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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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语》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


《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集体编纂,反映了孔门弟子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体现了早期儒家的价值观,在儒家各派中具有权威地位。[1]进入汉代,《论语》的地位和流传如何?无疑是一个值得考察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在汉代儒学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对《论语》一书进行考察,并通过这种考察进一步深化对儒学形态的理解。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汉代儒学形态的变化
孔子在历史上的一大贡献,是他顺应了“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格局,使古代学术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孔子讲学,以《诗》、《书》、《礼》、《乐》为基本内容。“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诗》、《书》、《礼》、《乐》本属于古代王官之学,其传授也限于贵族之间。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使其由贵族的学问垄断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孔子晚年对《周易》产生浓厚兴趣,“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声称“我观其德义”[2]。又根据鲁国历史整理、编纂《春秋》一书。这样,《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孔子的整理、阐释和理解,乃成一新的知识系统,六艺之学构成儒学的一个基本内容。但孔子创立儒学,决不仅仅是因为对古代文献作了整理和解释的工作。孔子生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乱世,却向往建立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他倡导仁,重视礼,以仁、礼为解决人生困境和社会矛盾的良方,建立起包括人生修养、伦理政治等内容的思想体系。故从孔子开始,儒学实分有两途:一为六艺之学,一为社会人生之学。
六艺之学是关于《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的学说,包括文本的整理、意义的阐释等等,属于孔子的学术思想。六艺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以后也不为儒家专有,如墨家也常称引《诗》、《书》等,但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六艺进行了系统的编定、整理和“意义”的阐释,并用来教授徒众,这样便形成儒学内部传授的一套学问。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这套学问便称为“经学”。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孔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是孔子改革社会政教的主张和方案,是孔子的思想创造。仁在六艺中虽然已出现,但孔子却赋予它不同以往的含义,使其成为儒家的终极信念和人生理想,“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礼也是六艺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但孔子对其作了重新论证,提出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于孔子是以新兴的“诸子”身份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故他的社会人生之学又称作“子学”。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在思想上存在着联系,但在学术形态上二者又有明显的差别:六艺之学是对经典的理解、诠释之学,突出、强调的是经典的思想价值。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对人生意义、社会理想的探讨,注重的是力行实践和思想创造。在儒学内部,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也存在不同的传授,六艺的传授重师说,往往形成儒家内部的传经系统,如《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诗》、《书》、《礼》、《易》的传授系统等。而社会人生之学则重视思想的承继,如《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等等。六艺中除《易》外,一般均为公共科目,个人可以根据偏好和需要进行传授。如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3],荀子则对《诗》、《书》、《礼》、《乐》大部分经典进行了传授。[4]而社会人生之学虽为孔子所提出,但孔门弟子却会因所处时代及思想倾向而有不同选择,甚至表现出某种对立,如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等等。
这样,孔子创立的儒学就不仅仅是一思想、理论体系,同时还包含一学术传统,形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重结构。从《论语》的内容看,孔门弟子“相与辑而论纂”时,主要记载的显然不是孔子关于《诗》、《书》、《礼》、《乐》的言论,而是关于仁、礼也即孔子人生理想和社会改革的行为和言论。在《论语》编纂者看来,孔子虽对《诗》、《书》、《礼》、《乐》等进行了编定、整理,将其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但孔子之为孔子,却并非因为典籍和知识的传授,而是在天下无道的黑暗社会,仍执着于人生理想,创自己之学说,为人类确立了信心和希望。故孔门弟子更重视的是其社会人生之学,孔子就是作为“传道者”的形象被记入《论语》中的。同时,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以社会人生之学为主要线索,六艺之学只能算是辅线而已。不过,早期儒学的这一形态到汉代却发生变化,汉代儒学主要承继和发展的恰恰是六艺之学,即所谓经学,而社会人生之学却降为子学,成为经学的传记和附庸。由于汉代儒学形态的这一变化,后世学者常常对其性质产生争议和看法,如钱穆先生认为:
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汉武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5]
钱穆先生显然忽视了早期儒学是一双层结构这一事实,故将六艺与儒学一分为二,认为汉代实为尊六艺,而非尊儒学。其实,秦代以前,六艺固然非儒家所专有,儒家之外,墨家、道家也有称引《诗》、《书》者,但汉代所尊之六艺乃属于孔子、儒家的系统,而不是墨家、道家的系统,故在汉代学者的眼中,儒学往往即指六艺之学,如《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儒林传》称汉武帝时,“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里的“儒学”显然即是文中的《诗》、《书》、《礼》、《易》、《春秋》之学。钱氏试图将六艺与儒学截然分开,显然难以成立。相比较而言,章太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中肯:
六艺者,道、墨者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以《金版》、《六韬》。(《金版》、《六韬》,道家太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6]
章氏认为,道家、墨家虽然也称引《诗》、《书》,但并没有对六艺进行系统的编定、整理,这项工作最后由孔子来完成。经过秦火之后,六艺再度受到重视,孔子自然处于有利的地位,其它诸子只能甘拜下风了。所以汉代所尊之六艺,并非与儒学没有干系,相反倒是孔子、儒家六艺之学的发展和延续,汉代儒学实际同样存在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层结构,只不过二者地位发生了变化,前者升为经学,后者降为子学,出现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的分流而已。
二、《论语》在汉初设立“传记”博士
由于汉代儒学的这一变化,《论语》的性质和地位亦相应发生变化。汉初,鉴于秦政之弊,在文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采取宽松的文化政策,“除挟书律”,允许学术自由发展,儒学在经历了“焚”“坑”的挫折后,得以重新恢复发展,一时间出现诸子百家复兴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论语》重新受到重视,并在文帝时一度设立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说: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说:“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7]因此,赵岐说文帝时《论语》曾置博士,应是可信的。不过对于文帝时所置博士,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先生说:“在以儒生而为博士的人们中,他们所习的当然以五经及儒家传记为主,且于博学中亦可能各有专门之业,甚且以某专门之业知名因而得为博士。但博士乃代表知识,并非代表知识来源的某一经典,有如《儒林传》中说周霸、衡胡、主父偃们‘皆以《易》至大官’,而他们的大官并非代表《易》的情形正同。”“孝文时,有的是以治‘诸子传说’出名,有的是以治‘《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出名,因而得为博士,但并非为‘诸子传说’、‘《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立博士。由此推之,韩婴在孝文时为博士,并非为他所治的《诗》与《易》而设,这和贾谊此时为博士并非为他所治的《礼》或《左氏传》而设者正同。”[8]徐先生认为文帝时只是有治《论语》、《孝经》者被征为博士,而并非为《论语》、《孝经》设置博士,显然是用秦代的博士来理解文帝时所置博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代博士主要是利用其知识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满足政府的特殊需要,如秦始皇即帝位之初,博士与丞相、御史大夫议“皇帝”名号[9],即帝位三年,“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10]等;在所置博士中,虽然也有治《诗》、《书》及诸子着作(“百家语”)者,但其职责主要是议政而不是传授经典,实际延续的是战国礼贤下士特别是齐国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传统。而文帝设置博士是“欲广游学之路”,又发生在“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的背景之下,所以当时虽然延续了秦代的博士制度,但却未必不会有所发展、有所创设。
况且,为某一经典置博士,与征治某一经典者为博士,一开始可能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即以武帝时所设的五经博士而言,“《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11]说明所谓五经博士起初也是针对传授者而设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征治《尚书》的欧阳生、治《礼经》的后仓为博士等等。所以,博士制度的变化并不在于博士设置的具体形式上,而在于设置博士的目的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内涵上。《论语》、《孝经》作为“百家语”本属于秦火焚毁的范围,而随着“挟书令”的废除,“天下众书往往颇出”,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置《论语》、《孝经》博士或征治《论语》、《孝经》者为博士,显然便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它是汉初诸子学复兴背景下的新举措,而不可简单地看作是秦制的延续。
另外,博士的性质和职责也是不断变化的。据学者考证,博士一职战国时已出现,如《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龟策列传》褚少孙补注谓宋有博士卫平,为元王相。《汉书·贾山传》:“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宋书·百官志》谓“六国时往往有博士”。博士之设在备咨议顾问而不任职治事,故任博士者一般多为博通之士。《战国策·赵策三》:“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郑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问?’”这里的博士即指博通之士,应是博士一词的较早含义,后又指“通于古今,辨于然否”[12]的博士官。[13]进入汉代,随着学术的复兴以及太学的设立,博士又成为学官,具有了“掌教弟子”[14]的职能,博士由“博通之士”向“专经之士”转化。而文帝时期不仅“广游学之路”,为《论语》、《孝经》等设立博士,适应了汉初学术复兴的潮流,同时据《后汉书·翟辐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15]这样便在博士制度的演变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不过,文帝虽在文化上对诸子百家采取鼓励政策,但在政治上却偏重黄老、刑名之学。《史记·儒林传》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所谓“颇征用”,即征为博士,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16],但由于这时的主导思想是黄老、刑名,所征用的博士,只能“具官待问”,难以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
三、《论语》在武帝“独尊儒术”后的特殊地位
武帝时儒学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并取代黄老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不过,这时儒学的重心已转向五经,而诸子则降为五经的传记,儒学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武帝即位之初,即对汉初的文化政策进行调整,接受丞相卫绾之言,黜所举贤良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使治法、术及纵横家之言者失去进入仕途的资格。五年,置五经博士,汉初已在民间开始的五经传授得立于学宫,得到官方的认可。六年,窦太后崩,黄老失去强有力的支持,丞相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7],黄老、刑名等诸子百家进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董仲舒进天人三策,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8]。对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19]从当时情况看,“罢黜百家”或“皆绝其道”当如“绌黄老、刑名”一样,都是指使百家之学退出政治的主流,不再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具体到学官制度上,便是罢黜汉初为诸子所设立的博士,只保留儒家的设置。由于这一对策提出于武帝“卓然表彰六经”及儒学形态发生转变之时,便不难理解,董氏之所以在“孔子之术”前特别强调“六艺之科”,乃表明自己所说的“孔子之术”主要指六艺或六经而言。这里的“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乃是一种同一关系,并非在“六艺之科”之外另有一个“孔子之术”,或“孔子之术”之外另有一个“六艺之科”,这与董氏“孔子立新王之道”[20]的主张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董仲舒“独尊儒术”在经学思想史上还具有一重要意义,即突出、强调了六经在儒学中的地位,促使儒学由子学向经学的转化。而随着这一转化,以前曾被列于学官的《论语》、《孟子》及其他诸子博士可能不久即被罢黜,由此开启了经学一统的时代。
不过,董仲舒虽然推崇六经,但对《论语》的地位也有所肯定,在其《天人三策》及所着《春秋繁露》中,常常引用《论语》的言论阐发、申明六经的大义,表明在他看来,《论语》实具有辅助理解六经的作用。汉匡衡也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着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21]六经是圣人孔子表达天地、善恶、吉凶的最高真理,而《论语》、《孝经》则是孔子平时“言行之要”,同样起着了解六经最高真理的作用,要“宜究其意”。所以,汉代学者往往先习《论语》、《孝经》,然后兼通一经或数经,将《论语》、《孝经》看作通达五经的阶梯。如韦玄成“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22]。汉宣帝刘询“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23]广川王刘去“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24]。“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25]王尊“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26]。萧望之“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27]。“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叙传》)王国维说:“汉人受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次一经。”“汉时但有受《论语》、《孝经》、小学而不受一经者,无受一经而不先受《论语》、《孝经》者。”故当时传《论语》、《孝经》者,往往也兼治五经。此点王国维已有考证,其《汉魏博士考》一文云:“《汉官仪》所载博士举状,于五经外必兼《孝经》、《论语》。故汉人传《论语》、《孝经》者皆他经大师,无以此二书专门名家者,如传《齐论》者有王吉父子、宋畸、贡禹、五鹿充宗、胶东庸生,中惟宋畸无考,王吉则传《韩诗》,王骏及五鹿充宗传梁邱《易》,贡禹传《公羊春秋》,庸生传古文《尚书》;传《鲁论》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鲁扶卿、萧望之、张禹、朱云,奋与扶卿无考,夏侯胜则传《尚书》,韦贤传《鲁诗》,萧望之传《齐诗》,张禹传施氏《易》,朱云传孟氏《易》。”[28]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汉代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中,《论语》等诸子着作往往被看作是六经的传记,具有辅翼六经的作用,这从《论语》常常被称作《传》、《记》、《语》中可以反映出来。《史记·封禅书》:“《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29]《法言·至孝》:“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30]《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31]《后汉书·邳彤传》:“《语》曰:‘一言可以兴邦。’”[32]《传》、《记》、《语》是西汉儒家学者解经的着作形式,它们被用来称呼《论语》,颇能说明《论语》在当时的地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诸子着作中,《汉书·东方朔传》引“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形,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东方朔所引述“传”的文字,见于《荀子·天论》和《荣辱》。刘向《孙卿书录》说,《荀子》“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这是明确地将《荀子》纳入传、记的范围。《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里《周官》、《尚书》、《礼》属于经,而《礼记》、《孟子》等则显然属于传、说、记。此外,赵岐称文帝时设立的《论语》、《孟子》博士为传记博士,也说明《孟子》等诸子着作确实被当作六经的传记看待,只不过所谓传记博士可能是后起的概念,文帝设立时未必已有这样的称呼。王葆玹说:“西汉人用‘传’字来指称先秦诸子,是由于武昭宣元时期诸子书都被看作是五经的辅翼,归入了经传说记的系统。”[33]所以在汉人的心目中,儒学同样包含了六艺之学和社会人生之学的双重结构,只不过较之先秦时期,二者地位发生变化,前者升为经,后者则降为经的传记,出现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的分流而已。以后刘向父子编《别录》、《七略》,班固编《汉书·艺文志》,均延续了这一观念,故于《诸子略》之上特设《六艺略》,记叙六经的传授,而在《诸子略》中又有儒家类,列《孟子》、《荀子》等诸子着作,反映了汉人对儒学的一般理解。有学者可能会认为,将儒学分为经学和子学,可能是相对于先秦和汉代两个不同时期而言,汉代以后重六艺,故这一时期只有经学而无子学。其实,《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录的汉代着作就有《陆贾》二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儒家言》十八篇等多种,这即是汉儒的子学着作,与先秦诸子一样,它们也具有辅佐六经的作用。王充《论衡·超奇篇》说:“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而《定贤篇》又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世,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桓谭)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桓谭所着的《新论》同样可归于解释六经的“传书”。
这样在汉代经学、子学的分类中,《论语》一书的地位便显得尤为突出。从身份上看,孔子为“诸子之中最卓者也”[34],故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应是一部子书,可归于六经传记之类。但《论语》的地位显然又高于一般诸子,所以当时有“传莫大于《论语》”[35]的说法,认为《论语》是诸子传记中“最大”者。故在汉代的几种目录书中,均将《论语》附于《六艺略》之后,而不列于《诸子略》,这种分类若用当时的语言说,便是《论语》对六经的辅佐要高于一般诸子传记,具有六经“通论”的地位。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先秦、两汉多数涉及“子曰”的文献也可看作《论语》,称为《论语》类文献。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学理上也实难成立。根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论语》类文献主要有《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孔子徒人图法》等,其中,《孔子家语》为孔子后人记录孔子的言论,其地位仅次于孔子弟子所记的《论语》,故附于《论语》之后。《孔子三朝》为对鲁哀公语,“三朝见公,故曰三朝”[36]。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孔子晚年于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与鲁哀公多有问答,由于其此时影响较大,思想也较为成熟,故他的这一部分言论便显得较为重要,并曾被收于《大戴礼记》之中。《孔子徒人图法》,沈钦韩说:“《史记·仲尼弟子传赞》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文翁石室图》,七十二弟子旧有图法,皆出壁中者矣。”可见是出于孔壁中记录孔门弟子籍贯、活动的图谱。其余便是各种解释《论语》的《说》以及石渠《奏议》等,这便是汉代学者所理解的《论语》类文献。它显然是有具体所指,而并非可以无限夸大。如子思的《缁衣》、《表记》等,均以“子曰”的形式出现,但它在《艺文志》中属于儒家类的《子思子》,而不是属于《论语》。又如《艺文志》儒家类有《儒家者言》十八篇,注:“不知作者。”这部不知作者而可肯定是“儒家者言”的着作,自然会有不少称引孔子的言论,但它同样不属于《论语》。以上看法之所以有误,主要是忽视了在汉代儒学的体系结构中,《论语》或《论语》类文献实具有特殊含义,它是一个专用名词而不是一种泛称,并非所有称引“子曰”的着作都可以称为《论语》或《论语》类文献。
四、《齐》、《鲁》、《古》三论及其融合
由于《论语》的特殊地位,武帝以后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其传授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景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37]得《论语》二十一篇,皆古字,此即所谓的古文《论语》。《古论》发现后,孔安国曾经“为之训解”,但流传的范围有限[38],至昭帝、宣帝时,“尚称书难晓”,“后更隶写以传诵”[39]。《古论》之外,还有《鲁论》和《齐论》,刘向说“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40],说明当是分别流传于鲁、齐一带的本子。《齐论》、《鲁论》何时出现,史无明确记载,[41]但其传授则在武帝以后。据《艺文志》,汉代传《齐论》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和胶东庸生,而只有王吉“名家”。传《鲁论》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和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因张禹之说出现最晚而流行于世。可见,王吉、张禹乃《齐论》、《鲁论》传授中的关键人物。而王吉昭帝时举贤良为昌邑中尉,“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并授其子骏[42]。《艺文志·论语》类有“《齐说》二十九篇”,可能即是其作品;张禹元帝时为太子太傅,奉诏“授太子论语”,其编定《张侯论》也当在此时[43]。除王、张之外,其余之人也大都活动于昭、宣乃至元、成之时。巧合的是,定县竹简《论语》的入葬时间也是在宣帝时(五凤三年),那么,其主人研读《论语》也当在武帝以后。这一时期之所以掀起一股“《论语》热”,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与《论语》在汉代儒学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的。
武帝以后,《论语》传授的另一个特点是《古论》、《齐论》、《鲁论》的融合。从版本上看,《古论》、《齐论》、《鲁论》存在着一些差别,如《鲁论》二十篇,《古论》二十一篇,《齐论》则二十二篇,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这种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其整体仍存在着一致性,如《古论》虽较《鲁论》多出一篇,有两个《子张》,但据何晏、如淳所说,这不过是由于《古论》将《尧曰》篇自“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又分为一篇,而《鲁论》则将其看作一篇,这显然只是章节的分合问题,而与内容关系不大。稍显特殊的是《齐论》,多《问王》、《知道》两篇,但这两篇之外,其余内容仍是基本相同的。此外,据桓谭《新论》说:“《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但这在古籍的抄写中也属于正常现象,如定县竹简《论语》与今本“文异”之处就十分之多,“其中有的是抄写者脱漏、抄错或随意简写的字,有的则是按底本上写的字”。[44]至于底本上的不同,如《述而》“……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同于《鲁论》而别于《古论》,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则是假借和错讹。这些情况都说明,《论语》一书应形成较早,并有了稳定的形态,在以后的传抄中虽然会形成不同的传本,但由于有共同的源头,所以并不影响其整体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论语》虽然有今、古文之分,齐、鲁学对峙,但并不是互为壁垒,而是相互融合、参考、借鉴。如王吉传《齐论》,但其子王骏所传则为《鲁论》,《艺文志》有《鲁王骏说》二十篇,即是其作品;孔安国传《古论》于鲁人扶卿[45],而据《艺文志》,扶卿又传《鲁论》;至于张禹也先后受学于传《齐论》的王吉和胶东庸生,“采获所安”,然后才有《张侯论》问世。正是在这一融合的局面下,“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46]这才有后世不朽之经典《论语》的定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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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梁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志刚

[1] 参见拙文《〈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中国哲学》第25辑。
[2] 马王堆帛书《要》。
[3]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 参见汪中《荀卿子通论》,《诸子集成》第二卷。
[5] 《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页。
[6] 《訄书·订孔》,梁涛《〈訄书〉评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7] 《汉书·刘歆传》。
[8] 《中国经学的基础》,载《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8-59页。
[9] 《史记·秦始皇本纪》。
[10] 《史记·封禅书》。
[11] 《汉书·儒林传》。
[12] 《汉旧仪》。
[13] 参见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出版社,1998年,第446-450页。
[14] 《后汉书·百官志》。
[15] 王国维案,北宋景佑、南宋嘉定本皆作“一经”,何焯校宋本作“五经”。
[16]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7] 《儒林列传》。
[18] 《汉书·董仲舒传》。
[19] 如:
(1)孙景坛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转摘。
(2)刘桂生认为汉代始终不曾在社会上禁止百家,班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特指不能通过修习百家之术做官。见《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成因》,《北大史学》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又见《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青年出版社,2000年。
(3)王葆玹则认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说来就是将博士七十余人的建置加以削减,将其中传习诸子书的博士罢黜”。并认为“这种削减或罢黜,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发生于汉武帝时期,而是发生于汉成帝时期”。见《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4)又见王葆玹着《今古文经学新论》第四章《汉承秦制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是司马光对《汉书》有关记载的概括,《汉书·武帝纪》称“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传》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这里的“发之”当指“发挥”之,而非“发明”之。
[20] 《春秋繁露·玉杯》。
[21] 《汉书·匡衡传》。
[22] 《史记·张丞相列传》。
[23] 《汉书·宣帝纪》。
[24] 《汉书·景十三王传》。
[25] 《汉书·疏广传》。
[26] 《汉书·王尊传》。
[27] 《汉书·萧望之传》。
[28] 《观堂集林》卷四。
[29] 《论语·阳货》。
[30] 《论语·季氏》。
[31] 《论语·八佾》。
[32] 《论语·子路》。
[33] 见上引前引《今古文经学新论》第66页。
[34] 《论衡·本性篇》。
[35] 《汉书·扬雄传》。
[36] 《汉书》颜师古注。
[37] 鲁恭王坏孔子宅的时间,史籍记载有异:《艺文志》说是“武帝末”,《论衡·案书篇》说“孝武皇帝时”,而《正说篇》却说是“至孝景帝时”。王先谦《汉书补注》说:“《鲁恭王传》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二十八年薨,不得至武帝末。《论衡》以为孝景时,是也。”郭沂对此也有考证,参见上引《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40-341页。
[38] 何晏:《论语集解叙》。
[39] 《论衡·正说》。
[40] 皇侃:《论语疏叙》引《别录》。
[41] 郭沂考订《鲁论》、《齐论》是在宣帝时才出现的,并认为《鲁论》为《古论》的今文本。其观点颇值得重视。见上引《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39-347页。
[42] 《汉书·王吉传》。
[43] 《汉书·张禹传》。
[44]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页。
[45] 《论衡·正说》。
[46] 何晏:《论语集解》。《隋书·经籍志》说是“以《张侯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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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论语》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