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谭嗣同-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注：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凡引自该文者均不一一注明。）。其论据为：
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
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谭嗣同，或者采取另一种作法，连康有为也不捉拿，以免打草惊蛇。
这里列举的第二条理由，纯为主观推测。对清廷初六日未下令捕拿谭嗣同，完全可以作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房文指出，八月初七日，谭嗣同已被捕，次日，张荫桓亦被捕，但迟至八月初九日始下诏谓“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十一日刑部奏覆亦谓，提督衙门初九日遵旨“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对此，房文的解释是：清廷“初七日已得密报，知道康党有‘谋乱’计划，因此不按通常程序，而令秘密查拿，以免走脱，或激生他变。”“现在我们所见最早一道捕拿梁启超令，是在八月十四日公布康党‘图谋不轨’罪状诏中，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重要的变法分子，清廷不会迟至此日才第一次下令捕拿。有记载说，初十日荣禄曾派人到塘沽去捉拿躲在日本船上的梁启超，说明在此以前已有密令捉拿。……初九日诏中不列梁启超名字，可能是因为清廷已侦知梁启超躲入日本使馆，不易查拿，暂不列其名，以便继续秘密捕拿。初九日诏中所列七人名字是已经拿获和必能拿获的，否则不会初九日下诏，当日就全部拿获，并移交刑部了。”
房文的考据说明，清廷公布捕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八月初九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十四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初六日的上谕完全可能也是如此。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清廷明明急于捉拿梁启超，但初六、初九的上谕都不提梁的名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同理，初六日上谕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
初六日清廷围南海馆时，“捕幼博（康广仁）及门人程式谷子良、钱维骥君白，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叔以去。”（注：《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说明搜捕对象不限于康有为兄弟二人，实有将康党一网打尽之意。毕永年抵京后，见谭嗣同一直住在南海馆，至初四日午后始迁寓浏阳馆（注：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4页。）。这一临时变化， 清廷很可能未及侦知。以谭嗣同在康党中的地位，围南海馆捕人时，他和梁启超一样，应为目标之一。故其后公布的初六日上谕不提谭的名字，正是考虑到即时未能捕到，仍需秘密搜索，要避免打草惊蛇而已。
如果说，这一结论的完全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实证据，那么至少应承认其可能性。因此，由于八月初六日公布的上谕中无谭嗣同的名字，就断定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
至于第一条理由，就更难成立。姑勿论袁氏《戊戌日记》内容未必完全可靠，即就其本身内容而论，只要细加推敲，亦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
《戊戌日记》谓：“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崇伊）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页。）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天津《国闻报》报道：“练兵大臣袁慰亭（世凯）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页。）此处云“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却说“抵津，日已落”，至少相差三个钟头（时近秋分）。按《国闻报》即时报道的新闻，是众目睽睽的事实，且来往京津之火车时刻亦为众所周知，既无作伪之必要，亦无作伪之可能。而报道谓行车3小时40分， 亦与当时情况吻合，可排除“三点钟”之“三”字为误植的可能性。故记载不实者，非袁莫属。
又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末署“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则《戊戌日记》之作，上距其八月初五日抵津，不超过20日。对这件终生难忘的大事，袁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记错。故时间之不符，当系出于作伪，而其目的，自然是有所掩饰隐瞒。故《戊戌日记》不可尽信。
既然袁下午三时已到天津，且抵津后“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则两人见面，当在下午四时左右，荣禄要在初六日清晨五时早朝前报知慈禧，时间完全足够。即使如袁所谓“抵津，日已落”，见到荣禄约在七点钟左右，荣禄在获悉这个危及其生命的重大“逆谋”后，也肯定会马上派人连夜赴京，早朝时慈禧也能接获报告了。说荣禄要拖到第二天商妥“保全上位”的办法后再行动，实在悖于情理。荣禄必然考虑到，康有为既已决定杀自己，在被袁世凯拒绝后，仍不会善罢甘休，完全可能另找人执行，荣禄不能不马上全力反击，以绝后患，更何况知情不速报，亦必然会受到慈禧的严惩。毕竟，对荣禄来说，“保全自己”比“保全上位”重要得多，即使荣禄当时确有意“保全上位”（这一点颇值得怀疑），也只有在已保住了自己身家性命的前提下再予考虑，而不是相反。因此，袁“略述内情”后，荣禄必然马上飞报慈禧，尽管《戊戌日记》中未有提及。
况且，袁世凯只是说，初六日他与荣禄尚未筹商到“善策”，“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并没有说荣禄尚未报告慈禧，训政之电已先发。筹商善后是一回事，向慈禧报告又是另一回事。火烧眉毛，荣禄当然是先向慈禧紧急报告，然后再筹商善后。房文所谓“荣禄和袁世凯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的稳妥之策，这样就未能在初五日及时向慈禧太后奏报康党‘锢后杀禄’的‘阴谋’，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未必是《戊戌日记》的原意。
其实，袁本人就没有完全隐讳其告密促成政变的事实，还要表功一番：“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可见：
第一，袁在捕杀康党的政变中，由于揭发“该党等凶谋”，而以其“鹰鹯之逐”挽救了“宗社”，倘如房文所说，袁的密报在政变后才上达慈禧，他就没有资格这样表功了。
第二，袁的告密是“必然之势”，“亦正所以保全皇上”，所以“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可见，所谓因要考虑“保全上位”之法，而迟迟不上报慈禧，并非袁的想法。袁已说得十分清楚：“保全上位”的最根本办法乃是马上向慈禧告密。当然，善后措施还是要筹商的，但终究是第二位的事情，绝无因噎废食之理。
否定袁世凯告密为戊戌政变导火线者，近时尚有其他论者，而其论据同样值得商榷。
一，论者谓，“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对此， 笔者颇有保留，姑且不论。即使确实如此，这也与“告密为导火线”并无矛盾，因为政变条件成熟是一回事，导火线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
二，论者谓“政变乃是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疏而发生。”（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杨的奏疏确实有促成政变的作用，但与袁的告密相较，后者显然更能影响慈禧的决策。因有前者而否定后者，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论者谓，“初五日夜二更以后（约22时）至初六日卯刻（5时）上朝实行政变之间，只有七八小时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制度来推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在政变前向西太后告变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论者把荣禄可能派出人向西太后告变的时间定在“初五日夜二更以后”，当是因袁氏说过“久候将至二鼓，不得间”。然而袁氏并没有说此后荣禄才派人告变，甚至整篇《戊戌日记》都未提到荣禄曾派人告变，显然是有所隐讳。因此，判断告变当在“二更以后”，是毫无根据的。如上文分析，荣禄告变当在下午4时，再晚也不过在7时左右，有10至13个小时的时间，有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即使加上转换交通工具的耽搁和开出专列的交涉所费时间，在翌晨5时前赶至宫中仍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何况还可利用电报通讯。论者谓：“当时颐和园与宫中均无设电报，无电可告，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此说颇费解。 当时朝廷电寄各省的密谕，督抚电奏的密折，不知凡几，当然都经过总署，均不失其为“密”，何以说“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向慈禧告变是毫无困难的。
四，论者谓，“上谕说：‘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并没有‘围园劫后’这项谋逆大罪，‘首恶’谭嗣同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在积极活动，营救光绪帝。假若政变之前西太后和后党就已得知‘告密’的内容，给维新党人所定的罪名以及政变后情况决不至如此。”（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然而， 多数政变发动者在开始阶段宣传上一般都取低调，有意缩小事态的严重性，目的是减少社会动荡，安定人心，以期尽快控制局势。上谕亦取此策略是完全可能的，故不能以此断定当时慈禧尚不知“围园劫后”之罪。至于谭嗣同的问题，上文已述及，不赘。而且谭初七日已被捕，并未“逍遥法外”，康、梁不知实情，在海外编造的神话，更不足为据。所谓“杨深秀公然抗疏，要求西太后收回训政，还政光绪帝”亦仅为康、梁一家之言，不见于其他记载，实悖于情理的无稽之谈。
有必要指出，持“袁告密与政变无关”说者，均以《戊戌日记》为主要依据。而袁氏此作，旨在为自己洗刷“卖君”之恶名，因此必然真伪参半。没有部分真实的内容，就无法取信于人；没有作伪的成份，就不能自辩。因人废言固然不当，而不加辨析，照单全收，恐亦非科学的态度。
与袁氏告密略有连带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传统说法是八月初六日，但近年来，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四日，主要理由是当日光绪帝已移居瀛台（注：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又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三日， 主要理由是光绪帝对奏折的处理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先提出处理意见再呈慈禧改为先呈慈禧再处理（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然此两说，均疑似之词， 并非无可争议的确据。移居瀛台不一定意味着被囚禁（此前光绪帝也常居瀛台）。处理政事方式的改变，也可能是光绪帝为缓和与慈禧的矛盾而主动作出的让步姿态。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曾赐杨锐密诏，有“不致有拂圣（慈禧）意”之语（注：《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杨锐覆奏，有“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语（注：《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故光绪帝作此让步，是完全可能的。而搜捕康党的行动始于八月初六日，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除非今后能发掘出更有说服力的新史料，否则政变时间仍以定作八月初六日为宜。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