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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以1944至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是颓象大露。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中共党人、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国际方面（主要是美国）均对国民党的表现作过种种评判。由于这些评判大多偏于负面取向，长期以来一些对国民党怀具“理解之同情”者难免质疑这些评判的客观性。鉴此，有必要考察当时置身体制之内的国民党人面对政权崩溃前的危局，是如何自我认知和肆应的？这种自我认知当能更有助于反映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面貌。
1944－47年间，在国民党人内部曾发动过一场“党政革新运动” [①]。虽然这场运动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但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即使是一场流于清议的运动，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其间派系之争、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交相迭乘，正是这场运动为我们考察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复杂纷繁的政治面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窗。
一 派系之争与代际冲突
这场名为“党政革新”的运动，依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44年初至1946年3月国民党6届2中全会为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7年8月为第二阶段。
在此之前的1941年，在陪都重庆一些国民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健党运动”，可视作这场党政革新运动的前奏。当时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举行各种“健党座谈会”，报纸杂志也作了大量有关“健党运动”的宣传，一时间也有些蓬勃之象。只是这场运动未能持久[②]。到1944年前后，国民党政权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均处于极度衰竭之中，政治上贪污腐败日益暴露，经济因通货膨胀而急剧恶化，国际舆论指责有增无已，党内人心呈现出多元涣散之态。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党内一批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起而寻求振兴自救之策和政治革新的途径。其时任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的唐纵在其日记（1944年3月21日）中写道：
“现在有许多人不满意现状，而同情共产党，如孙夫人、孙哲生、冯玉祥、邵力子等。还有许多人不满意现状，而又顾虑统一局面创业艰难，与委座关系，如黄埔学生等，一方面不满意现状，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另外一派是保守现局，为政府中负责的人。还有一些人一方面保守现局，一方面又自己破坏现局，为自己掘坟墓！”[③]
倡导和发起党政革新运动者，正是一批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和痛愤，要求从党政军各方面，展开一场彻底的全盘革新。
革新集团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的联合。革新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主要是一批CC分子，其核心成员有萧铮、潘公展、余井塘、程天放、谷正鼎、赖琏（景瑚）、齐世英、胡健中、萧吉珊、姚大海等人。他们最初只是一个小圈子的朋友式的聚会清谈，后扩大成为一场以革新党政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最初矛头主要指向孔祥熙、翁文灏及其他政学系大员。孔、翁当时主掌财经大权，而政学系除翁文灏外，其他重要成员亦大多盘据要津。如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熊式辉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长（1945年8月接任）。这自然引起CC分子的嫉恨。长期以来，CC虽把持垄断了国民党党务，但政府部门的很多高位肥缺未能涉足。由于国民党“以党治政”流于形式，实际的权力重心在政不在党。一些CC分子虽位至中委，亦自认为只是一个闲散的角色，并未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④]。在CC分子看来，政学系分子多是一批夤缘幸进的官僚，正是他们长期占据政府高位而阻碍了自己的宦海前程。
另一方面，CC分子在国民党内一向以党性原则最强的“忠实党员”自居，而贬斥政学系成员是一帮毫无政治原则和政治风骨的政客。政学系成员大多是一些行政实务人才和技术专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而CC系分子则以意识形态见长，被人称作“党老爷”、“党棍”。故CC系与政学系的冲突除了争夺政治资源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红”与“专”的矛盾，即“意识形态派”与“务实派”的矛盾。在CC系眼中，政学系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象征。
为了扩大革新运动的政治影响，CC分子向外寻求盟友，首先争取到与孙科和胡汉民派有渊源关系的梁寒操、马超俊和黄季陆等人的加盟，继而又与黄埔／三青团派的贺衷寒、康泽、萧赞育、郑介民等人达成联合战线[⑤]。后者本与CC派积怨甚深，最初对CC分子主导的这场革新运动不无戒心。但双方在对政学系的态度上具有某些共识。因为政学系势力在战后的急速窜升也波及到了黄埔／三青团派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参与革新集团的各派系成员的年龄大多在三四十上下，均属国民党内的少壮派。这种年龄结构的同一性不仅意味着这批人在国民党内还有些血气方刚，而且也是缘于国民党内部权力分配的代际冲突。这批人大多是20年代中后期加入国民党的一代，自认为已为党工作一二十年，现在人近中年，而在党内的地位尚处中流。他们对党内“老同志”长期占居高位颇为愤愤不平。在他们眼中，党内“老同志”思想落伍，保守陈旧，只求守住既得权益，不思进取，对新政几乎不能接受。故他们认为党内“老同志”应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承担相当责任。正是这种代际冲突，使这批人能跨越派系的鸿沟而暂时组合到一起。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革新分子主要以国民党中全会和全代会为其政治论辩场所。1944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5届12中全会。这次全会为革新分子提供了首度出击的机会。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委内部已有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⑥]。全会开幕前夕，革新分子已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同盟。他们均痛愤国民党无能，甚至对蒋介石的领导方式也表示不满[⑦]。5月21日，国民党12中全会检讨党务。革新分子纷纷提出批评，并向蒋介石面呈要求革新党政人事的意见书。但这次出击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大会期间，蒋除了象惯常那样发表一通道德训诫性的说词外，无意接受革新分子的改革要求。蒋声称：“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顾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其时唐纵在听了蒋的这一番讲话后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三个原则就把革命的本身受了大的约束，而不能有阔步前进的机会了”。在全会召开前，唐纵与陈布雷在侍从室私下议论时，即对蒋能否在此次全会上对于政治与重要人事有所改革以餍服人心表示怀疑[⑧]。以CC系为首的革新分子认为，孔祥熙思想保守，翁文灏能力薄弱，孔翁不去，政治革新无从谈起[⑨]。而此次全会在人事方面除由陈果夫取代朱家骅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外，孔、翁之职并未被罢免。
5届12中全会后，革新分子继续大力作革新之宣传。其时党内党外要求革新隐然成为一股思潮。“党之无能”已成为国民党人内部的一种共识。蒋介石本人对党亦深感失望。据当时蒋之高级幕僚陈布雷、唐纵等人的观察，蒋虽有意改组党，但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蒋“对各情报机关与治安机关寄以最后之期望”。据唐纵日记载，1944年10月6日，黄埔系十数人聚会，商讨时局对策，“都赞成要有一个核心组织，才能应付这个局面”。并当即决定推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邓文仪、滕杰5人起草[⑩]。该5人均是前力行社的骨干分子，所商议要成立的“核心组织”很可能是一个与前力行社相似的法西斯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未见成立。其间内情不得而知，但与当时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纠葛不无关系。因为自三青团成立以来，已对CC系掌控的国民党党机器构成莫大困扰。若黄埔系再成立一个“核心组织”，势必使原已激化的党团矛盾更趋恶化。蒋介石可能基于这一考量，而使黄埔系酝酿中的新“核心组织”胎死腹中。
革新集团的跨派系联合，足以使人讶异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纷歧复杂。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因各方权益利害冲突的轻重大小以及时势的推移，其合纵连横的互动格局诡谲多变。各派之间往往既相冲突又相交融，既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制约。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前后，为了反制CC系对党权的垄断，黄埔／三青团派与政学系、朱家骅系等曾结成联合战线。而革新集团的运作则进一步表明，在这条联合战线之外，同时还存在着另一条联合战线。在另一条战线中，黄埔／三青团派又与CC系联合起来，反制政学系和元老派对政府高位的把持。在这两条并存运作的联合战线中，黄埔／三青团派骑墙于两个阵营之间，大有左右逢源之态。国民党六全大会召开前夕，黄埔／三青团派的主将之一贺衷寒即表示：“CC与政学系二者比较，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但其关门主义，吾人不能容忍；政学系可与联络，而非合作，吾人不能为政学系而打倒CC。吾人应有独自之立场”[11]。显示黄埔／三青团派在纵横捭阖的派系斗争中运用灵活现实的政治手腕，以求取其派系的最大利益。
贺衷寒所称“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也是黄埔／三青团派参与CC所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黄埔／三青团派与CC系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对国民党政权的颓疲之象亦深表忧虑，同时在反共问题上与CC系具有高度共识。从抗战末期开始，蒋介石倚赖政学系处理和主持国共关系谈判。而在这方面，黄埔／三青团派与CC系均对主张采取政治途径解决中共问题的政学系颇持异议。1946年1月10日－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这次为中外所瞩目的跨党派会议上，政学系主导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议立场，而CC系和黄埔／三青团派均未能与闻。当同年3月1日－17日国民党召开6届2中全会审议政协协议时，以CC系为首的革新分子乘机向政学系展开猛烈抨击，指责政学系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号召坚决拒绝政协决议，并要求将政学系要员罢免和开除党籍[12]。
6届2中全会不仅成为革新分子集中抨击政学系的清议论坛，也为革新分子提供了一次向元老当权派公开挑战的机会。在这次全会上，革新分子极力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制度。由于革新分子的核心成员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均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想进一步晋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去，于是主张中常委不由总裁提名，而由全体中委选举产生。同时，他们还要求修改党章，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施加限制，如主张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常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会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执会的决议。这种对蒋介石权威的直接挑战，虽其本意主要在限制政学系的权力来源，但已足使蒋介石对革新分子渐感不耐。蒋告诫他们：“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13]。而就在不到1年前的六全大会上，CC系曾纠合300名代表声称愿将中委选举权奉献给蒋。前后如此鲜明的反差举动亦使人怀疑革新分子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蒋介石对此虽不大情愿，但最终勉强答应了他们选举中常委的要求，结果中委中的少壮革新派互推了贺衷寒、梁寒操、赖琏、萧铮、刘健群、邓文仪等人为中常委。这些新当选的中常委年龄一般在三四十岁上下，在党内前辈的眼中，他们显然能力资望不够。如王世杰即在其日记中写道：“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实则党中惟彼一派有组织，此种结果自属当然”[14]。矛头所指正是这批新当选的少壮革新派中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世杰的派系观察视角不同，在革新分子的自我认知中，他们的行为不是派系之争，而是代际冲突。如赖琏日后回忆，当年革新派票选中常委的举动，在年轻中委群和年老中委群中曾激起截然不同的反响。赖琏回忆道：“我们尊重前辈中委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应该当仁不让的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我们便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增加了中央常委的名额，互推了几个年纪在三四十上下的中委，参加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这一个含有严重意义的非常举动，年轻的中委无不热烈支持，年老的中委就有不少人怀疑那是一种近乎推翻传统的行为，甚至有人说是中央委员内部的‘革命’。日理万机的蒋总裁，也因为我们‘下情上达’的技能太笨拙，而对我们十分不谅解”。[15]赖琏所称的年轻中委与年老中委之间的代际冲突显然也是当时国民党中委群体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其间派系与代际交相杂揉的冲突格局，更使革新运动增添了一付复杂难辨的面孔。
二 体制内的自省
正是在6届2中全会前后，党政革新运动正式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的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运动。1946年2月27日，革新派在陪都重庆中央党部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党政革新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标志着党政革新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他们也曾举行过相关的座谈会，但参加者局限在革新派十余名成员的小圈子内，而此次却吸引了上百人参加。在这次座谈会上，革新集团通过了一个题为《我们的呼声》的宣言，在党内党外公开揭示其党政革新运动的目标。4月3日，革新集团又通过了一个《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就其发动革新运动的宗旨态度、组织机构及参加人员、工作方式及方法，以及近期的运动目标等作了详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新集团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名称。由于革新集团自始即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的联合，而且自身又以反对宗派主义相标榜，故当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时，遭到多数集团成员的否决，主张仅以经常召开革新运动座谈会的形式出现，组织名称亦以“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呼之。但“座谈会”并非毫无组织机构，“座谈会”推举了13名召集人，并聘用1人为总干事，下设4个部门（总务、编辑、出版发行、通讯）和4个研究小组（党务、政治、经济、国际和特别问题）。“座谈会”对全体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公开，凡党团员有从事革新运动之志愿和兴趣者均可参加，参加人员不履行组织手续，但必须参加每次会议，无故连续3次不出席者，以自动脱离论。除在首都设立“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外，在地方也设立同样形式的“座谈会”。首都的“座谈会”一般在中央党部举行，地方上的“座谈会”一般在省市党部举行。首都与地方的“座谈会”之间互通信息，但没有组织上的统属关系。据称到1946年秋，地方一级如湖南、浙江、山西、四川、甘肃、贵州、福建、河南、广东、湖北、东北各省以及上海、重庆等地均举行过革新运动座谈会[16]。除了召开座谈会外，革新运动的另一个主要活动是出版宣传刊物和小册子。1947年7月，革新运动总部创刊《革新周刊》。另外湖南、广东等地的“座谈会”也发行了相关刊物[17]。
6届2中全会后，革新运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由一个以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活动，扩大成为一场波及国民党全党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场域亦由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全会上的清议论辩，扩大为辐射全国各地的座谈会之研讨和言论宣传。随着革新运动辐射面的推大和参加人员的大幅扩增，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的派系色彩有所淡化。一些普通国民党党员藉此机会表达和发泄了自己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其矛头所指不再局限于前一阶段的个别派系和个别人物，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党党政体制的种种弊端，其运动方式也突破了前一阶段的派系攻讦和人身攻击，而提出了一些整体性的政策建议和组织分析。
在这个阶段，《革新周刊》是革新运动的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重要言论阵地，亦可视作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体制内革新自省思潮的代表。《革新周刊》创刊于1946年7月，终刊于1947月8月，梁寒操为发行人，杨幼炯任编辑。值得注意的是，该刊作为革新运动总部的理论阵地和宣传“喉舌”，其重要性甚至可视作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一个主要事功，然而那些在前一阶段发起革新运动的核心成员却很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言论。除了梁寒操作为发行人在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外，几乎见不到贺衷寒、康泽、程天放、萧铮、余井塘、赖琏、潘公展、马超俊等运动倡导人的文字。这更使人怀疑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动机如同蒋介石所指责的那样不过是为了攫取中常委位置之类的派系权谋。当时即有人讥笑“革新运动只在二中全会中闹一下子，二中全会过了，革新运动便完毕了。其甚者则以为是为了选举。他说常委当选，革新成功，还运动甚么？”[18]这些讥讽性的言论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已发生了位移。前一阶段的革新分子实际已“功成身退”，第二阶段极力主张革新的人多是一些中下层普通党员。《革新周刊》曾对该刊的基本作者队伍的略历作过一次介绍，内中除叶青等个别国民党中委外，其他作者或为大学教授、学生，或为党政机关中下层职员，大多名不见经传。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自然是无足轻重。故这一阶段党政革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已由国民党少壮中委转变为中下层党员。正是参与群体运动方式和运动目标的变化，使得革新运动的前后两个阶段很明显地区隔开来。在这个时期一些中下层党员的认知中，党政革新运动是以6届2中全会为开端的[19]。这也反映了前后两个阶段党政革新运动并非浑然一体。
《革新周刊》基本撰述人略历姓名职 务姓名职 务刘静文
樊德芬
吴斐丹
邵鹤亭
范任宇
陈定闳
朱东润
毛起鹤
周曙山
吴其玉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
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
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央大学教育学教授
中央大学教育学教授
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
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
政治大学党史教授
前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现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叶 青
贺岳僧
刘光炎
陶 樾
陈宗熙
凌乃锐
王 云
温国英
许闻渊
黄坚清
刘宗禄国民党中央委员
中央宣传部任职
中央宣传部党报社论委员会主任
外交部任职
外交部机要秘书
外交部情报司科长
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
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
考试院图书馆馆长
政治大学学生
政治大学学生 资料来源：《革新周刊》第2卷第12期（《作者与读者》），1947年4月。
《革新周刊》的存在时间仅1年余，前后出版41期，累计发表文章约280篇。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猛烈批评，对国民党政权的腐化、堕落、无能、分裂感到沮丧、灰心甚至绝望，一致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最后的严重的危急关头，也是国民党人救党救国的最后关头。如陈健夫声称：“今天本党的病症已到了严重危急的关头。环顾国内，有不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奸商种种反革命的横行无忌，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十八层地狱，我们由各方面来观察，我们由各方面来反省，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我们国民党没有善尽一个革命政党的责任，就是我们国民党的本身，已经腐化堕落。……今天党的病症已相当深刻，非大刀阔斧，不能挽救。我认定革新即革命，假定我们国民党同志，今天不起来革命，将来就只有坐待人家来革我们的命”[20]。
《革新周刊》的作者们不仅都具有强烈的“亡党亡国，大乱将至”的危机忧患意识，而且一致指出国民党的危机主要在于自身的腐败无能。他们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已20年，正式训政也已18年，时间并非不充裕，但当权者只顾到自身统治地位的保持，而完全忽视了革命问题的解决，以至“训政在党史上只是一片空白”[21]。叶逢春这样写道：
“国父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或许短了一点。但从18年开始训政迄今，一延再延，约有17年之久，并不算短。然而按诸事实，成就殊少。民生主义简直无可道者。训政时期底工作根本没有做好多。……由民国18年到26年七七之前，日本尚未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有些省是既无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共产党之叛乱的。有些省就是二者居其一，也瞬即平定。这是可以依照《建国大纲》底规定，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国父没有说要全国底定才可实行训政工作的话，反之倒主张全省底定即可实行的。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又从26年到34年，日本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有些省在很久才成为后方的，而有些省则始终是后方。其中并无共产党之叛乱；即有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大害。如果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必得人民广泛的同情和助力，反可促成地方势力底转变或消灭，而打破其割据之局。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很明白的，训政工作之未实行，是党没有决心的缘故。真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为甚么没有决心？党执政后腐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22]
《革新周刊》作者们的另一个共识，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失民心由来已久，并非抗战后期才开始呈现的，其端绪肇始于北伐完成以后。如程元斟即称，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处处表现出落伍，无能，腐化和变质，从那时起，国民党就应该革新。只是20年来，国民党以外没有强劲的对手，故尚能苟延残喘到现在。但是抗战以后，一切情形都变了，人民也开始觉醒了，过去那种糊涂政治已再无延续之可能了[23]。
被《革新周刊》编者誉为“本党理论家”的贺岳僧在分析国民党腐败现象时也指出：“很率直地说，本党之失去健康，已经是很长久了。执政17年，它的病就害了17年，而且愈害愈深，深到了无可掩饰的一个程度，所以在最近大家才把它公开出来”。贺岳僧特别对比了北伐前后党民关系的变化，以说明国民党从执政开始即已丧失民心：“当民国十五六年时，全国人民曾经如醉如狂的热爱过国民党，他们把国民党当做理想与光荣的象征，他们把党所指挥的军队，当兄弟一般的看待。凡革命军所到之处，父老则箪食壶浆以相迎迓，青年男女则慷慨激昂参加到士兵的行列。……可是这种旺盛的热情，到了民国17年后，便渐渐的低落下去了，而且一直低落到曲线的顶点，始终没有上升”。贺岳僧痛切地说，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最好统治，他们最没有成见，他们的欲望也非常低，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连老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欲望都未能满足，相反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举凡政府所办的各种新政，无论粮政、役政、保甲乃至最近的接收事宜，几无一而不是为贪官污吏造升官发财的机会，以致弄得四海困穷，民不聊生，饥寒遍野，饿殍载途，灾区十九省，待毙的人数在3千万以上。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怎能对政府不生怨怼，怎能对党会发生好感？”[24]
在革新分子看来，导致国民党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执政以后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与一切旧势力妥协。这是国民党执政后最大的一个失策。从前所要打倒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群相涌入国民党，而从前需要扶助的农工民众则远离了国民党。李建指出：“北伐一役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关键。北伐的结果对于国民党可以两语尽之，即军事胜利，政治失败。在军事上国民党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在政治上则腐败的力量开始侵入并逐渐腐蚀了国民党”[25]。
贺岳僧也分析说，国民党本是一个革命政党。所谓革命，应该推翻一种旧制度，另建一种新制度。而要推翻旧制度，必然要遭到那些依循旧制度生存的特权阶级的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并非对旧制度本身有什么特殊爱好，也不完全是由于对新制度的不理解，主要是因为旧制度足以保障他们的特殊权利，新制度则正是要取消他们的特殊权利之故。因此，对于这般人，是不可能说服他们的，也不可能与他们结成联合战线来致力革命。而国民党的失策，就在于与这般人达成妥协，将他们一起收编入党内，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减少反动力量，扩大党的阵营。其结果却腐蚀了党的主义，阉割了党的革命性。党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保护者而不是它的反对者了[26]。
革新分子还指出，国民党声称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是全民的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政党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必然是有所偏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国民党虽然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狭隘阶层的党，但是它的主义，它的政纲政策，却明明是偏向着为中下层的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它的立场应该是以社会的中间阶层为骨干，以下层社会为联盟，而它的革命对象就是少数的塔尖上的特殊阶级。但国民党陷入了本末倒置的局面[27]。国民党“不是除暴安良，倒是除良安暴”[28]。其结果，国民党执政20年，在民族主义方面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却失败得非常凄惨[29]。工人农民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利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两大要政。从同盟会成立即列入宣言，其后每逢国民党发表一次主张，就要重提一次；孙中山逝世后，每召开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也都要重提一次，但国民党的同志把总理遗教当做宗教的经典而不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仿佛它是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一遍即可消灾解厄。于是大家都在那里研习遗教，为遗教做阐扬、考据、解释的功夫，可是却很少有人将遗教所指示的方法成为事实。其结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不仅未实行，反而变本加厉[30]。程元斟指出，国民党“地方党部以农民运动为口号，而实际勾结土豪劣绅，组织农民团体，真正的农民不但没有参加的机会，并且要负担他们挥霍的费用。试看每次一有农民团体的出现，站在农民团体旗帜之下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但不是农民，并且正是与农民利益相反之地主阶层，也就是以鱼肉农民为专业的土豪劣绅”。“再如国民党之下的经济政策，似乎也曾关心到农民的生活，因而有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以及各种各式的合作社合作金库之类的组织。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民的力量。”[31]
革新分子们慨叹，一个号称要实行民生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国民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谅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的主义和政策，完全与执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冲突[32]。
另一个丛集革新分子批评的焦点，是国民党党机器自身的种种弊端。诸如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等等，均腾跃于革新分子的笔端。他们为党德党誉的大量流失而愤激。贺岳僧写道：“民国17年以后，党与党员的关系便日益疏远，党在社会上的地位便日益低落，低落到使每一个党员不敢在群众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会上一般洁身自爱的人，听到党这个名词便生厌倦”[33]。当时不仅国民党党外的人对党厌倦，国民党党内的人亦“在党厌党”，而三青团方面更有“弃党造党”的主张。故《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首条即标举“反对在党厌党的消极思想，反对弃党造党的狂妄思想”[34]。其时几乎举国上下对国民党形成一股睥睨、鄙视乃至厌弃的社会风气。“一个同样学力的学者，假使他是国民党员，上级对他的看法，就好象差些；反之，如果他是没有国民党籍的，上级对他的看法，便特别不同”[35]。不仅党外如此，在国民党人内部也有一种崇外轻内的风气。如有人指出：“近年以来，似乎党的取材方面，倾向外方，党内似乎已无人材。无论那一部门，都以外面的人为吃香。只要是本党党员，就不被看重”。
革新分子认为，这种风气的形成，国民党党员首先应该自我反省。他们认为：“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国家民族想的。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由于国民党党籍不仅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对自己的形象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明智一点的家庭都反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友加入国民党。政治大学一位自称有血气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学生以悲愤的语气述说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屈辱感受：
“衮衮诸公，你们只看见人家公开的骂，而却听不到人家背地里的骂，更没有人敢当着你们的脸面骂，然而，低级的干部们却戴了一顶挨骂的帽子，看眼色，仰鼻息，不仅挨骂，而且挨打……，我真不好意思向朋友们谈党谈国家大事。怕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被强迫而来的呀！有时远方的朋友写信来，问题使我难以置答。心里一阵辛酸，一阵迫害[原文如此――引者注]，还有什么可夸？铁的事实摆在面前，而真正的党魂究竟寄托在什么人的身上呢？说起党内分子，我真不愿去分析。抗战以来，不知多少不配做革命反而是革命对象的人，都踏上党的桥升官发财了，而党内的党员吸收家自以为得计，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自以为全国都是党员，力量岂不是更大。其实在几年来那些真正为了党国而斗争的同志们，他们的成绩却给别人抵销了。”[36]
国民党形象的急剧流失，显然缘自党机器弊端的大暴露。其时，国民党内部盛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37]
在党政革新运动中，这首顺口溜喧腾于革新分子之口，几被作为描述国民党弊端的经典语录一再被引证，被演绎。在国民党党机器的诸多病象中，组织涣散几乎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痼疾。吴之卓写道：“由于党成了全身麻痹，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在纵的方面，是总裁和中常会脱节，中常会和中全会脱节，中全会和中央各部会脱节，中央各部会和各下级党部脱节，下级党部和党员脱节，党员和民众脱节，节节分离，安能行动？在横的方面，是党与团的互相磨擦，特别党部和普通党部各不相谋，党和政不相配合，总之是层层脱节，各各分离”。吴之卓最后说，象这样涣散的党，其不趋崩溃，那只有靠总理在天之灵了[38]。
由于党与党员脱离，党与民众脱离，国民党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基础，甚至在它的党员中也缺乏基础。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与党组织不发生实际关系，只见有党部的活动，不见有党员的活动。故有人说国民党只是少数办党吃党饭的人的党，而不是全体党员的党[39]。
另一个令革新分子痛愤的，是国民党没有真正做到以党统政，政权旁落到官僚手里了。本来在训政时期，党应该高于政府，对政府实行监督指导，然而，党失去了统驭政府的权力和尊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各省党部完全成了政府的尾巴，不是党部指导政府，而是政府左右党部，有时政府措施乖戾，损害人民权益，党部不但不能替人民说话，反而为政府去多方掩饰辩护。党部的宣传与政府的施政背道而驰。党部成了卖膏药的空架子，被社会轻视[40]。革新分子们认为，20年来，国民党负了一个以党训政的空名。表面上由党代表民众行使政权，政府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出于党的决议，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长官，都是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即下级事务官也大部分是党员，就这几点言，似乎党对政府应当有完全的控制权力，但按之实际，则党所决定的政策，一到政府执行时，不是完全搁置，便是改头换面的变更了它的性质或意义。至于那些执行政策的官吏，则不过是藉党以作为进身政界的桥梁，一旦达到他的目的以后，便对党弃如敝屣，而党对之却无可奈何[41]。程元斟这样写道：“中国国民党的权力，只限于贴标语，喊口号，无力推行实际政治。……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主的，而政治上则偏重集权，废弃选举；中国国民党是主张地方自治的，而政治上则实施保甲制度，助长官僚政治的荼毒；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生主义的，而政治上则维持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对人民则苛捐杂税，造成普遍的赤贫。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党已和实际政治脱离了关系。一个脱离了实际的政党，其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42]。
革新分子们看到，由于党机器松弛涣散，软弱无力，十几年来，国民党很少靠党的组织力量去斗争。它几乎完全依赖政权和军权的力量去斗争，政权军权不及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亦无法渗透和施展。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国民党的一个绝大危机所在[43]。
在党政革新运动中，要求党内民主和反对派系主义的呼声至为强烈。被誉为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在第二阶段的革新运动中十分活跃。他给《革新周刊》多次撰文，发表对国民党革新的看法。他归纳国民党党务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织散漫；二是党员腐化；三是工作松懈；四是派别分岐。而这些缺点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党内缺乏民主[44]。其他革新分子对此亦有同感。如贺岳僧指出，国民党本来在1924年“一大”时规定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但在1928年以后，民主集权制被个人领导制所代替；党内选举制被指派和委派制所代替。党内一切均是由上而下，代表党员意志的代表大会代表由中央指定；代表各省市党员意志的党部负责人亦由中央指派。指派和委派制度的恶果，就是党内资源的大量私化。权力集中于个人，而不是集中于组织。党始终由几个高高在上的人在那里操纵，其余的人不过是供他们奔走役使而已。党停止了新陈代谢的作用，下面的优秀人才没有方法从群众中产生。惟其优秀人才不能从群众中产生，于是遂使得获得权力的人不对群众负责，只对领导者负责。既不对群众负责，就自然与群众脱离关系，群众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监督。另一方面，惟其予夺之权操之于个人之故，遂使得下面欲获得权力的人必须钻营奔走以获得有权有势者的信赖和宠眷，而有权有势者遂恃其权力资源网罗人马，自树一帜，派系于焉而生。派系首领为了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力图扩充自己的组织，同时设法拆散和削弱别人的组织，于是派系倾轧乃势所难免。当派系成员个人权势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逐渐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如树大分枝一般另起炉灶，形成次生派系。于是党内派系林立，大派系中又有小派系，每一派系都排斥和反对其它派系，每一派系都不惜以破坏和牺牲党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派系组织。在这一制度下，党员只知有派系而不知有党。党员也分化为两类：一类是以钻营奔走为能事的活跃分子；一类是流于颓唐灰丧的消极分子[45]。
党内缺乏民主与党内人事制度紧密相联。故国民党人事晋升机制的夙弊也成了革新分子们抨击的重点。革新分子们认为，与孙中山那一代相比，蒋介石这一代的国民党没有什么人才。以宣传人才为例，在孙中山时代，出过多少轰轰烈烈的辩士，惊天动地的笔杆！到了蒋介石这一代，屈指也数不出一两人。为什么蒋介石这一代没有人才出现？革新分子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前辈长期占据高位，阻塞仕途，新人缺乏进取和崭露头角的机会。少数党国要人无不兼职数十，其他多数党员干部则投置闲散，没有机会一展身手。革新分子将矛头直指党内的少数当权派。一位叫郭去病的作者愤激地写道：
“选拔优秀党员，煌煌条例，不为不好，但十年来选举出来的是哪一个？我只看见中央选来选去仍是那些人，各省调来调去依旧是这些人，似乎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高中级干部天生就是这些人，我不信十年来下层里就选不出几个能干的人，为什么上不去？说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假使这些人一旦都死了，党再存在不存在？党的革命工作再作不再作？若是还要继续奋斗的话，这种压抑后进，忌才嫌能的作风实在太不聪明”[46]。
刘光炎认为，在科举时代，寒门后进尚不乏进身之阶，外国政党制度亦是一条登庸后进之路，而国民党执政后，青年后进和普通党员甚少进取机会[47]。革新分子一再指责说，国民党的人事晋升机制不是依据个人的功绩和能力，而是凭藉派系归属和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来决定。做官必需后台，黜陟不凭成绩，埋头工作者十年不调，奔走活动者指日高升[48]。贺岳僧更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人事制度，可说是糟到极点！无公道是非到极点！机会凑巧，工于营谋的，可以连续递升；践履笃实，沉默寡言的，则白首为郎。这是最足以使人灰心丧志，最足以助长奔竞倾轧之风的”[49]。革新分子们声称，20年来，国民党从中央至各省市的领导人早已变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自古以来，凡是特殊阶级没有不腐化的。他们应该对国民党的腐败负责，他们应该告退以明责任[50]。
三 革新与自省的限度
革新分子对国民党党政弊端的激烈批判，其出发点是想挽救国民党濒临崩溃的统治。在革新分子们看来，国民党政权已病如沉疴，非挹注猛药不为功。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平均每6年要改组和另定名称一次。而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已有22年没有进行过革新，也就意味着它早已停止了新陈代谢机能。所以革新分子主张，国民党要起死回生，就必须大发阔斧地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和更张，并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成败兴亡的最后关头，不革新必覆亡。正因为此，革新分子们对国民党的种种积弊给予了毫不隐讳的揭露。这种体制内的自我反省，其力度和准确性在国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革新周刊》创刊一个多月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亦面世。后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其言论代表了40年代后期国统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将两刊作一对比，就会发现，虽然两刊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立场判然不同，但在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弊端方面，《革新周刊》很多言论之尖刻和直露，与同期的《观察周刊》几乎难分仲伯[51]。当然，作为国民党内部一场自发的革新运动，《革新周刊》所代表的是当时一小部分不甘坐视国民党灭亡的中下层国民党人的自省式的言说立场。正因为此，以《革新周刊》作者群为代表的第二期革新运动分子们认为，国民党的主义仍是中国最好的主义，其他各党各派的政纲皆未能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命运仍需要依靠国民党来主导。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曾以17年的苦斗推翻了帝制，又以17年的苦斗推翻了北洋军阀，再以17年的苦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只要重新唤起革命精神，就能获得新生。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化与一党专政体制无关，因为苏联也是一党专政，但没有腐化。国民党的腐化，是因为没有力行其主义。他们也极力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向党外开放的民主，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所愤慨的是象政学系那样的官僚政客占居高位。他们并不怀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治体制有什么缺馅。故他们批判的目标只局限于国民党统治的表现，而不涉及国民党统治的形式，而以《观察周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国民党的统治形式更值得质疑。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时候，革新运动分子们却在叹息国民党训政理念的落空。1946年1月底，当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初步达成以结束国民党训政和改组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协议后，遭到国民党内的革新运动分子的强烈反对。正是他们成功地破坏了国共双方防止内战的努力。故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革新运动分子是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保守分子。今天看来，当年的革新运动分子实际上具有保守与革新的双重面相。他们要求在保守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前提下发动一场体制内的革新运动。
1947年8月，《革新周刊》停刊。革新运动亦宣告结束。关于革新运动寿终正寝的原因，据易劳逸的分析，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革新运动的成员对运动缺乏具体成果而丧失信心；二是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52]。对运动缺乏具体成果，确是令革新运动成员沮丧的一个重要因素。革新运动在第一阶段局限于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他们个人虽不无斩获（通过选举当选为中常委），但运动推展到第二阶段后，除了革新座谈会的几场清议和《革新周刊》的一番鼓噪外，别无多少实际成果可言。1946年10月由国民党中央发动的旨在“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及行为腐化之党员”的一场“党员总清查”运动，虽可视作革新运动影响所致，但这场运动最终流为形式，各地党部实际上清而不查，无论什么人，只要拿党证去登记，党部一概在党证上加盖“已参加党员总清查”的戳记，不仅没有淘汰一个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和行为腐化的党员，相反为这些党员增加一层保障。故当时革新运动分子认为，“党员总清查”的结果与革新运动的原意大相迳庭[53]。
作为总裁的蒋介石对这场自发的党政革新运动显然未予以足够的支持和同情。尽管革新运动分子一再声称本党有优良的主义和英明的领袖，但他们反复抨击北伐以后国民党的种种失策和党政弊端，其最大的责任者正是身为总裁的蒋介石；他们所激烈攻击的孔祥熙、宋子文和一些政学系要员，亦是蒋所扶植、信任和依赖的左膀右臂，无疑也使蒋威信大损；他们强烈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更彰显和暗喻了蒋的独裁形象。诸如此类，均置蒋于十分尴尬难堪的境地。故蒋对革新派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谅解”。如蒋在6届2中全会结束后的翌日纪念周上，即指斥革新派的目的只在攫取中常委[54]。在随后的言论中，蒋还斥责革新派到处骂官僚，主张革新，其实本身亦是官僚云云，言下对革新派的动机和作为甚为愤慨[55]。据日后赖琏的回忆，蒋曾在庐山召集他们作了一通严厉的训斥。他们不得不宣告将革新运动立刻解散。赖琏等革新分子乃下定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56]。
革新分子们一再强调他们发动革新运动的动机，没有丝毫私见和个人得失之心，也反复表白他们是超越派系的组合，并揭橥反宗派主义的旗帜。然而从运动一开始，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仍未能超脱派系倾轧的窠臼。倡导革新运动的成员中，虽然汇聚了CC系和三青团等多种党内派系力量，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暂时的联盟，是因为政学系和政协决议对他们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威胁，比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来得更为迫切[57]。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中，亦隐含着代际冲突的因素。革新运动分子大多是国民党内的少壮派和中下层党员干部，他们要求党内无分先后，无分地位，打破论资排辈，主张以新进有能力的党员替换旧的官僚政客的主张，均使人怀疑其革新运动背后的动机。
革新集团本是一个横跨不同派系的同床异梦式的政治联姻。在革新运动期间，CC系与黄埔／三青团派之间长期蓄积的矛盾和冲突仍不绝如缕。1946年9月召开的三青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组党风潮，将党团冲突推向鼎盛[58]。他们以反派系主义相号召，自己却陷于党同伐异的派系泥淖中而不已赧。另一方面，以CC系为首的革新分子们所激烈抨击的党机器的种种弊端，其首要责任者正是长期垄断国民党党务的CC系。谁为为之？孰令致之？CC系成员显然缺乏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内省意识。
（原文刊发于《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①] 最早注意这场运动并予以学术探讨的学者，当推美国学者易劳逸。他在其《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曾有专章探讨（中译本名《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王一心：《革新和实践》，《革新周刊》第1卷第9期，1946年9月21日。
[③]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18页。
[④] 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⑤]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50年》，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40周年纪念丛书，1980年，第252－253页。
[⑥] 唐纵1944年4月13日日记称：“孙（科）近在中训团讲演，公然指斥党内之不民主”；又4月25日日记称：“苟能在党内开放言论，党部自由选举，县议会选举，总裁对于事权放松，如此亦可平抑人心。布雷先生云，今日中央党部开会，各中委言论与孙科之言论异曲同工，殊为可虑!”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24、426页。
[⑦] 唐纵1944年5月19日日记：“徐恩曾、潘公展、叶秀峰，晚上邀约程天放、张道藩、余井塘、贺君山、康兆民、萧化之、张镇等会谈，大家都痛恨党无能，希望此次全会有些成就。兆民对于组织无法施展，颇为痛愤，甚至希望总裁对于领导方式有所改革。至此，潘公展提出双方必须合作”。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31页。
[⑧]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26、432页。
[⑨]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50年》，第252－253页。
[⑩]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62－463页。
[11]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86－487页。
[12]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2－173页。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第146－147页。
[13]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74页。
[14]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年，第5册，第287页。
[15] 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16]《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宋由：《记第3次首都革新座谈会》，《革新周刊》第1卷第1期、2期、16期，1946年7月、8月、11月。
[17] 湖南为《革新月刊》，1946年8月创刊，1948年5月终刊。广东为《革新评论》（半月刊），1946年10月创刊，1948年1月停刊。
[18] 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
[19] 如有一位作者开篇即称：“今年2月开始的党政革新运动……”。另有一位作者亦开篇写道：“党政革新运动发生于今春2中全会开会之时，于今这运动业已逐渐展开，必将成为一个改造国民党的全国性的大运动”。见叶逢春：《我们要求展开革新运动》，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分别载《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6期，1946年8月。
[20] 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
[21] 谌小岑：《国民党的历史任务》；谢悦汕：《革新呼声》，均见《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
[22] 叶逢春：《我们要求展开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
[23] 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的8月。
[24]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25] 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见《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
[26]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27] 陈愚：《为革新运动进一解》，《革新周刊》第1卷第7期，1946年9月。
[28] 倪弼：《泛论政治改革》，《革新周刊》第2卷第1期，1947年1月。
[29] 刘光炎：《革新的前提》，《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30]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二），《革新周刊》第1卷第4期，1946年8月。
[31] 程元斟：《本党土地政策应即实行》，《革新周刊》第1卷第8期，1946年9月。
[32]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二）；贺岳僧：《再论革新与除腐》，《革新周刊》第1卷第4、22期，1946年8、12月。
[33]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34] 《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
[35] 刘光炎：《国民党这一代没有人才吗？》，《革新周刊》第1卷第9期，1946年9月。
[36] 黄坚清称：“有许多亲友劝我不要入党”。《青年党员的悲愤》，《革新周刊》第1卷第12期，1946年10月。
[37] 叶青：《实行党内民主》；吴曼君：《整饬党的纪律》，《革新周刊》第1卷第7、22期，1946年9、12月。另见马星野：《怎样改造国民党》，南京新国家建设协会1948年印行，第16页。据称该顺口溜最早出自谢清所着的一本名为《本党之危机与改进的意见》一书，笔者未能觅见。
[38] 吴之卓：《本党生死的最后关头》，《革新周刊》第2卷第5期，1947年2月。
[39] 贺岳僧：《再论革新与除腐》，《革新周刊》第1卷第22期，1946年12月。
[40] 郭去病：《从党的颓风论党的改进》，《革新周刊》第1卷第12期，1946年10月。
[41] 贺岳僧：《三中全会后应做些什么》，《革新周刊》第2卷第10期，1947年3月。
[42] 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43] 詹尊泮：《论组织与斗争》，《革新周刊》第1卷第13期，1946年10月。
[44] 叶青：《实行党内民主》，《革新周刊》第1卷第7期，1946年9月。
[45]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二），《革新周刊》第1卷第4期，1946年8月。
[46] 郭去病：《从党的颓风论党的改造》，《革新周刊》第1卷第12期，1946年10月。
[47] 刘光炎：《国民党这一代没有人才吗？》《革新周刊》第1卷第9期，1946年9月。
[48] 倪弼：《泛论政治改革》，《革新周刊》第2卷第1期，1047年1月。
[49] 贺岳僧：《如何推进党的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50] 刘不同：《论国民党之复兴》，《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
[51] 对《观察周刊》言论的专门研究，可参见[美]胡素珊着，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5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57－234页。
[52] [美]易劳逸着，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第157－163页。
[53] 阮润生：《革新运动在昆明》，《革新周刊》第2卷第5期，1947年2月。
[54]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7日，第5册，第288页。
[55]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74页。
[56] 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57] [美]易劳逸着，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第158页。
[58]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73－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