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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默：抗战一年后国民党军队的整补和扩充

8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这15个月为抗日战争的初期，历经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四次大会战以及若干小的战役。按何应钦所说，此期抗战是“我军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实力时期”，尽管屡战屡败，但在战略上消耗了大量日军，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使得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日两国国力特别是军力存在巨大的差距，暴露无余。随着战场的不断扩大和伤亡的不断增加，战斗力乏弱的国民党军在兵力上逐渐陷入无法应付的险境。为了纾解这个迫在眉睫的危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是其所辖的军政部，不断地对参战的军师进行整理。与战前整军不同的是，此次整军的重点是扩充军队的规模，使遭受损失的部队得到补充；并新建军、师以增加其数量，满足当时充实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的需要。部队的持续整补和军师数量的扩大，对战争的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部队的紧急补充和初步扩编
在1937年下半年，军委会、军政部整军的中心工作，是对现有军、师进行了紧急补充和初步扩编，作为应急之策。在正面战场的数次大规模会战中，国民党军尽管在政治上、战略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各参战部队承受了相当惊人的损失，战前整编完毕、编制健全的军、师，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创。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在《德国与中华民国》中论述：“因1937年夏末和秋季的战争而产生的灾难，意味着德国人在军队整编方面取得的成果迅速丧失，其速度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快，蒋介石保卫上海和南京的决心……可能已得到国际舆论的同情；但从军事方面来考虑，这是一个代价昂贵和灾难性的错误，蒋丧失了他的新编军队。从1937年8月13日到1937年12月15日期间，30万之众的中央军至少损失了1/3，有人估计损失高达60%”。
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属于1936年整编的20个调整师之一，编制情况在国民党军军师中尚属良好，在淞沪会战中经过四次补充，会战结束时共计伤亡官兵12000多人，且低级干部死伤严重；继而在南京保卫战中消耗殆尽，渡江撤退到浦口的仅剩3000余人。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其编制情况类似宋希濂的部队，在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罗店，1.2万人齐装满员的调整师，团长以下伤亡近8000人；9月1日有江苏保安团8000官兵前来补充，但不到10天，伤亡又近5000人。不惟中央军如此，川军第20军杨森部赶到淞沪会战时，奉命坚守大场，前方不支请求撤退，杨森亲率后备队增援；第20军阵地屹立如山，杨森却付出了生平“最大的代价”，全军损失达四分之三。
由于战线胶着，顶在前方的军、师尽管缺员严重，但仍无法得到后撤整理补充的机会。在胜负关头，哪怕是一个师的动摇，也可能导致会战的崩盘。因此军政部对上述“伤筋动骨”的作战部队，进行了战地紧急整补，即“抽调各省已经训练之保安团队及驻后方各师，分别补充”。具体施行的办法，多是拆散后方调来的军师或地方保卫团，直接填补到前线的军师。
淞沪会战中，张治中命令将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所辖的两个旅拆分，一个交由王敬久，一个交由孙元良，分别补入他们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而河南调来的第四十五师戴屈权部和湖南调来的第四十六师戴岳部，也被零散地拆为连、排、班，陆续补入陈诚指挥的在罗店前线的四个师中。这种临时性补充，优点是利于维持战线，避免换防时发生危险；新编入的连排编入老部队，能够很快融合。时任宋希濂第三十六师第一零六旅第二一二团团长的熊新民回忆：“新兵与老兵，新部队与老部队，在作战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成为一种传帮带的最好方式”。但这样应急措施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后方的军师被拆散后，随即失去战斗力，无法参加战斗，如徐源泉第十军的老兵被抽调去前线，导致部队战斗力滑坡，在随后的南京保卫战中表现不佳。被拆散的军、师长官情绪易受打击，前述第九十八师被拆散后，师长夏楚中就破口大骂，一度拒绝执行命令。事实上，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显然不易持续。因为根本调动不了足够数量的、齐装满员的军、师一一拆并，在成熟的军、师被很快分解完毕后，紧急补充的只剩下新兵了。第八十七师于淞沪战后在镇江补充了新兵，编制得到恢复，但补充兵均系新兵，无作战经验，而团以下干部是沪战后排连长甚至班长升充的，指挥能力较差。
战地紧急整补难以为继后，前方军、师在数量和质量上出现双重下滑的迹象，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提高部队素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补充和扩充战时野战军、师，似乎成为了统帅部唯一的选择。淞沪会战之后，国民党军确立了最初的整军标准用于前方战地部队的整理：
整军标准：以各部队参加抗战成绩之优劣，及其人事历史关系，作整理之标准。
（1）战斗力较强、作战成绩优良各师，依其平时历史关系互相编并，将其空出番号及剩余干部留置前方或调返后方，尽先补充成立原师；
（2）战斗力及作战成绩较差各师，依其历史关系互相编并，酌量补充或取消其番号。
又前方各部队因参加抗战损耗过重，不克继续遂行作战任务者，即分别归并，其编并空出番号，按上项标准，调往后方并补充成立，或予取消。
后续各次会战结束后，各战区长官根据各师损失，将各师调至相应位置，进行整理补充：第三、七两战区为26个师及教导总队、税警总团，第二战区计第二十六、二十七路军、第三、十五、三十五、六十一军及第二十一、四十七、八十五师。1937年、1938年之交，按照此种标准保留番号，在前方另以成立的有10个师、1个独立旅；取消番号的计有5个师。
上述编并方案并不足以解决既有野战军、师不敷战局的问题，于是国民党军“不能不酌予扩编，或另成立部队以保持优势之兵力”，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开始将各独立旅、团或各省保安团扩编成的师、旅。譬如川军宿将王陵基，1938年初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返回四川后，王陵基立马集结了由省政府控制的8个保安团，和刘湘留在四川的4个独立旅混合编组，增编了新编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共计四个师，在数月之内就搭起了一个集团军的架子。
师、旅数量增加的同时，战前编成的57个军已无法满足充实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这四级庞大的组织的需要。增加新的军级单位成为势所必然的结果。扩编的办法，是将各军辖下的一些战斗力较强的师单列，扩编成军，军或由其他军编并时余下的师补充成辖二师之军，或暂且仅编一师待新建之师补充。1937年8月30日，由国民政府警卫旅改编而成的第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被任命为新建的第七十四军军长，同时兼任第五十八师师长，原属于第五十二军的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并入新成立的该军；一天之后（8月31日），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原第二十九军辖下的三个师分别新成立为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之后的半年间，连同上述四个军在内共约16个军，均由师扩编而成，分别为第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六、八十、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五、八十六军。
1938年国民党军有计划地整理和进一步扩军
时间进入1938年之后，尽管正面战场上仍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会战——徐州、武汉会战。然而较之上一年，战局之进程逐渐放缓，会战之间存在着一些间隙期。国民党军利用这个喘息之机，对部队开始了有计划的整理，同时继续进行着增加军师数量、扩充兵额的工作。
1938年初，国民党军将领叶青撰文论述整军时强调：“一切从前线退下来的部队，不用说都是残余的形式，每连、每营、每旅、每师的人数必然不足，器械必然不齐，这时非整理不可。”由此可见，恢复部队实力，仍是此年整个军队系统的首要任务。前述淞沪会战之后确立的整军标准，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成熟：
甲、战时整理部队，仍依25年度整军五项原则办理，即（1）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2）团以下各单位力求健全，（3）加强特种兵，（4）经常费不增加，（5）人事经理一律依法规办理。
乙、凡作战军每经大决战后，视其实际损失情形，予以编并，一面顾虑敌情，保持前线必要之兵力，务使各部队均有轮流整训之机会。
丙、凡编并后，空出之番号，除其作战成绩过劣者予以撤销外，余均继续成立，切实补充训练，俟基本动作完成后，再调往各战区原属军之后方，施以战地训练，期满后，加入原属军内作战，更将前线部队，抽调后方整补。如此轮流办理，俾可维持永久作战力量。
丁、整训部队，同时充实其装备，凡作战成绩较优之各师，则尽先予以补充。
戊、部队在整训期间，非必要时不调前方作战。
这些标准，在7月武汉行营会议时得到了通过，在新编制出台的同时，根据这些原则厘定《战时陆军部队整训大纲》及《战时陆军整理实施办法》，分别下发各战区长官，令其随时相机逐步实施。
根据上述“大纲”和“方法”，1938年7月17日，战事相对平静的陇海线沿线各军师在全国率先按计划实施了整补。此次整补包含了第一、第五、第九战区及军委会、西安行营所属之93个师又3个独立旅。各战区根据各师损失和战绩，分别留驻前方或调至后方整训，至整理结束，前方尚存56个师，调后方整补的有37个师。
此次整补中，各个军、师整训方案千差万别，多视其实际情况而定。相当一部分军所辖各师因损失严重相互编并，空出来的番号由重新成立的师递补，同时编制上也尽量比照新编制修正。如商震第三十二军所辖之三个十九年编制的四团师，就是以“现有兵员武器先编并两个师，余一师重新成立，一律改为三团制”；孙桐萱第十二军所辖的两个六团制师和一个四团制师与一个两团制师，“改编为三个四团制之整理师及一个两团制之独立旅，两师各辖补充团一”；万福麟第五十三军所辖之两个四团师“合并为一个调整师，余一师重新成立”。
少数一部分军情况较好，编制较新，于是按照原有编制给予充实。这些部队包括李铁军第一军所辖之两个调整师、李文第九十军所辖的一个调整师和一个整理师、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的两个四团制师、关麟征第五十二军所属的三个师等。
还有一部分军，其建制尚属完整，因而所辖各师，暂不做任何调整，维持现状，如徐源泉第十军所辖的两个整理师、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所辖的两个整理师、韩德勤第八十九军所辖之两个整理师等。
各军所辖师之整理方案存在区别，但是大多数军均抽调一或二个师撤往后方，这些调至后方的师无疑得到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为以后的战役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相对于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进行的整军，此次陇海线上各战区军师的整军在整理的规模扩大之同时，依据更新的标准分类别进行了充实，这为今后之整军提供了方案上的参考。
在整军的同时，开战以来就从未间断的扩军工作继续在进行中。继1937年扩编了十数个军，在1938年，国民党军又新增了14个正式军，分别为第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军，至9月27日陈琪的第一百军编成，抗战期间的100个军番号全部被使用完毕。
之后新编成的军均使用“新编”或“暂编”番号，1938年成立的新编军为滇军张冲的新编第三军与作为唯一的机械化军的徐庭瑶新编第十一军。同时，由各地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发展而成的20多个正式师，也分步充实到之前由师扩充的和新成立的军中，至杜聿明的第二百师编成，抗战期间的200个师番号全部使用。
除此之外，1938年，还有20多个“新编”“暂编”“预备”师陆续编成，其中以新编师最多。在如此的扩张之下，国民党军军师数量渐渐满足了战争的需要。因而在1939年初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何应钦报告：“在部队单位上，比战前已增多五十三个师，故抗战力量，有增无减。”
整补扩充的成效和隐忧
抗战初期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伤亡超过100万人，其中1937年为367362人、1938年为735017人。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倘若缺乏有效的补充，战争初期的军队系统可能随时停转甚至崩盘。无论是开战头几个月的紧急补充，还是后来日益有计划的编并、后调整补以及轮流整训，对于恢复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使其可以继续作战，都具有直接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找到了轮流整训这样一个可持续的整补方法，这对于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的持久抗战有着积极的影响。相持阶段国民党军进行的四期大规模整训，一定程度就是源于1938年的先期实践。
显而易见，军、师数量的持续增长，有效地维持了国民党军军队系统在数量上的优势。战前国民党军常备兵额达170余万人，编为182个步兵师及其他部队，从数字上来看大大多于战前总数为25万、编为17个师团的日本陆军。但战时国民党军能够用在第一线作战的仅有80个步兵师、9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和16个独立炮兵团。虽然开战之后广西、四川等省的军队及时开至前线，实际参加一线作战的军、师数量要大于之前估计的80个师。但是，日本的动员速度大大快于中国，在1937年9月日军就将大多数常备师团投入至中国战场，并着手增编若干个战时师团。至1938年，日军总兵力已达95万人，其中在中国关内战场有50万，在东北和朝鲜有23万人。
因此，倘若国民党军仅仅是整补既有军师，而不新编更多的军、师用于组建新的军团、集团军，在战场上仅存的兵力优势也可能被抵消。1938年底，国民党军兵额比战前已经多了707931人，前后方补充营官兵尚不算入内。概略计算，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50万人，相对于同时期在华日军的50万人，兵力对比仍维持5：1的比例，这对战线的维持并促使战争走向相持具有积极的作用。
受此种思路的影响，编练新的军、师以扩大军队规模，是当时军内舆论的主流。1938年初，黄埔毕业生饶荣春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说，在整理旧军的同时，“还应迅速地建设新的军队，源源不断地扩充和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量，一方面与敌人长久支持，一方面准备最后的会战”。数月后饶氏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建军之兵员问题》，称中国要建设“一个大规模新军”，而新军的数额，应是一年训练一百万，持续三年训练三百万“精锐坚强的新的部队”。
不过同一时期站在局外的觇国之士，已经看出不断扩充军队规模可能带来的弊端。报人张季鸾在1938年3月5日撰文说，“求取胜利，不仅赖兵量，必须讲兵质”，“练新军办法，亦不只求多，必须重素质”。张季鸾担心单一强调军队数量，很容易导致对军队质量的忽视。
张季鸾的担心很快就成为现实。国民党军在15个月正面战场的残酷厮杀中，承受了大量技术装备的消耗，同一时段外购武器和国外援助尚不能填补此种空缺，更无法拨发给新成立的军、师。战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基层军官的损失，更是难以弥补的，无论是短期召集教育所培训的军官还是直接从行伍中提拔的军官，其综合素质均无法与牺牲的前辈们相比。由于兵役制度实行太短，后方极度缺乏接受过基础军事训练的适龄青壮年，所征募的新兵大多是毫无作战技能和经验的壮丁。如此条件下，无论是整补的既有军、师还是新近组建的作战单位，其素质都令人堪忧。
尽管在理论上，国民党军的整补尤其是扩充，都明显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然而在之后的实践中，国民党军并未对这个隐忧引起高度重视，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继续依照成法进行整补和扩充的工作，而这一速度较之过去有增无减，于是军队质量与数量的天平无情地向单方面倾斜，国民党军陷入了“量大质劣”的尴尬境地。这对于正面战场的态势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