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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汉代太学的学风

汉代太学，是汉朝政府兴办的大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正式大学，而且还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1〕。 汉代太学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官吏和官吏的后备力量，并在促使儒学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从而巩固封建统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 为什么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这与太学里的学风是分不开的。所谓学风，就是学校里学习的风气、学术的风气，包括教师的选择、尊师重道、教学原则、学术研究、考试制度等等。本文就上述问题谈些不成熟意见，就教于方家。

一、严格选择教师
汉代太学的教师叫博士。博士中的长官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西汉选择博士是相当慎重和严格的。成帝阳朔二年，诏曰：
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3〕。
从汉成帝的诏书看，明确指出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可以为人师表，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根据这一标准，各地向中央荐举博士。除荐举外，皇帝还亲自召请一些人任博士，如贾谊“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4〕。“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 ……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5〕。有的是从贤良文学或明经拜选为博士的，如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6〕，平当“以明经为博士”〔7〕。也有从其他官升迁为博士的，如晁错“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8〕，翟方进“举明经，迁议郎，……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9〕。由于严格的挑选，西汉太学的博士，一般说来都是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
东汉时，选拔博士要经过考试，《文献通考》卷40《学校一》载：“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既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除考试之外还要举荐人写“保举状”。《通典》卷13《选举一》载有一“保举状”：
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师事某官，见授门徒五十人以上。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指东汉选拔人才的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项条件），经任博士。
下署某官某甲保举
这个“保举状”，同样体现了对博士的政治、道德、学术、身体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须在五十岁以上〔10〕。
由于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许多是一代儒宗和学者。例如辕固生、申培公、韩婴、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戴德、戴圣、梁丘、京房等人，都曾担任博士，他们的学问都博大精深，由他们执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保证作用。

二、 尊师蔚然成风
汉代太学有尊师的风气。尊师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博士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博士从先秦设置以来，其职掌是不断变化的。到汉武帝时博士已经具备了议政、制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等六项职能。
议政。《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掌通古今”，就是指议政和备顾问。总计两汉博士议政共有四十三例，议政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政策、刑法、教育、宗庙等，甚至处罚大臣、废立诸侯王以至废立皇帝等大事都参与〔11〕。
制礼。制定礼仪是维护封建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自叔孙通为汉制定礼仪之后，博士在各个时期都负有制定、修改礼仪的职责。上述两汉博士议政四十三例中，就有十二例是宗庙礼仪之事。
藏书。博士掌管国家藏书，《汉书·艺文志》注引《七略》：刘歆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博士掌管图书资料，与他的议政、制礼的职责是密不可分的。
教授。教授弟子，甚至进宫教授皇帝或太子。例如韦贤以《诗》教授昭帝〔12〕，郑宽中、张禹同时分别以《尚书》和《论语》教授太子（成帝）〔13〕。
试策。汉代选拔官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试策，即地方察举到中央的各科人才，要经过试策之后才能任职。试策由博士主持。另一种是皇帝亲自出题阅卷，称为“对策”。对策也要先由博士、太常提出初审意见，再呈皇帝裁决。
出使。自汉武帝建元间派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后相沿成例。武帝时五例，元帝时三例，成帝时四例。出使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某种专门的事情而出使；一种是一般的出使，内容大体如《汉书·魏相传》所说“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等。
从这些职能看，博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低的。由于从皇帝到百官都尊重博士，社会上自然有一种尊师的风气，在太学中自然承传这种尊师的传统。
第二，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待遇。《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朝、西汉博士秩比六百石；《后汉书·舆服志》注引《东观书》云，东汉博士秩六百石。六百石秩是秦汉官吏级别高低的界线。《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汉书·惠帝纪》：“吏六百石以上”享有减刑减赋的优待。《史记·叔孙通列传》，通制朝仪，“吏六百石”以上方可朝驾。可见博士秩六百石或比六百石，属“高官厚禄”之列。太学还建有“博士舍”供博士们居住。《汉书·儒林传·王式》说王式“诏除下为博士。……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说明王式到太学时，住在专为博士准备的宿舍中。至王莽时，把太学扩充，增加数十倍，《汉书·王莽传》载：“为学者筑舍万区”，王先谦《汉书补注》沈钦韩曰：“王莽起国学于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官寺。门北出，北之外为博士舍之中区，周环之。”《后汉书·翟酺传》载汉光武时，“起太学博士舍。”可见汉代的太学内是建有宿舍供博士们享用的。博士们有较优厚的经济待遇还表现在朝廷经常赏赐博士酒肉〔14〕。
第三，太学经学传授系统严格按照师法家法。对师法家法概念的解释，历来分岐很大。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这一论述为近世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家法师法虽有不同，但都是以先师下来的经文和经说作为尊奉的楷模，从宗师的立场说，二者性质上是相同的。严格的师法家法，使师生之间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创了求师问学和尊师重道的学风。教师的学术被视为弟子学术的渊源，弟子的学术被视为教师学术的延伸。这种学术继承关系颇类似血缘继承的父子关系。太学经师去世，弟子门生不论处何方、居何职，均有奔丧服丧的义务。如乐恢、楼望、郑玄等去世时，会葬者达数百人数千人。《后汉书·独行传·戴封》记载戴封送丧的事迹：
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也。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取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还京师卒业。
太学生戴封的教师申君，东海人，病逝于太学，戴封亲自送丧到东海。路经其家，父母准备为他娶妻，戴封因师丧在身，只“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这种远赴师丧的风气，影响后世甚深。汉代尊师蔚然成风，与恪守师法家法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三、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
“通经致用”是汉代太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教育的内容就是儒家的五经，“通经”是为了“致用”，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通过培养具有儒家思想修养的人才来为封建统治服务。公孙弘拟订了从太学选拔官吏的方案，《汉书·儒林传》载：
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
此后，“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诵多者”。
事实上，自汉武帝以后“三公”多是精通儒经的，如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本始三年为丞相〔15〕，匡衡因专长于鲁诗，元帝时位至丞相〔16〕，贡禹由于通经，征召做博士，官至御史大夫〔17〕，薛广德以经行位至三公〔18〕。所以《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当时社会上有谚语曰：“遗子黄金满ｙíｎｇ＠①，不如教子一经”〔19〕。太学的教师和社会上的父兄们都是以做官来鼓励学生努力求学，《汉书·夏侯胜传》载“（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这生动地反映了通经术可以飞黄腾达的情况。东汉的情况也是如此，最着名的桓荣以研究《欧阳尚书》而世代为高官，富贵荣华，致使以前曾讥笑其读经无用的同族桓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20〕
“通经”可以做官，是“致用”的一个方面。做官之后，又可利用经学的知识，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当时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官僚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就连皇帝的诏书，也引用经典。吏员们则用经书来代替法律，“以《春秋》决狱”就是典型事例。
儒学与仕途结合，使太学的教育滋生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但太学也培养造就了不少忠义之士，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直言极谏，又以儒学律己，修身砺志，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这是太学通经致用教育的又一重要表现。《汉书·鲍宣传》载鲍宣“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这是学以致用的显例。至东汉桓帝、灵帝时，政治腐败，宦官专权，鱼肉人民，百姓怨恨。这种现象在太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和社会上正直派名士相结合和宦官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桓帝时开始， 就不断有太学生上书请愿的事：第一次发生在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于李固、杜乔下狱，他们的门生王调、赵承等几十人上书请愿〔21〕。第二次是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因朱穆不畏权贵， 得罪宦官而入狱，太学生刘陶等几千人上书请愿，在群众的压力下，朱穆被赦免〔22〕。第三次是延熹二年（公元159年）， 发生了杜众上书请求和李云同死的事迹〔23〕。第四次是延熹四年（公元161年）， 皇甫规拒绝向宦官行贿而被捕入狱，太学生张风等三百多人请愿为他辩护，后被赦免〔24〕。太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宦官斗争的高潮集中表现在所谓党锢之祸，即两次大搜捕党人事件中，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不赘。
太学通经致用的教学原则，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密切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培养了一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中坚力量。但是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了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又是太学通经致用的严重缺陷。

四、学生勤奋学习与问难辩论之风气
太学的学生称做“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常称“诸生”或称“太学生”。由于太学实行考试制度及通经入仕的利禄之路的吸引等原因，太学生的学习是十分勤奋的。
东汉大学者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王充成为着名的学者、思想家，并“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25〕。太学生的勤奋好学，还表现在他们能够克服生活的困难，坚持学习。西汉太学生倪宽，家贫无资用，靠替同学烧饭以自给〔26〕，翟方进“家世微贱”，“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27〕。东汉太学生公沙穆家贫，“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别人“赁舂”〔28〕。有些太学生能够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苦读。《后汉书·循吏传·仇览》记载仇览专心学习的故事：
仇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
像仇览这样的太学生还不乏其人，如魏应，“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29〕，鲁恭，“年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30〕。这种闭门读书，“不交僚党”即不拉邦结派的风气是值得称道的。
太学生中互相问难辩论也是很好的风气。汉代太学中互相问难辩论之风首先在博士中进行。博士在讲经时，互相诘难，讨论经义是必经过程，可以说是太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朝廷征试博士经常采用辩难的办法。《汉书·朱云传》载，朱云由于能够驳难治《梁丘易》的少府五鹿充宗，而被任命为博士。这种风气的盛行，与皇帝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汉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诘难，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他曾多次主持各派经师公开辩论，甚至在朝会上建立了按“讲通经义”来排座次的礼仪。侍中戴凭因为善于讲辩，“重座五十余席”，并获得“解经不穷戴侍中”的评语。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光武帝亲临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名儒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②，不以辞长胜人”，这种既在学术上针锋相对，又在态度上谦让有礼的儒雅风度，为当时诸儒之最，受到光武帝的赏赐〔31〕。和帝时期，兼通五经的名儒鲁丕甚至认为经师讲经“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32〕。可见辩难的目的是使经义愈明。太学博士们的辩难风气也传给了太学的学生。《后汉书·逸民传·井大春》载井大春“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论井大春’。”丁鸿在太学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也以“善论难”而着称，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33〕。太学辩难的精神，是研究和发展学术所必须的，为当时培养了不少人才。
汉代太学生除跟随博士学习之外，还可以向校外专家学习，例如郑玄在太学受业同时师事京兆第五元生，王充师事班彪，符融师事李膺〔34〕。太学生中的优秀者于《五经》之外，还研究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例如张衡“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等。……作浑天仪。……阴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35〕。崔瑗，至京师，“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家宗之”〔36〕。郑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37〕。可见太学中鼓励根据个人兴趣自由研究，因此太学中出了不少学问家和大科学家。

五、严格的考试制度
汉代太学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关于考试年限、考试科目和录取人数，汉代四百多年有一个变化过程。西汉是一年一试，《汉书·儒林传赞》说“一岁皆辄课。”根据难易分为甲乙两科，“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到王莽时，仍是每岁一试，增加了录取人数，改为甲乙丙三科。《文献通考》卷40《学校一》载：“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为文学掌故。”东汉初年又恢复了甲乙二科。从质帝起，不分甲乙科，只取高第。后来又增加了补官的名额。到桓帝时，太学生增加到三万多人，旧的考试办法已不能适应当时的要求，改为每两年考一次，并废止人数的限制，而以通经多少为衡量标准。《文献通考》卷40《学校一》有详细记载：
永寿二年，诏复课试诸生，补郎舍人。其后复制，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者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
从这个规定看，由一年一试改为二年一试，是适应当时需要的。二年一试，不及格者可以留校再考；及格者委任官职的仍可以留校，满二年后参加高一级的考试。这样可使太学生参加多次考试到通五经为止。这有利于把太学生培养成通材。
关于考试的方法，主要是射策和对策两种。所谓射策，颜师古在《汉书·萧望之传注》中曾作如下解释：
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为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
这就是说博士先将儒经中“难问疑义书之于策”，加以密封（“不使彰显”），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规定录取名额。所谓对策，“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38〕。这就是根据皇帝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例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科被荐举，经过汉武帝亲自考问对策，三问三对，才被任命为江都相。射策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太学内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对督促学生勤奋学习及选拔官吏都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汉代太学严格选择博士、尊师重道、推行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自由研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等，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汉代太学这种优良的学风，薰陶了一代代学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人才。今天我们研究汉代太学的学风，对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有借鉴作用。
注释：
〔1〕 熊明安编着：《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 年版，第71～72页。
〔2〕 参见拙文《论两汉太学的历史作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后收入拙着《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汉书·成帝纪》。
〔4〕 《汉书·贾谊传》。
〔5〕 《汉书·张苍传》。
〔6〕 《汉书·公孙弘传》。
〔7〕 《汉书·平当传》。
〔8〕 《汉书·晁错传》。
〔9〕〔27〕 《汉书·翟方进传》。
〔10〕 《后汉书·儒林列传·杨仁》载：杨仁，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注曰：《汉官仪》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让选。……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
〔11〕 安作璋、熊铁基着：《秦汉官制史稿》上册， 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32页。
〔12〕〔15〕〔19〕 《汉书·韦贤传》。
〔13〕 《汉书·张禹传》。
〔14〕 《东观汉记·甄宇列传》：“每腊诏，赐博士羊人一头。”
〔16〕 《汉书·匡衡传》。
〔17〕 《汉书·贡禹传》。
〔18〕 《汉书·薛广德传》。
〔20〕〔31〕 《后汉书·桓荣传》。
〔21〕 《后汉书·李固传》。
〔22〕 《后汉书·朱穆传》。
〔23〕 《后汉书·李云传》。
〔24〕 《后汉书·皇甫规传》。
〔25〕 《后汉书·王充传》。
〔26〕 《汉书·倪宽传》。
〔28〕 《后汉书·吴祐传》。
〔29〕 《后汉书·儒林传》下。
〔30〕 《后汉书·鲁恭传》。
〔31〕 《后汉书·桓荣传》。
〔32〕 《后汉书·鲁丕传》。
〔33〕 《后汉书·丁鸿传》。
〔34〕 分别见《后汉书》的《郑玄传》、《王充传》、《符融传》。
〔35〕 《后汉书·张衡传》。
〔36〕 《后汉书·崔瑗传》。
〔37〕 《后汉书·郑玄传》。
〔38〕 《汉书·萧望之传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下加赢
＠②原字为冒右加犬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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