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一八六○年后清代陆军军制的演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湖北新军-一八六○年后清代陆军军制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一八六○年后清代陆军军制的演变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军事制度，和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国内外环境以及历史传统影响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整个清代，受国内外冲击较大，反映在军事制度上也特别多变。按其发展变化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一、八旗绿营阶段；二、勇营阶段；三、新军阶段。八旗绿营兵制，它一方面沿袭明代军制，具有中国历史传统；另方面，也带有中国地方少数民族的特点。基本上没有受外来影响。一八六○年以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北京条约》，标志着中外反动派开始勾结，从此，外国侵略者以“合法”的地位干预、左右清政府的政局。中国的军队组织也和政治、经济一样，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八六○年至一八九五年清军勇营的洋式编练，实际上是清政府开始接受外来影响，在军事上的反映；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新军的出现和编练，是清政府进一步接受外国影响的产物。现仅就这两个阶段清代陆军军制的演变问题，谈谈粗浅看法。
一、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
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外反动派开始勾结，外国侵略者便与清政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英俄法美各国，初以“助戡乱”为名，拼凑起“常胜军”、“常捷军”式的洋枪队，同太平军作战，继则向清政府大量出售军火，并派遣军官，训练清军。
在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督抚看到“西洋火器之精”，使用外国武器攻打太平军，“功效之速”，“无过于是也”（《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467页。） 。于是那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迹，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便热衷于使用新式武器，配备洋枪洋炮，以加强军队的实力。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洋务派先后建立一批军火工业。
随着军事工业的建立以及电报、铁路在军事上的应用，清政府的军队也进行一些洋式编练，开始西化。
这个期间，清朝既有八旗绿营兵，又有湘军淮军防军练军，几种军制，同时存在。但起重要作用的是勇营。所谓勇营，主要是指湘海军以及由湘、淮军演变而来的“防军”。另外，“练军”的士兵，虽在绿营制兵内挑选，但其营制饷章全仿照湘军制度，因此可说，“练军”也是勇营，是湘军的一个支派。
这个阶段各类军队是如何演变的呢？
（一）从湘淮军到防军的演变
湘淮军，本来是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起来的地方乡勇，后来，逐渐发展为一支凶悍的汉族地主武装，成为绞杀太平天国的最主要的反动军队。这支反动武装早在六十年代初，同太平军作战时，就开始编练洋枪队。当时湘军除从外国购买新式武器外，主要是依靠安庆军械所。另外，也得到江南制造局供给的部分军工产品。淮军一出世，就在上海一带得到英美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新式武器装备，并进行了洋式训练。江南、金陵、天津机器局办起以后，所有产品，绝大部分武装了淮军。淮军装备比湘军精良。
剿灭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左宗棠等人上奏说：“防营诚为劲旅，有事则兵不如勇”。应该把至今尚未取得国家正式军队资格的湘淮军，变为国家“经制兵”。“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应“留勇营屯驻”。湘淮军系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招募而来，粮饷自筹，兵以将领为中心，军队归私人所有。尽管清政府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对这支武装存有戒心，但在国家经制兵——八旗绿营彻底腐朽，不堪使用的情况下，又不能不任用湘淮军，所以清廷准予左宗棠所请。实际上这是满汉地主阶级相互妥协的产物。从此，比较大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多由勇营代替绿营驻防，勇营遂由临时编制变为国家常备军，称防军。所谓防军，即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未被裁撤的留防勇营（其中主要是湘军，也有的是各省的勇营）。防军的编制饷章，与湘淮军完全相同。（湘军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营分四哨。营官之上有统领，统领之上有大帅。）这支反动地主武装，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以后，自恃有“功”，将骄兵惰，营伍多缺，训练全无，也象八旗绿营一样，很快地走向衰朽。一八七○年，清政府下令，裁汰疲弱勇营。经多次裁减，湘系防军除留刘松山一军一万多人而外，曾国藩之旧部几乎全被裁减。左宗棠所部湘系防军在西北作战，没有裁减。淮系防军盛时，多至二百营。到一八七八年，减至七十八营十二哨，分驻直隶、江苏、山东等省。捻军失败后，淮系防军主要担当拱卫畿防任务。
（二）从绿营兵到练军的演变
清政府的经制兵——绿营兵，虽早已腐朽透顶，“久成虚设”，但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右，仍有六十多万人。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是弓矢刀矛抬枪鸟枪。驻地“零星分布于各乡各镇”。军队的空额很多，军官借吃空额大饱私囊。“会督抚阅操则雇市上游手乞儿以充数”，“大小操时，则列阵徒走，既毕散归”，“或贸易营生，或手艺糊口”。充当土匪者，亦不在少数。部队向来不住营房而是与家属同居，部队集合很困难。清政府感到白白“养此数十万无用之兵，耗此数千万有用之饷，”（《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既占用很大一笔军费开支，又不能充当清廷统治支柱。清政府曾决心加以裁汰。可是绿营兵各级军官以“骤以铲改，足以召变”和弹压地方需要为借口，“设辞阻挠”，一再拖延。
清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早在一八六三年，就有“以直隶额兵酌改练兵”之议。从一八六五年便陆续着手从直隶额设经制兵内挑选出来一部分绿营兵，配备部分新式武器，进行新的编练。因它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故定名为“练军”。
另外，防军不归兵部统辖，系个人筹饷招募而来，　“兵为将有”，根深蒂固。清廷在防军之外，设法改编绿营，加强“练军”训练，也含有建立一种均衡力量，以制约防军之意。
继直隶之后，各省均设有“练军”。其营哨饷章亦仿照湘淮军规定。步兵一营分前、后、左、右、中五哨，计五百人。设营官一人，哨官四人。中哨由营官自带，不设哨官。每哨八队。所配武器，起初仅有中哨第一、三两队有洋劈山炮和开花洋炮，其它哨队所用武器，仍是刀矛、抬枪、鸟枪。马队自成一营，亦是枪炮刀矛参用。但到后期大部分练军“所用器械俱是新式后膛”枪，故有“练军即洋枪队”之称。
练军的驻地，和绿营制兵不同，“绿营制兵，分布列郡汛地”，驻地分散；练军则驻守在战略要地和交通中心，驻地比较集中
各省的“练军”，基本上效法直隶，在绿营兵内抽选兵丁，“留强汰弱”，“化散为整”，轮流训练，以洋操泽枪洋炮、阵式变换为练兵内容。东南沿海几省都聘请洋人充教练，大部分省先训练教官，后分头操练各营。
清政府试图用编练练军，以改变绿营原来分汛散漫、营制不一、调动不灵、将兵不相习的状态。但练军实行额内挑选、轮换训练等编练方法，战斗力仍无显着提高。如有的人被选为练兵后，并不去报到，而是“于练营左近，雇人顶替应点应操，少分练军所加之饷给予受雇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使远征，受雇者又不肯行，则又转雇乞丐穷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变”（《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十六。），所谓“练军”仍极腐朽。
（三）八旗兵的洋式编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旗兵在籍人数为二十二万左右（包括养育兵），按规定“旗兵定额无可裁减”。清政府是靠这支军队起家的，所以对它的训练特别重视。早在同治初年，就在京师“创设神机营，改弓箭为洋枪，春秋二季，出屯郊甸”。一八六二年，从京畿火器营、健铳营、圆明园八旗三营中各抽选四十人计一百二十人，又派章京六人，由满族大员统带到天津训练，聘请英国教练十七人，专习洋枪洋炮，训练阵法与步法。一八六五年，神机营又先后派圆明园八旗骑兵五百人，威远步队五百人，赴津学习“马上刀法，施放洋枪及分合阵式”，同时，又派兵丁到江苏，委李鸿章负责“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468页。），准备设机器局。其后，清政府又有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之议，拟编成“洋枪步队”、“洋枪马队”，聘任教官进行新式编练。直至一九○○年三月间，清廷还批准一项从旗人军事组织神机营挑选一万人受西方操练的计划，试图把八旗兵训练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劲旅。可是八旗兵都是世袭制，生而有饷，过惯了寄生生活，早已“骄隋成习”，颓废不堪，　“徒享特权而一无作为”。外国人评论说，这样的军队除了恐吓儿童而外，没有什么用处。清政府对某些八旗兵虽然进行了洋式训练，企图重振士气，但积弊太深，效果甚微。
这个阶段，清政府军队具有什么特点？首先是这次洋式训练，只采用一部分西式武器和操典，其军队建制仍维持勇营和绿营组织形式。这反映清政府的军队已经开始西化，但还没有全盘西化。
其次，清军内部矛盾重重，缺乏集中统一组织领导。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受到沉重打击，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逐渐膨胀。各省所辖军队都有嫡系和亲兵，畛域很深。特别是湘淮军阀及湘淮各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各自经营地盘，扩充实力，争权夺势。
再次，武器装备混乱，形式主义严重。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新式武器大部分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也有的是各省的军工厂自造。当时各省督抚，都可以用本省名义委派人员到通商口岸，和外国商行订立合同，购买枪支。这样一来，就造成武器的种类和规格极不统一，不但各省之间不一律，即使同一省甚至同一个连队使用的武器也不一致。据调查，“中国所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武器缺乏标准化，是清政府军队的严重弱点之一。清军配备洋枪操演阵式。有的有洋教习指导，貌似步伍整齐，威武雄壮，实际上是枪弹不对号，枪炮不通用，只知操演，不知准的的形式主义相当严重。
对清军的洋式编练，应当怎样评价？清政府对外国盲目相信，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不加分析地学习，而且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不是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这些是应该批判的。但他们为了武装军队，进行洋式编练，而在中国兴建一些近代工业，引进一些先进生产技术；设立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选派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近代科学技术；聘请一些洋人当教习，等等。这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形势；有利于打破顽固保守、陈腐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在当时都是进步的。
二、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
（一）新建陆军的出现和编练
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参战的陆军，大部分溃散，号称“北洋精华”的海军，也全军覆灭。清军的腐败无能，在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
偌大中国，竟然被日本打得大败，这深深刺激了中国一些官员。从一八九五年前后开始，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要求建立一支新式武装。清朝最高统治者也认为这次战争，日人“专用西法制胜”。于是决定采用西洋方法，训练一支新式陆军，以代替旧式军队。之后，督办军务处就“命□棻主练兵。”胡便选择旧日淮系军阀盛军屯驻地小站为练兵场。招募壮丁，成立十个营，号“定武军”。据胡□棻奏：“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光绪朝东华录》第3556页。）这就是说这次学习外国和六十年代不同，是全盘西化：从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和军器，都模仿德制。
一八九五年十月，清政府派胡□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事又由袁世凯接任。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鉴于防军练军不足恃，有意练新军。当时，袁世凯抢先草拟新建陆军各种规章制度，送给军机大臣荣禄、李鸿藻等人。经过一系列钻营活动，袁世凯便博得“知兵”的美名。
后来，当军机处物色新建陆军的督练人选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向清廷推荐说：袁“家世将材，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沈祖宪 、吴□生编《容庵弟子记》卷二5～6页。）。荣禄更极力主张任用袁世凯，他会同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具名向皇上保举袁世凯：“其所拟训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沈祖宪 、吴□生编《容庵弟子记》卷二5～6页。）。这样，袁世凯就以道员身分，居然接替胡□棻，取得督练新军的重要职权。
原来胡□棻编练的定武军共十营，计有步兵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凯在接收“定武军”的基础上又扩充了步兵二千，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达七千人。改名为“新建陆军”。
在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一八九五年夏秋间，南洋也成立了自强军。清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先从卫队、护军等营中选拔士兵二千六百余人，定名“自强军”，一切营制及部伍人数，全按照德国章程，聘德国人来春石泰等三十五人，训练新式军队。这些外国人不仅当教官，而且还担任营哨的指挥官。中国军官则担任副职。全部训练权都付与洋教习。
一八九六年初，张之洞从南京调回湖广总督本任时，他将“护军”前营调至湖北，编成前后两营和工程兵一哨，募人添足额数，以德将贝伦可多夫充当两营总教习，以天津、广东武备学堂学员充任分教习，“专学西洋马步炮各队阵式技艺、枪炮药弹装卸、机器理法、营垒桥道测量绘画事宜”。一九○二年以后，张之洞又聘请日本教习，仿照日本军制，进行编练。这支军队后来扩充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留在江苏的“自强军”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续练。先是“江南创练自强新军，本在省城购建营地营房，驻扎操练，”后将“该军移驻吴淞”。到了一八九八年，刘坤一则采取遣洋员，减薪饷，自强军归中国军官率领。同时，数年间也一直没有扩充。
这支军队与中国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和防军、练军也不同，其装备全部是欧洲陆军类型，“北洋有新建陆军，南洋有自强军是为练新军之始”。
所谓新军，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和旧式军队特别是八旗绿营兵有什么不同？
首先，从装备训练上看：新军全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甚至“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22页。）。新军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兵种。武器规格，整齐画一。新军的编制，镇以下设协、标、营、队、排、棚，以镇为单位，综合步马炮工辎五种兵种。之所以采取这种编队形式，是和军队使用的武器分不开的。它不仅与单纯依靠膂力，使用刀矛弓箭为主要武器的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截然不同，而且和湘淮军防军练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兵种相比，无疑也是进步的合理的，因为这种编制能更好地发挥分工合作和武器的效能。
其次，士兵入伍条件，新军有较严格的限制：清政府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例，新军在入伍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均有规定。年龄从十六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在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躯体较小，酌减二寸。凡五官不全、体质较弱，手举不及百斤及有目疾者不收。来历必须土着，应募时须报三代家口住址和指纹箕斗数目。凡吸食鸦片或犯有事案者以及“城市油滑向充营勇者”一概不收。
第三，新军各级军官，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出身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充任。遇有官弁出缺，一概不许在军事学堂和新军以外，随意选任。
第四，对士兵既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进行一定的技术训练。
清政府认为，“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所谓“训兵”，就是“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并由各将弁各据所见，随时诲勉，务令人人通晓大义”，固其“立志报国”的“心性”。所谓“练兵”就是“精其技艺”，把“应习操法，分门教授。清政府曾将自强军所篡《西法类编》和北洋所刊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给各营。书内分兵法、军器、测绘、数学诸门，由浅入深，颇为详备。清政府认为这些内容，新军都宜学习。此外，如世界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指勇丁以为精通门径”（《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三。）。
实际上，这些规定，也没有完全执行。但新军在入伍条件上要求比较严格，讲究学习军事知识等，和旧军确有不同之处。美人拉尔夫·尔·鲍威尔在《一八九五——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曾有这样记载“美国官员高第少尉，访问了保定军营。北洋军的一整协为他作了操演，使他产生了极其良好的——也许是过誉的——印象。他的意见是，军佐们都很聪明，并表明了‘训练极好’，而未入流的军佐则不仅了解他们的职责，还能加以执行。士卒的军容整洁，操练纯熟，还能够胜任最艰巨的工作。他们都配备了最新式的毛瑟枪，维护得也很好。”“在保定看到的士卒与中国的多数部队都不同，枪法和美国军队一样准确。”在《记自强军》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炼，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四。），这些话尽管对“新建陆军”、“自强军”有些夸张和美化，但新军不同于旧军，这确是事实。
新军从建立那天起，就和湘淮军一样，具有封建军阀个人从属性这个特点。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从淮军脱胎而来，继承了湘淮军的反动衣钵。追本溯源，袁世凯本身就是淮军吴长庆的部属，系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所豢养之人”（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82页。）。他在小站练兵也是在淮系官僚胡□棻所练的“定武军”的基础上扩编而成；他所任用的将领绝大多数是李鸿章一八八三年在天津设立的水师学堂和一八八五年设立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是“淮军余孽”。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究竟干了些什么？美人拉尔夫·尔·鲍威尔写的《一八九五年——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说：“袁的北洋军从未出动来和当代的外国敌人作战”。“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却可看到它在内战及镇压叛乱中起了相当作用。”北洋军虽几次举行大规模操演，其主要目的“是让各列强相信，华北有一支本地军队能够保护外国的利益。”这些话恰恰是对袁世凯所练的北洋军的性质和作用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和说明。
（二）北洋军阀的形成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至一八九八年已初具规模，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同隶属于清政府直隶总督荣禄之下，被称为“北洋三军”。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荣禄为“使各军联为一气”，“指挥如意”（《光绪朝东华录》第4265～4266页。），把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统由荣禄节制，其下分中军：系新从八旗兵中挑选而组织起来的，驻北京的南苑，由荣禄兼辖；前军：是聂士成的武毅军，驻天津附近的芦台；左军：原是宋庆的毅军，驻守山海关内外；后军：是董福祥统率的“甘勇”，驻蓟州一带；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仍驻小站。自此，“新建陆军”之名告终，而又以“武卫右军”的名义出现。“武卫军”的编制，每军各约一万人左右，这样，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由原来的七千人又扩展到一万人左右。
一八九九年到一九○○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清政府任命袁世凯到山东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镇压山东义和团过程中，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改编成马步编队二十营，计一万四千众人，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袁世凯兼任总统官。此时，“武卫右军”的实力又得到进一步膨胀。当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伙同刘坤一、张之洞等参加“东南互保”拒绝同八国联军作战。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武卫军前、后、左、中军或消灭，或没落，唯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非但没有损失而且还有宽大的发展。此时，袁世凯的军队已达一万九千六百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支反革命武装。
一九○一年李鸿章死去。在他临死的前一日，口授遗疏，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说“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那拉氏得到了李鸿章的遗疏，也感到只有袁世凯所部军队完整无缺，可以镇慑北方。于是采纳李鸿章的意见，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重要一席授予袁世凯。
一九○一年以后，清政府发布的“新政”上谕中，曾颁布一系列裁汰旧军、扩编新军的政令。
一九○一年清政府下令永远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因为“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并令各省在本年内严汰绿营、防勇十分之二三。（清《德宗实录》，卷485。）
一九○三年开始，清政府为改革兵制，淘汰旧军，特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做为考查和督练新军之总机关。练兵处以奕□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
一九○四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军队分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同时也规定了招募应征条件、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一切规章制度。
一九○五年，清政府为了统一和扩充全国的军事编制，计划全国共编新军三十六镇（师）。按各省的人力物力及战略地位的重要程度，进行分配，限期完成。
清政府这一系列的“上谕”、条例和规章制度，通统为袁世凯所利用，成为袁世凯扩充个人势力的护身符。袁世凯利用清政府推行“新政”，视练兵为“急务”之机，大肆扩编军队，北洋军阀势力迅速形成。
一九○一年，袁世凯从山东回到直隶时，他就将“武卫右军”带回小站。
一九○一年，清政府推行常备军制。第二年正月，袁世凯派王英楷、王士珍等精募六千人，编练“北洋常备军”。当年五月编成一镇，名为“左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二镇。同年，清政府命铁良会同袁世凯，挑选八旗兵丁，仿照北洋常备军，交袁世凯认真训练，建立“京旗常备军”，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一镇。一九○四年，袁世凯又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后为北洋第四镇。
一九○四至一九○五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展开了大规模的厮杀。袁世凯借口防务吃紧，于一九○四年又于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选募兵士，编成北洋第三镇；一九○五年以第四镇一部及武卫右军先锋队合并编为北洋第五镇；接着又以第三镇之一部及武卫右军、自强军（留在江苏的自强军，已于一九○一年调到山东，归袁世凯统率）编成北洋第六镇。因为清政府把北洋军作为国家军队，是直接拱卫京师和驻防京畿的武装力量。他们认为“京师居天下之重，京营强则风气易振，畿辅实则觊觎不生，建威销萌必自此始”。因而主张尽量扩充，借以操“居中驭外之势”。另外，袁世凯据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等重要职位，其地位在各省督抚之上，他假借职权，吸全国之财，供北洋一区练兵之用，因此到一九○五年，按照原定编练计划，北洋六镇全部建成。张之洞虽然先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就练自强军，后调回湖广总督本任继续练湖北新军，但因他所练的军队仍属外省地方部队，始终未取得国军地位，清政府深恐地方势力强大，尾大不掉，不利于集中专制的统治，因此，采取限制政策。再加上，地方经费有限，张之洞等人的势力远不及袁世凯，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做军机大臣离开湖北，所以南洋和湖北的新军，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
北洋六镇，其中除第一镇由满人贵族铁良任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亲信王英楷、曹锟、吴凤岭、吴长纯、段祺瑞等分任统制（师长），成为袁世凯嫡系亲信。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装势力，至此形成，成为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
随着北洋军阀势力的扩大，袁世凯的私党，都担任重要职位。袁世凯手握兵权，举足轻重。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8，36页。）才能作出决定。这就引起清朝皇族的嫉妒和不满。一九○六年冬，清政府把兵部和练兵处合并设陆军部，清朝皇族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一、三、五、六镇的兵权，归陆军部直接管辖。袁借口“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有重兵”，请求把二、四两镇仍归他“统辖督练，以资策应”。一九○七年清皇族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奏请皇上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撤销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又迫使袁世凯将二、四两镇兵权交出。至此，袁世凯的兵权，全被剥夺。一九○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同时死去，皇位由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载沣摄政监国。载沣原想把袁世凯杀掉，但因惧怕袁的部下闹事，未敢贸然下手。一九○九年，载沣虽然以皇帝名义下令把袁世凯赶回河南老家，表面上袁世凯隐居项城，垂钓于洹水，实际上仍与旧部声息相通，北洋军队的实权，依然在袁世凯之手，再加上帝国主义极力推崇袁世凯，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低下头来，请袁世凯出山，充当剿杀革命的大刽子手。
（三）各省的新军与巡防营
从一九○○年义和团运动以后，“各省皆起练新军，或就防军改编，或用新式招练。至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画定军制，京师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新军制始画一”（《清史稿》，兵制3529页。）。清政府的建军计划是：对旧军采取逐步淘汰，对新军逐步扩大，最后由新军代替旧军。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后，便酝酿统一和扩充全国新军的编制，一九○五年正式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的计划。根据各省的人力物力和军事战略位置，三十六镇的具体分配方案是除京畿四镇，直隶两镇，已经编练完成外，奉天（辽宁）、黑龙江、浙江、福建各一镇，限二年编练足额；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各一镇，限三年编练足额；江苏、湖北各二镇，限三年编练完成；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热河、江北（指江苏省北境）各一镇，限四年编练完成；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甘肃各二镇，限五年编练完成；四川三国，限二年编练成二镇，另一镇由度支、陆军两部统筹协商拨款，限期编练足额。（《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十九。）
练兵饷源除少数镇由国家拨款外，其余均由各省督抚就地筹款，尽力经营筹画。后来，清政府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并没有完成，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省的人力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清政府和地方督抚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清政府的计划是“令督抚筹款练兵，然后以中央集权之名义，一一收归自己统辖”。各省督抚对清廷的谋算，一清二楚，所以各省督抚多以筹款困难，“迟迟其进行”，纷纷要求宽舒编练期限，如两广总督张人骏奏称“惟有就饷力所及，陆续征募即陆续编练，总期先成一协以立基础，至如陆军部咨期以五年练成两镇，则断非广东财力所及”。原规定四川编练新军三镇。四川总督赵尔丰奏称“川省情形，人才既异常缺乏，饷力更万分困难，一协尚未观成，两镇而限二年，实觉断难就绪，查两广云贵等省应编军镇均限三年，恳恩俯准将川军两镇，展限两年编足，俾期限略就宽舒，办理不致竭厥”。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除“近畿已成六镇，湖北已成两镇，其余各省或甫成一镇或先成两协及一协一标者”，都没有按期如数完成编练任务。把这些没有成镇的新军都算在内，仅练成二十六镇。
各省所练的新军，不但数量未达到原定计划，而且质量也不够标准。除少数省份的新军达到一定水平而外，多数省份是以旧代新，勉强凑数，有名无实。
新军是模仿西洋的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新式武装。清朝反动统治阶级本想依靠它振衰起弊，挽救危亡，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和反动派的意愿相反，清政府所建立的新军除袁世凯所掌握的北洋六镇大部分顽抗革命而外，其它各省区的新军几乎全部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
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同时，也着手采取措施改编地方军队，试图使它们成为一支后备兵力或警备力量。一九○七年六月间，清廷批准陆军部所拟的巡防营（队）暂行章程。清朝统治者认为“新军专供征调，未便零星驻防”。巡防营的任务是：“无事之时，可以缉获盗贼为地方捍卫；有事之时，可以协力守御为陆军声援，于军事、防务两有裨益”。这就是说巡防营是为“清乡守土”，　“保卫地方”，和“弹压地面”而设的地方警备部队。其防区大多是固定的。
巡防营之编成：各省旧有各军除已遵章改编为新军外，其余防军练军绿营团练等杂项队伍，经过挑选，汰弱留强，凡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者，一律改为巡防营（队）。
巡防营之编制，计分为马队和步兵两部分。各省巡防营，一般都根据地方督抚镇压人民的反革命需要，划分若干路，但每路不能超过十营，每省不能超过五路，路以中、前、左、右、后或东、西、南、北称之。每路各设有统领、邦统一员，各营设管带、哨官、哨长统率之。各路统领多为旧军官。因巡防营系从防军练军以及绿营兵中汰弱留强改编而成，营队编制，也多沿袭旧制，名义上是经过整顿得到了加强，其实仍是有名无实，一如既往之勇营。弁兵大半来自团练或绿营，素质很差，故巡防营亦称旧军。清政府把新军视为国军，各镇都有一定的番号，由国家统一调配，无固定防区，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军饷也比较优厚。巡防营的军械虽多数使用新式武器，但大部分是过时的毛瑟来复枪。无论在武器、军饷、编制等方面都不及新军，活动范围也只限于本省，无统一军队番号。
当时全国巡防营，据一九一一年度的《中华年鉴》刊载的数字为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一人。
后来，除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洋军而外，经过革命党人深入新军，积极工作，新军广大官兵，多数同情或倾向于革命，新军起义，不断发生。巡防营将领，多数表现顽固守旧，拥护君主专制。因此，辛亥革命前后，清廷地方督抚，深感新军不可恃，非常重视巡防营，纷纷奏请增募巡防营，把巡防营视为可靠的反革命力量。巡防曾确实一度扩大，如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从河南出来镇压革命时，曾奏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编建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营。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请添招巡防队二十营，江宁将军铁良等奏请除原有张勋的江防军十八营，每营按五百人招足定额而外，另募巡防营十二营。凡要求增募巡防营的奏请，清政府一概批为“着照所请”。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各省添募巡防营达一百五十五营之多。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省的巡防营有的改编为正式陆军，有的编成地方保安队，也有的被遣散。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的洋务派，就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开始向西方寻求所谓“求强”“求富”之术，想建立一支配有洋枪洋炮新式武器的军队。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和武器装备等，照搬过来，全盘西化。可是，结果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军事制度的改革，武器装备的变化，军队编制和教育训练等，都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恩格斯曾讲过：“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军队“装备编制、战术和战备，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恩格斯：《反杜林论》，1970年版164页。）这就是说军队的装备，编制，战术，训练，教育和战备等，无一不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军队现代化的程度，是与工业现代化程度成正比例的，没有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就根本谈不到军队现代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年代初，清政府尽管主观上想建立一支新式军队，但由于其政治制度非常腐朽，经济发展极端落后，这就决定了它根本不能给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和经费。同样，由于政治经济落后，教育不发展，有文化教养的军事技术人材也异常缺乏。虽然清政府为给军队提供武器弹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曾建立一批军事工业，但因没有大工业做基础，不但不能配套成龙，而且原料、动力、生产技术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再加上经济管理封建衙门化，长官意志决定一切，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是投资不少，收效甚微。所以不久，李鸿章等人干脆改变主意，改自造为购买，所需武器，大部分向外国购买。想用金钱买进个军队现代化，是十分荒唐的。清政府先搞“防军”、“练军”洋式编练，后又练“新军”，练来练去，也只是袁世凯、张之洞手下那几镇（师），初具规模。在全国建三十六镇的计划，并没有完成。全国军队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依然十分落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发达的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做基础，想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是办不到的。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