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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曹树基：1950年代调查中所见中国近代社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新思考

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严格地以1949年为限。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当代史。本文不想讨论这一时间划分的是是非非，而是想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用同时代的资料研究同时代的历史，是普遍而通行的作法；我们想采取另一条途径，利用1950年代的调查资料，重建1949年以前的近代社会。
在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安徽、云南、山东、江西等八个省市的50多个市县，本系完成了大约100万页1950年代县级档案的收集。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虽然目前本系同仁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1950年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与环境，但是，其中有不少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代，即是中国当代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的结束。
一、政治史
1、审干档案。1950年代中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过规模宏大的“审干运动”，县委档案中，留下大批审干档案。目前对于“审干运动”，尚未见有份量的作品问世，而我们最关心的，却是这批档案中反映的1949年以前的历史。在绝大部分地区，县级档案中的审干档案，尚未公开，但在有些县，此类档案却是开放的。在我们所经历过的数十个县中，只有河南某县审干档案数十卷。细读其中内容，大多为审查结论，利用价值并不很大。
其实，更为详实的审干档案，留在个人档案中。可惜的是，在1980年代以后，这批档案大多销毁，或发还当事人后，随即消失。我的父亲曾经交给我一份他的自传性资料，大约2万余字，是他在1950年代向中共党组织交待，1980年代由中共党组织退还给他的。我父亲1921年出生，1949年时只有28岁，读书—从军—退役—教书，他的社会经历并不复杂。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此类资料，对于重建1949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复杂面相，是有益的。
由于父辈的个人档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子辈个人档案的一部分，所以， 既便当事人的档案被退还或被销毁，但在其子辈的档案中，仍然可以查到其父辈的个人档案。这样一来，关于一大批民国老人的个人经历，还存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档案中。如何利用或保护这批档案，是我们的后代面临的课题。
审干档案中还有一批“事件档案”，即1950年代中共基层组织对于民国时期某些特殊的政治事件所作调查。例如，我们在河南某市读到过一批卷宗，是关于解放战争期间，该市一大批青年学生追随国民党军向南逃亡事件的调查，这一调查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史料价值很高。
2、公检法档案。就目前档案留存情况看，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最有价值的，可能是公检法档案。土改司法档案、肃反档案可能属于公检法档案的一部分，目前都不对外开放，但有人利用其特殊背景，阅读到这批档案。只是利用的数量较小，未构成大规模的利用。在目前本系收藏的1950年代档案中，无一公检法档案。我将利用公检法档案从事近代史研究，称为后代的学问。
最近在江西某县的开放档案中，我们可以读到公检法系统的文书档案，但却不见其中的业务档案，即其中的侦察、检察与诉讼档案。公检法系统的业务档案，一般收藏在公检法部门的档案室中，未向县档案馆移交，阅读的难度很大。
二、社会经济史
3、土改档案。1950年各级政府（县委）形成的土改档案，与公检法系统形成的土改档案，都可以视作进行近代地权研究的绝好资料。土改档案中地权调查，其实就是对刚刚消失的“近代”中国地权的全面而完整的调查，虽然其间夹杂有调查者的立场预设及意识形态，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多种资料的比勘与辩别，来重建历史的真实。相当可惜的是，目前研究究者仅能阅读土改档案中的文书档案，即我们常见的土改总结报告，而不能阅读土改过程档案，即包括当事人申诉、复查、调查、判决等内容的档案。此类档案的大部分收藏于公安、司法部门的业务档案中，少部分混杂于县委档案中，我曾在南汇县县委的土改档案中，觅得此类档案的一部分，其中所获，足于挑战我们对于江南地租形态的传统认识。
从目前已经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着作中，我们发现，新一代历史学家对于土地改革运动的研究，大多数缺少对于近代地权形态的深刻认识，缺乏将1949年以前的历史与1949年以后的历史打通的能力。这是将1949年当作一个时代划分带来的恶果之一。本人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是从民国时期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开始的。在我看来，国民政府的“二五减租”与共产党政府的土地改革本质上是相同的。基于这一认识，本人关于江南土改的研究，不仅利用民国学者的大量调查，也利用民国的司法诉讼档案，更利用1950年代的土改档案。如果有可能打开1950年代的司法诉讼档案，对于中国近代地权形态的研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1950年代中期及1960年代初期，有些地区进行过“土改复查”。在河南省黄河北沿的某县，我们读到约9000页此类资料，资料以表格的形式，详细记录每一户在1947-1949年的家庭人口、年纪、房屋、日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土地收入、雇佣情况、工价、其他收入等等，对于其中特别的事项，附有证明材料。尽管对于此类资料的可信度，如何进行有效的鉴别，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我们相信，透过对于此类资料的科学分析，有可能揭开这一地区近代农村经济与地权变动的秘密。
4、工商档案。1950年代初期，共产党对于辖区内的工商业状况进行过一次或数次相当全面的摸底调查。如江苏吴江县的工商业调查，分上下两册，县城各个商店的所属行业、成立时间、工人数、资本、无不一一记录在案。在苏州地区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发现。只是内容详略不一。再根据同一地区民国时期乃至清代的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建立起近代乃至更长时期的区域工商业发展史。
最近我在江西某县档案馆中，读到一份相当有趣的工商业资料，即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该县工商业分行业的交待材料。根据这份记录，我们可以大致把握民国以来该县工商业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1950年代的档案中，有关“三反五反”中的工商业，以及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的档案极多，如何利用这批档案，并将这批档案的有效时限上溯至民国乃至更远的时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举例来说，在浙江省平湖县的土改档案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份档案，叙述土改中该县如何扩大化，整治了不属土改对象的乍浦商人。据此，我们得知明清以来活跃于中国商界的乍浦商人的最后归宿。此例只是利用土改档案，回答了有关历史上一群活跃海商的最后结局。从叙事的角度，这类档案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我看来，最好的研究是将1950年代的各类调查，与民国时期乃至清时期的其他文献资料相匹配，以便建立起一个更长时间系列的大历史。
5、农业档案。1950年代的农业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农作物产量、农村度量衡、农民家计调查。
1950年代初期的农业，本质上属于传统农业的一部分。在农业合作化之前，农药与化肥、电力等均未在中国农村得到广泛的运用，农民靠天吃饭，采用传统的方法，种的是传统的农作物。欲了解中国近代，亦即近代中国农业的细节，可以从1950年代的记载中寻求答案。例如，关于各个地区农作物产量，研究者曾利用一大堆零星的资料，试图归纳出某些规律性的结论，然而，这项研究却不知利用1950年代的调查，并将其与民国时期的调查相联系，所得结果颇类似于空中之楼阁。
各地的农作物产量与各地的度量衡是联系在一起的。各地的度量衡种类繁多，名称不一，众所周知。1950年代的调查，已经普遍采用公制或市制的统一单位，区域之间的比较，较易进行。以此为基础，藉助民国时期的调查及其他资料，可以重建近代乃至更长时期的农业经济史。
在1950年代的档案中，各地农民的家计调查资料为数颇多。此类资料的制作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又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其中的价值。我们正在从事一些资料整理的基础性工作，期望得到一些有关近代中国农民生活的一般性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类资料是可以和满铁资料相匹配的农民家计调查。对此类资料的利用，目前尚未展开。
6、渔业档案。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所获民间文献展开民国时期江西鄱阳湖地区水面权或捕捞权的研究。受此启发，我们展开了江西沿鄱阳湖各县档案馆中有关资料的搜集。此类档案数量浩大，通过整理研究，有望展开一幅从清代至1950年代沿湖居民为争夺水面权或捕捞权而进行斗争的历史长卷。
三、环境史
7、各种生物调查。我们目前进行的环境史研究，主要利用的是1950年代进行的各种生物调查，如动植物资源调查、淡水或海洋鱼类资源，其他海洋生物种群调查等。
在苏州地区某县的档案馆中，我们还见到过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在县境所作鱼业资源的调查，并对1950年代中期兴修水利造成的鱼业资源的变动，有很详细的说明。这是新中国有关水利与鱼类资源变动关系最为详细的调查，弥足珍贵。
在海洋动物种群的调查方面，从1950年代开始至今，政府一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高水准的专业调查。最近几年来，本系的年青同仁利用这些专业调查，结合明清地方志的记载，展开海洋渔业与环境演变关系史的调查。由于传统时代海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气候而非人力，所以，1950年代及其稍后的调查，都可以视作海洋环境史的调查，而各个时期某些敏感性的海洋生物种群的变化指标，就可以当作海洋环境变化的指标。最近，本系同仁重建了1815-1875年的中国气候史。这个因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喷发导致的中国冷期，解开了中国近代衰落原因的历史之谜。
8、疫情调查。引发近代大规模疾病流行的除了病毒，还有细菌与寄生虫。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曾经利用中国流行病学界在195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中国鼠疫流行史调查，结合历史文献，重建了1230年至1960年中国的鼠疫流行史。其中，中国近代的鼠疫流行，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目前，本系的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历史时期寄生虫病的调查。我们所进行的有关江南血吸虫病史、钩虫病史，姜片虫病流行，都与一些特定产业的发展及环境的变化有关。在人们描绘一个富裕江南的同时，我们正在描绘一个病态的江南，并依此建立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