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陆胤：“清流”浮沉与近代学风——以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爲例(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日本幕府-陆胤：“清流”浮沉与近代学风——以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爲例(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陆胤：“清流”浮沉与近代学风——以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爲例(下)

【原文出处】《国学学刊》(京)2012年4期第130～141页
【作者简介】陆胤，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系
【内容提要】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爲核心的学人圈子。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后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爲“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后，“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闢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爲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后，经过与康有爲、梁啓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作爲清末文教改革的推动者，张之洞对“清流”势力的同情与援引，甚至影响到甲午(1894)以降地方督抚引导下士林学风的转移。
【关 键 词】张之洞/清流/幕府/近代学风
三、“爲尔筹归计”
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易枢”后，清议势力遭到压抑，不复前此之盛。但翰林清流极具表演性的“章奏唱和”，却成爲小一辈言事者模仿的对象。这一时期，内劾宦寺、外劾督抚的“真奏疏”依旧层出不穷，言事风气也由翰林讲官扩大到詹、翰、科、道各方面。其中荦荦大者，如光绪十年四月，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奏劾李鸿章罪恶昭彰；十二年(1886)八月，御史朱一新《预防宦寺流弊疏》劾李莲英巡阅海军；十六年(1890)九月，御史吴兆泰奏请停减颐和园工程等。凡此均因措辞激烈或涉及敏感话题而遭到严谴，成爲朝野注目的事件。甲申、乙酉间，张之洞读到梁鼎芬弹劾李鸿章等重臣的奏疏，叹爲“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减，毕竟是健儿”，流露出两代“清流”前后传承的惺惺之意。①
同光间京师学人、清流的交往圈子受政派、学派、籍贯、亲缘、居处等因素制约，不仅层次繁多、分化严重，往往也相互重叠、前后错出。如梁鼎芬早年肄业菊坡精舍，师从陈澧。初至京师，亦主要与同门于式枚、文廷式、陈树镛等相交往。至光绪六年(1880)通籍后，移居南横街吴可读故宅，与周銮诒、王仁堪、陈宝琛相邻，往还无虚日，并结识张之洞在四川所拔顾印愚、吴德潚等人，逐渐进入“清流”交际圈。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梁鼎芬迁居东城栖凤楼，与盛昱的裱褙胡同宅第隔巷相邻，“看花意园近，乘暇一经过”②，从此成爲“意园论古”的座上客：
……我生始作上京客，到处都闻乐岁声。壬午移居栖凤客［？阁］，意园时时猎书册。忧来纵论天下事，酒罍未罄窗已白。死生如梦事如烟，谁谓兵尘在眼前。③
盛昱藏书在京师号称精富④，梁鼎芬与之交往，亦多以借书爲介：“伯希(盛昱)精本最多，不轻借人，于鼎芬最厚，函去书来。”一次，梁鼎芬欲借宋本吕惠卿《庄子解》，盛昱不许，“再求之，限三日，不能毕，又宽两日，手録其序还之，告曰：‘吾日以净布铺几上，洗手乃阅，夜则置之枕边，恐有遗失。’伯希(盛昱)笑曰：‘借书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⑤其时猎书论学之乐如此。梁鼎芬传承陈澧一脉汉宋融合之说，“服膺朱子及温公《通鉴》之学”。至京师后，受意园学风濡染，遂亦讲究金石、版本，且尝列名劾章，时时“纵论天下事”，一变而爲“清流”门人。
宗室盛昱在光绪初继翁、潘之后领袖京师学界，横跨金石、西北地理两大领域，且“熟于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国宪，小至一名一物，皆能详其沿袭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见前后治乱之迹”⑥，故亦热衷言事，在“翰林四谏”之外别树一帜。盛昱所居之意园，本爲其祖父文慤公敬徵旧邸，内置处泰堂、漱芳榭、知止斋、得眞观、尚芥舟、艳香馆、退思书屋、快晴簃、晴红蓼矼、小池假山、旷观亭、天光一碧楼等小品，“亭林之胜，甲于城东”⑦，尤以各色牡丹花着称⑧，不仅是光绪年间京师士大夫论学、交游的中心，且每爲士子入都会试留宿之所。郑孝胥曾回忆光绪初“与文芸阁(廷式)、张季直(謇)同试礼部日，尝借寓意园旬余”；⑨而据内藤湖南统计，前后借寓或频繁往来于意园的知名学者，至少有文廷式、李文田、张謇、柯劭忞、梁鼎芬、樊增祥、黄绍箕、徐坊、王懿荣，以及旗籍之杨锺羲、志锐、铁龄等人。⑩缪荃孙称光绪间“天下魁垒之士，至京师者，莫不以爲归”，并非过言。
光绪十一年(]885)六月，梁鼎芬因劾李鸿章事遭严谴，拟罢官归里。九月九日，盛昱集杨锐、文廷式、张謇等三十人，于崇效寺静观堂爲梁鼎芬饯行，“狂叫喧呶，旗汉杂沓”，甚是热闹。(11)盛昱爲作《金缕曲》三阕，以词代序，模仿清初顾贞观送吴兆骞“季子平安否”二阕的体裁(12)，不仅称颂了梁鼎芬弹劾重臣的勇气，且谋及清流言事遭黜后的出路问题：
爲尔筹归计。最相宜、打头茅屋，纵横经史。经世文章须少作，怕又流传都市。自打叠、藏山心事。科第已成官已去，问百年、纔过十分几。天与尔，信优矣。
除书万一柴门至。亦劝尔、幡然就道，驰驱效死。此辈倘教高阁束，小隐亦堪终世。况有箇、桓君同志。买取罗浮梅万树，便经营、精舍梅花裹。岭海外，郑公里。(13)
据说梁鼎芬此番南下，曾鎸一小印曰“年二十七岁罢官”(14)，留别京中友人诗亦有“此日觚棱犹在眼，今生犬马竟无期”的慨叹。(15)然则盛昱词上片“问百年，纔过十分几”的叩问，的确说中了梁鼎芬内心的焦虑。士大夫言责所在，固然不妨激越，激越横遭打击，又可以通过同好之间的唱和、饯行获得悲壮感。然而，悲壮过后衣食的无着、事功的落空、都下风气的疏隔、诗酒生涯的一去不返，又都是不得不直面的代价。仕途刚开头便煞了尾，此后数十年的生涯如何捱过？通过词句，盛昱爲梁鼎芬筹划了两种“归计”：或者等待君王悔悟，除书再至，重回庙堂；或者从事藏山着作，小隐江湖，如鲍宣、桓少君夫妇之安贫守道，如郑玄晚年之讲学故里。殊不知时至近代，纷繁世变之中，早已出现了在“仕”、“隐”之外的全新士人出路。
同日，李慈铭、袁昶、沈曾植三人亦在崇效寺宴客，却因爲盛昱等已占静观室，只能退到西偏禅室“嘿然劝釂而已”。(16)甲申、乙酉前后，与意园学人圈子颉颃于京师者，正是李慈铭、沈曾植、袁昶等人的诗酒圈子。沈曾植、李慈铭同中光绪六年(1890)庚辰科，与意园门客梁鼎芬、黄绍箕、于式枚等爲同榜，两个圈子的人员有所交叉，学术宗主亦相近。沈曾植自称从光绪乙亥(1875)、丙子(1876)间致力于蒙古史地之学(17)，光绪六年会试第五策问北徼事，沈氏以其西北史地造诣轰动都下，旋即与李慈铭、李文田、王先谦、王仁堪、盛昱、黄绍箕等学人订交，而“与爱伯(李慈铭)讲习尤契，人称沈李”。(18)“沈李”圈子聚集了袁昶、朱一新、施补华、黄绍箕等浙籍士人，除了研究京师流行的金石、书画、西北地理之学外，更多探讨诗学，爲连篇累牍之唱和。
继梁鼎芬之后犯颜上疏的朱一新，正是“沈李”圈中人。朱一新早年肄业诂经精舍，后在浙江书局校书，却深受浙东史学经世传统的影响，主张通史致用，以爲“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19)光绪间入京师与沈曾植、曾桐兄弟、袁昶、施补华等交游，每以理学、经世之意相劝。日后讲学广雅书院，更对同光间京师鑒赏金石的风气提出批评：
爲钟鼎文字之学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于经学无与……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閑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于博弈。若时当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爲学，古之学者类然。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20)
朱一新金石学批评的背后，是对“旋乾转坤”之际学风趋向的敏锐把握。另外，朱一新的洋务意见亦不同于一般言官之闭塞，光绪九年(1883)代人撰《海防策》，以爲方今之计，须使学士大夫从事西洋机器：“明知其制之不善，而有时踵而行之者，无他，势之所趋，圣人无如何也。若夫根本之图，则固自有在矣。”(21)提出“势之所趋”与“根本之图”的区别，大致可归入“中体西用”一派的主张。
光绪十年(1884)前后，袁昶诗文、日记中多有与朱一新、沈曾植二人共同砥砺学问的记载。(22)沈曾植少年时曾南下问学于陈澧，服膺李兆洛、钱仪吉等主张汉宋?{和者，故与朱一新学派颇近；(23)其昌言变法，据说“远在甲申(1884)、乙酉(1885)之前”，与朱一新“论夷务，形势利害，往复数千言，旗鼓相当，令人忘倦”。(24)袁昶则爲张之洞早年所拔之士，曾负笈刘熙载主持的上海龙门书院，私淑曾国藩?一派务实之学。(25)袁、沈、朱三人在京师参与清流圈子交游的同时，又相对独立，互相爲师，自成一世界。后来袁昶在京与友人论学，认爲“北宋义理之学，又元和以来降及虞道园(集)、归熙甫(有光)，至近代方氏(苞)、姚氏(鼐)爲古文之学，尤爲学术穿綫统宗之处”，进而提出“论经济之学，以曾文正(国藩)爲正轨；论经义，以陈兰甫(澧)爲正轨；论古文，以姚姬传氏(鼐)爲正轨”的原则，实可看作袁、沈、朱三人小圈子长年切磋的结论。(26)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朱一新上《敬陈海军事宜疏》，八月二十四日复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并附呈《请破格求言片》，要求恢复甲申以前鼓励言事的风气。此间沈曾植尝致书朱一新，称赞其上疏“任道勇猛”，并怂恿朱一新能“乘此一綫，重进至言”，促使京朝政局由否返泰。(27)岂料此时朝廷的大政方针早巳逆转，甲申以前陈宝琛、张之洞奏请裁抑宦官获得朝野好评，朱一新此番参劾李莲英，换回的却是懿旨诘责、降爲主事的严厉处分。是年朱一新四十一岁，前此外放湖北乡试学差、回京转监察御史，被李文田、王先谦等学臣看好，正处于京官迁转的顺途。十月间袁昶、沈曾植等送朱一新南下，以姚鼐四十二岁辞官归里相拟，期之亦能如姚郎中“优游林泉几五十年”。(28)但稍后袁昶赋诗赠别朱一新，则在“林泉”与“文献”之外，更强?{“未忘扫除宙合，榻旁齁睡何人”的经世情怀。(29)
光绪中期，沈曾植、袁昶均曾在总理衙门供职。沈氏在与盛昱、缪荃孙等人共同探讨西北史地、清朝掌故的同时(30)，更主张开铁路、设银行，并藉行走总理衙门之便，与欧洲东方学者相交通。(31)与此同时，又发挥了朱一新的论?{，重视从理学、史学等方面培养经世根基。沈曾植的祖父沈维鐈本是道光间的理学名臣(32)，沈曾植、曾桐兄弟自幼生长京师，浸淫于音韵、版本、金石、边疆史地等时髦学术，却仍不脱嘉兴沈氏的理学门风，颇重视与清代理学及道咸经世传统的对?话，促使道咸时代梅曾亮、曾国藩、吴廷栋诸公盛论之的“学术—人才—风俗—世运”再次成爲京城士大夫的话题：
子培(沈曾植)论古今事变不同，人材亦随学术而异云云，往复数百言。大致谓：一代之人材，苟大有力者能聚之，即足以拨一代之乱。至于晚近士大夫空言相轧，以道形而上爲贵，器形而下爲贱，德咸而上爲精，艺咸而下爲粗，于是右文轻武，是非之论偏胜，而事变纷呈，遂嚣然莫能御之矣。固人材之衰少，亦由学术之任偏而弊也。(33)
沈曾植批评“晚近士大夫”沉溺于空言，涵盖了上自乾嘉、下迄同光的考订学者。但与此前方东树、孙鼎臣等汉学批判论者不同，沈曾植的判断基于对当时内外形势的观察，并进一步质疑“道贵器贱”、“德精艺粗”的观点，寄希望于“大有力者”聚集人才、拨乱反正的实力。沈曾植谈到李光地在清初“维持风会、?{护善类之功爲多”，到近世则惟有曾国藩“能教育人材，根本深厚，故魄力亦大”。
曾国藩于道光末年位列词臣，议论人才消长，姿态极低。其针对在朝诸公的徒唤无才，提出“不尽当路在势”的一二贤者相互砥砺的方案，仍是基于在京师与倭仁、吴廷栋、邵懿辰、刘传莹等人交游的经验。(34)后来的转战四方、开府东南，并不在其意计之内。然而，正是镇压太平天国带来的东南督幕崛起，创造了能够真正有效地陶铸人才、转移天下风气的条件。咸同之际，曾氏幕府网罗多士，不仅有各方面的实用人才，也包括以“古文”、“闳览”、“朴学”着称的学者，而其在安庆—金陵开办或重建的官书局、书院，更成爲学者们在乱后商研学术、重建文化的重要场合。(35)在重视文教这一点上，湘、淮系统中后起的李鸿章、左宗棠幕府皆显逊色。同光以后，稍堪与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相比肩，略能副沈曾植期望，聚集人才而拨一代之乱者，厥惟张之洞幕府。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公牍章奏需要依赖幕僚，往往有帮手不足之虞。次年致信张佩纶，抱怨：“僚属文武、幕府文案色色俱缺，文案无一能爲章奏，比及寻常吏牍，亦都不妥，苦极苦极！”当时张之洞对幕僚的要求，是“局面堂皇、事理明白、文气畅达”，以樊增祥、袁保龄之流长于文笔者马上选，主要是徵集文案师爷，与其他督抚、州县官并无二致。(36)由于抚晋时间较短，少有文教方面的成绩，张之洞幕府成爲学者交游、论学、编着的场合，至少要到光绪十年(1884)?{署两广总督以后。
后人总结张之洞督粤以后的幕府有两大特点：一则在书院中废山长而设分校，二则在幕府中少用延聘而多用札委、奏?{，亦即将传统幕府中名义上平等的主、宾敌体，转变成了僚属、门生的附属关係。(37)其实这种变化，战乱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幕府已开其端，正是晚近督抚势力坐大、督抚幕府机构化的表现。只不过张之洞本人早厠翰林，幕府中又多援引知?名学者及昔日门生，“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特点表现得更爲突出而已。咸同以后幕府多采用札委、奏?{方式聚集人才，游幕士人的正途率与功名水準大幅提高，使得具备较高学养的幕主，得以挑选学术趣味相投的学人入幕，从而造就出曾国藩、张之洞、端方等人幕下既具备一定学术水準，又颇能体现幕主自身特点的学人圈子。(38)
张之洞在两广督幕下的学人，大体上由三类人物组成：首先爲办理洋务、长于西学的干才，如蔡锡勇、梁敦彦、赵凤昌、辜汤生等，皆非正途出身，而往往有留学经历，此外还包括王秉恩、杨锐等张之洞早年拔擢的门生，虽有功名，却更热心于实务。此类人物多爲张之洞到任后有意招致，参与幕府密勿，对施政一方影响较大。其次爲地方的固有势力，如张之洞在办理广雅书局时，就吸收了陶福祥、郑知同、章寿康等前广东布政使姚觐元幕下的学者；又如在兴办广雅书院时，聘请马贞榆、黄绍昌等学海堂或菊坡精舍出身者爲分校。此类人物多传承东塾一脉汉宋融合之学，与张之洞在学术上趣味相投，但处于幕府相对边缘的地位。第三类爲根据学术、政治声名招?{的名士，构成督幕学人圈子的主体，他们多因京官经历而与清流势力有渊源，托身于书局、书院等文教机构，影响力介于前两类之间。如梁鼎芬、朱一新、江逢辰、缪荃孙、纪钜维、屠寄等。其中梁鼎芬、朱一新二人，先后主持丰湖、端溪、广雅书?院，在书院改制及地方文教中的作用尤其突出。
梁鼎芬与张之洞的交往，可以上溯到光绪十年以前。今梁鼎芬遗集中有甲申、乙酉两年爲张之洞代拟奏疏数通，或请肃清科场积弊，或请坚持战局，或者严劾疆帅，带有浓厚的“清流”气息。(39)十一年(1885)罢废归里后，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十三年(1887)三月，张之洞延聘梁鼎芬主讲肇庆端溪书院，次年省城广雅书院落成，仍由梁鼎芬主持。此前，朱一新亦来到端溪书院，在梁鼎芬移主广雅后接任端溪山长。梁、朱二人皆以言事去职，梁鼎芬所劾且爲张之洞在粤督任上极力拉拢的李鸿章。当时幕府中人不无顾虑，而张之洞却未改初衷，似乎有意援引“清流”后辈。后来许同莘爲张之洞撰年谱，论此事曰：
(张之洞)在粤、鄂时，台谏论事，言宫廷阙失，或弹劾阉官者镌级，后至粤、鄂，必有适馆之所。都人士云：“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公意在激励风节，扶持正气，利害非所计也。(40)
张之洞以“清流遗孽”镇守东南，在用事功推行学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鼓励了都下的言事风气，爲因言事而遭罢废者预备了后路，从而有力回应了盛昱《金缕曲》提出的清流“归计”问题。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更延聘触怒慈禧的吴兆泰主讲经心书院，确实有不惧触犯时忌的“清流”遗风。
梁鼎芬、朱一新等从庙堂到幕府的情境转移，伴随着张之洞自身从“名士”到“名臣”的自我定位转换。张之洞督粤期间广罗学人，致力于在书院中推广经古课程，仿学海堂例创立广雅书院，命广雅书局校印史部书，且有编辑《学海堂续经解》的打算。故时人常将张之洞督粤的政绩，与乾嘉时代羽翼汉学的阮元相提并论。但张氏本人并不认同阮元，曾在书信中声明与阮元“学术趋向不同，即有人以阮公相拟，亦不乐口”。(41)平生瓣香所在，反而是身份、阅历并不相似的陈澧。(42)提倡汉学而不欲居汉学之名，与后日之致力西学而标榜中体西用，皆爲理解张之洞一派学术取向的关键。光绪初年，张之洞从汉学考订之士折入清流言事，继而又从京官外放爲疆臣，出入于不同圈子，使其在学风上有折衷的特点，在政治上博得“巧宦”之名。而对于学海堂、菊坡精舍学统的取捨，除了与“好奇蔑理之汉学”撇清的考虑，更重要的动机，恐怕还是爲了在考订名士之外，塑造自己“教士化民”、“被服儒术”的名臣形象。
四、超越洋务经验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自此督鄂十五年。其间，经历了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关节，其幕府的规模与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幕下学人圈子的学术取向也适应世变而不断?{整。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术的关係日益紧密，湛深经史文章的清流后辈们，追踪翰林清流一代的人生轨迹，先后投入“变政”潮流，同时又能以事功充实学养，不废弦歌，涌现出梁鼎芬、沈曾植、郑孝胥、陈衍一辈身兼幕僚、学者、诗人的所谓“雅?材”。
一般情况下，幕府的学人圈子与幕僚班子并不完全重合，二者在幕府结构中的地位亦不均衡：往往幕府筹谋的核心人物，到学人圈子裹却甚爲边缘，甚至仅在交游时叨陪末座；而学者文士或沉潜于着作，或沉湎于酬唱，又多不亲簿书，自然难于参与幕府决策。甲午以前，张之洞的幕府也不例外。然而，张之洞本人精力过人、细大不捐的性格，却使其具备了沟通二者的素质：既是开府一方的朝廷重臣，又自命引导学风的士林领袖，有时还客串诗文唱酬的主人。光绪十六年(1890)两湖书院开办，张之洞聘请湖内外学者、名士、门生如易顺鼎、梁鼎芬、杨裕芬、杨锐、汪康年、周树模、谭廷献、陈三立、屠寄、周锡恩等分讲经学、史学、理学、文学课程，极一时人才之盛。诸人藉助两湖书院的轩敞地形与清幽环境，切磋学术，互校诗词，叠爲文酒之会，张之洞亦颇参与其中。(43)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张之洞爲两湖书院文学分教周锡恩的诗集作序，提到儒者“共举一事”、“共修一道”的重要性：
尝谓圣人之道囊括万理，神化无方，大贤时一几及之，儒家得其绳墨而已。故《漠•艺文志》儒止居九流之一，不能该道之名而尽有之，犹之释氏之学，有佛传，有菩萨传，有祖师传，祖师定非佛也。余性鲁饨，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与儒近。儒之爲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爲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必其并世得位，有数千百儒者与之共修一道，其道乃明，共具一事，其功乃成。否则可以爲博士，而不可使长一城。(44)
张之洞对于“儒术”社会功能的阐释颇爲特别：认爲儒家不能“该道之名”，不过是得“圣人之道”的绳墨即原则而已，又有“绌于事”、“后于机”、“无独至”等缺陷，必须与权力结合，成爲集体意志，纔能发挥作用。反过来看，是否即暗示有必要在儒术原则之下，引入九流之术；或者说九流也是“道”之一体，“儒术”不过是“博爱”、“守正”者自知其短的退路？无论如何，张之洞看到了“爲博士”与“使长一城”的区别，也一定明白幕府学人之“共修一道”远不能与实务幕僚们的“共具一事”同日而语。即便如此，却仍旧自称“不能改变求益”，固守其“儒臣”的身份，表现出坚定的卫道姿态。
光绪十八年(1892)恰值李鸿章七十寿诞。张之洞对此相当重视，手自撰写寿序，详细胪举军兴以来李鸿章各项洋务功业。序文中张之洞自称“馆阁后进，章句小儒”，对李鸿章的洋务事业表示钦慕，并誓将起而效之：“砭订愚顽，冀以补苴罅漏；百夫决拾，睹善射而从风。”(45)其时张之洞经营汉阳铁厂及筹备芦汉铁路都遇到资金困难，欲请李鸿章、盛宣怀出手相助，故有此谄谀之举。但张之洞在寿序中表现出对于北洋各项事业的熟悉程度，也说明此一时期张氏对“办洋务”的确相当倾心，身当南北要冲，更对李鸿章等疆臣樽节办事的难处深有同感。(46)唯是否如序中所陈，甘心于爲北洋势力“补苴罅漏”、“前步后趋”，则又当别论。
张之洞致力于新学，尚可追溯到督粤时期洋务局、实学馆等施设。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托王韬在上海延西人翻译洋书，十七年(1891)底，又致电驻俄钦使许景澄，请帮助择定译书书目。(47)至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张之洞电招与李鸿章、盛宣怀关係密切的杨模、杨楷兄弟入幕续编该书，并定书名爲《筹办夷务类要》。但杨楷以爲王韬前稿“鄙秽芜杂，可采处十不三四”(48)，乃集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锺天纬等人重新分门编译，补辑现行条约、关税等内容。(49)《夷务类要》的编译工程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二、三年(1896、1997)以后，从中不难看出张之洞、张佩纶等早年讨论《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思路，也顺应了清末编辑洋务经世文的潮流。(50)按照张之洞在光绪十七年开列的门类，该书包括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其中官制、学校、教派、礼俗四门，涉及到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军功一代办洋务思路的局限，在甲午战争前应属较爲领先的想法。(51)
晚清“清流”与“洋务”势力前后交代，正以甲午爲界：“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52)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一战，李鸿章势力大爲削弱，朝野上下出现质疑三十余年来“办洋务”的声音。在超越洋务经验这一点上，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与后来的戊戌维新一派人士的确有共同语言。
甲午年底，张之洞?{署两江总督，驻扎新学势力较盛的江南地区。幕下梁鼎芬等人随往。在历览沿江沿海的军事形势后，梁鼎芬不得不慨叹：“此回军事与咸同之际不同，尝游览江海，略识大概，而人才与军械皆有不足之忧。”(53)咸同一代的中兴经验既不足法，比“?办洋务”更趋新的人物、观念遂乘势而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李提摩太至江宁督署拜会张之洞，宣传其革新主张，并先后送呈《列国变通兴盛记》、《农学新法》、《生利分利之别》、《泰西新史揽要》等广学会系统的西学着作。(54)同月，昔日门生沈善登自上海致信张之洞，将对日战事之败狃，归咎于数十年来推尊西法不知本原：
近年士大夫竞言培养人才、推尊西法，殊不知今之所谓同文馆、武备等等，充其力量不过舌人之职、手艺之民。泰西立国本原，何尝在此……登则以爲求治莫先于得人，得人莫先于立学，苟自同治初元髮、捻诸匪蕩平后，振兴学校，讲求至今；即不然，自法越事平后讲求至今，亦十年矣。其需费不遏种种步武西法数十分之一，其取材要不至如精通西法什百分之难，而于一切海防、边防、船厂、製造诸大政，曾无纤毫窒碍。惟其视爲不急，至今终叹才难。(55)
此即后来梁啓超指斥三十余年“变法不知本原”的先声，内容及口气皆极肖似。“求治莫先于得人，得人莫先于立学”之说，尤与梁啓超论中“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等表述若合符契。(56)时沈善登在上海，任教于经元善开办的经正书塾，其兴学主张或者与康、梁一派有共同渊源。但是，沈氏此信并未涉及梁啓超接下来申说的“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所谓“兴学”，主要有感于“近来士习日坏，师道失传，经书根本，全然抛弃”，仍是从立教设学的角度发议。信中对同治初年以来种种洋务举措颇致不满，代表了甲午、乙未间士大夫舆论的新趋向。
梁啓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上书张之洞，声言：“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巩体要者，尤莫吾师若。”(57)实则乙未、丙申间的张之洞，与其说是兼取中西，毋宁说已经完全倾倒于能探索西学“本原”的趋新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京师、上海先后发起强学会，在人员和经费上都得到张之洞支持。(58)这一时期张之洞及其幕下梁鼎芬、黄绍箕等人，与康有爲一党关係密切，张、康之间且有密电往来之约。(59)此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汪康年、黄遵宪等发刊《时务报》(60)，二十三年六月梁啓超、汪康年等在上海组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均有张之洞的背景。(61)梁啓超后来回忆称张之洞尝屡次召其入幕；(62)而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张之洞确曾专门致电盛宣怀，嘱咐“必须优礼”梁氏。(63)是年夏间，康、梁与汪康年因《时务报》事发生龃龉，张之洞仍主?{停，命梁鼎芬以沈曾植名义发电劝说。(64)
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十月间，曾经活跃于京师强学会的徐世昌南下游历，经过武昌，与张之洞数次彻夜深谈。其谈话内容，见于徐氏《韬养斋日记》，颇能表徵张之洞这一时期研究新学的境界：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张之洞)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者，曰士、农、工、商、兵，然欲观此五者之咸，仍不外乎变科举。
又云：中国之弱，上溯其源，起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以佛氏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爲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言能师管、葛，大有功于世。(65)批评理学“迂拘”的论?{，出自“被服儒术”的张之洞之口，颇爲惊人。而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加入“兵”，并将中国之积弱归咎于老学、佛学、理学，正是当时趋新人士再三陈说的论点。张之洞这些议论，或即出自这一时期梁啓超的政论文字：
凡国之民，都爲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
忾我儒教，爰自东京，即已不竞；晋宋之间陷于老，隋唐以来沦于佛；外教一入，立见侵夺。(66)
论者常引用“中体西用”说来描述戊戌前后张之洞及其学人圈的学术倾向。实则在甲午以后举国竞言新学的环境下，张之洞等提倡“中体”容易流于外在姿态；而其内裹，却是对九流之术(“师管葛”)、新学话语的执着迷恋。张之洞善于将新学家说吸?{爲一己观点，与此同时，又注意过滤掉其中不符合自己利益、身份的主张。如梁啓超等攻击咸同督抚办洋务，集中于批评练兵，进而提出“弭兵”之说。对于镇守一方的张之洞而言，练兵不但有强国御侮之效，更是巩固一己势力的重要手段，自然不?能同意。(67)徐世昌在鄂期间，就曾与之详论练兵之道。(68)针对军功督抚的“弭兵”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孔子改制”、“孔子纪年”等涉及政教人心根本的问题了。
张之洞延揽新学人才，亦不限于康、梁一派。如光绪二十年(1894)札委郑孝胥入幕办理洋务文案，二十二年(1896)招陈庆年入幕董理《洋务辑要》，二十三年(1897)底电请陈衍来鄂办报等，都取决于张氏本人挑选新学人才的眼光。闽籍的郑孝胥、陈衍得到乡前辈陈宝琛提携，且爲宝廷主试福建时所拔；陈庆年则见拔于黄体芳，早年肄业南菁书院，三人在师承上均与光绪初年的“翰林清流”有渊源。但张之洞在甲午之后取其入幕，恐怕更多是欣赏其“深谙洋务”的素质：郑孝胥出自李鸿章幕府，曾随李经方出使日本；陈庆年编有《京口掌故丛编》、《两淮盐法志》、《镇江剿平粤匪记》等经世类书，且熟习兵法，撰有《司马法校注》；陈衍则在上海爲《求是报》主笔，先后发表《求是报后叙》、《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论报馆最有宜于学子》等论说，据说是“传诵万纸”、“风行一时”。(69)在陈衍报馆论说的广大读者中，就有张之洞。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廿七日，张之洞致电在上海的郑孝胥，询问：“《求是报》载有陈君衍文字，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欲邀来鄂一谈，可否？”(70)次年正月十日，陈衍赶到武昌谒见张之洞，遂留幕，呈诗有云：“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沈艰。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极言张之洞在四夷交侵之时坐镇武昌的意义，比之以刘弘、陶侃。(71)
在与陈衍初次见面的席间，张之洞提到：“自中国大创于日，朝廷厉行新政，然起行必由于坐言，拟稍集留心时务者研究政学，庶有裨于万一。”(72)张氏此时正有意罗织人才，以应对“新政”形势。戊戌(1898)六月，正值“百日维新”期间，郑孝胥与张之洞谈论朝局，慨叹“今京师元黄颠沛，是非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并进而指出：“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73)强?{乱世“养士”的重要性，更论及京师与两湖人才之消长。
甲午前后，康、梁势力主要活动于京师，攀附翁同龢、李鸿藻等京朝重臣，并积极结交名士，如沈曾植、盛昱、张謇、文廷式等人，皆与酬唱。然而，乙未后康、梁一派新学之士日趋激进，加剧了京师新、旧士人的分裂，并使处于新旧之间的沈曾植、文廷式等人感到寒心，转而支持主张稳健改革的张之洞方面。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沈曾植致信汪康年，称赞张之洞“经营江左，规模具异，爲时虽暂，而大体已张；交卸前一月奏牍勒爲一编，何减王朴十策，合枢谋、廷论、士议、民望、海内之公心”。(74)同年十一月致信丁立钧论变法，则云：“纾外患只有讲邦交之学，图自强只有讲内治之学，不惟乾嘉纶綍爲陈言，虽咸同章奏亦爲宿物。自非一新壁垒，无以易彼观听，变法二字，终不可讳，顾吾曹力不能济耳。”将乾嘉考订之学与咸同中兴名臣的事功之学同归于无用，说明沈曾植此时已然脱去清流名士面目；而言“吾曹力不能济”者，亦寄希望于张之洞等主张变法的疆臣。(75)
沈曾植身预同光之际讲究西北史地的潮流，此时又实任总理衙门俄国股章京，加之理学深厚，处世精深，较能获得各方面士人的认同，俨然已成爲继盛昱、王懿荣之后引领都下学风的又一人物。丁酉(1897)秋，沈氏兄弟丁忧南下，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海内人士入都者，俱于此生向心力，今将搏沙散矣”；(76)同官总理衙门的张元济则向汪康年描述：“子培(沈曾植)出译署后，其中多係非洲太古之人之无可与言者。”(77)戊戌年春，沈曾植在与文廷式的谈话中，流露出对康、梁激进变法的不满，称之爲“草贼终须大败”(78)，日益倾向于“和润新旧，泯绝异同”的折衷观念，以爲在当时情形下，“自非壶帅(张之洞)入都，殆于更无他法”。(79)闰三月，遂在上海登楚材兵轮谒见张之洞，至五月间沈曾植被延聘入幕，并担任两湖书院史席，由京师名士领袖一变而爲两湖督幕人才。
当时康、梁一派的活动基地，亦从京师、上海转移到了两湖。《湘学报》、《湘报》及时务学堂诸生在湖南公然宣扬孔教、改制乃至民权等说，使身负兼辖之责的张之洞不得不有所表态；而梁啓超等对“新学”话语、媒介的垄断，更使张之洞感到威?{迫近。戊戌(1898)闰三月间，张之洞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出“《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勒令陈、黄“随时留心校正”。(80)而在武昌一边，则一面?组织亲信编纂《劝学篇》，一面筹划开办《正学报》来抵消湘中舆论的影响。有报馆主笔履历的陈衍与反感康有爲的沈曾植在此时被?{入幕府，很可能跟《正学报》的筹备有关。
《正学报序例》罗列发起者十二人的题名，多爲湖北官报局成员及两湖书院教员。序例采用集体发言的口气，声称：“蒙等被服儒术，薄游江汉，同气相求，不期而遇。”在经历了与洋务、新学多番交涉后，武昌士人重提“被服儒术”的共识，并非真要回到穷经骛博的儒者之学，而是爲了“守约施博”，用思想干预现实。(81)戊戌年初，张之洞命陈衍主持官报局，王仁俊、朱克柔帮办笔墨。四月八日，又致电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四人，申明《正学报》由梁鼎芬总理，“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梁鼎芬)核定方可印行”。(82)梁鼎芬当时在两湖书院“日与诸生讲明君父之义、华夷之防，于近日康教尤所深斥”。(83)于是包括沈曾植在内的两湖书院教习受其影响，也被纳入到提倡“正学”的同?{之中。
《正学报》最终并没有刊布，但陈衍与王仁俊撰写的两册样稿却被保存下来：一册爲“上谕、章奏、附书”，另一册爲“叙文、论撰”。(84)后者载有王仁俊的《正学报叙》、《驳湘报易鼐中国以弱爲强说》、《湘学报纠议》，陈衍的《卫孔教首在尊经论》、《报章宜进呈御览议》共五篇文章。王仁俊爲《正学报》下的宗旨是“以中学爲骨，以西学爲肉，以中学救西学之弊，以西学补中学之穷。……故是报不曰中学，不曰西学，而曰正学”，大体是发挥“中体西用”论。陈衍的论说则更能迎合张之洞的意见：《卫孔教首在宗经论》既强?{经学是造就士子的基础，又建议在大学堂致用各科外，爲潜心好古者另立一科从事专门研究，可以看作张之洞“救时局、存书种”观念的翻版。(85)另外，陈衍还在该文中尝试将汉宋、中西学术的特点相沟通：“汉宋两学，性各有近。汉学以精和胜?，宜于理财、考工、刑律诸务，其不善用者，则拘牵泥古而已；宋学以明达胜，宜于治兵、用人诸务，其不善用者，空疏武断，遂以俣天下大事者，往往而有。”正好附和了张之洞当年“西法爲中国所用，汉学爲宋学所用”的理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张之洞在《正学报序例》中，依照其所擅长的“六书”之义，将“定国是”之“是”解释爲“正”：“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在中西体用之间力主“中正”，无偏无袒，主张稳健改革，大概就是当时两湖督幕学人应对康、梁急进派而形成的政治共识。戊戌七月间，陈衍撰写《戊戌变法榷议》，具体商略变法得失。(86)次年，两湖书院教习陈庆年在私人通信中探讨新旧派别，感慨戊戌以后“维新者不诋旧不得爲新，其实所诋者乃今日之弊，并非厥初之旧；守旧者复自诬其与新无与，于是以空疏迂腐与所谓因循蒙蔽者自便自利，而以爲旧，若是则所守者弊而已，何尝是守旧”。(87)而沈曾植在戊戌年底即已观察到康梁政变的恶果之一，就是玷污了“新党”的称号，使主张稳健者不敢以“新党”自命。(88)可见关于中西、新旧的讨论，于此后很长时间内，仍在武昌学人的交游圈子中延续。
余论
从清季民初政治集团分合的实际，以及一时史家、小说家竞言“清流”的情况来回顾，发端于同光之际的清浊分流，在政治、学术、人事、文事各方面均堪称影响深远。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开复原官，并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梁鼎芬，在入京觐见时，依旧面劾奕劻、袁世凯等“浊流”王大臣，时而言辞激越，时而嬉笑怒骂，不减当年劾李鸿章六可杀之丰采。同时，又附片请追録已故直臣黄体芳、宝廷、于荫霖、张佩纶、盛昱、王懿荣、邓承修、屠仁守、朱一新、李慈铭、王仁堪、王鹏运十二人，并请召见録用王先谦、陈宝琛、吴兆泰三员，几乎囊括了“同光清流”的大部份成员。(89)
有清一代，京师爲官僚、士子云集之地，从觐见、考课到应试，入都之税?{，出都之饯别，文酒集会，联翩而来，从而形成一系列交游圈子，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与学艺风气。不仅各种学统、师承在此汇集，新学术亦往往于焉生成，而后向全国流布：乾嘉之考据学、道咸之边疆史地学、古文之学、同光之金石学、掌?故学，莫不如是。然而，晚清西政西学侵入，导致内轻外重，学术交游的重心复有向东南督幕转移之势。张之洞开府粤、鄂，援引“清流”人物入幕，诸人在传播同光之际京师学风的同时，也必然会面临京师风气与地方风气、清流立场与疆臣立场相?{适的问题。两湖居上游形胜，在甲午以后的新学潮流中，成爲新、旧势力在京师之外的另一角力场合。在京朝典型沦丧，旧学流入偏枯执抝，以致激成庚子事变的局面下，武昌幕府却凭藉着“正学”门面，不易其稳健改革的主张，不仅以一时酬唱之?盛上攀“同光”，更通过庚子东南互保、辛丑江楚会奏两大事件，联络两江而成爲清末学制创设与学术转型的策源地。
注释：
①张之洞语爲于式枚致梁鼎芬信转述，见《于晦若手札》，收入吴天任编：《梁节庵先生年谱》，光绪十一年条下，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页34。
②梁鼎芬：《腊朔自米市胡同移居栖凤楼》，见余绍宋编：《节庵先生遗诗》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4种影印民国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页19。
③梁鼎芬：《上元夜饮图沈庵侍郎属题》，《节庵先生遗诗》卷六，页285。
④震钧述盛昱藏书渊源：?{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爲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二家散出，半归徐乾学、季振宜，后归入怡亲王府。乾隆中四库馆开，怡府书未进呈，辛酉政变后散落人间，“得之最多而最精者”即爲盛昱。见《天咫偶闻》卷三，页70。
⑤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借书约》，杨敬安编：《节庵先生遗稿》卷三，香港排印本，1962年，页92。按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亦记此事，文字全同，而误借书人爲郑杲(东甫)，参见《郑逸梅选集》第3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517。
⑥缪荃孙：《意园文略序》，载《意园文略》卷首，页239下。
⑦杨锺羲：《雪桥诗话》卷十二，页587～588。
⑧参见《雪桥诗话续集》卷八，页530。
⑨郑孝胥：《郁华阁遗集跋》，附载《郁华阁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影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武昌写刻本，页236下。
⑩内藤湖南撰，吉川幸次郎汉译：《意园怀旧録》，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页623～632。
(11)此爲李慈铭作爲旁观者的记述，见《荀学斋日记》庚集下，《越缦堂日记》第15册，页10881～10882。
(12)郭则沄：《清词玉屑》卷六：“伯熙祭酒盛昱……《郁华阁诗集》后附词敷十阕，当时传诵者，爲送梁节庵(鼎芬)、志伯愚(锐)诸作。节庵去官，以劾李合肥十［六］可杀，坐镌五级。祭酒送以《金缕曲》三阕云云。三词慷慨苍凉，世以方梁汾(顾贞观)之寄汉槎(吴兆骞)。”转引自尤振中等编《清词纪事会评》，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页943。
(13)盛昱：《金缕曲 爲梁节庵罢官归里》第二阕，《郁华阁遗集》卷四，页235上。着重号爲笔者所加。
(14)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四日，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影印本，页124上。
(15)梁鼎芬：《出都留别往还》，《节庵先生遗诗》卷一，页33。
(16)见前揭李慈铭本日日记。
(17)参见沈曾植：《序元圣武亲征録校本》，钱仲联辑録：《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序》(中)，《文献》1990年第4期，页198～199。
(18)沈曾植：《逸社第七集会于庸庵制军寓分咏京师胜迹得陶然亭》，载《海日楼诗注》卷七，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929～930。又参阅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光绪六年条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页15。
(19)朱怀新：《佩弦斋杂存跋》，附载《佩弦斋杂存》卷末，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2种影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拙盦丛稿》刻本，页1783。
(20)《无邪堂答问》卷四，见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174～175。
(21)朱一新：《海防策(代)》，《佩弦斋杂存》卷上，《拙盦丛稿》影印本，页1598。
(22)如《袁昶日记》光绪十年(1884)正月二十五日：“近在京国知旧中，惟鼎甫(朱一新)、子培(沈曾植)可以匡纠予之隐慝，所宜平心敛气，日加咨访，未审能卒免于刑僇否乎。”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52。又《渐西村人初集》诗十三《赠子培》(甲申)：“沈子佳晜季，小园能养亲。囊羞樗里智，茅课杜陵贫。宿麦无心紫，崇兰自在春。看花陌头去，试访儈牛人。”同卷《感秋一章呈子培秋曹鼎父侍御》：“……我亦蒲柳姿，畏彼浮荣饰，自得二友贤，微言消我慝。正赖二石间，檠持孤松直。坚车匪求，峻阪何由陟。愿垂冰蘖言，弱材庶刚克。”见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87、196。
(23)王遽常编：《沈寐叟年谱》光绪三年条下：“是年赴粤……是行得交陈兰甫澧，讲学甚契。”(页14)又沈曾植《定庐集序》：“所由粗识爲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衍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吾私淑师也。”钱仲联辑録：《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序》(中)，《文献》1990年第4期。
(24)《袁昶日记》光绪九年(1883)九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页50。
(25)袁昶《安般簃集叙》：“湘乡曾公《感遇》诗云：‘丈夫求志动谓莘，何用鱼虫自损神。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我辈轻薄人。’曩先师兴化刘中允尝举以见语，谓其言闳实，可以救药世士竞街春华，不务秋实之病，爲脑后下一巨针。”见《安般簃诗续钞》卷首。
(26)吴庆坻：《蕉廊脞録》卷八引袁昶与吴敬斋论学语，见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237～2380
(27)沈曾植：《与朱一新书》，原件藏上海图书馆，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页73。
(28)见《袁昶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十九日，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页74。
(29)袁昶：《鼎父临别以坐卧具见遗复作六言绝句四首》其三，《安般籁集》诗续丙，《安般簃诗续钞》，页58。
(30)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沈曾植、缪荃孙、盛昱三人被京中人士目爲谈故三友。参见缪荃孙《意园文略序》，《意园文略》卷首，页240上。
(31)甲午战争期间，沈曾植尝与张之洞、唐景崧等谋划联英保台；战败后，又向翁同龢、奕訢等建议借英款修铁路、开学堂、办银行，参见《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条下。
(32)参见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卷首所载曾国藩爲沈维鐈撰《行状》，及前揭《沈子敦先生遗书序》二文。
(33)《袁昶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二十一日，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页62。着重号爲笔者所加。
(34)曾国藩：《原才》，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96～197。
(35)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影印光绪间《庸庵全书》刻本，页101～103。
(36)张之洞：《致张幼樵》(光绪八年四月)，载《张文襄书札》(抄本)，所藏档：甲182～371。
(37)参看刘成禺记程颂万语，《世载堂杂忆》“张之洞罢除宾师”条，页47～50。按刘成禺所转述的“废聘请馆宾”、“废山长制度”二项都不尽準确。
(38)尚小明通过对清代游幕士人功名情况的量化分析，指出：“嘉庆以后出生的游幕士人，拥有进士功名的明显增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爲有一些获得进士功名并已入仕的人，在晚清社会动蔼时期，特别是在咸丰、同治时期，纷纷被地方大员奏?{佐幕。”此外，进士候补时间被拉长、仕途受挫遭到罢免、致仕后游幕等，也被认爲是游幕士人功名水準上升的重要因素。参见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13～16。
(39)参看《节庵先生遗稿》卷二所收録《爲科场滋弊请申明旧例量爲变通摺》、《请罢卷摺小楷改用誊録以收真材而挽回积习摺》、《法船扰边请加?{刘锦棠带亲兵赴山海关驻守以卫京畿摺》、《芘属固圉宜规持久之策》、《请坚持战局以遏敌谋》等摺。吴天任推测这些拟稿是“香涛在粤函托先生代笔者”，但窃以爲张之洞当时未必能全部采用。见《梁节庵先生年谱》光绪十一年条下，页42。
(40)《张文襄公年谱》卷二，光绪十三年三月条下。着重点爲笔者所加。
(41)张之洞《致宝竹坡)(又)，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八，页10345。
(42)详见本论文第二章第三节。
(43)参见张之洞《九月十九日八旗馆露台登高赋呈节盦孝通伯严斗垣叔峤诸君子》、《腊月十六日邀汪进士陈考功易兵备杨舍人至两湖书院讲堂看雪月余以畏寒头痛先归》、《封印之明日同节盦伯严实甫叔峤登浚霄阁》等诗，均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载《张之洞诗文集》卷三，诗集三，页131～133。此数集陈三立、易顺鼎、梁鼎芬等皆有诗记之，梁鼎芬《十二月二十日孝达尚书宴集浚霄阁有诗奉和》诗叹爲欧、苏聚星堂之会，六百年来所仅有。见《节庵先生遗诗》卷四，页149～150。
(44)张之洞：《传鲁堂诗集序》，《张之洞诗文集》卷六，古文二，页213～214。
(45)张之洞：《李少荃傅相七十寿序》，《张之洞诗文集》卷八，骈体文二，页298～307。该文爲张氏手撰，光绪十七年末致张佩纶书中言之确凿：“……再明正合肥公七旬寿辰，湖北僚属有公屏称祝，其文乃洞所作。因幕客作两篇皆不惬意，故自作之。自谓不恶，不知合肥公读之以爲如何？能如汤文正读汪尧峰文否？如闻其议论，望示之。”以汤斌拟李鸿章，而以汪琬自拟，姿态甚低。见张之洞《致张佩纶》(光绪十七年末)，前揭《张文襄书札》(抄本)，所藏档：甲182～371。
(46)张之洞督粤期间，曾因洋务开销问题，与当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发生龃龉。张之洞自称被翁“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牛僧孺)之于赞皇(李德裕)。”事见《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诗注，《张之洞诗文集》卷二，页31。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昔日的清流人物沦爲新一代清流的参劾对象，而军功出身的“浊流”刘坤一、李瀚章奉旨复查，反而要爲当年弹劾他们的张之洞弥缝。处此境地，张之洞自然会日益远离京官立场，而体会到疆臣的难处。
(47)参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十七年条下，及张之洞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初四日、十八年正月廿一日《致俄京许钦差》二电，内有“选译洋书，志在必成”、“译洋书乃僕心愿”等语，见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7册，电牍十八，页5659、5675。
(48)见《杨楷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正月廿五日，武昌)，陈旭麓主编《汉冶萍公司(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48～49。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有杨楷来函数纸，言及分门编译洋务书的人员及进度，见《张之洞存札》，所藏档：甲182～217。《锺鹤笙徵君年谱》光绪十八年条下提到：“初，孝达制军(张之洞)有洋务丛书之辑，王君紫诠(韬)任编译，局设于上海。稿成，制军以其繁而不杀，无当着作之林，嘱公(锺天纬)爲修饰之。”附见锺天纬《刖足集》，《清代诗文集彙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42册影印1933年铅印本，页773。
(50)袁昶《壶公师寿言节略》(丙申)：“编籑《筹办夷务类要》一书，分门列表，成数百卷，将以呈进，备乙览焉。得失利病，僚若指掌。”(《香严尚书寿言》，页19)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三年间(1896、97)与陈庆年、汪康年等通信，仍颇言及编洋务书事。见张之洞：《致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载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武汉版”，页237上。
(51)如出身于上海製造局、洋务背景较深的锺天纬，即不认同《夷务类要》纳入“政治、风俗等，而独无格致”，曾上书张之洞，指出：“中国师西法，亦师其科学而已，捨本不图，虽日讲议院之制、倡自由之说，无益也。”见《锺鹤笙徵君年谱》，附见前揭《刖足集》，页773。
(52)瞿铢庵(兑之)：《杶庐所闻録》“光宣朝政”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0种影印本，第80～81页。
(53)梁鼎芬：《与马季立手札》，转引自《梁节庵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条下，页111～112。
(54)参见《李提摩太致张之洞二函》，原件，《张之洞文件》第3本，所藏档：182～218。李提摩太此次拜访张之洞的情况，也可参考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214～218。张之洞曾多次资助广学会，但在听取李提摩太建议的同时，不忘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页217)
(55)《沈善登来函》，原件，《张之洞文件》第1本(封面署：“张文襄公文件两江总督”)，所藏档：甲182～218。按此信末署“试灯日”，内有“东事不战而讲，讲必无成，成亦难恃，转瞬东风解冻，南疆难得久安”等语，可知其时中日尚在交战，故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三日。
(56)梁啓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时务报》第3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日。
(57)梁啓超：《上南皮张尚书书》，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页105。
(58)袁昶《壶公师寿言节略》记述，张之洞还曾“议复建金山之文汇［淙］阁，藉校写四库书爲名，召集四方贤士爲强学会，以追复曾文正开府两江书局、采访局宝贤之盛会”，然则南方强学会当是介于近代“学会”、藏书楼与幕府宾客交游之间的一类组织。参见《香严尚书寿言》，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页19。
(59)梁鼎芬《致张之洞》：“公电致康(原注：此时由经［元善］转)署‘壶’字，渠来署‘复’字(原注：此时住寿安局，定再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SB/818.179/1332:10。
(60)蔡元培此时在京，从沈曾植处得知：“《时务报》所载国闻，自邸抄外，皆南皮尚书(张之洞)爲向各省督抚署搜辑，非得之都中也。”见《蔡元培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条下，《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118。
(61)张之洞撰有《戒缠足会叙》，且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致信汪康年、梁啓超云：“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助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甚盼卓老(梁啓超)中秋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啓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1。
(62)梁啓超《三十自述》：“张之洞屡招邀，欲置之幕府，固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页18)但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去世时，梁啓超接受日本报章采访，有云：“其尝在广东时，余入其门，见其爱顾。后公移节两湖时，亦被聘入幕。余知其用人而不能尽余才，故就聘一(？)即辞去矣。”见《梁君月旦张公》，载《东洋时报》第133号，“汉文东洋报”栏，1909年10月20日。按此，则梁啓超在张之洞督粤时尝入其门焉弟子，并曾留其幕府矣。
(63)张之洞：《致上海盛京堂》，武汉版《张之洞全集》第9册，页240上。
(64)张之洞《致梁节庵先生》二十五：“前子培(沈曾植)致万木(康有爲)电未发，至今思之，乃大误也。此电稿猝难寻检，可否即由尊处代拟数语速发爲要。要语云：‘闻《时务报》事，□□与穰卿(汪康年)龃龉，此间曲折，弟未深知，然盍稍缓之以存气类乎。曾植。’一面电子培，似无妨。”见武汉版《张之洞全集》第10册，页85上。
(65)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廿九日、十月初二日条下，京都大学文学部书库藏原件复印本。按该本卷首钤有“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藏”印。
(66)梁啓超：《论学校一总论(变法通议三之一)》，《时务报》第5、6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一、廿一日。
(67)参见《劝学篇﹋非弭兵》，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9767～9768。
(68)前揭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三日条下。但张之洞强?{学堂爲练兵根本，又是能与北洋一派相区别的观点。
(69)三文分别载《求是报》第5、9、10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五日。
(70)张之洞：《致上海铁路总公司郑苏龛》，武汉版《张之洞全集》第9册，页281下。
(71)陈衍：《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其二，《石遗室诗集》卷三，见陈步编：《陈石遗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02。
(72)陈声暨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四着雍阉茂条下，附见《陈石遗集》下册，页1975。
(73)《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廿六日，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671。
(74)《致汪康年》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页1141。
(75)沈曾植：《与丁立钧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页1930
(76)汪大燮：《致汪康年》八十五(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五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页770。
(77)张元济：《致汪康年》二十四(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一日)，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增订本，页642。
(78)沈曾植：《护德瓶斋客话》所载与文廷式议论语，见《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下，页32。
(79)沈曾植：《致汪康年》十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八日)，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页1143。
(80)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9册，电牍五十五，页7581。又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二日就曾致电湖南学政江标，请改正湘报中“改制”之说，见《致长沙江学台》，武汉版《张之洞全集》第9册，页244上。
(81)《劝学篇·守约》，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9725。
(82)张之洞：《致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9册，电牍五十五，页7586。
(83)《梁节庵太史与王(先谦)祭酒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页155。
(84)《正学报稿》二册，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叙文、论撰”一册卷首贴有王仁俊所写禀单：“案《正学报叙》已改定，拟梁节庵前辈口气，故后有鼎芬等云云。其篇中原有之‘格致古微’与‘实学报’等字，均已删去，余遵夫子改本。合并申明。受业王仁俊上。”从口气推断所云“夫子”似即张之洞，而二册稿本中大量出现的苏体字眉批、按语，亦似爲张之洞或其幕府文案的手迹。
(85)见前揭《劝学篇·守约》。
(86)《戊戌变法榷议》，载《陈石遗集》下册，页1673～1789。
(87)陈庆年：《复陈惕庵(玉树)同年书》(己亥七月二十五日)，载《横山乡人类稿》卷十，民国间刻本。
(88)沈曾植：《与黄绍箕书》(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页211。
(89)参见梁鼎芬：《追録直臣以维风化摺》及附片(请録用王先谦等)、《奏陈预备立宪第一要义谓每月加给庆亲王奕劻养廉银三万两摺》及附片(劾袁世凯)，均载《节庵先生遗稿》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