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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玉：晚清《申报》褒扬拾金不昧
拾金不昧是中国传统美德，历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提倡。晚清《申报》有一则关于南昌某船工面对“从天而降”的五百两白银，不为所动，静待失主，最后完璧归赵的记述与评论，题名《阅本报纪拾金不昧慨而书此》，显系有感而发。今人读之，亦有慨焉。爰先采撷原文如下，再予简评。
上月杪，本报曾纪拾金不昧一事，略谓今秋皖省某纸号寄银一千两至江西南昌，交同业某行收取，其银分装两篾篓，遣伙友某甲附船运至省城，然后雇小划船驳至圆觉寺前登岸，长途辗转，银重篓破，致遗五百两于舱内，当时未及查知。迨运入行中开视，已只剩五百两，不觉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姑至江岸找寻小划，则舟子方高卧舱中，问有银五百两否？舟子遽曰：“吾守候此久矣。”即持银还之。有知其事者谓，舟子谭姓，年约六十余，新建县境王家渡人。
执笔人阅之，不禁慨然曰：古今节义、廉耻之风，得以不绝如缕者，岂不重赖此一念之维持哉？夫谭届垂暮之年，犹以操舟为业，其景况之贫窘可知也；且身处卑贱，耳不闻诗书之美，身不入儒雅之林，惟以一棹中流，自领其云影波光之风趣，一旦忽有灿然者列于其侧，此心能不怦怦？况与甲萍水偶逢，姓氏且未详知，籍贯更何从访悉，即舍之他去，茫茫烟水，甲亦何处追寻？而乃自凛其见利思义之心，不肯以一念之贪自卑节操，其性情之耿介，求之搢绅士夫亦不可多得，而竟出于操持贱业之人，岂非天地淳厚之气别有所钟与？
虽然，吾观于此而重有感焉。夫风化之纯美，导之于上，始能行之于下。当国初时，朝廷以移风易俗为心，各省大吏亦能化导训迪于平时，苟遇忠孝节义之人，无不敬礼表扬，以为众人之劝。即如雍正五年，京城有刈草夫役六十一者，在草车内拾得银五十两，不肯私取，当官呈出，随经该管官员奏蒙世宗宪皇帝降旨奖赏；六年四月，陕西三原县人秦泰至河南孟津县贩卖棉花，遗银一百七十两，居民翟世有在路拾得，归告伊母，寻遇原主给还，不取分毫，经东河总督田文镜奏闻，赏给七品顶戴，并赏银一百两，以旌其善；是年八月，田文镜又奏归德府商邱县卖面贫人陈怀金拾获遗金二十四两，全数付还失主王盛方，力辞酬谢，世宗宪皇帝着赏给九品顶戴，赏银五十两；七年九月，直隶巡察御史鄂昌等奏文安县居民卢尚义之妻梁氏拾金不昧，告知伊姑，给还本人，及谢之布匹，姑媳坚辞不受，世宗宪皇帝着赏给米十石、布十匹，并令地方官给予匾额，以旌良淑。此皆见之雍正朝《东华录》，时不越数年而还金之事已屡屡见之，且皆出于耕凿无知之愚民，甚至梁氏以一贫家妇，而亦能皭然不污，慨然有讲让兴廉之志，是岂当时之人心犹近古与夫？亦以上之所重者在此，故能互相观感，蒸为醇厚之俗，而悉去其浇漓之风也。
迄今世变日深，人情益薄，苟有利之所在，不惜百计钻谋，虽至亲密友抑或伤情犯义而有所不顾，偶有稍敦品节者，转以为迂不入时，而多方姗笑，尚安望于傥来之物而犹能曰“却之”、“却之”哉？故此次谭某之事，较之陈、翟等人，未必相形见绌，而疆吏既未据以入告，朝廷自无从沛其恩施，仅于日报中略着姓名，俾知举世泯泯棼棼之时，而于水云浩渺中尚有不欺暗室、自赏孤芳者，岂非古今世运之变，而有心者所深为慨叹者哉？若视以为迂阔之言，鄙而弃之，则亦仆所深受不辞而断不置辩者也。（《申报》1900年11月7日，第1版）
这篇表扬拾金不昧行为，以彰节义、清廉之风的社评，针对的是该报1900年10月22日关于南昌谭姓船民拾得五百两白银，奉还失主之事。五百两，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清朝一品大员的法定年薪也不过几百两。一个上了年纪的贫苦船工，面对如此多的白银，内心是激动，还是担忧，后人不知，但他守在原处，静待失主前来。当失主找来之时，他道一声“吾守候此久矣”，将五百两白银完璧归赵，为自己的高风亮节画上完美的句号。《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语又被后世人概括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广泛传播，并被收入明代开始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增广贤文》之中。但是，真正做到见财起“义”，而不起“意”，则并不容易，因为人不免有自私自利和不劳而获的欲望。况且，像谭姓船工这样的贫苦民众，还有改善生活的客观需求，他若卷款远遁，依当时的资讯与侦缉条件，是难以被找到的。也就是说，谭姓船工如果想昧此巨款，不是不可能。但是，他不为所动，乃在船中坦然高卧，静待失主前来认领，怎能不令人起敬？我想后人读到此处，必然能发现船工的身份变得高贵，船工的形象变得高大，原因在于他自凛见利思义之心，不肯以一念之贪自卑节操。在他看来，此傥来之物、不义之财远不如自己的高尚人格重要，他追求是一种自尊效应。如果占有不义之财，改善生活水平，也可能会赢得他人青眼，但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格成就感会丧失，所以舍此就此，义无反顾。
不过，要想让拾金不昧、见利思义之举蔚然成风，也不能一味依靠行善者的“自尊”效应维持，适度的表彰尤为必要。此举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向善风尚，确立优良的价值观与义利观的形成，从而促进更多的好人好事诞生。
由文中可见，清朝政府并不乏表彰拾金不昧之举，有时奖励力度也不小。只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日益不良，价值导向发生逆转，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行为多被视为“迂腐”，受到讪笑。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真正的向善之举、节义之行与清廉之风才愈发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