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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戴鞍钢：晚清的士绅、团练、幕府

1864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最后遭到清王朝的镇压。在太平天国的猛烈打击和双方长达14年的激烈征战中，清王朝的统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政治群体和势力集团相应崛起，并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局的历史走向。其中，士绅、团练、幕府格外引人注目。
士绅
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央政府权力的下达，一般只到州县一级，国家对州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是由州县官与当地士绅和宗族势力携手完成的。清代州县政府的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在法律上，他是地方一切事务的唯一受托人和责任人，税收、司法、治安、教育、福利、公共工程等，都由他负责，可称之为“一人政府”。如税收完不成、官库有亏空、盗匪未抓获、水利工程破损、司法有错案、户口有逃漏、驿站死了马、科考有舞弊，理论上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并受罚，轻则罚俸、包赔、降级，重则革职、受笞杖，甚至判刑流放。显然，州县官纵有多大的能耐，也难一人应对这些头绪纷繁的事务。解决的办法，往往聘请一些助手俗称“师爷”帮忙。
师爷之外，则必须借重当地有声望有势力者。士绅及其所依托的宗族势力，就是他们求助的主要对象。士绅，又称绅士，一般是指经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或入仕者，大致包括入仕前为士，入仕后为官，致仕后为绅这三种人。他们大多家境殷实，阅历丰富，又有其所属的宗族势力支撑，在地方上颇有号召力，所谓“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其人数众多，据估计，19世纪后期总数约有一百四五十万人。他们享有免徭役及在诉讼等方面的特权，成为有别于普通百姓包括庶民地主在内的一个特殊阶层，有人因此仗势欺人。
团练
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政府眼见单靠八旗、绿营难以招架，于是便命令各地官府动员士绅就地编练地方武装习称“团练”，抵挡太平军和维持各地的封建统治。而太平天国起义，直接打击了各地的封建势力，危及士绅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登场组建团练，并充当其首领。他们与宗族之间密不可分的血缘宗法伦理关系，使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以宗族为基础组建成团练武装。其间，一些乡村大户也乘时而起，捐资兴办团练，开始跻身于士绅阶层。
团练的费用，或由首领自筹，或劝捐或摊派。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平时训练，有警上阵，大小规模不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抱成团，有较强的凝聚力。办团起家的王鑫称：“我团上人尽是同乡共井，天生的兄弟父子兵。”湖南的情形，颇为典型。湖南自北宋周敦颐讲学濂溪，理学兴起。清嘉道年间，这里成了经世派人士荟萃之地，陶澍、胡林翼、魏源、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或通过科举入仕，或在乡里经营田产，面对农民起义的风暴，他们乘势而起，大展身手。
金田起义发生时，自号“湘上农人”的左宗棠正在湖南湘阴过着田园生活，同时也不忘关心时局，颇想有所作为，曾自撰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次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为应付危局，经胡林翼推荐，礼请左宗棠入幕辅佐，声名大振。继任湘抚骆秉章亦恭请左襄助。左宗棠力主依靠地方士绅举办团练，强化保甲制度。他会同曾国藩在湖南各地办团练，选取有实力有声望的士绅充当首领。左宗棠自述，他在湘幕七年，始终以练乡兵、办团练为急务。
各地团练的兴起，对太平军的推进造成很大困难，进军途中经常发生遭遇战，团练凭借熟知地形等身为当地人的独特优势，常常还占上风。太平军的主要对手——湘军和淮军，也都是在团练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据统计，1861年至1890年清政府任命的44位总督中，办团练起家的有22人，占一半；同期任命的117位巡抚中，半数以上也是办团练发迹的。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在北伐途中，也不时遭遇团练阻击。当太平军进入直隶境内，兵锋直指正定并打算在野河铺渡过滹沱河时，当地沿河十余里有团练万余人摇旗呐喊，持械对峙，太平军被迫退兵。占据深州后，太平军曾试图进军饶阳，遭遇当地团练万余人堵截，只得滞留深州并改走献县、交河。当时直隶各地乡绅纷纷捐资募勇，置备器械，举办团练，抵御太平军。各地团练如丛丛荆棘，使太平军处处遇阻。
各地团练纷起时，也有一些士绅或大户乘机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并游走于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皖北的苗沛霖，是其中颇为显眼的一人。苗是凤台苗家寨人，原是乡村落魄文人，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后，他认为“此丈夫得志之秋也”，遂投奔捻军。不久归乡，谋办团练，强调“必筑寨、积粟、治兵，可自保”，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被推为首领。在抗拒捻军的围攻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后被清军将领胜保所笼络，授以五品官衔，历保至四川川北道，督办安徽团练。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苗沛霖认为时机已到，“先清淮北，次清淮南，不患大事不成”，打出反清旗号，并派人与捻军和太平军联系，接受了太平天国“奏王”的封号。但当太平军安庆失守，战局逆转时，苗沛霖又投靠清朝，与清军夹击捻军，并谎骗陈玉成至寿州，绑送清军邀功请赏
但清政府并不允许苗沛霖这种地方割据势力坐大。1863年春，僧格林沁镇压皖北捻军后，转而对付苗沛霖，命令他解除武装，“散练归农，夷寨填濠，缴旗帜火器”。苗不服，再度叛清，攻占怀远、凤台、颍上、寿州，进逼蒙城，遭僧格林沁围歼，苗被杀。
幕府
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是清朝地方大员。巡抚为从二品官，总揽一省大政；总督为正二品或从一品官，地位高于巡抚，权力也大于巡抚，大多管两三个省。在督抚的选任上，清初顺治朝出于笼络人心，稳固新建政权的需要，各省督抚多用汉军八旗。至康雍两朝，有以满人为督抚，但不占多数。乾隆以后，督抚多为满人。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以满人为主的各地官府面对太平军的狂飙，难以招架。为度过难关，清廷不得不起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汉人出任督抚，挽回败局。
汉人督抚的崛起，得到幕府的鼎力辅佐。幕府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私养门客之风很盛，出现了一批用自己的智慧或一技之长为主人服务的“游士”或“食客”。尔后历经秦汉至明清，幕府制度几经嬗变。清代是繁盛期，上自督抚，下至县令，多拥有人数不等的幕府，以至当时人称“无幕不成衙”。
时至晚清，随着政治、军事的变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幕主在衙署内外设立了一些机构，办理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等事务，延聘、奏调和札委一批幕僚在其中任职，这些人也就成了幕府成员。晚清幕府继承了清前期幕府的一些特色，如幕主延聘幕客，彼此两厢情愿，合则来，不合则去；幕府中人不纳入国家行政系列，有很强的私家色彩。幕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幕主出谋划策及办理文书、奏折、刑名、钱谷、教读等事务，其酬金是从幕主的养廉费中支出。入幕之人，一般是来自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但尚未入仕者，致仕者或有特殊才能者。当时官缺有限，而科举考试有功名者人满为患。时至晚清尤甚，投身幕府便成为一些怀才不遇或科场失意者发挥才干并指望由此跻身官场的一条捷径。
另一方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军政要务繁忙，也急需用人。1854年初，曾国藩率湘军出山，很快得到众多人的响应，纷纷奔集于曾国藩的门下。其中知其姓名者前后约有400多人，确知其经历的103人中，有翰林17人，进士18人，举人29人，秀才15人，文童4人，贡生13人，监生6人，留美学生1人。曾国藩对他们的要求，可见诸他的一副对联：“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而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则对士子即读书人依旧排斥。定都天京后，焚书举动虽不再见，但孔孟之书仍是禁书，违者严惩。李秀成被俘后总结太平天国败因时，曾感叹：“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400页）。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除洪秀全外，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以及后期的干王洪仁玕，都是科场失意者。
其他
在众多幕府中人的鼎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军的战争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地方督抚的权力逐渐扩张。在军事上，继八旗和绿营之后，湘军和淮军成为清廷新的依靠力量，但后者不同于前者，湘淮军的将领是自募兵勇，自筹军饷，如同私家军队，后有人抨击“淮军之弊，止知李（鸿章）而不知朝廷”。在财政上，原来各省田赋归中央，地方无权留用。但咸丰以后，各省以军务为由，自行截留田赋，中央对各省财政的管理权限相应削弱；同期新开征的厘金，其管理权也在地方，给地方督抚带来了新的财源。在用人方面，清朝定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呈请皇帝选定，三品以下则由皇帝、吏部和督抚分掌，缺额各有定数。至咸丰年间，朝廷倚重湘淮军，每于胜仗后，许督抚择优保举将士，此外文职如巡抚一职也可举荐，用人大权实际上部分已落到地方督抚手中。据统计，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多达数万人（《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文人方面，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提携，如愿跻身官场者也不少。据统计，晚清士人由幕到宦的流动，有两大源头：一为曾国藩幕府，一为李鸿章幕府。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通过游幕获取高级官位者中，有56人出自湘、淮军幕府，占总数的84．8%，其中24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13人出自李鸿章的幕府，11人曾游走于曾、李幕府，其他8人出自胡林翼、左宗棠、丁日昌、李瀚章等湘淮系官员的幕府。至于出自湘淮军幕府的中下级官员，则为数更多（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第39页）。在短短数十年内，大批士人经由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大幕府的历练，源源不断地步入仕途，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重要官位，大大增强了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势力。以曾国藩为例，自1860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直接间接保荐了很多幕僚为官。到他1872年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则难以数计。通过幕府，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对晚清政局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