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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谢俊美：清通简要 渊综广博——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读后感言

由张宪文、张玉法两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厚厚十八卷，蔚为壮观。不敢妄加评论，这里只谈一点感言。
工程浩大，空前少有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在短短二十多年中，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不仅召开了数十次大小不等的学术研讨会，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专门研究人才，出版了多套大型民国史丛书，嘉惠学林，润及社会，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配合当代社会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全社会为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感到骄傲。两位主编都是德高望重、享誉史坛的前辈，由他们主持这项工作为众望所归，理所当然。中华民国专题史，工程浩大，内容渊综广博，18个专题有评论，有叙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财政、金融、教育、民族、宗教、城市和农村近代化等众多方面，几乎涵盖了民国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而参加撰写者来自两岸四地，多达72名，几乎囊括了海内外民国史的研究专家、学者，这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史上可称得上是空前的壮举。组织编写这样的丛书，除了作者的勤勉外，其研究中心所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借此，作为一名读者向研究中心表示敬意。
论述客观，耳目一新
前人着书大致有二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强调着作应当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另一派以班固为代表，强调着作应当“笃信好古，实事求是”。两派均有道理，前者侧重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书写时做到融会贯通，主旨明确；而后者注重实事求是，甚至连训诂、小学之类的事也不可忽略。中华民国专题史18个专题史的撰写大体做到在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论述。尤其特别令人称道的，在撰写中，学者们基本摆脱了数十年来在学术界存在的、学术研究以某领导言论作为历史是非评判标准的作法和不顾历史客观史实的书写模式，基本做到客观论述，因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些专着如第一卷“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以及第三卷“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等书，读后让人久久掩卷长思，反复思考。帝制在中国的终结和民主共和在中国的确立并非像以往史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辛亥革命是社会各种力量综合的结果，带有全民参与性。改良是温和的革命，革命是激进的改良。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在随时随地进行修正。今天主张改良，立宪，明天也许转而附和共和，站到革命方面。北洋政府统治前后十多年，先前史书只讲军阀混战，统治黑暗，一无是处。但看了有关北京政府的政治和外交的内容论述，既让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和操纵，看到弱国外交的屈辱无奈；同时也看到作为有爱国心和良知的中国外交官们在国家民族处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是如何抗争，忠于职守的。南京政府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有继承性，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可圈可点，应当如该书作者们都呼吁的那样，认真地重写。欣喜的是，本书的作者做到了，但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清通简要，文辞洁净
俗话说，文章以修辞为美，着作以立意为宗。好的着作当是“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以此来看中华民国专题史，其中不少专题的撰写，立意高超，语言表达恰当，论述真实可信，堪称上乘之作。第二卷“文化、观点与社会思潮”一书，较为客观系统地论述和评价了民国不同时期出现的主要思想和社会思潮。作者指出，即使在某种思想、主义或主张成为“社会思潮”时，社会上仍然存在许多思想、主义、主张，在同时推动社会变迁。在评价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时，作者在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空幻天真的一面，但又如实分析和评价了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一面。叙述了胡适等人对蒋介石“剿共”的不满。胡适指出共产党的问题是信仰问题，不是屠杀围剿所能解决的，间接地表达了对国民党蒋介石“剿共”作法的反对态度。又如对陈序经教授的“全面西化”主张的论述，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而又真实地介绍了陈氏“全盘西化”主张提出的背景、内容，以及这一主张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价值和意义。陈序经教授是一位爱国者，他通过留美，看到资本主义发达的一面，希望祖国强大，能赶上和跻身世界强国。他的“全盘西化”不是照抄西化那一套，而是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主张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好的政治主张需要有好的政府去贯彻、实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他的主张成为空想。他没有去台湾，而是毅然决然地留在大陆，他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和新中国。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满怀激情。但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的“全面西化”主张遭到曲解，他本人则被批为崇洋媚外。本书作者的介绍和评价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正达到主编先生编辑这套专题史旨在“求真求实”的目的。亦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作用，还民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学者一个公道。
立意深远，传之久远
一部好的着作，“必用意深，为言信，然后乃可久而不废”“书贵精深而后传”。好的着作大多由于作者本人对所写内容有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立意深远，往往能“启天下之方悟者”，因而“传播久远”。在这套中华民国专题史中，有不少专题是开拓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不仅填补当前民国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必将传之久远。
专题史第七卷“中共农村道路探索”一书就是如此。人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直至全国的胜利。现在人们都能说出中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的名称，但这些革命根据地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未必清楚。中国农村落后而复杂，血缘、族缘、地缘根深蒂固，地主、富农，贫雇农往往同族同姓同村落而居，如何开展革命？是书作者首先将中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即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加以论述，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去发论。
在具体论述上，则将革命根据地分为井冈山－瑞金和延安两个时期。书中首先论述了中共乡村革命策略的形成背景和曲折过程。其次分析了中共农村割据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从政治动员到经济动员再到军事动员，特别指出了党的建设、土地政策对根据地建设所起的关键作用，在农村建立割据政权是中共农村道路的核心内容。作为专着，书中将中共农村割据和革命根据地分为“外力型割据”，如朱、毛模式的井冈山根据地；“内力型割据”，如李文林东固根据地；利用地理优势“武装割据型”，如方志敏闽浙赣根据地和贺龙的湘赣根据地。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在于朱、毛在红军支持下，采用军队与乡村社会地方势力（客家人）、农民的结合。李文林东固“内力型割据”成功主要由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当地优异的知识分子、农军和地方绿林武装的密切配合。方志敏和贺龙都是利用天然的崇山峻岭、省际边界的地理优势及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闽、浙、赣、湘、鄂交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不过贺龙所创根据地内多旧军、袍哥（哥老会），组建革命武装颇为不易，但作者指出，不论何种类型的根据地，都是“工农武装割据”，都是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三位一体的产物。关于延安时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者向人们解答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陕甘荒寒，地瘠民贫，中共在陕北武装割据13年，釆用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传统的劳动互助、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法宝。这样写，给人以一种真正的历史感。
此外，是书还就根据地割据政权、到瑞金苏维埃共和国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彼此演变赓继相续，乃至对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影响都作了深入地分析，堪称一部解读中共如何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的成功之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共产党的信仰和追求目标、始终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是中共成功的根本。作者如此据史发论，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实不多见。
启示来者，助推研究
该专题史可以说是数十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成果的集束，它的出版丰富和夯实了民国史总体的研究。专题史与总体研究是枝和干的关系。树高枝叶茂，潭深水幽清。专题研究越多，越深刻，主体研究就越有水平。这次出版的专题史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外，还有“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边疆与少数民族”“华侨与国家建设”“革命战争与澳门”“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台湾光复研究”“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国共内战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城市化进程研究”等。
这些专着的撰写虽有详略，侧重点也不一样，但作为专着专论，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总结某一领域的变迁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专题论着都是先前未曾有的，即使有，也比较简约，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从这些专题专着看它们的作者，不难发现，有不少都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的民国史专家，都是在民国史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的一流学者。好的着作首先源自着作者的高水平。可以预言，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再有这样的专题史出版。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需要学者经年累月去投入，因此，这套专题史是众多研究者心血的结晶，它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会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留下它宝贵的一页。
清代着名学者方东树曾说过：“史者，记载古今事迹、所以辅经资治，昭劝戒，俾来者有所考，故不可无。”人类的文明系于学术，而学术的枢纽系于史学。历史是过去了的政治，一部民国史就是如此。它不仅让人们知道民国，而且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对现实的修正以及对未来的构想。学术研究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作者而言，学术着作应当是“少而见珍”“宜精不宜粗，宜少不宜多”。“若速以岁月，必不能精，夫多则必不能工”，这是前辈学者们的经验之论。这套民国专题史从计划到出版，虽历有年所，但对个别作者来说，可能因限于时日，未免有仓促而成，分析不到位，论证不够精准之嫌。有的资料还缺乏认真考证。当然，瑕不掩瑜，这些细微缺点无关丛书宏旨，丝毫不影响这套专题史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