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王俊义
王思治先生是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尤是海内外有影响的清史专家。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他85诞辰暨“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的研讨会。我十分高兴地应邀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清史研究所更是我今生今世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自然有深厚的感情，而思治先生则是与我相识、相交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在与他亦师亦友的多年交往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特点和治学风范。因在会上以“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为题做了简短发言，以抒发对思治先生的怀念。
我有幸早在1956年就和他相识，那时我初跨进人民大学历史系门槛，在本科中国革命史专业学习，思治先生则是刚由中国历史研究生班毕业而走上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我们在学习中国通史课时，除主讲教师外，还配有辅导教师，而思治先生恰恰是我们班的辅导老师，由此我与他结下师生之缘。当时，学术界正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范老是西周封建论，郭老则是春秋、战国之交说，而尚钺先生又主张魏晋封建论，各持己见，百家争鸣。我与正上中国古代史课的同学们也都很关注这方面的争论，我们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辅导老师王思治，在1956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有长篇论文一《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当时，《历史研究》创刊不久，能在该刊发表文章的大多是史坛前辈和史界名流。那时，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思治老师就能在该刊发表大作，一下子就奠定了他在史学界青年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同学们都很仰慕他，对其学术论文都争相传阅。不过，我们并不同意其魏晋封建论的观点，而同意范老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记得某天晚上他到班内进行辅导时，我和几个同学，围着他进行讨论，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他的魏晋说表示质疑。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思治老师并不以我们幼稚的诘难为忤，反而鼓励我们学习中就是勤于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还心平气和地与我们进行了平等的讨论，耐心地引导我们如何掌握史料，如何把握相互争论的焦点，通过这样的讨论，一下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因为当时下面有传言，说什么“王思治个性强，恃才傲物”。但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们却毫无这样的感觉。
1960年我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但并非在历史系，而是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思治先生仍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并在校刊——《教学与研究》做编辑，虽不在一个具体单位，却不时在各种报刊上读到他有关“农民战争’、“论清官’、“道德继承”、“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使我进一步感到思治先生是一位好学深思，思想敏锐，有深厚思想理论功底，有学识、有才气的学者。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在十年动乱中，人民大学是重灾区。还遭到被撤消停办的厄运，1969年全校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被赶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而我与思治则同被安排在干校的基建连。要建造自己住的房子，因为余江县是红土丘陵地带，到处是红石、红土山岗，当地人都采用红石盖房。因此，干校组建了150多人的基建队，我们这些队员们，白天不管是烈日暴晒，还是刮风下雨，都坐在石头地上，一手拿锤，一手持钎，打出一块块红石，用来垒墙。晚上在挤睡在一个长宽各几十米、深四、五米的大石头坑里，我和思治同志的床铺又紧紧相连，头脚相对地睡在一起，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那时，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政治学习，进行斗私批修，精疲力竭，整天摸爬滚打在一起，一个个都斯文扫地，也就没有了师生局限，都是“老张’、“老王”称之，有时对尊者、长者名字后面加个同志，如“胡华同志’、 “戴逸同志”等。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中共处了三年。精神上的折磨，远远大过肉体上的痛苦，那时，思治同志四十岁左右，我则三十岁出头，正是读书治学的黄金时代，而大好的宝贵光阴，却在无声无息中被消耗掉，谈何读书治学。而这却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治学经历史共同遭遇的曲折和坎坷。因而我们在交谈中也无什么怨言，有时顶多是相互苦笑以示慰藉而已！
不过，历史总是在曲折迂回中发展前进的。1972年发生林彪折戟沉沙事件后，政治形势逐渐向好的方面稍有转化。当时刚被“解放”的人民大学副校长，也是明清史学家的郭影秋，上书北京市和中央，建议重新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纂清史。因为早在1965年秋冬，中宣部就曾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决定成立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郭影秋还被任命为编委会主任。此事，因“文革”爆发而被搁置。为此，他旧事重提。幸好，他的建议获上级审批。决定以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再从其他系所抽调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以四十人建制为规模的清史研究小组，郭影秋还亲自兼任组长，副组长有尚钺、罗髫渔、胡华、袁定中等。由于思治是原历史教研室成员，自然被纳入清史研究组之列。我则被当时同在干校劳动的戴逸先生推荐，被吸收到清史研究小组，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就这样，从1973年起，我们成为从事清史研究的同事。到1978年一度被撤消的中国人民大学又恢复重建。同时，又在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清史研究所，我和思治都是建所初期的研究人员，同以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为奋斗目标。
建所初期，时任校领导的郭影秋主动召见我和思治同志，就开展清史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长谈。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次谈话的要点：第一，研究清史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且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大有用武之地，希望你们把清史研究作为毕生事业；第二，清史研究所刚成立，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决心在几年内拿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就喋喋不休，以免让人笑话；第三，研究工作要从基础入手，基础一定要扎实，可以先编《清史编年》，它既是一部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这样做，既编书，又炼人；第四，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写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可先编一个简本，作为编大清史的研究提纲。当时，人民大学刚复校不久，百废待举。郭校长在日理万机中，抱病与我们长谈，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实在令人感动。据我所知，郭校长上述谈话内容，还与当时研究所的领导戴逸老师等也曾经多次交谈研究，成为清史研究所制定规划的指针。应该说这次谈话对我和思治都有深刻影响，他在此后的几十年内确实身体力行了郭校长的教诲，集中全部心思精力于清史研究，陆续写出诸多有分量的厚重论着，为清史研究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成为海内外有影响的清史专家。我当然也在郭校长的教导后，决心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和研究清史，但因工作需要，于199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职。此后，虽对郭校长的教诲仍铭记在心，仍未中断清史研究，但做出的成绩却微不足道，实有负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令人欣喜的是，人大清史研究所的同事们和全国清史研究工作者，久所盼望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终在2002年正式启动。这时，我和思治先生虽已退休，却退而未休，又都参加了此项工作。他先后参加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传记组和编审组，认真负责地参与了书稿的编审。此间，他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和地位，默默无闻工作了十年之久，为清史纂修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这时间内，我们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有时甚至推心置腹，促膝交谈。而今，他辞世而去，每想及此，就不胜唏嘘感叹！
在我与思治先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交往中，对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风范，也多少有所感受，约略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治学勤奋、学识渊博、成果丰硕、成就卓着。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勤奋治学，身为一介书生，不求闻达，不失书生本色，埋头于学术研究事业，终于取得卓越学术成就。他除参与清史研究所建所以来的各种项目，如《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清代人物传稿》的撰写外。主要着作还有《两汉社会性质及其它》、《清史论稿》、《王思治自选集》等。他还精心主编了多卷《清代人物传稿》以及多卷本《清朝通史》中的两卷《康熙朝》，在史学界的同行中可谓着述丰硕。
其二，坚持唯物史观、史论结合。既长于从宏观的视野中，精辟阐发重大问题，又能从微观角度实证地记述翔实的史实。这从他的《清前期历史地位论纲》、 《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历史范围内考察》、《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评价》及《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论述——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等一系列论着中，对于清前期历史地位、清初的社会矛盾与人物评价，明清间的战争与乡民族国家的统一等重大问题的分析论述中得到充分印证。他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能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大处着眼，论述时代的特征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以丰富的史实，有说服力印证其立论，给读者以启迪。
其三，勇于创新，独树一帜，超越前人，具有独到之见，这是思治治学中又一鲜明特色。早在其读研究生期间，就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勇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与前辈史学家翦伯赞等大家开展争鸣而崭露头角，及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在“清官”及“道德继承”问题的争论中，与吴晗等权威专家进行讨论而引人注目。特别是其对清史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都能超越前人，发人之所未发的独到见解，而引领学术潮流。
其四，尊师重教，教书育人，使清史研究后继有人。思治先生作为从事高等学校教育的资深教授，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践履了中华教育的传统美德，在尊师重教、教书育人方面，也表现了高尚的风范。他做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较早授予的博士生导师，多年来，用大量心血，精心指导，培养了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严师出高徒，而今经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所在学科的研究骨干和中坚，使学术事业特别是清史研究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今天，我们纪念王思治先生，其曰的就在于从他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色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和营养，弘扬他的治学风范，以推动清史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
作者简介：王俊义(1937-)，男，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100872。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