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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史：一身而二任
一、晚清史的界定
顾名思义，所谓“晚清史”是指清代晚期的历史。但事实上，人们所理解的“晚清”在时间的跨度上往往并不相同。1930年代，阿英（钱杏邨）着《晚清文学史》，所述对象大体是从甲午战争前后直到清王朝覆灭。其时间跨度甚为狭小，前后不超过20年。到了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其属于清代后期的两卷（第10 、11卷），被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但其时间跨度是从1800到1911年，即从嘉庆朝起，历道、咸、同、光四朝直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过我们通常还是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的历史叫做晚清史，也就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直到宣统三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为止，前后计72年。所谓“晚清七十年”，则是其约略的概称。
二、晚清史首先是属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畴
或许有人会说，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分界对道光朝乃至对清王朝本身都是个割裂。从断代的清史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晚清史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有其合理的存在依据。本文所说的晚清史，便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它首先是属于近代史的研究范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近代，本来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着《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之于晚清史，首先只能是作为近代史来看待。原因很简单：晚清实在是离人们太近了。1912 年初清帝的逊位，下距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38年，而上距清初的入关已268年。38年，对于当时的许多当事者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待说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至迟在清代末年均已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也还依然健在。1949年时已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于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1]。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同样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2]。
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三、1950年代大陆学界中国近代史体系结构的确立
195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曾展开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尽管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把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都称作中国的近代史，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就是晚清的72年再加上民国初期的8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晚清史。但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地位，而是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之中。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往往只是胜利者意志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近代，从世界的范围说，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因此，一部世界近代史，只能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步进入了屈辱的半殖民地时代。中国自此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也即晚清时代人们所说的“亘古以来未有之巨变”。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虽然“腰斩”了清代史，但却是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所造成的，是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反映。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认识主要有二。一是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3]。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4]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5]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中国近代史，尽管是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但重点却放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也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只能是以政治史为主，而所谓的政治史又只能是以人民革命斗争史为主。
四、大陆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已经取得大量的成果，但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政治史的研究，而且限于革命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大陆学界以晚清史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可与中国古代史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体系。相关论着更是汗牛充栋。
新体系的首要贡献是研究史料的建设。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6]，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
十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三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而《鸦片战争》，再加上迟至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反映的又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战争手段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一主题。因此，这十种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然而，“八大事件”的概括，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存在着“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7]，因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试图克服这一缺点。胡绳的文章引发了50年代中期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一场大讨论。但他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而学者们在讨论中尽管对于具体的分期问题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然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按照新体系编写的近代史论着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这部书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8]这部书后来进一步扩充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胡绳按照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所编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迟至1981年才出版。由于当时的近代史学界已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出于对其既有体系的维护，胡绳在此书的《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9]
在这种体系下的中国近代史论着，虽然几乎都是就晚清而言，却主要不是讲清王朝及其政治活动家们的历史。笔者曾据有关资料，专门作过1949-1979年间对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的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着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10]这一统计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了。显然，以政治史，尤其是人民革命斗争史为框架结构的近代史体系，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不能囊括晚清史的一切，甚至还有着许多重大的遗漏。
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化，晚清史与属于中国古代史学科的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日益凸显，其为断代的清史有机组分的特点亦日益凸显
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达52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的38年。由于自然规律，亲历晚清史的人士早已相继凋零。现在50岁以下的人们，不仅对晚清史，甚至对民国史也不再是“所见”、“所闻”，而只能是“所传闻”了。晚清史正在和我们拉大距离而逐渐“远”去。
在这一前提下，近代史的下限不可避免地在向后延伸。目前大陆的近代史学界已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不再是所谓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民国史则取代晚清史而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晚清史作为清代史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开始日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因为大清王朝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毕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前在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时，讨论近代史分期的人们尽管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却总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现在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清帝的逊位竟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分期依据。这种无须分辩的“自然”分界，其实正是客观历史进程的自然的显现。
随着晚清史自身研究的逐渐深入，政治史已不再是研究的唯一对象，人民革命斗争史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分。当人们的视野转向晚清社会的更加丰富的各个层面时，它与清代前中期种种内在联系的显露就是必然的了。
我本人从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经历中亲身感受到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按照导师刘大年先生最初的设想，是要我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近代人口，一是要弄清中国近代人口的历史状况（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不知道的究竟有哪些），二是要了解近代人口历史状况与近代历史运动、变迁的关系。可是我在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之后却发现：如果仅从鸦片战争开始考察近代人口，所得出的很可能是所谓“停滞型”的片面的、歪曲的表象。因为中国人口自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从清初直到太平天国的失败（包括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稍后北方各省的天灾），实际上已经是一完整的人口发展周期——清代周期，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已遍历了自人口谷值先经快速增长再经缓慢增长而逐步发展到峰值，然后再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迅速降至谷值的全过程。而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20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末最后的三十年，再加上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或新时期的过渡环节。所以我对中国近代人口的考察，也就非常自然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一直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清王朝建立之初[11]。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大年师完全支持我的这一做法，并明确表示：人口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必要遵从政治史的分期。
当然即使是遵从政治史分期的近代史论着，也没有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截然割裂。不管是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还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在开篇各用一到两章的篇幅论述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胡着甚至还交代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政区和各省督抚的设置情况[12]。晚清的官制、军制、各种典章制度，虽有若干发展变化，但与清前中期仍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皇历”，也即清代初年所制定的《时宪书》，更是沿用至1912年清王朝最终被推翻。这一切都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晚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待说也有赖于清代前中期史的深入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晚清史与清前中期史确实是一有机的整体。
六、晚清史依然有其强烈的“个性”特点
即便如此，晚清史依然有其区别于清前中期史的强烈的“个性”特点。
首先是晚清所特有的无法抹杀的“末世”印记。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几个皇帝，甚至连自己的继承人都成了问题，这与康熙帝的那些众多皇子为争权夺利而闹得不可开交适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多少还有些看上去很偶然的因素。比如说，咸丰帝因死得早，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帝则去世更早，还没有来得及生育子嗣；而慈禧太后又执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醇王府挑选皇储；等等。如果说，仅据皇室的继承人来看问题多少有些牵强的话，民生吏治的普遍恶化应该能够说明问题。曾目睹太平天国“乱世”的文人汪士铎在其所着《乙丙日记》中描画的是这样的一幅情景：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13]
汪士铎将“世乱”与“人多”完全挂起钩来未免过于偏激，但《乙丙日记》通篇所充斥的那种“末世”情结，无论如何不能不给它的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吏治腐败是历代历朝的共有现象，并不是王朝末世的“专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同为贪官污吏，至迟在道光年间与前朝相比还是有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质变”的差异。据记载，周天爵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时，周天爵“免冠摇首”，连说“不如不如”。他指出：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14]
其次是新生的否定性力量的空前壮大。
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说，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王朝之末都是如此。而晚清时期的否定性因素，更具有中外结合的新的特点。即使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太平天国也是如此。从现在人们的眼光来看，太平天国确实没有多少值得歌颂的东西：它所谓的“敬拜上帝”的宗教，既有国外宗教势力渗透的背景，又与广西民间的降僮陋俗搅和在一起，确实“邪乎”得可以；它的领袖人物乃至各级军政官员出身卑微，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教养，一旦掌权，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又因内部的血腥权力之争而元气大丧。但就这么一个“苦力王”的政权，居然也有人能提出开风气之先的《资政新篇》，使得它的敌手不得不惊呼“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15]；并且居然也与大清王朝对峙14年之久，弄得清王朝“穷天下力”，最后不得不借助洋人的力量才将其镇压下去。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王朝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有其值得称道的若干方面。但到了晚清时期，清王朝确实已从铁老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再就是晚清时期重大事件出现的频度及烈度空前。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出现了带根本性的重大变革，而其出现的频度和烈度更是此前的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正如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编者们在《第三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变化最深刻、社会动荡最激烈的历史时期”：
一次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另一次战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一次斗争和变革失败不久，另一次斗争和变革又接踵而至；一批先行者刚刚倒下去，又一批志士仁人站起来。中国社会历史在激荡中前进，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觉醒……[16]
七、立足于当代现实，着眼于新事物的近代史研究，可以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深化
自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一百年前的1900年，当中国发生了排外的义和团事件时，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八个国家曾派出了代表所谓文明世界的联合讨伐队（八国联军）；一百年后的2001年，又恰好有八个代表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力的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所谓“八国峰会”，而这八个国家，除了当年的奥匈帝国被替换为加拿大而外，其余七国竟然都是当年八国联军的成员！这一事实说明：晚清以来曾是世界最为先进地区的西欧、北美以及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研究这一新时代，就应该有着区别于古史研究的新的方法。而在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立足于当代现实，着眼于新事物的近代史研究，无疑有其方法论上的优势，更何况，近代史的理论体系本身也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刘大年先生于1990年代曾在多种场合阐述过“两个基本问题”的论点：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7]
这一认识，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而从21世纪的现实世界为出发点，重新回顾近代历史的进程，人们还会得出种种不同的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同样可以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深化，无疑也都是极为有益的。
八、晚清史并非濒危学科，而是大有作为。即使是晚清政治史，也有许多题目值得我们去做
不久前曾有学者发表高论，说晚清史已是濒危学科。对于这一论断，我是不敢苟同的。从大陆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热点确实已在后移，一些学者的精力已从晚清转向民国时期。但这并不表明晚清史的研究已经走向没落乃至“濒危”。坚守晚清史研究的学者依然多多，而其研究也遍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即使是晚清政治史领域，也有许多题目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比如说：
在重视清朝统治阶级集团和人物研究的同时，加强官绅关系、官商关系的研究，以揭示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重新全面审视晚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客观地总结晚清政府在迈入国际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列强对晚清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产生的冲击及影响。同时，进一步加强晚清边疆问题的研究；
全面审视晚清政府对农民起义的政策和策略，全面审视晚清政府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对革命派的诸多举措，重新研究清政府与改良派、革命派的关系；
开展晚清宗教问题的研究：诸如宗教与晚清秘密会社的关系，宗教与晚清农民革命的关系，民间宗教在晚清地方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清朝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关系和民教关系等，以揭示宗教问题对晚清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加强晚清满汉关系的研究，以清政府满汉政策的演变与调整为切入点，具体考察满汉关系在内的晚清演变的历史过程与诸多面相，及其对晚清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及革命进程的影响；
进一步深入研究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晚清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目前晚清史研究领域里少有的热点问题。我们打算在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边疆地区新政、列强与新政、北洋集团与新政、地方督抚与新政等课题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清末新政的历史全貌，以弥补晚清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同时，对于清末最后10年历史的研究，拟突破单纯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力图从新政、立宪、革命之互动关系的角度，较为客观科学地揭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历史进程。
凡此等等。
大型清史的修撰更是晚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动力。一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统一的清代史，无论对于清前中期史乃至晚清史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一挑战，争取交出合格的答卷。
晚清史研究方兴未艾。
晚清史学科大有可为。
[1]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新华月报》创刊号（1949年10月）转载。
[2] 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3]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1955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
[6] 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 语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8] 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印制（非卖品）。
[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2-46页。
[11] 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尤其是第1篇（人口数量）中的第2章（清代初叶人口）到第6章（人口普查与中国近代人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1936年版。
[14] 李滨：《中兴别记》卷9，载《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4页。
[15]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
[16]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3版。
[17] 见刘大年为张海鹏着《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