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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志华、李丹慧：当事人的回忆录就要这样写
中国近代史-沈志华、李丹慧：当事人的回忆录就要这样写
《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事人的回忆录无疑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齐世荣先生曾在《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一文中专门讨论个人回忆录（含自传、自述、自订年谱等）的直接史料价值及其缺陷和局限性，分析得非常到位。个人回忆录所提供的史料价值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写作时是否能够尽量克服由记忆误差、个人情感、现实感受、政治倾向所带来的种种缺陷和局限。在这方面，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阎明复回忆录》是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作品。
这部回忆录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洋洋90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读起来轻松愉快，收获颇多。我们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者，特别关注该回忆录究竟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披露或语焉不详的史料。通读下来发现，阎老这部回忆录的价值的确不菲，其中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回忆录记载，1948年冬天，苏联在哈尔滨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了一个亚麻厂，派来13名专家。同时，为了帮助中共建立空军，苏联派来两个航空师，以培养和训练中国的飞行员。
战后斯大林关注东北问题，并在撤军前后极力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但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苏联多是通过贸易方式或转手朝鲜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这种看法在学界大体取得共识，不过，阎老提及的事情却未曾听闻。援建工厂和派遣两个航空师，苏联采取如此大的动作，若作者记忆不错，那么对于我们所作斯大林在1948年底开始根本转变对华政策的结论，又增加了两个典型案例。
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毛主席每次从住的那个沙皇的寝宫到乔治大厅开会，赫鲁晓夫都到寝宫门口去迎接，然后他总是让主席走在前面。每次开会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当毛主席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主席第一个就座，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毛主席第一个起座，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先从大厅走出去。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到1957年底，中共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已经是平起平坐，而毛泽东本人的威望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赫鲁晓夫。
回忆录记载，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央很重视关于这次会议文件的对外宣传工作，委托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此事。王稼祥指定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的郑葵等人，一起把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由姜椿芳和我（阎明复）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翻译组和郑葵到他办公室，他还把正在参加会议的师哲也请了来，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译文中的疑难问题。在谈到关于“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一词如何翻译的问题时，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并存的局面。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阎老曾作为翻译人员三赴莫斯科，参加了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1月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详细披露了1960年9月中苏两党会谈的过程及内容。
这些材料，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尚未解密，中国当时领导人的年谱、传记等文献中引述不详，在我们所搜集到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中也告阙如；只有一份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的材料，简要记录了9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会谈的内容。可以说，这部回忆录是对中苏两党此次会谈情况的首次完整披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这部回忆录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为主，很少做评论。这样做，就抓住了回忆录最本质的功能。读者，尤其是作为研究者的读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当事人所经历的事情及其当时的感受，而作者事后（写作时）对这些事件的评论往往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第二，以本人直接参与和经历的事件为主，较少讲述自己未曾在场的事件，或做冗长的背景描述。即使为了说明情况而少量引用相关人员的回忆，也都明确指出自己不在场或听说的。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一种强烈的现场感，读来可信。
第三，作者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旁观者，而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作者大多参阅了相关的档案文献（其中有些就是他本人记录或起草的），从而避免了由于个人记忆误差而造成的舛误。这一点尤为重要，凡有条件这样做的当事人写回忆录或自传，均应如此。
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
在中苏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私人文件式的回忆史料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原因在于档案文献不足。因此，口述或回忆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同时，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生辉。
读过《阎明复回忆录》，我们感到，当事人的回忆录就要这样写，出版社也应该多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当然，在研究中如何使用这些史料，如何参照档案文献和其他史料进行考证、对比，那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何兆武先生讲过，“回忆录不是学术着作，也不可以以学术着作视之”，“学术着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我们对此颇有认同，因为了解到个人回忆录的这一特征，不仅不会妨碍学者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学者正确地使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