之札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8—2822。
[42] 《钦命二品衔甘肃新疆镇迪兵备道兼按察使督练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5—14—001804
[43] 《宣统政纪》卷33，页23。
[44] 《禁烟条例附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Q15—14—002207
[45] 《宣统政纪》卷46，页15。
[46] 《历代西域诗抄》，吴蔼宸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86页。
[47]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横排铅印本，1986年，第449页。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