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经世致用-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
“鳌峰书院者，全闽育才之奥区也。”[1](p104)坐落于福州于山北麓的鳌峰书院，由清代理学名臣张伯行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创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闽省最重要的省立书院并保持着文教中心的地位，可称得上是全国一流的大书院。有清一代，这里培养出众多着名的闽籍官宦学者，如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梁章钜、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鳌峰书院前期本是福建理学复兴的基地，然而，乾隆以后，受理学衰落以及乾嘉汉学兴盛之风气影响，学风逐渐发生转变。尤其道光年间，山长陈寿祺受阮元创办的浙江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培养经史实学之风的启发，有心以鳌峰书院为基地，在福建培植朴学经世的学风。其不拘一格的施教作风，使得经世之学、经史考证之学，以及诗赋古文之学等风气在鳌峰书院蔚然勃兴，一时之间，鳌峰书院成为当时闽省学风转变的重心。
一、嘉道以前的鳌峰书院与福建学风
福建朱子学经历了清初的短暂复兴后，逐步走向没落。省内学者墨守朱子学，在乾嘉汉学兴盛的时代，闽学界基本处于学术边缘地区。省内仅有雷鋐等人承袭李光地、蔡世远的学说，为当世推重。另外，建宁的朱仕秀以古文颇得时誉。“乾隆间，则建宁朱裴瞻（仕秀），能为古文，朱笥河亟称之，而汀州雷翠庭（鋐），则继李、蔡治理学。”[2](p4273) 本来清初福建朱子学的复兴与官方的大力扶持离不开，造成时人所治的朱子学多为抱残守缺，没有真正的创新，随着朝廷政策的改变，闽省理学的没落也就不可避免。陈庚焕曾言：“此则流风余韵浸以销歇，间有诵法朱子者，或迂闻而无当，或浮慕而失真，其或跖行孔语，身败名裂……而闽学微矣。”[3]
学风的转变，除了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变化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受时代社会的影响。乾嘉之际，清王朝逐步显出衰世之态。权臣擅政，吏治腐败，加之人口剧增，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流民，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而有清一代的福建省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基本都处于落后状态，社会问题重重，痼疾新病交织，促使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如郑光策、谢金銮、陈寿祺等人，都致力于经世之学，揪心民间疾苦，希望改变当时无实无用、惟利是图的衰恶士习。[4](p94-95)这样，乾隆末年经世思潮在福建逐步兴起。
同时，有志士人力图转变墨守朱子学的状况，重振福建学界，乾嘉汉学的影响由此开始突显。乾隆时，纪昀与朱珪兄弟先后视学福建，注意培养通经崇古之士，由此，闽省开始出现研习考证之学的学者。谢章铤曾说：“吾闽自龟山得道南之统，而集大成于考亭，数百年来一以朱学为职志，读四子书内外注，不敢磋跌一字。……延至乾隆中叶，纪文达、朱文正相继视闽学，以淹洽倡庠序。于是高才辈出，星联霞蔚。”嘉庆初年，陈寿祺等人在京城师从于汉学大师钱大昕、段玉裁等人，与各地汉学后进相互问学，确立研治汉学的志向，并有所作为，“最后陈恭甫侍御出，以沉博绝丽之才，专精许、郑，建汉学之赤帜。先导者为林畅园、郑西霞诸公，羽翼者为万虞臣、萨檀河、谢甸男诸公。……嗟乎！千里同声，一何盛也”[5] (p485-486) ！
鳌峰书院作为闽省文教中心，在新学风萌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张甄陶掌教书院之时，已经在书院埋下讲求汉唐注疏之学的种子。[6](p298) 之后纪昀等人通过鳌峰书院，招集了一批有志于经史考据之学的学人，利用书院优越的资源研习汉学。其中朱珪与鳌峰书院的关系最为密切。谢章铤说：“国初吾闽不矜淹洽经书，时文以外多置不理。自朱石君珪督学，以通博倡庠序……列郡靡然从风，而俗习一变。”[7](p2426)在任粮道观察使时，朱珪曾以粮储观察身份管理鳌峰书院（据院志，粮道负责书院院产及经费，并参与课士），在诸生中“拔时髦二十八人，令联一社，曰读书社，授以治经作文之法。”[8](p3038) 朱珪倡联读书社，在闽省传统的饮酒作诗之会中，融入经史考据之学，使文会成为学人研习交流学术的处所。[8](p3090) 读书社的出现是嘉道以前闽省学术界分化的前兆。在读书社内，社人各就其性情所近，“或好宋儒言性命之学，或好求经世之务，或耽考订训诂及金石文字”[9](p61)读书社中人才辈出，孟超然是乾隆年间闽省最有名的程朱学者。郑光策则以开创嘉道以后闽省经世致用之学着名。龚海峰、林樾亭既以诗文闻于时，也长于经史考据之学。林樾亭所治礼学被陈寿祺称为“盖陈氏（光地）之支裔”，是乾隆年间在福建萌生汉学的代表人物。读书社的出现是嘉道以前闽省学术界分化的前兆。黄保万认为读书社“打破了康熙以来复兴理学的樊篱，不同学术见解，自由争辩”。[10](p220)朱珪组织读书社目的也在于为培养汉学萌芽创造条件。继读书社而起的是殖社：“读书社颇零落，则陈恭甫又倡以实学，名曰‘殖社’。盖取不殖将落之义。” [8](p3089)陈寿祺曾记曰：“往寿祺与同人倡为通经复古之学，以时群集课业，命曰殖榭（注：闽人言“社”为“榭”）。”[11](p28)相较于读书社，殖社诸生更专于“通经复古之学”，士人学风转变可见一斑。殖榭所出人才亦不少，陈寿祺后来蔚为一代经师，谢震、万世美、林一桂皆治考据学，尤见长于治礼学。陈寿祺等人为了应对闽省世俗人心日益变坏的趋势，“以为善风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厉行义、尊经学”，在福建进一步倡扬经学研究，于是新兴的汉学风气与旧有深厚的朱子学传统结合，最终形成典型的汉宋并重的治学风气，从而正式开启乾嘉之后福建学术界汉宋并重的新风尚。[10](p220)
二、陈寿祺与嘉道间的鳌峰书院的学术与教育
作为一省育才与学术重地，鳌峰书院在嘉道学风变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书院改革之风由第22任山长郑光策[2]开启，他在院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被视为是嘉道间闽省经世致用之学的首倡者。但郑光策仅掌院三年就去世了，继任者游光绎[3]疏于管教，书院各种不良之风再现且日益严重。张际亮曾描述过此间情形：“惟待士流于宽驰，不亲督课文艺，颇寄兴博塞，致稍损其声望。”[4]因此，道光初年，新任叶世倬上任伊始即改聘陈寿祺接掌鳌峰书院，以期重振书院学风。
1、陈寿祺其人及其对书院管理制度的改革
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闽县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充广东、河南乡试考官，授记名御史。弃官归籍后，先后主讲清源、鳌峰书院。陈氏博学多才，学术造诣深厚，经学、小学、文辞学等靡不深究，着述颇丰，在清代学坛有一定的影响。归里讲学后，陈寿祺有心振兴乡学，改变乾嘉以来闽学衰微、人心日鄙、士习日媮的情形。接掌省会鳌峰书院后，陈寿祺试图利用省会书院的影响来实现振兴福建学术的愿望。他在给阮元的信中说道：“私以回挽颓波在此一举。失今不为，沦胥何届？”[12](p30)正式接掌书院后，陈寿祺即给巡抚叶世倬上书，阐述他对闽省士风人心的担忧，并阐明掌教主张——“以为善风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厉行义、尊经学。” [12](p29)得到叶世倬的鼎力支持。
陈寿祺在鳌峰书院在鳌峰书院所采取的措施大体有：其一，变革招生方法。改变以往单据考课文艺决定优劣的招生方法，加强对考生品行的甄别。在全省树立勤心向学向行的榜样，使“负笈者观感而奋兴，挟荚者闻风而交劝”，振奋全省之士，以达到回挽日益颓废的士风。 [13](p40-41)其二，严格规章。要求“严设规条，豫张告诫，约束坚明，使士皆范围于矩镬之中，优游于逊悌之路”。[13](p41-42)其三，崇经学、厉行义。陈寿祺改革书院旧有考课章程，“以师课之一兼课经史、古文词”，以此“宜可兴倡实学，搜获异才。” [13](p42)改变书院生员专习八股的情况。其四，崇礼貌，厚赏优异。建议“拔萃出群、好学不怠者，倍其廪饩，优其奖赏”。[13](p43)其五，严格监院人选。陈寿祺建议仿照以往做法，“常设两学掌择试用，令学问优者为之。”[13](p43)[5]另外，陈寿祺鉴于以往设斋长一职容易在院生中引发纠纷，建议取消斋长之名。
鳌峰诸生长期溺于俗学，故陈寿祺起初严格院规时，曾遇到部分学生的抵制：“不学之徒怨谤纷起，上下之间动多窒阂。”[12](p29-30)他在给林则徐信中也提到：“乃事甫发檄揭示，而不学者已谤议纷纷，人情狃于苟安，难与虑始，怠可浩叹。”[14](p52)为了使其革新措施顺利得到推行，陈寿祺主动提出借用“学使惩罚之权”，确立山长在书院的相对权利。[13](p43-44)在巡抚叶世倬的支持下，陈寿祺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使其措施得到推行并渐显成效：“鳌峰近日规矩颇肃，旧习顿除，然稂莠犹有间厕其中者。” [15](p53-54)[6]
纵观陈寿祺的改革方案涉及到书院教育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相当全面和具体，透露出他力图通过改造省会书院来实现他振兴福建学界的深谋远虑。
陈寿祺在鳌峰掌教直到去世，共十二载。林春溥[7]继任掌教。延续陈寿祺的做法，“教人务敦本，重立品，衡文亦必以法度，……在鳌峰最久，匠成者盖不下数百辈焉。”[16](p2)
2、学风变化的基本特征
在陈寿祺等人的倡导下，嘉道之际的鳌峰书院汇集了一批向心实学的士人，逐步形成了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热衷经史考证的风气。张际亮、林昌彝等省内一流诗人聚集于鳌峰陈寿祺门下，古文诗赋之风也蔚然勃兴。在经世思想带动之下，各种学风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以倡实学、汉宋并重、诸学并举为基本特征的新学风。
（1）从务俗学到倡实学
乾嘉以后，鳌峰书院举业渐盛，院中诸生专习八股贴括之学，书院变成专营考课举业之所。[17](p312)为改变这种风气，郑光策首先开创嘉道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陈寿祺也希望恢复书院治学修身的传统，重振实学风气。
陈寿祺把培养实学人才作为育人目标，他特意制定的《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中专列经济书籍一门，让学生潜心研读，以期开阔眼界，掌握致用之学，成为“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18](p58)的通经致用之才。
他还把古学、经解、史论、杂体诗赋列为规定的师课内容，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18](p58)通过这一改革扭转书院因专科举时艺而荒弃经世有用之学的现象，树立崇尚实学的风气。
另外，他还充分利用鳌峰书院及其私人藏书，分门别类地指导诸生博览群书，“欲其讨论古今，通达时务，以为穷经致用之本。”[19](p340)并开出一份相当详细的书单指导诸生读书路径。[18](p61-63)若诸生以此用心讲究，研经考史，不出数年，必可成为辨是非，穷变化，晓时务的通儒。即便是以专门之学为目标去积书探讨，也会有得于心，成为大学问家。[20](p203)因此，陈寿祺的《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在福建许多地方被人传抄，成为学子治学的指南。[21](p1-4)
嘉道间鳌峰书院的经世致用思潮相当浓郁。郑光策、陈寿祺等以身作则，热心当世之务，对嘉道间的闽省时政都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些思想也影响了他们的弟子。这期间，鳌峰书院培养出了林则徐、梁章钜、李彦章、陈庆镛、张际亮、林昌彝、刘家谋、林寿图等嘉道年间有名的经世之才。继陈寿祺之后，林春溥掌教书院时，同样关心地方利弊，延续此股风气。
（2）从独尊朱学到汉宋并重
陈寿祺在书院提倡经史考据之学，培养有志于通经致古的弟子。他是嘉道汉学新风气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主张经学致用，把崇尚经学看成扭转学风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若夫士子读书，患在学无师法，墨守讲义，猎取浮华，而不知为通经复古之业。”陈寿祺曾把提倡福建经学风气的希望寄托于以扶持汉学闻名的阮元身上，后来因为阮元拒绝夺情督闽而作罢，但我们可以从来往信件看出陈寿祺很希望阮元来闽，以改变福建汉学研究落后的局面。[22](p4)
在掌教鳌峰书院后，陈寿祺把“崇经学”作为设教之要，有意招收有志于经学研究的后进，逐步形成崇尚经学的风气。
针对大多学生惧怕读经的畏难心理，陈寿祺在规约中特意讲明研习经史有助于科考，并不比专攻八股制艺难。[21](p59)为敦促诸生勤学经史，陈寿祺分发“程薄册”，让诸生“按日所读经史古文等，照式填写课程簿，每逢十日汇呈讲堂，酌名面加考验。” [18](p60)陈寿祺指导学生非常细致：“先师讲学，必详经说，深于传注诂训。时稽诸生所习业，为之厘正句读、辨订伪误、详究音韵、分别训义。诸生执经问难，无不为之考核是非，折衷群说，缕析条分，明辨以晰。” [23](p340)即使诸生肄业后，陈寿祺仍常在来往信中敦促学生学习，指导治学门径。陈庆镛曾提到陈寿祺离泉掌教鳌峰书院后，“尝屡以手教来，命稽识达旨，务得古人堂奥，而于经师中许、郑尤宜容仰。”[24](p19)
在陈寿祺的苦心栽培下，其门下弟子如孙经世、陈庆镛、林昌彝、王捷南、张冕在经学考据上都有所成。他们在治学上一个共有的特点是以宗汉学为主，而道德修养兼学程朱。孙经世“治经不名一家，以宋儒义理之说体之于身，而超然心契其微，又深探训诂声音文字之原，而求之于经，能明大义。”谓：“不通经无以为理学，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通训诂。” [25](p5)陈庆镛尝自书楹语云：“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26](p3)林昌彝曾言：“是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如目之中天，未可偏讥而互诮也。”[27](p241)清初李光地、蔡世远折衷汉宋的态度，在嘉道年间重新得到发扬，并逐渐形成汉宋并重的新风气。
道光中叶以后，掌教鳌峰书院的林春溥也是一位“得宋学之醕，而兼汉学之博者”。[16](p2)汉宋兼采的风气继续在书院得到发扬。
（3）改造古文诗赋之风气
陈寿祺很注意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加以指导培养。门下许多弟子或诗，或考据，或性理，所宗不拘一格。[28](p723)林昌彝回忆陈寿祺教授诗赋时说：“先师论文，必轨正体。精于文章流别，每与诸生讲业，历举汉、唐以来各家诗文集，明辨体裁，详溯源委，以示学者。使择取精醕，用力研究，以收纯熟之功，而归雅正之体。”[19](p340)有如教授经史考据之学，陈寿祺首先开列历代文集书目，指明作文路径。[18](p62)
清代重视培养汉学风气的书院往往重视赋文写作。赋对经学水平的要求很高，“名为赋体，终究是枕经就史，贯以文字、音韵、训诂，必须有深厚的朴学基本功才能驾驭自如”[29](p21)以培养朴学学者着称的诂经精舍就很重视考课诗赋等文学体裁。[29](p18-21)曾在诂经精舍任教过的陈寿祺同样重视锻炼鳌峰诸生赋文写作，这可能就是受了诂经精舍教学方法的启发。他还重视古文创作的经世之功，认为“治文词而不原本经术、通史学而究当世之务，则其言不足以立” [30](p37)清代闽省最有名的古文家是乾隆年间的漳浦朱仕琇，他曾掌教鳌峰书院十年，对鳌峰书院及福建的古文影响很大。陈寿祺承认朱仕琇的古文成就冠于闽省，但他认为朱仕琇的古文：“惜其于经史均无所得，故虽有杰出数百年之才而终不能笼罩群雄，为一代冠者以此也。”[31](p32)陈寿祺门生如林昌彝、张际亮、林寿图等人的诗文有不少读经史感想体裁的篇目。
陈寿祺的古文思想在闽省得到发扬。咸同年间，福州致用书院掌教梁章钜言：“治古文者，治经、治史、治性情而已矣。于经求义，于史求例，于性情求固有之良，而尤以治经为最要。”[32](p183)重视经史底蕴与经世实用，在嘉道以后，逐渐成为众多闽省学者的共识。
在陈寿祺等人的提倡下，嘉道以后闽省出了许多着名的诗人，如张际亮、林昌彝等，闽诗得到了复兴：“自萨檀河、谢甸男、陈恭甫诸先生出，讲求坚光切响，口称盛唐，实近王、李。虽余于声而绌于情，而士风为之一变。”[33](p212-213)林纾后来曾言：“吾乡当嘉道间，陈苇仁太史为老师大儒持倡闽诗，同时张松廖、林香溪、郑修楼、许秋史诸先生造怀指事，各出其磊落慨慷之气，一时旗鼓张于东南。”[34](p1-2)可见其时鳌峰书院诗赋之风很盛。
纵观所论，嘉道年间，在郑光策、陈寿祺等山长的努力下，鳌峰书院出现了经世致用、经史考证、诗赋诸学并举的风气，各种人才辈出。而鳌峰书院乃聚一省之粹于一院，其学风的转变既是闽省学风迁变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省学风的转化。嘉道以后，经世致用之学与汉宋并重风气在福建的出现逐渐改变了原来闽省死守程朱理学，不思进取的学风面貌。这一变化与鳌峰书院学风的变化不无关系。
三、鳌峰书院学风转变的意义
嘉道以后，在汉学由鼎盛走向衰落过程中，其学术地理发生了变化。诸如广东、福建、贵州、河北等这些原先欠发达甚至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区，因阮元等一批官员、学者的大力提倡，汉学出现了局部回升。[35](p87-90)其中，书院在引领学风转变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谢国桢言：“自阮文达元，督学浙江时，创立诂经精舍，总督两粤时，创立学海堂。其学以考证经史为宗，兼及天算推步之学。于是士子闻风竞起，所向景从，学风为之一变。……清代考据之风，所由养成，此一时也。”[36](p2)
陈寿祺掌教时的鳌峰书院真正开启了福建汉学风气[8]。嘉道年间，出身鳌峰书院的官宦士人对闽省学风转换影响极其突出，换句话说，鳌峰书院本身学术特征的转变，对全省的学风转变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开启福建汉学兴盛之先风。乾嘉汉学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若没有较好的藏书条件、较高水准的学者指引，出色的汉学学者是很难造就的。相对于江浙地区，福建在经济文化领域较为落后，汉学发展有很多不利条件。但鳌峰书院作为闽省的中心书院，藏书、师资丰富，管理严格，为培养汉学考据学学者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在陈寿祺等人任教时期，鳌峰书院增加了不少经史考据方面的书籍，管理也得到整治，且山长本人致力于此对诸生加以循循善诱，考据学得以长足发展。[9]有志研治汉学的学者出现并不断增加，逐步改变了福建学界长期朱子学独尊的局面。
嘉道时期，鳌峰书院引领了福建经史之学的兴起。这有如学海堂之于广东汉学的兴起，影响深远。经世致用思想是嘉道学风转变的内在动力之一。经世之学与汉学相结合，是嘉道间汉学新学风的一个趋势。嘉道闽省的经史考证与经世致用学风也融进了古文诗赋创作中，体现嘉道闽省新兴的各种学风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陈寿祺所提倡的经学是学术经世，他把经世之学融入经史考证，既避免了乾嘉汉学末流只崇考据而漠视现实的现象，也使经世思想带来的诸学并举之开放学风改变了昔日福建学人墨守朱子学的被动局面，拓宽了视界，活跃了思想。林则徐、何秋涛、沈葆桢这些晚清开风气之先的典范的出现，与务实开放学风在闽省的兴起不无关系。另外嘉道间闽省新学风也为以后福建在小学、金石学、史学等领域的发展，以及同光诗派在福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总之，探讨嘉道年间鳌峰书院与闽省学风的转化，纠正原有来学界对清后期福建学术发展脉络不够确切的认识，将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经世致用学风在当时闽人的思想与学术中的表现及影响，也有裨益于全面了解嘉道以后汉学学风转变的趋势。
（资料来源：《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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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陈寿祺．上阮侍御夫子书[M] ．左海全集·文集卷五[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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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林昌彝．汉宋学术论[A] ．林昌彝诗文集卷十一[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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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J] ．史学月刊，2003，（3）．
[36]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以往学界对鳌峰书院以及嘉道闽省学风的变迁的相关论着较罕见，据笔者所了解有：许维群《论鳌峰书院及其对闽台教育文化的影响——兼及闽台学缘》，《福建论坛》2000年第二期；史革新《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福建论坛》2002年第六期；黄新宪《清代福建书院的若干特色及当代价值》，（网络版）；徐晓望主编《福建文化思想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建梁：《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北师大博士论文2002年。海外的有Suzanne Wilson Barneet：《Foochow’s Academies: Public Ordering and Expanding Edu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中研院近史所集刊》（台北），第16期，1987年6月。
[2]郑光策（？－1804），字琼河，又字苏年，闽县人。掌教鳌峰书院三年（1802－1804）。
[3]游光绎，字彤卣，一字磳田，霞浦人，乾隆三十年（1765）进士。游光绎前后掌教鳌峰凡二十年。
[4]张际亮曾两次入肄业鳌峰书院，第一次肄业时，值游光绎任山长，书院管理松弛，院生专攻八股举业，张际亮十分不屑，失望而归；陈寿祺接任山长后，张际亮慕名再入书院，颇得陈寿祺赏识，为高弟弟子。前后两次书院风气截然不同。以往叙述张际亮在鳌峰的肄业经历时，大都语焉不详，容易使人忽视书院对张际亮的影响。（参见张际亮：《交旧录传·游光绎传》，福建省图藏手抄本；陈衍：《福建通志列传·张际亮》；王俊义：《张际亮的诗文与爱国思想》，自《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5]另：陈寿祺掌教书院时，监院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据刘家谋回忆在跟随陈寿祺在书院求学时，陈震耀任监院。陈震耀就是一名关心社会民生的典范。适逢福州米贵，陈震耀上言掌教陈寿祺，请大府弛海禁，让台湾的大米内运数万石，缓解了福州的米困。（参见刘家谋：《奉陈星舟（震耀）丈》，《观海集》卷四，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86年版。）
[6]王建梁根据陈寿祺在前与阮元信中感慨在书院改革难行，断定陈寿祺的努力没能成功。但是从陈寿祺前后给林则徐的信中所述，以及在鳌峰的教士成就。应该说，陈寿祺的努力是有一定成效的。（参见王建梁：《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北师大博士论文2002年，第129页。）
[7]林春溥（1739－1775），字立源，号鉴唐。嘉庆七年（1802）进士。长于史学。
[8]王建梁认为是同治年间的福州致用书院开启了汉学的先声，但我们综合史实可以看出，正式开启福建汉学风气的应是嘉道年间陈寿祺掌教时的鳌峰书院。参见王建梁．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D]．北京：北师大博士论文，2002，第129-130页．另参见：陈忠纯．清嘉道间鳌峰书院的学术特征及其影响[D]．北京：北师大硕士论文，2004，第31页．
[9]嘉道以后，鳌峰书院增加了不少经史考据方面的书籍，参见《鳌峰书院志·卷十·继增书目》、《鳌峰书院纪略·再继增藏书目录》、《鳌峰书院藏书目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