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流”张之洞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之洞-“清流”张之洞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流”张之洞

张之洞一直是时代的宠儿。生前如此, 身后也是如此。只是时空轮回, 话题流转, 被宠的方式和内容代有不同: 在晚清, 他只是被政坛所宠, “清流”友朋倒下, 并不影响他封疆入相; 而当下, 他则被艺坛官场热捧①。学界也是张之洞的讴歌者———“开放通达的文化思想、求强求富的政治抱负”② , 这是几年前的颂词; 2007 年的史学界, 已连续发掘出了张之洞的“廉洁思想”、“学生管理思想”、“监狱改造思想”, 甚至“与时俱进思想”③———这不免让人恍惚, 张之洞还是晚清的官僚吗? 学界不是没有人指出张之洞评价的多歧性, 但这样的声音孤立细小④; 更何况,学界前辈和时贤的研究兴趣多集中于张之洞的洋务事业———即他出任封疆大吏以后的政绩, 并由此总结其各类思想⑤。
那么, 此前的张之洞是什么样子呢? 不知青年张之洞, 又如何知晓后来的张之洞? 不知张之洞的性格和人品, 不知初入仕途的张之洞的为人为政手段, 又如何知晓张之洞那么多的思想到底是真“思”还是假“想”呢?
①　八集电视连续剧《总督张之洞》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话剧《张之洞》被评为“国家十大精品工程”。参见2006年5 月9 日《东楚晚报》、2007 年4 月11 日《长江日报》。
②　详见张笃勤《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文中给张之洞归纳出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宪政思想”、“法律思想”和“中体西用”思想。载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458～459 页。
③　刘亚玲:《张之洞的廉洁思想与当前的反腐倡廉》, 《中国市场》2007 年第18 期; 刘亚玲: 《张之洞的学生管理思想浅探》,《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年第1 期; 龚春英:《论张之洞的监狱改造思想》,《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第2 期; 刘合新:《张之洞的与时俱进思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7 年第3 期。
④　李细珠先生在总结张之洞研究史时已发现, 张之洞“在世时, 就颇受中外舆论关注, 议论不一, 毁誉参半”; 最近桑兵先生又发民国人评价张之洞之覆。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 第3 页; 桑兵:《盖棺论定“论”难定: 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学术月刊》2007 年第8 期, 第138～146 页。
⑤　这是中、外学者研究张之洞的共同特征, 研究时段多在1884 年之后, 研究题目多集中在其“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参见李细珠先生专着“研究史概述”及附录“张之洞研究论着索引”。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第11～19、381～394 页。
一、张之洞与前辈翰林名臣
张之洞是横空出世的才子。15 岁① 就夺得顺天乡试的解元, “一时才名噪都下”②。这一年,同乡李鸿藻亦中进士, 名列第一百零二, 其名声, 反不及小他17 岁的张之洞, 更不及摘得探花的同年潘祖荫。但好运并非一直陪伴着张之洞, 19 岁春闱未售, 父亲随后逝于贵阳。22 岁和23岁时, 他又不得不放弃两次会试的机会, 因长其26 岁的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 他必须“回避”③。熬至1863 年(同治二年) 26 岁时, 张之洞才拿下与潘祖荫一样的一甲第三。证明小时了了, 大亦了得。而这个名次得来一波三折, 反而更加引人注目: 他的殿试对策答卷“具论时务,首无空冒, 末不到底, 亦与近来体例独殊”④。这让阅卷大臣不悦, “议置三甲末”⑤。经一番争议, 置二甲第一, 两宫皇太后再提拔至一甲殿后。张之洞毕生对慈禧的感恩之心, 或许源自于此。探花的风头盖过了状元和榜眼, 这显示出的, 不只是张之洞的文学才华, 更有他的政治智略。以貌似直率的方式向上司表达熨贴舒适的建议, 而且时机总是恰到好处, 切入口总是精准无误。这一招式, 在以后的清流建言活动中, 张之洞运用得炉火纯青。
从中举到折桂, 竟等了11 年时间, 这对才子而言, 当然是难以忍受的煎熬, 恐怕这也是入仕后张之洞急于速化的直接原因。但塞翁失马, 也未必不是福份。张之洞的收之桑榆, 在于与门第鼎盛的翁同和侄子翁曾源同科聚首, 且分享探花和状元。此时翁曾源的父亲、安徽巡抚翁同书吃了官司, 褫职逮问, 翁曾源便住在翁同和家中, 这就为张之洞拜识翁同和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四月廿五日(6 月11 日) ??源侄于寅正入内, ??新进士行三跪九叩礼, ??,龚淑浦、张香涛偕至。
廿七日??午后访张香涛, 孙心田, 均晤。
八月初一日(9 月13 日) ??源侄与张香涛之洞订兄弟之约。⑥
翁同和日记所载过于简短, 我们不知道拜结金兰的倡导者是谁。以张之洞的性格和心机, 当不至于是被动的一方。皇帝召见新进士的当天, 张之洞就得以拜见翁同和。两天之后, 翁同和主动造访张之洞。三个月一过, 翁曾源与张之洞换帖称兄。翁同和和张之洞的关系, 也随之进入新境界。凑巧张之洞也住在名士云集的宣南南横街, 又凑巧与大名士李若农比邻, 而李若农又凑巧是翁同和的密友。于是, 翁、张的交往圈子在扩大, 共同的朋友又反过来促进了翁、张的友谊。
前后辈的翰林, 也就很快演变为忘年之交。同治四年之后, 翁、张之间的交往, 不是在小范围的友朋饭局上, 就是在大场面的名士雅集处。而无论哪一种交往形式都在向别人展示, 张之洞与翁同和绝非泛泛之交。
张、翁的友谊史, 说明了什么? 京官中翰林最重资历辈分, 张之洞凭什么能迅速博得前辈的青睐? 或许性格是重要因素。张之洞属于精力旺盛、活泼好动的外向型性格。对这一性格的生动描述, 也体现在哪怕是民国时期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记里:
张香涛身材短小, 面瘦如犭爰。其起居大异于人, 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而无倦容。无论寒暑, 卧不解衣带; 每观书, 则睡眼朦胧。或两三时, 或一昼夜, 左右屏息环立, 不敢须臾
①此岁数是按照公历纪年换算而得, 本文所出现的年龄皆按公历。史料中为农历纪年, 称其为“十六岁”。如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商务印书馆1947 年版, 第4 页。
②《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 册附录二,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0666 页。
③⑤　《张文襄公年谱》, 第6 、9 页。
④此为京城大名士李慈铭语。参见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 收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刊》第60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 年版, 第2 册, 第82 页。此事影响极大, 甘肃人朱克敬在湖南做县吏, 亦听闻张策“尽意敷奏,不依常格。······阅卷官颇疑怪, 久之, 乃拟第十进呈, 皇太后拔置第三。”朱克敬: 《瞑庵杂识瞑庵二识》, 岳麓书社1983 年版, 第4 页。张之洞的殿试考卷见《张之洞全集》第12 册, 第10043～10046 页。到底如何“疑怪”, 读者可自行判断。
⑥ 陈义杰整理:《翁同和日记》第1 册, 中华书局1989 年版, 第273、288 页。
离, 侍姬辈亦于此时进御。从者反扃其扉, 遥立而已。①
人说贵人异相。张之洞除了有异相外, 还兼具名士的异行。异相是父母给的, 异行则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张之洞的本事, 是把先天优势和后天姿态融为一体, 表现得不露痕迹, 难辨真假。而随着张之洞名气和官位的不断飙升, 哪怕是假, 旁人也愿看作是真。《抱冰室弟子记》即为明证。此为后话。
投人所好, 是张之洞与前辈翰林交往的主要招数。翁同和酷爱书画, 张之洞就会给他弄来绝世的书画精品拓本。这里不涉贿赂, 只是共同欣赏, 花钱不多, 费时不少, 凸现的则是一片“冰心”。1867 年翁同和日记里连续两天记录道:
香涛示余《黄庭经》, 淡拓, 笔笔圆湛, 较余藏本有仙凡之别, 非元　秘阁本, 即越州学舍本也, 研寻数时, 爱不忍释。
以《黄庭》还香涛, 疑竟是秘阁本。②
能让翁同和“爱不忍释”的字画不多, 而这里翁同和称自己的收藏为“凡”品, 张之洞呈上的是“仙”品, 说明张之洞所下功夫之深———这里既包含时间上的工夫, 也包含着金钱上的工夫。对于入道不久的小翰林来说, 做到这一点, 尤其不易。
在满足前辈翰林的个人爱好上, 张之洞绝对不吝惜时间和金钱。对待翁同和如此, 对待另一位同样是江南世家子弟的潘祖荫, 也是如此。潘祖荫的爱好是金石, 这比字画还难伺候, 除了淘宝需要时间和金钱外, 更需要金石学的专门知识。而潘祖荫既是大名士, 还是大少爷。大名士玩金石, 除了满足个人喜好外, 还是要赚取学问上的名声的; 而大少爷的脾气是, 要钱有得是, 但繁琐的辨字释文的学问工夫, 还是要手下的小名士们来做的; 置换成现代术语来说, 潘祖荫要的只是挂名的主编, 小学者和小名士是他的学术苦力, 张之洞就是潘祖荫最得力的枪手:
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博学好古, 当时颇负盛名。藏石壹百余块, 惜素无拓本。　罗三代彝器, □□□□品, 外间颇有谓其半多赝鼎。撰《攀古楼钟鼎》二卷, 光绪□□年自刊本, 中多载南皮张文襄公之洞之说, 文勤自释转无几。③
以这样的形式与晚辈翰林交往, 长辈占尽了便宜, 既大张旗鼓地赢得了好士的名声, 又不露痕迹地剥削了别人的学问。这也就不奇怪, 后来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写《书目答问》, 为什么要剥夺其门生缪荃孙的署名权。没办法, 这是官场翰林前后辈之间交往的潜规则, 这也是权力和学术之间的不对称交易。前辈剥削了你, 等熬成了“婆婆”, 你再去剥削后辈。
那个时代的名臣也真有学术眼光和品位, 只有顶尖的小名士才有一流的本领迎合他们的趣味。这样的一唱一和, 在当时不仅不算学术腐败, 而且被看作是名臣风流; 这样的做秀把戏, 大名臣当然心知肚明, 且风流如潘祖荫和翁同和, 竟然也要为“好士”而争风吃醋, 口舌相讥, 作为两人学生的王伯恭就亲耳聆听了潘祖荫对翁同和的非议: “叔平实无知人之才, 而欲搏公卿好士之名, 实亦愚不可及。”④ 其实, 醉翁之意, 在酒之外, 谁不是如此呢? 名臣的好士之风, 却逼迫张之洞不得不去钻研金石文字和搜罗钟鼎碑帖。今天所能看到的《论金石札》两卷⑤, 就是张之洞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明证。检索《张之洞全集》及其相关传记资料, 可以发现, 张之洞与金石学的关联, 恰好截止于他出任疆吏之前, 说明学术只是敲门砖而已。张之洞阶段性地热衷于金石学, 是以学缘术、为自己经营在首都的人脉网络服务。在京城时, 张之洞是潘祖荫金石学着作的枪手; 在外任鄂、川两地的考官和学政的七年时间里, 张之洞是潘祖荫的骨董“特约供货商”:
楚蜀藏书家、彝器家皆少, 容搜索以报。庙市一无所见, 真可叹也。
①易宗夔:《新世说》“容止”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 第32 页。
②《翁同和日记》第1 册, 第513 页。
③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 中华书局1998 年版, 第597 页。
④王伯恭:《蜷庐随笔》, 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第68 页。
⑤ 《张之洞全集》第12 册, 第10348～10399 页。
卢丰碑已设法遣人往顺角坝访获, ??拓本寄呈鉴定。??此石正方, 营造尺尺五寸, 薄处杀寸余, 完好无缺, 上下皆有榫, 明为安额、趺之用, 则　是墓碣之证也。乞赐教为幸。①
第一封信的准确年代不详, 尽力搜索而无所斩获, 张之洞的“可叹”之声, 包含着对潘祖荫的歉疚, 也包含着“投资”之后无所斩获的遗憾。写第二封信(1876) 时的心情则与前一封截然相反, 明明是在报告寻访的成果, 收笔时摆出的却是一幅谦逊求教的姿态。这样的信, 哪个翰詹前辈不原意阅读呢? 这样的人, 哪个前辈翰詹会不喜欢呢?
以学缘术, 以学善结人缘, 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大名臣, 比如李鸿藻。翁同和与潘祖荫同岁,李鸿藻比他们大10 岁, 资格比他们老, 职位比他们高, 就在张之洞金榜题名的前一年(1862) ,李鸿藻已名列枢臣大老祁　藻、翁心存和倭仁之后, 成为同治皇帝的师傅。其官职随后不断擢升: 侍读、国子监祭酒(皆为从四品) ———都是年轻翰林们所景仰的清望之职。然而, 李鸿藻对金石字画没有多大的兴趣, 也极少介入京城名人雅士的宴饮。那么, 张之洞又如何才能结缘于李鸿藻呢?“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古话, 也很适合于张之洞。他的族兄张之万年长李鸿藻9 岁, 与李鸿藻既是同乡, 还有姻亲关系②。张之万妨碍了张之洞两次会试的机会, 是张之洞的不幸; 而张之万与李鸿藻的多重关系, 又给张之洞带来了幸运。就在张之洞中探花的1863 年, 张之万位居从二品的河南巡抚, 比李鸿藻高出两个品级。这一时期俩人信函往来密集, 李鸿藻向张之万推荐官员人选, 张之万保举李鸿藻的一位门生为知府③。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既然李鸿藻几次托付私人于张之万, 作为交换, 李鸿藻没有理由不照拂同乡兼亲戚的名士张之洞。
正因为张之洞与翁同和、潘祖荫没有世交, 需要曲意交结和维持, 所以双方留下了一些通信材料; 而李鸿藻是现成的关系, 李府是随时可以自由进出的, 直接的对话代替了纸笺上和饭桌上的客套, 密切的交往反而不落痕迹。看上去张之洞与翁、潘很热络———热络得让人都看得见; 而实际上呢, 张之洞与李鸿藻则更加亲密———亲密得别人都看不见。到了“清流”兴起的光绪年间, 当政见的不同、人事的交错需要在李鸿藻和翁潘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 张之洞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李鸿藻一边。这看似突兀, 实则必然; 看似有南人、北人的地理因素, 其实是私人交情和官场利害权衡之后的逻辑选择。
与前辈名臣的交往所反映出的, 是张之洞的练达人情? 还是工于算计的夤缘奔竞?现在还很难看透, 且看他与同辈的交往。
二、在“清流”名士之间
1867 年, 张之洞终于获得了翰林生涯中的第一个差使———浙江乡试副考官。听到这一消息,浙江籍在京大名士李慈铭即为之欢呼: “今年张香涛编修以名士来主浙试, 可谓乡邦之幸。”④ 南方老名士赞扬北方新名士, 可见所谓南人北人“天生”不和的说法, 至少不是这一时期“清流”历史的实相。
乡试结束一月之后, 张之洞即被任命为湖北学政, 这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尤其是在封疆大吏中的知名度。湖广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赞赏⑤, 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张之洞第一
①《张之洞全集》第12 册, 第10105、10108 页。
②李鸿藻给张之万的信札台头为“子青姻丈老前辈大人阁下”, 完全是晚辈的口吻。参见李宗侗、刘凤翰着《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第113 页。
③《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 第113、131、134 页。
④《越缦堂国事日记》第2 册, 第354 页。
⑤ 《李鸿章全集》第6 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 第3406 页。1971 年, 曾国藩在给张之洞的同年许振　的信中称赞道: “近张香涛在湖北, 亦惬人望。”见《曾国藩全集》第30 册, 岳麓书社1994 年版, 第7579 页。《张文襄公年谱》误记为同治九年。参见该书, 第14 页。
次在疆圻干吏面前展示名士的实践才能。学政期满(1870) , 从地方获得的声誉放大到了京师, 张之洞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人物。
其效应, 便是京师名士主动来结交张之洞了。与潘祖荫、陈宝琛、王懿荣、吴大征　的订交,即在此时。士别三年, 潘祖荫更对张之洞刮目相看, 提携有加。次年的龙树寺名士雅集, 潘祖荫只是名义上的盟主, 而实际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张之洞。为了在京城新老名士圈子里的首次闪亮登场, 张之洞心机用尽。目前保存下来的致潘祖荫的七通信函, 说明了一切。其中一通是这样写的:
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 今番来者颇盛, 近年仅有, 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 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 款洽一日, 如以为善, 便请示知。其谭谐辩论, 必有可观。请大君子主持其间, 题目而等差之, 岂非快举? 如有清兴, 晚当往约诸君也。①
所谓“人伦东国, 众流宗仰”的美言, 用在前辈名臣身上, 张之洞从来就不怕夸得名不副实。其用意, 自然是借潘的名头, 为自己搏“好士之名”。潘祖荫心知肚明, 也愿意把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张之洞。投桃报李, 张之洞更加不吝地给潘祖荫戴高帽, 前引一札已经将潘抬到文坛宗师的地步, 而下面两函, 更是把潘祖荫抬高到了与乾嘉大名士兼大名臣阮元平起平坐的地步:
何不曰续万柳堂雅集乃云云耶? 有大雅在, 断不至此。若独晚等人为之, 正恐不免耳。方今人少见多怪, 使出自晚一人, 则必姗笑随之矣。若翁丈到, 更无讥矣。所谓续万柳堂者, 乃是拟此局命意, 非柬上如此书写也。执事为方今广大教主, 即以拟之, 亦不得为僭, 岂必枚卜后方可耶。②
同光时期的京城士大夫, 谁不知道“风雅胜地”万柳堂? 清初皇帝于此广“宴鸿博”、阮元在此种柳③, 更是将万柳堂的身价抬到了极致, 那个地方不是谁都可以去的, 弄不好, 附庸风雅就会变成佛头着粪! 这一点, 潘祖荫知道, 张之洞也知道, 但私下里, 潘祖荫何尝不以当世阮文达自雄呢? 潘祖荫即使不明说, 张之洞也是心中有数; 再说, 张之洞又何尝不是以未来的阮文达自许?! 督两广时创建广雅书院, 不正透露出了这样的心思吗?
尽管张之洞美言和高帽轮番轰炸, 潘祖荫还算耐得住性子, 没有采纳张之洞的建议, 雅集地点仍在龙树寺。但张之洞以一官阶从五品的编修, 竟然邀遍京城名流和各省公车名士到场, 老朋友翁同和出席④, 就连势如仇敌的大名士李慈铭和赵之谦也同时莅临, 张之洞场面上的风光和实际上的收获, 已经丝毫不逊于潘祖荫了。前辈王闿运“室中少年最风雅”、“就中潘、张各相知”⑤ 的酬和诗句, 就是最确凿不过的证据。此次雅集的影响, 历同光两朝至于民国而余音不绝, 以致于躬逢盛事的人数, 被津津乐道的笔记作家们从实际的17 人, 一路演义夸大到了一百多人⑥。
从这一刻起, 张之洞以小编修而跻身于大名士的行列。次年(1872) , 其名声就传到了海外,连朝鲜使臣来华, 也非要拜见他不可, 这也成为张之洞连续举办名士宴饮的机会, 李慈铭就在五天之内, 两次出席了这样的涉外活动, 而张之洞的座上客, 除了朝鲜使臣, 还有周寿昌、王懿荣、吴大征、朱卣然和陈彝等名人⑦。这年夏天, 潘祖荫与京城诸名士吟诗消夏, 张之洞的排名, 已经稳稳跃居到李慈铭、胡澍、陈乔森等老辈之前了⑧。对待京城同辈名士, 张之
①②　《张之洞全集》第12 册, 第10100、10101、10102 页。
③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第25 页。
④《翁同和日记》第2 册, 第840 页。
⑤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诗》, 岳麓书社1996 年版, 第1413～1414 页。
⑥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清代野史》第5 辑, 巴蜀书社1987 年版, 第139～140 页;《新世说》“纰漏”条, 第20 页。
⑦参见《越缦堂国事日记》第3 册, 第909、1081 页。1879 年, 李慈铭确信, 张之洞的超擢与其海外名声有关: “之洞以编修得司业, 两年而跻二品, 由己卯岁日本游士有名竹添(转页) 静一者, 移书通商衙门, 欲见侍郎殷兆镛及之洞,主者以闻, 宫中知其人, 故屡擢云。”参见其日记第5 册, 第2579～2580 页。
⑧ 潘祖年编:《潘祖荫年谱》, 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 辑,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 年版, 第63 页。
洞也恪守与前辈名臣的交往策略, 即首先交结名声大、地位重要的名士。从前面的叙述看, 难免给人这样的印象, 似乎他与李慈铭、王闿运、王懿荣、吴大征和周寿昌等人交往的密切程度, 远远超过了他后来的“清流”朋友黄体芳、张佩纶、宝廷和陈宝琛等人。其实张之洞场面上的应酬, 仍然是看得见的信札和诗文往还, 密友之间的交往, 则还是看不见的私下交谈, 这样的交谈也时时伴之以家常宴饮。友情到了深处, 也就不留痕迹了。
例如黄体芳, 他是张之洞的同年。黄体芳于1872 年命儿子黄绍萁拜张之洞为师, 这说明俩人交情绝非一般。1876 年, 黄体芳官居詹事府左庶子, 张之洞则刚从四川学政任上返京。次年,张之洞即替黄体芳撰写奏章惹祸, 黄差点被降职。适逢张之子娶妇, 黄往贺, 张急忙道歉, 黄体芳道: “是何伤? 文章出君, 气节属我。”① 这一景的见证人是陈宝琛。到了1884 年, 已成才的翰林黄绍萁成为张之洞之兄张之渊的女婿。仅存的两封张之洞致黄体芳函, 都以“亲家”相称②,缘由即在于此。在悼念黄体芳的挽联里, 张之洞视黄体芳为“知己独厚”; 他人看张、黄关系,则有“知己惟张南皮一人”③ 的感慨。
陈宝琛、张佩纶和宝廷都视张之洞为前辈翰林。陈宝琛和张佩纶都生于1848 年, 陈宝琛和宝廷则是1868 年的同年。张佩纶入仕最晚, 但两年之内科场连续告捷, 他也有少年才子的名气。
三人中进士的年纪, 陈宝琛为20 岁, 张佩纶为23 岁, 宝廷28 岁。陈宝琛和张佩纶类于张之洞,被京师看作是才子, 而宝廷则以满族宗族的身份, 诗才为一时之冠。限于资料, 张之洞与陈宝琛在同治年间的交往史无法详考, 但两人在光绪年间的交情则有直接证据可寻。张佩纶留下来的始自光绪四年(1878) 的日记, 有流水帐式的记录, 记录下了他们的交往形式: 多是在私宅的夜谈, 也有些呼朋引类的聚饮, 偶尔还有吟诗作文的郊游④。两人友情的加深, 则缘于“同官庶子时”⑤, 即光绪六、七年(1880 - 1881 年) , 此为“清流”建言渐成声势的年份。可以说, 张之洞与陈宝琛的友谊, 是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起来的, 当1881 年张之洞率先从“清流”中脱颖而出、外放山西巡抚时, 陈宝琛赋诗相送, 所表达的就不仅仅限于离别之情了:
送孝达前辈巡抚山西去岁送黄公漱兰丈, 今晨送张老。??经术公最深, 万言气雄颢。远夷求识面, 重译购疏稿。夜阑论边事, 对烛首蓬葆。??更生副容台竹坡新除礼右, 掌故恣　讨。过从六丈已篑斋, 道义互灌澡。⑥陈宝琛以“张老”相称, 凸显出张之洞在“清流”友朋中的分量, 而这种分量的确立, 不是来自张之洞的年齿资历, 而是来自于他的“经术”。如果我们了解道咸以来流行于官学两界的“经世致用”风气, 那么, 这里的“经术”所指, 绝不单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诠释功夫, 更多地是指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策术。在翁同和和潘祖荫仍沉迷于字画金石、在同辈翰林热衷于追逐翁潘所倡导的时髦学问的时候, 张之洞的视野要开阔得多, 他的话题也就比别人丰富得多。张之洞与宝廷交往的资料, 也很缺乏。从宝廷现存的几首诗歌来看, 俩人的交情也不算浅。只是各人秉性不同, 虽然大家都处在官阶屡擢的仕途中, 宝廷送别张之洞的诗中, 却一点感受不到陈宝琛那样意气风发的劲头:
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
性疏罹祸易, 恩重全身难。久此共忧患, 不乐君高迁。
①《张文襄公年谱》, 第21 页。
②俞天舒编:《黄体芳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 第389、403、363 页。
③俞天舒编:《黄体芳集》, 第373、379 页。另一联出自陈炜仪之手。
④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 册, 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版, 第123～124、137～138 页。
⑤黄浚　:《花随人圣庵摭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第64 页。
⑥ 陈宝琛着、刘永翔等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 第261 页。
寄怀张香涛登高西望路苍茫, 千里云山隔太行。处事输君真慎密, 不才如我太疏狂。①两诗都作于1881 年, 前诗张之洞尚未出都, 宝廷诗歌的落脚处, 不在离别之情, 而是担心仕途的波折; “性疏罹祸易”是自况, 在别人高升的时候, 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没有亲密的交情,那是无论如何不合适宜的。后一首诗写于张之洞在晋之时, 像是有意矫正前一首诗的灰暗色调,也像是为了宽己慰人, 宝廷坦然将自己“太疏狂”的性情与张之洞的“真慎密”的做事风格相对举, 以此为朋友的仕途前景祝福。而“真慎密”落实到“处事”, 当然是指“清流”建言之事。若一定要在张之洞的“清流”朋友中排出亲疏的话, 无疑, 他最亲密的朋友是张佩纶。这里的原因, 除了同乡的缘故, 还有“英雄”相惜的因素。1877 年, 刚刚从四川回到京城的张之洞看到张佩纶的奏折, 为其文学才华和说话胆量所折服, 立即“造庐订交”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张佩纶在京城既有人气, 又有官运。他比张之洞小11 岁, 也没有经历翰林通常必须经历的宦途关口, 在仕途拥挤的同光时期, 他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27 岁(1875) 时即官至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以小人之心度之, 张之洞结交张佩纶还有政治上的因素: 此时他尚未开坊, 离直接上奏折的目标尚远, 他需要以密友为基础的递奏折子的渠道。直到1878 年, 张之洞也确实在替黄体芳、张佩纶卖力地充当草拟奏折的写手。
二张密切交往的证据, 反映在张佩纶的日记当中。以光绪五年元月为例, 两人一月之中会面竟然达到19 次, 其中张之洞到张佩纶私宅访谈8 次, 张佩纶到张之洞私宅访谈4 次, 两人约赴琉璃厂访古4 次, 与共同的朋友外出雅集3 次③。枯燥的数字, 显示出的, 是张之洞鲜明的为人处世风格: 无论从年龄和资历来看, 张之洞是翰林前辈, 而前辈张之洞竟然殷勤地登门造访晚辈, 说明其交友的用心和耐心:
孝达言余之为人如玉质, 间石不加磨砻, 未能成材。若抱质以游, 必至无人相与款洽。其弊也, 得无用之君子, 有才之小人而已。闻之竦惕, 他日得间, 当求其痛加针砭, 免为先人玷也。君才气一时无两, 但阅历尚浅, 遇事可加一番讲求, 加一番思索, 然后出口, 则完全无辞矣。④
以上两则材料, 来自于张佩纶光绪五年十一月和次年三月的日记。此时“清流”的建言活动, 已经经历了吴可读事件(内政) 和崇厚事件(外交) 的洗礼, 张之洞已明显成为朝廷“广开言路”的受益者, 不仅以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身份罕见地列席六部九卿会议, 而且在四个月之内, 连续三次加官跳级, 终于开坊⑤。其后来居上之势, 张佩纶也自叹弗如。在这样的局面下,张之洞自然有资格、也有底气教训一下张佩纶了。话意很沉重, 仍能让人感戴不已。不做“无用之君子”, 既是况人, 亦是自况。这样的话, 非密友是不能道的。
直到1879 年“清流”建言浪潮兴起之前, 张之洞做人做事似乎都无懈可击, 左右逢源。无论是对待前辈名臣, 还是对待同辈“清流”友朋, 都是如此。相比较而言, 对待前辈名臣, 张之
洞多在夤缘利用; 对待“清流”友朋, 张之洞时露真情实意。场面上和私底下, 呈现出两个张之洞。到底哪一个张之洞是本色张之洞呢? 只有遭遇到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才能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 而这样的惊涛骇浪, 马上就要降临了。
三、“清流”建言中的张之洞
1879 年是慈禧内政遇到麻烦的年份, 而慈禧的麻烦却成就了张之洞的幸运。给慈禧制造麻
①宝廷着、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第54、261 页。
②⑤　《张文襄公年谱》, 第20 页。
③《涧于日记》第1 册, 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版, 第29～39 页。
④ 此话说于光绪四年(1884) , 这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张佩纶日记的起始年份。这不免令人遐想, 二张之间此类谈话的时间, 也许还要提早。参见《涧于日记》第1 册, 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版, 第2、4、20、29、32、47 页。
烦的, 是小部吏兼老名士的吴可读。这一年他67 岁, 官居正六品的吏部主事。官越做越小, 名声却越来越大。他选择死去已5 年的同治梓宫安葬之际、以尸谏的形式为大行皇帝争大统, 其实际效应, 是对光绪继位合法性的质疑, 也是对垂帘听政的慈禧所作所为合法性的质疑。5 年前,慈禧硬扶光绪为儿皇帝的用心昭然若揭, 只是没有人敢于捅破这层纸而已。而吴可读遗诗中的两句———“相逢老辈寥寥甚, 到处先生好好同。”① 矛头所指, 当然是慈禧手下的枢臣和言官词臣们。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此处的善, 都化为充满锋芒的真话。而说真话的人是官场的异类, 吴可读知道说真话的后果, 自己可以视死如归, 但他不想让家属也一同殉葬, 故其诀儿书里催促家人赶快离京的连续六个“速、速、速、速、速、速”②, 实在是对慈禧的政治德行不抱任何希望了。
仓促挥就的诀儿信, 还不忘叮嘱儿子代向“张香涛先生”和“幼樵”“致候”③ , 实在是令人遐思的重要细节。再联想到吴可读实施尸谏的前四天, 还与张之洞、张佩纶、何金寿等人“小饮”④, 说明其交情也不一般, 而且又是一个忘年之交! 那个夜晚, 吴可读是否乘着酒兴暗示(或者透露) 了一些他的尸谏计划呢?
斯人已去, 此秘密已不可解。但很清楚的是, 吴可读是带着对张之洞和张佩纶的期待离开这
个世界的。这个期待, 当然是接着吴可读话题的直谏。然而, 听到吴可读的死讯, 张佩纶感到“意兴阑珊”⑤ , 选择了沉默; 张之洞开口了, 只是完全说到了吴可读遗愿的反面:
窃谓为穆宗毅皇帝立嗣, 继嗣即是继统, 此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 合乎天下臣民之心, 而即我皇上之所深愿, 乃万古不磨之意, 将来必践之言。臣敬吴可读之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过虑, 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⑥才子迎合上意, 听上去不肉麻, 而且振振有词。然而, 事过128 年的今天再审视这篇奏折,不能不说, 此文既凸显出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 又暴露了他灵巧逢迎的心机: 首先是努力要把慈禧的谎话说圆了———正因为“继嗣即是继统”乃一句根本落不到实处的空话, 才引来吴可读以死相争; 其次,“两宫皇太后之意”, 尚未展开议论, 就“合乎天下臣民之心”, 那还有必要再讨论吗? 第三, 同治尸骨早已腐朽, 张之洞又从何知晓, 慈禧的安排也是“我皇上所深愿”? 强奸了民意不算, 接着还要强奸圣意! 而对吴可读的评价———“不必虑者而过虑”,“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 那简直就是给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后背再插上一刀⑦!枢臣对吴可读事件的反应, 恰恰与张之洞相反, 他们多数人以沉默相对。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如果昧着良心, 那只能顺着慈禧讲; 如果要对得起良心, 那只能闭嘴, 说出来就是祸。“枢廷但唯唯而已”,“唯唯”之中包含着良心。有学问的刑部尚书翁同和躲不过去, 只好引经据典,以“本朝不建储之说对”⑧。
这就是张之洞的机会, 在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束手无策之际, 他能够给慈禧解围。但是, 如果一味迎合慈禧, 刚刚以大胆和正直为建言旗帜的“清流”们, 就不怕别人指脊梁骨吗?　　夜, 柳门前辈来, 香涛司成踵至, 与论会议事。余以为惟有请明降懿旨, 嗣后传授大统之皇子, 即系穆宗毅皇帝之嗣, 最为直捷痛快。香涛则主兼祧之说, 而又恐涉于趋时。余于兼祧之说
①何刚德:《春明梦录》上,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年版, 第18 页。
②③　《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134、134 页。
④⑤　《涧于日记》第1 册, 第48、53 页。
⑥张之洞:《遵旨妥议折》, 载《张之洞全集》第1 册, 第9 页。
⑦冯天瑜先生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就写出了张之洞的传记, 他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 “他颇能揣摸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者的脾味, 在直言清议之际决不固执一端, 这在光绪初年的继嗣继统之争中, 表现得格外明显。”此实在是不刊之论。
参见冯天瑜《张之洞评传》, 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第28 页。
⑧ 《翁同和日记》第3 册, 第1420、1419 页。
亦以为是, 而以为臣下直不必论, 亦直不可论, 故给香涛言及趋时一语甚赞叹之。香涛甚愠。①“柳门”为汪鸣銮, 1865 年进士, 吴大征的表弟, 也是潘祖荫夹袋中人。“司成”是张之洞,这年二月刚刚获得的新职位———国子监司业(正六品) , 是占一点“清望”边的无足轻重的闲曹。在枢臣“唯唯”失语之际, 年轻的名士们却私下里亢奋热议, 实在有些不同寻常。而热议的结果, 却是要“趋时”, 这就更耐人寻味。其实张佩纶的主张已经在“趋时”了, 而张之洞的“兼祧”则明显是在迎合慈禧。说者无意, 听者心里有鬼, 朋友张佩纶的好话, 竟然惹恼了张之洞。“清流”建言的开场戏, 竟然是在直言的名义下, 拍慈禧的马屁, 这无疑是对“以死建言, 孤忠可悯”的吴可读的亵渎, 同时也对“清流”建言的实质作出了最好的注脚。无所谓, 只要赢得慈禧的欢心, 张之洞可以让朋友先郁闷几天。“趋时”的效应, 是官职的擢升: 先是左春坊左中允(正六品) , 接着是司经局洗马(从五品) 。从国子监司业到司经局司马, 官品虽上了一级, 但仍是闲曹, 故高阳先生以为此时的张之洞更急于“速化”②。或许这正是慈禧的高明之处, 如果立即给与张之洞不次之擢, 反而让他下不了台, 太快地戳穿了“清流”的把戏。而几次频繁的拔擢都在闲曹冷署之间流转, 其用意, 既是让人对张之洞的频繁超擢有一个适应过程, 也是提醒张之洞们继续坚持“趋时”的建言方向。难道还不明显吗? 同样是建言,不合慈禧胃口的御史孔宪　和编修何金寿在张之洞擢升的同时却因言得咎。“广开言路”实质上是言开一路。
张之洞的第二个机会接踵而至。如果说作为内政的吴可读事件给与了张之洞单独的展示机
会, 那么, 作为外交的崇厚事件则让“清流”名士们集体亮了相。相对于吴可读事件的尴尬难言, 崇厚事件则一清二楚———崇厚颟顸无能, 才造成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 换句话说, 崇厚已是“死狗”,“清流”名士乱拳打崇厚, 没有丝毫的政治风险。而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痛打声中, 张之洞的“乱拳”最具分量。这份约三千字的奏折, 是张之洞的代表作, 也是“清流”名士们的代表作。
其特点是连续排比句的使用, 开篇即列出十条理由, 从“不可许者一”, 一泻而至“不可许者十”。句子简短有力, 语气逐渐高涨, 顺势得出结论:
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 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 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 遣使臣下廷议, 可谓至明至断。上至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 人人知其不可, 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 承恐一经变约, 或招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 必改此议, 不能无事,不改此议, 不可为国。③接着开出自己的“药方”, 同样是四句排比: “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再接着是对此四句的解释, 仍然是四段的排比, 每段以“何谓计决?”“何谓气盛?”“何谓理长?”“何谓谋定?”开头。最后的结论, 也是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　要之武备者, 改议宜修, 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 改议宜缓, 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 改议宜诛, 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言, 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辅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寮, 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 而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事关宗社大计, 坐视不能, 缄默不敢, 仰恳将臣此疏一并发交廷臣会议, 不胜忧愤迫切之至。④
动辄以“上至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的口气和以“中外群臣”的“虎皮”来表达一己之见, 笔下波澜立即就转化为纸上锋芒。锋芒所及, 令人有文字杀人的感受。其文字之所以
①《涧于日记》第1 册, 第54～55 页。
②高阳认为, “翰林开坊, 得此缺最糟糕; 因为升转之途极窄, 故以杜诗‘一洗凡马万古空’相嘲。张之洞人极热中,为求速化, 自不能不有激进之表现”。参见高阳《同光大老》, 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 第13 页。
③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论》,《张之洞全集》第1 册, 第33～34 页。
④ 《张之洞全集》第1 册, 第36 页。
有杀伤力, 就在于其行文造句的气势、逻辑和结论: 以高亢的政治正确立于不败之地, 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压人, 以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两元对立置人于死地。弹劾崇厚之举给张之洞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利益。就在慈禧览阅上引奏折的第11 天, 张之洞奉旨召见; 召见后的第10 天, 张之洞奉命列席总署会议①。到了次年(1880) 二月, 张之洞补授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 五月, 升至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跳加官的味道好极了。洗马拍马, 拍马术自是一流, 而被拍得舒服的慈禧出手也大方之极: 到了1881 年, 张之洞再次尝到了官跳三级的滋味: 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 官阶也攀升到了正二品。两年之内, 从正六品到从二品, 跨越了八级, 张之洞的蹿升速度居“清流”第一。张之洞的走红, 也带动了其他人的走红, 其“清流”同道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仁堪和盛昱等人同样文采斐然。更何况, 此时他们常常共同商量奏折的内容和尺度, 协调行动。陈宝琛后来回忆道:
自俄事起, 公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 累疏陈言, 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 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 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 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 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②张之洞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这其中的奥妙, 除了迎合慈禧的因素外, 还有枢臣———尤其是李鸿藻———对张之洞的支持, 这得力于张之洞平日私下里的走动。走动不便, 便写密信。既然是密信, 便要让第三者看不懂, 而且看后立即烧毁———这是张之洞和李鸿藻之间应对崇厚事件时的秘密约定。张之洞严守密约, 所以李致张的函件全部被毁; 不知何故, 李鸿藻并没有将张之洞的所有密札销毁, 这就为我们了解张之洞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提供了绝对可靠的证据。李鸿藻之孙李宗侗所编年谱刊录了二十六通这样的信札, 其中一札是这样的:
总之, 吴江昏谬私曲, 既无公事之法, 又不实修战备, 调将帅, 筹将帅军火, 筹借饷, 百方阻止, 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 辅之以嘉定, 常熟, 祸不可言, 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 欲公烛其奸耳。公此时必不信, 他日当知。③“吴江”指沈桂芬, 时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 “嘉定”指廖寿恒, 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 亦是张之洞的同年, 被视为翁同和的盟友; “常熟”当然是指翁同和。怪不得张之洞与李鸿藻相约密信要销毁, 背后这样骂人, 确实见不得阳光。若论辈份, 沈桂芬是张之洞乡试的老师, 又兼同乡之谊(因原籍江苏吴江而落籍顺天) , 李鸿藻倡议建立畿辅先哲祠, 张之洞具体操办, 曾商之于沈桂芬。这样的前后辈关系, 张之洞实在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对沈桂芬说三道四, 更遑论破口大骂? 而李鸿藻作为沈桂芬的同僚, 表面上对沈桂芬礼敬有加, 背地里与晚辈一起妄言, 传出去, 理学家的幌子肯定要挂不住了。此时廖寿恒的资历和职位尚不构成对张之洞的威胁, 翁同和一向也是张之洞勤于联络之人, 如果不是心机深不可测, 如此不堪的言论, 又如何说得出口?从密信的内容看, 张之洞所愤愤不平的, 似乎是沈、廖、翁的主和言论。然君子和而不同,不同的政见, 不应成为诛人之心的理由。更何况, 此时翁同和对张之洞有关俄国的言论多有赞赏④。翁同和与李鸿藻是多年的同僚, 翁视李为知己, “平生吐肝胆惟此公耳”⑤, 即使两人政见出现分歧, 翁同和从未说过李鸿藻的坏话, 更不用说动他的坏脑筋。而张之洞以密札恶语伤人,反照出其政治品格的低下。一直与张之洞保持来往的李慈铭在1882 年的日记里
①“张之洞亦来议, 相顾默然良久。总署稿定新约十八条, 皆驳去, 另遣使臣, 张以为重辱国体; 宜先令邵友濂探其意,
而由电信来, 周旋一时多, 大家画稿而散。”参见《翁同和日记》第3 册, 第1466 页。
②《张文襄公年谱》, 第23 页。
③《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 第313 页。
④光绪六年翁同和日记: “香涛奉特旨与议, 余与商。伊以为十八条可全从, 减罪臣之议则不可从, 真高论哉。”“到署,访晤兰孙, 论时事不甚合, 遇香涛于坐, 语甚契。”《翁同和日记》第3 册, 第1489、1508 页。
⑤ 《翁同和日记》第3 册, 第1340 页。
突然对张之洞做出了极其负面的评价, 或许正是对张之洞不端的政治小动作有所耳闻吧:　　近日北人二张一李, 内外唱和, 张则挟李以为重, 李则饵张以为用, 窥探朝旨, 广结党援, 八关后裔, 捷径骤进, 不学无术, 病狂丧心, 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①
原来晚清乃至民国大量私人笔记中所渲染的南人、北人结党相争的源头在此。又赶上“北人二张一李”都是直隶同乡, 交往密切, 张之洞与李鸿藻关系由密切而进入到诡异的程度, 不免给人以“内外唱和”甚至“广结党援”的印象。印象之下, 还有实相, 而李慈铭已经触及到了实相: 所谓“李则饵张以为用”, 道出了李鸿藻笼络二张的用意———他需要出谋划策的策士。处在洋务时代, 李鸿藻不懂洋务, 日子并不好过, 这一点, 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从长沙始抵京城就已察觉: “政府自分门户, 而以兰生不谙洋务, 一切不使与闻, 实亦使人难堪也。”② 李鸿藻的应对之策, 先是与翁同和密切交换政见, 而两人“痛谈时局, 意见颇合”的局面, 随着崇厚事件的发展而难以维持, 渐至“论时事不合”③。无奈之际, 李鸿藻才转而移席于二张, 尤其是张之洞。这是病急乱投医, 不是有意结党。所谓“张则挟李以为重”, 往好的方面想, 张之洞正好与李鸿藻政见相同, 道义成为促进友谊的催化剂; 往坏的方面想, 张之洞投李鸿藻之所好, 以美言干进求荣。不幸的是, 张之洞的密札, 让人不得不往坏的方面想。
把张之洞往坏处想的, 还有民国笔记作家黄浚　, 他从张之洞的诗中嗅出了异味: “吾读广雅诗, 亦觉其时有口是心非处。”④ 这不独是黄　一人的看法, “即如张广雅诗, 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⑤。督部指湖广总督, 这是张之洞“速化”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外官职位。诗乃心声, 一旦为官, 尤其是做了大官, 其诗便不足观。所谓纱帽气, 所谓馆阁气, 避之犹不及, 更何况心术有异, 诗文自然扭捏作态。扭捏作态之后, 便是曲意掩饰。明明是弃沈桂芬、翁同和而投李鸿藻, 张之洞晚年自定诗集, 竟将自己与翁同和交恶另做别解, 如果不是记性不好, 就是人品太坏了:　　药房先生在诏狱时, 余两次入狱省视之, 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 仅免于死, 不亚奇章之于赞皇, 此等孽缘不可解也。⑥“药房”乃指翁同书, 是张之洞彼时有意结交的同年翁曾源的父亲, 而结交翁曾源的目的,是为结识翁同和创造机会。这一点, 前已有叙述, 此处不赘。张之洞旧事重提, 正说明他的记忆力很好, 而如此颠倒事实, 在于“怨毒之于人甚矣哉”⑦ ———这是对张之洞抱有同情理解的大诗人陈衍都看不过去而说的公道话。
张之洞诋毁沈桂芬和翁同和, 自然是出于仕途上的考虑。沈桂芬逝世后, 接替其职位的, 正是李鸿藻。此时的李鸿藻, 身兼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和军机大臣, 可谓权倾一时。张之洞在吴可读事件中的表现, 深得慈禧之心; 在崇厚事件中的表现, 又正合李鸿藻的心意。其光绪七年擢升山西巡抚, 实在不是偶然:
文襄之任晋抚, 实出公所保, 所以文襄于公故后, 有联挽曰: “元　初政, 世称司马忠纯; 再相未几时, 凄凉竟坠天下泪! 筹边非长, 我愧晋公荐疏; 九原不可作, 苍茫空负大贤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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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缦堂国事日记》第5 册, 第2767～2768 页。
②《郭嵩焘日记》第3 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61 页。
③两段引文均见《翁同和日记》第3 册, 第1485、1508 页。
④《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57 页。
⑤陈衍此处是为张之洞回护, 尽管如此, 他还是透露出多数人对张之洞的看法。陈衍: 《石遗室诗话》(一) ,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第8 页。
⑥《张之洞全集》第12 册, 第10469 页。
⑦《石遗室诗话》(一) , 第8 页。
⑧ 《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 第356 页。
如果李宗侗先生的这个说法可靠, 那么, 张之洞叛翁投李, 实在是经过了细密的权衡。以“清流”建言而崛起, 以逢迎慈禧而得宠, 以暗结权臣而最终脱颖而出, 外任封疆。伴随着仕途的步步高升, 张之洞的人品却愈显低下。这就不奇怪, 在慷慨建言的“清流”中, 唯独张之洞没有倒霉。
四、人品和手腕的盖棺论定
如果不是碰到“清流”建言的机会, 如果不是急于速化, 那就绝对看不出张之洞的人品和政治手腕。无论是作为翰林晚辈, 还是作为同僚友朋, 张之洞都是很招人喜欢的才子名士。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一旦政治风浪凸起, 官场是容不得真情直率的。宝廷、张佩纶的被谴被逐, 已经规定了“清流”的“正确”方向。
在这样的官场里, 只有心机和手腕一流的政客才能生存下来, 而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客。既然是政客, 就不能讲良心和理想, 只能避害趋利。人情练达, 让张之洞拥有了广泛的人脉资源, 这包括前辈忘年交和同辈“清流”友朋; 而夤缘攀援, 让他实现了官场速化的既定目标。
那么, 张之洞做人做事都很成功吗? 从事功的角度看, 也许可以这么说。张之洞毕竟留下了那么多的厂房和机器, 一些历史学家也正是从此意义上来确定张之洞的思想和历史地位的①。但是, 如果从知世来论人的话, 张之洞实在是一个旧式人物。在旧式人物里, 他甚至无法超越李鸿章。同时代人“李鸿章张目而卧, 张之洞闭目而行”的戏语, 就是最有权威的评语, 它所指向的事实是: 李鸿章的思想见识比张之洞高明, 只是碍于体制束缚, 无法施展,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坏下去; 相反, 张之洞动作比李鸿章大, 花钱如流水, 摊子尽量铺大, 用钱堆政绩, 为自己铺就攀升之路。这样的洋务能臣, 重眼前利益而不思未来。
“闭目而行”的人, 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对于政客来说, 思想也是夤缘攀升的手段, 官场需要什么样的思想, 政客就会迅速拿出这一类的思想来。《劝学篇》就是一个显例。所以, 单凭政客身后留下的官场文本来谈政客生前的思想, 是很冒险的事情。“清流”张之洞的思想, 当时已受到其同道的推崇, 陈宝琛的“经术公最深”, 宝廷的“君言富经济”②, 都是赞美之辞, 今天的历史从业者还能认同这样的美言吗?
张之洞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需要划时代人物的时代。郭嵩焘最具划时代人物的潜质, 所以他很早就被清理出局。他的政治地位太低, 他所选择的时机太超前。而张之洞却有成为划时代人物的实力和机遇———甲午战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 都是能够创造历史、开启未来的时机。如果当时有这样的英雄人物, 也许就可以避免以后的战乱和革命, 和平地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开辟一条进入现代社会的新路。只可惜, 张之洞是政客, 他不具备一个划时代人物所应有的人品和理想主义精神。他在旧体制里如鱼得水, 他从来不敢触及旧体制的弊端, 更遑论超越?“清流”张之洞的所思所为, 已经决定了他必将成为旧体制旧时代的宠儿, 而这样的宠儿, 不可能是新时代的催生者。
①如台湾李国祁先生认为, 清季能够始终随着时代潮流进步的, 仅有两人, 一是梁启超, 一是张之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理论, 代表了进步保守知识分子的主张。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27 号, 1984 年版, 第2 - 3 页。李细珠先生认为, 甲午战后的张之洞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 实现了对洋务派的超越。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第363 页。
② 宝廷:《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偶斋诗草》上, 第54 页。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　2008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