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再论戊戌变法不起于袁世凯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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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再论戊戌变法不起于袁世凯告密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者着文,修正了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重要成说。指出袁世凯初五日的告密,已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晨政变的导火线。(注:本文只论及政变前后若干天,引文亦为时人记载,故后文亦照旧引用阴历书写日期,不再一一换为阳历,以求方便省事。)本人也曾就此着文,发表于《学术研究》1994年第1期。以限于篇幅,言未尽意, 赵立人先生在其大作中又认为本人所说诸点不能成立,(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因而再写这篇文字,续作申论,兼与赵先生商榷。
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着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严、郑是福建同乡, 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严复所说,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注:《戊戌变法》(一)第346页。)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 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 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禀。持此议者甚多”。(注:《戊戌变法》(三)第413~414页。)社会谣传,“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注:《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黄曾源折》(八月初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8页。 )“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最具代表性:“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4 61页。)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 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而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势且猝发,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无一应者,遂独上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据张仲炘(字次山)对张尔田说,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
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引者按:即徐桐)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注:夏孙桐:《史馀纪闻》(稿本)。)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蔡信和张说,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后党人士,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邓之诚先生着录此信后评论说:“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 ”(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 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 )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清史稿》纂修张尔田的。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又转述与邓。张仲炘,字次珊、次山,光绪年间名翰林,在谏台甚久。甲午战争以来,以敢言出名。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杨崇伊上密折,亦曾知会他联名。政变后,张又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所以邓在着录此文后评论说:“次珊号为后党,其言当可信”。(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戊戌政变时期,供职国史馆,民国年间一直任《清史稿》总纂,于《清史稿》出力独多。以史家的身份,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其记述当有所本。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外间不得其详,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西太后违反常态,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把《起居注册》初记的申时回城,改定为卯时,等等。初六日早朝,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到太后处请安,还涵元殿之后,(注: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详参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343~357页;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等论着。)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布置谋划,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
二、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晚上,但赶不上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可谓欲盖弥彰。 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原字为成右加队的左部分):《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88页。)此外, 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三)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上谕是行动的指令, 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所记,夜里二更左右之说,这应是符合实际的。且与时人记载也颇相吻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袁到津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注:《戊戌变法》(一)第342页。 )袁自己谓“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 )这正是至此时才得以详细告密的饰词。论者谓告密当在下午四点钟,时间显然太早了,具体情形如下。
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第441页。) 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 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袁见到荣禄后,也不至于立即失态的跪地告密。在他告密之时,必须站定两个立足点:第一,他首先要把自己从这件滔天大罪中洗出来。第二,他不能让荣禄误以为他是告皇上,因为这也是另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是详详细细报告来龙去脉。袁在日记中指名道出叶祖珪和达佑文两人在场,就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也说明他向荣禄的告密决非三言两语说完的。而且只能是在无任何人在座的情况下说完要害。袁日记谓在二鼓后始得间,也近乎真实。
这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荣禄要立即报告西太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一定要在当晚(即使略早于二更的某个时刻)便匆匆忙忙赶着报告呢?以当时的事态来说,未必。
首先,此举牵涉到皇帝,不论多么燃眉之急,都要深思熟虑,谋定后动。起码报告的文字与情节就颇费思量。既要讲清“谋逆”之举,又要不能稍有牵连光绪帝,因为这是牵涉宗庙社稷的绝大事情。决不会如论者所说“火烧眉毛”,就不“先筹商善后”,而慌忙地“向慈禧紧急报告”。(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是稍有常识的政客们所不为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与荣禄“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非虚言。
就事态而论,袁已输诚效忠,维新党人的密谋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荣禄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非所谓“火烧眉毛”之急。震惊之余,才需要谋划慎重告变之事,也不必要慌不暇择地“向慈禧紧急报告”。
其次,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而论,告密的消息,也碍难在当晚转递到西太后那里。告变的途径有火车说和电报说两种。
火车报京说。第一件事是备折。荣接受袁的告密,决定报告慈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备折上陈。据说无论荣、袁,均无此文字功力,自需喊来亲信幕僚拟稿。稿成交荣审定,然后再恭楷按格式誊正。这一系列过程,到夜半能完成,速度已经是超常的了。
报告送给何人?当然是直报西太后最妥当。但是,诚如史家邓之诚所指出:“太后前唯亲王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也就是说,按清朝的制度规定, 荣禄及其亲信都没有叩宫的资格与可能。只能送到庆王奕劻处,才能转递。
当时京津火车刚通一年,正常时刻,首车六时末车下午三时,行程三个半小时,并无夜车行驶,铁路系统自然不必有健全的夜间值班制度。即使经过交涉,可以夜间开出专列,火车调度、蒸汽机车的升火加煤、沿途各车站通讯联络等均需要时间安排,而不是一呼而行的事。北京的火车站在马家堡(马家铺),约当今永定门火车站。城门深夜关闭,须交涉叫城。进城后再奔到后海附近的庆王府,与门人交涉,通知庆王身边的人叫起庆王,向他说明告变的内容与必须连夜叩宫,再由他领着赴宫,与宫门交涉,通知慈身边的人叫起慈禧。这一系列的过程须时自可推算。如此转折,一夜之间,告变消息不能抵达西太后处。荣禄自然清楚,即使连夜告变,他也不会出此下策。
电报报京说。拙文曾说过此途无密可保。经过细致考察,我的说法确失之片面,电报传递确存在着密送西太后的可能渠道。不过,时间同样不允许。
至迟到了1898年初,清政府在总署、兵部都专设了电报房。(注:参见《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条,1915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又《张荫桓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十日、十四日条,《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但不论直督署或京里总署、 兵部报房的电报,均须通过津局、京局线路传出,则又是当然之事。或许他们均已改变了两三年前晚上10时以后尚不设夜班的制度。这些都为地方督抚电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此类方便能够提供给荣禄告变的条件仍是有限的。颐和园、大内及军机处并无电报收发机构。电报同奏折一样,西太后处不能直接收到。通过正式奏事渠道,要由军机处或总署的章京们来翻译密码。荣禄的告变当不走这条险路。而且,即使电报到达军机处或总署,也不可能在早朝之前把消息递到西太后手上。唯一的途径是电奕劻转奏。蔡金台致李盛铎信亦谓“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但是,当晚客观上能够为荣禄提供向奕劻告变的时间也是十分短暂的。其时正在政变紧要关头,奕劻一定是会赴早朝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寅时即到朝堂候“叫起”。袁世凯夜半告密完毕,距奕劻丑刻后半时离府,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期间荣禄的幕僚要先拟告变电文,荣禄审定后,再把电文译为密码,然后交电报房拍发出去。督署的报房要接通津局、京局、兵部或总署的报房(荣禄可能利用兵部报房,因为他刚从兵部尚书去任)。兵部官报房收到电报后,要派员送达庆王府。王府机要人员还要再把密电码回译为电文,方才能呈交奕劻阅看。在如此短时间内,尤其正在子夜,告变电报完成这么多环节,同样是十分困难的。奕劻在上朝前收不到告变电,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倒腾初五日一夜的这些细节,目的其一,是在于说明,无论火车说、电报说,当晚都是碍难把告变消息转递到西太后的。其二,尤其在于揭示,即使按论者所说,能够在初六日早朝前递到消息,但却几乎没有给西太后留下任何同近支王公、亲信枢臣商议、谋划,乃至一通信息的时间。仅据荣禄的一纸告变文字,就一人独断在初六日的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党人。如此军国大政,儿戏不如,既是西太后所不为,也是封建政制所不许,从而反证了此事是不存在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初六日由京赶来津通报政变消息的是杨崇伊,此事亦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政变确实是数日来,西太后在接受杨崇伊密折后,同奕劻、荣禄等密谋而逐步实现的,而不是初五日深夜接到荣禄告变后,于瞬息之间,决定在初六日早晨迅速实行的。杨初六日来津,可以从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关于他初七日乘专车返京的报道证实。(注:《戊戌变法》(三)第412页。)
杨专车返京,给了人们一个重要提示,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确如袁所说,初五日当晚(或次日)告密完毕,但如何向北京告变,荣袁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正在商拟折、电期间,杨崇伊由京到津。于是初七日由杨携带告变密折返京。初八日,西太后等密议。初九日颁上谕逮谭嗣同等七人。如此,似亦顺理成章。
袁世凯告密,荣禄告变,还有初四日说。萧一山确信此说最为历史真实。(注:参见萧一山:《戊戌政变的真相》,载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5册。)其实,此说最缺乏根据。第一,到初六日政变,初四、初五日有两天两夜时间落实告密内容,因而初六日拿康上谕,就不会不提“谋逆”大罪而仅谓其“莠言乱政”而已。第二,初四日,袁不能离京出走。谭说袁是打着光绪帝的旗号,次日是预定的请训日期,他必须观望与体味光绪帝的态度与意思,才能把握全局,做出判断。袁不敢出走。袁是奉召来京陛见的,他岂得擅自离京,设皇帝偶有传召,他何以应付。他是超擢侍郎,是政治新星,往来京津道上,人稠广众之中,不怕被认出来吗?袁也不必出走。现在,关键在他袁某站在谁人一边,尽管袁还不清楚光绪帝的态度,但已确知维新党人的底蕴,大可不必半途张皇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总之,初四日告密说,故作神秘,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初五日袁世凯在请训之后出宫门时碰到荣禄,随即告密。这更是毫无根据的编造。
三、袁世凯告密的作用
拙文曾经指出,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证明了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之谋,从而坐实了他们“大逆不道”的“谋逆”地位,于是政变揭去了带有某种“政争”意义的面纱,转而成为屠杀镇压改革派人士的政治人士的政治大狱。谨再做一些补充。
初六日这一天,袁告密的内容,不论繁简都应该传递到京了。初七日,杨崇伊由津返京,应带回去更为详尽的内容,西太后处应该详知维新党人密谋确情了。但仍在三天之后,直到初九日才发出上谕捉拿军机四卿以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七人。这说明西太后得悉维新党人“谋逆”的报告后,态度的冷静与处置的稳慎,并未草率地立即举起屠刀。
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682页。 )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 西太后们就不得不考虑兴狱及其一系列后果与影响。所以,搁置这么几天,才作出初九日上谕的决策。初九日上谕的内容和谭嗣同等七人先后同于此日被捉拿勿庸置疑。论者把它称为有的人早已被捕了的“马后炮”之举,缺乏史实根据。
论者最过硬的证据是谭嗣同早已在初七日就被清廷秘密逮捕了。其根据是:其一,张荫桓说他亲见初七日早期,西太后命军机大臣廖寿恒拟旨:“拿办康有为党羽”。这道谕旨具体内容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认定其内容就是拿办谭嗣同和梁启超,只是论者们自己推论的设词,并无任何史实根据。又认定荣禄告变在初六日政变前已经到达西太后,首恶谭、要犯梁应该被捕了。(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这也是一面之设词,并不是史实,充其量可以姑存一说。
其二,是根据对谭嗣同狱中三篇遗札的考证,推定谭于初七日被密捕。(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这个结论大有商榷之余地。论者设论的第一个立足点是,初七日“密谕”是捕谭的。上文已经指出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论者设论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假设谭嗣同还有一篇遗失了的,且不为人所知的第一篇遗札。细阅今存第一札全文,完全可以确认这封回覆仆人们的信,并就来信所禀各事做的交代,就是确确实实的第一篇遗札了。谭被捉,仆人们自然必定检点一些日用必须品随后送进监狱去,并非一定要主人写信索要才去办的。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昨送来各件”。撇开子虚乌有的“遗失了”的第一札,谭遗狱中三札,很自然表现为谭入狱第二天起连续给仆人们的三封信。
谭嗣同是初九日被捕的。他本人未留下话来,但证据是充分而可靠的。姑无论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时人记述和官方上谕,仅以当时当事人记载为证。军机四卿同堂供职,倘谭于初七被密捕,在初七日、初八日两天之内,其他三人肯定知晓的。其中杨锐、林旭二人可以确知为初九日晨被捕,而当时当事人所记述的他们被捕情形的文字,不仅没有提到谭已被捉拿,而且可证谭与他们是同一天被捕的。
杨锐于初九日晨被捕于绳匠胡同寓所。同时被逮者有其子庆昶和与之同住一处的门生黄尚毅。黄撰有《杨叔峤先生事略》一文,详叙杨供职军机及被捕经过,但未有谭先期被捕的记述。(注:参见《碑传集补》第12卷。)
林旭初八日夜访郑孝胥长谈,次日被捕于寓所,郑日记有详确记述如下:
(八月)初八日,……夜月明,与谅三谈。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爱苍之仆刘贵忽来,云来视暾谷。……
初九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军机四章京,其三人未详。……怡书(引者按:即林怡书,林旭家人)来,言有官员至其宅,其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闻收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
郑既记逮“军机四章京”,自然谭嗣同在内。初八日夜,林郑长谈中,林亦未告郑有谭提前被捉拿之事,而倘谭确已提前被捕,杨、林不至于无所透露。
当时局势,风声鹤唳。初六日晨,缇骑围锡拉胡同搜捕康有为,中外立即风传张荫桓被逮,张本人亦自疑为被抄家而不敢出门。待证明仅系搜康,中外媒体又当即郑重避谣。谭嗣同亦为着名当朝新贵,飓风眼中人物,倘果真有初七日即被提前捉拿之事,不至于事经两天之后尚无人知晓,社会上亦无任何反映。
谭嗣同乃维新党人谋逆案的重要角色之一,逮捕他,对清廷来说系“正大光明”之事,用不着掩人耳目。单独提前秘密逮捕他,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可能。初九日上谕是可信的,没有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
十四日上谕是六君子杀头之后颁布的,属于真正的“马后炮”。其罪名定为“大逆不道”,“潜图不轨”,“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把康有为及其为首的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正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与结果。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也算“定性准确”了。平心而论,如此一场谋逆大案,连同庚子年追加的张荫桓,只杀了七个人,亦可谓“皇恩浩荡”矣。倘此事发生在康、雍、乾年间,株连所及,将不知有凡几!
末了,附说一下梁启超。论者对十四日以前的上谕不提及梁氏,提出了许多设词。(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事情甚为简单,并不像论者所说有那么多隐秘之处。在时人目中及清政府那里,梁不过是康氏门人中才气横溢一书生而已,光绪帝所封亦仅六品虚衔。为其定的“罪名”,即所谓“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着文字,语多狂谬”而已。初六日拿康上谕不提梁是自然。初九日上谕是拿朝廷命官,亦可不列他。梁氏尚不具备清廷专谕、密谕查拿的资格与条件。因而也不用费神去追寻本来就没有的此类谕旨。十四日朱谕,在康后谭等诸人之前专列一节说梁氏之罪行,已经表明了对他的足够重视。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骆宝善,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邮编,51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