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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97年民国史研究概况

1997年的民国史研究, 在平稳中发展。由于香港回归和卢沟桥事变60周年,在香港问题、中英关系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 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热点, 有较多的论着出版, 学术研讨活动也较为活跃。因为这两方面的研究可以划入中外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介绍的范畴（香港问题今年各主要学术期刊均有论文, 抗战史研究以《抗日战争研究》所收论文较多亦较具质量）, 本处主要介绍民国史其它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史方面的若干新论着和观点。
着作和资料的出版, 因为自出版到上市有一个滞后期, 此处只能对1996年出版的若干较为重要的着作和资料作一简单介绍。该年出版的着作, 最重要者当属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利用国内外已刊未刊资料, 对1926至1928年间北伐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作了全面研究, 尤其对国共双方和北洋军阀间围绕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国共之间从合作到分裂的发展过程、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研究得较为深入, 并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对若干具体问题作了深入考证, 得到学界好评。《近代史研究》为此在1996年8月召开了该书讨论会, 与会学者均对该书取得的成就予以较高评价。《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王宗华、刘曼容着的《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莫济杰主编的《新桂系史》（三卷本,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民国史上两个较有影响的派系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民国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在近年来出版界较为注重的丛书方面, 1996年正值孙中山诞辰130周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计3本专着, 6本论集, 1本译着, 进一步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深入。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民国史丛书, 因为种种原因趋于停顿, 但仍有其它出版社的民国史丛书在陆续推出, 1996年较有影响的是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系丛书, 第1辑共8本, 收入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 保持了一定的学术水准。民国史资料方面,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1-4卷共3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利用馆藏档案影印, 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应引起北洋军阀研究者的注意。《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亦为利用馆藏档案出版, 对研究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关系极具价值。
论文方面（主要是1997年的论文, 亦包括1996年末的若干论文）,总体而言, 较有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论文仍集中在少数杂志上, 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 由于这些刊物长期形成的学术地位, 这种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各大学学报和省级社科刊物发稿量较大, 可称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 但因种种原因, 质量参差不齐。从长远考虑, 这种现象对学术发展未必有利。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政策措施, 以往研究尚远远不够, 本年有两篇论文探讨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申晓云的《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叙述了“革命外交”的主要内容及其成败得失。作者认为, 对“革命外交”的评价, 应以其是否真正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 看其实际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从这两个标准出发, “革命外交”几无成果可言, 甚至在维护国家根本权益的许多重要方面较北京政府更有后退, 而国民政府之所以高唱“革命外交”, 一是宣传需要, 二是对付异己, 三是推卸外交失败的责任。作者在论述外交时, 可能沿袭了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的看法, 因此采用了自内向外的视点, 着重外交与内政的关系。然而外交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革命外交” 固然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 但在收回国家主权方面仍有其值得重视之处, 而且其目的是否如作者所论三点, 似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何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得失, 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即就技术方面而言, 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实际是党治外交, 与北京政府的职业外交有明显的区别, 其间利弊得失, 正待研究者的总结。邱松庆的《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财经政策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叙述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成效和影响, 认为这些政策既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 巩固国民党统治,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由于篇幅所限, 作者在文中未及展开。
王云骏的《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 对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作者认为, 保甲制度的出现, 既是国民党强化基层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也是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 同时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这一制度对于抗战时期总动员和统制民力, 以保证抗战胜利, 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规范户籍管理, 控制流动人口, 适应现代社会经济需要也有作用。以往研究对保甲制度一向评价不高, 本文作者注意到了其之所以兴起的必然性, 但是对其在社会控制力方面的作用, 对于国民党运用保甲制度的前因后果, 研究尚不充分。
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从宏观角度勾划出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程有三个特点：第一, 它是几代人和数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第二, 群众性反帝运动与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构成了中国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第三, 废约过程是渐进的,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最终, 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 中国终于实现挣脱百年枷锁的目标。
杨奎松继其关于西安事变的着作之后, 继续对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研究。《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一文（《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对以往学界注意不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作了全面的探讨。该文对事变前的军事形势、事变开始后的应急措施、红军配合张杨所部作战诸问题都作了全面的叙述。
海外所藏民国历史资料的运用正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杨天石的《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利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档案, 对国民党内蒋汪胡三巨头之间令人感兴趣的关系作了有价值的探讨。随着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的日趋广泛, 这样的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多。
民国史上的人物研究向受研究者的关注。邓野在10年前所作关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约问题的研究引起过学界的关注,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主角是顾维钧, 其人经历贯穿民国外交全过程。邓野以《顾维钧回忆录》为基本资料, 撰写了《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该文认为, 对顾氏的研究, 应该理出两条基本线索, 一是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二是他在民国政局中的立场和转变。该文在对13卷顾氏回忆录中的大量资料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顾氏的外交思想是联美抑日、赖美为助, 在实践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付出了主要精力, 其谈判原则是现实主义, 坚持主要目标, 而对次要问题予以变通。顾氏为人中性,主张超党派超政治超民众超舆论的独立的职业外交。顾氏虽对国民党不满意,但因为对共产主义本能的恐惧而最终倒向国民党。该文结论是, 顾氏在政治上力求保持超党派的中性立场, 看重自由主义者矜持的独立品格, 但他在北洋和国民党政权失败之际, 两次选择与失败者为伍, 又表明他不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他的一生从政记录优劣兼具, 而他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作用, 为他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地位。该文虽然仅仅利用了顾氏回忆资料, 但作者对顾氏其人的评价是平和求实而有价值的。金光耀的《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对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外交努力作了全面的探讨, 认为顾氏在会议期间审慎地考虑所面临的现实, 采取适当的策略, 以尽最大可能争取最有利于中国的结局, 收到了一定成效。对于顾维钧其人及其外交思想和丰富的外交实践, 因为其参与民国外交的几乎全过程而更显珍贵, 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研究。
罗志田的《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探讨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 由主动呼应大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 即前恭后倨的过程, 目的在于从此角度对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能有深入的了解。结论是胡适只能在不做国民党的“诤友”, 但要做国家的诤臣这样的两难之间徘徊。作者运用的是常见的资料, 但从中发掘出了新的意义, 这是研究者值得重视的一种方法。
赵兴胜的《1928-1937年的张静江》一文（《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对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四一二”政变而一直以负面人物形象出现的张静江, 从另一个角度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作者认为, 张静江在1928年以后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期间, 主张经济建设, 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 与蒋介石发生矛盾, 导致他被逐渐排除出国民党领导核心,但也因而形成了他在经济事业上的辉煌时期, 是评价他这一阶段历史功过的基本根据。他在煤矿、电力、交通、水利和通讯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 其基本经济思想是, 以发展为原则公私共建, 以效益为中心实事求是, 自力更生保护国货, 重视技术人才与管理。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中的新问题, 但是对于张静江与蒋介石的关系, 文中论述和所引材料均显简单, 以此而说张蒋政治同盟的破裂显得不够有说服力, 在这方面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作者以这样的论文题目, 势必全面论述张静江其人, 而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功力似尚不足以驾驭这样的论题, 如果作者仅以张的建设思想和实践而不牵涉其它方面可能更好一些。这也是当前研究中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有的作者急于提出或论证某些观点, 在材料和研究尚不深入的情况下,轻率地作出结论, 于研究本身并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